Ali Koç：清洁能源需要本土供应链和可负担的融资

Jennifer Zabasajja 询问，私营部门的优先事项与 COP31 主席国强调落实气候承诺的方向有多一致。Ali Koç 说，最好从快速变化的全球经济角度理解这个问题。

Koç 说，随着成本下降，清洁能源已经从被视为社会责任转变为经济必需品。他还看到了更广泛的地缘政治变化：过去强调效率和成本的商业决策，越来越多地反映出政府对主权和安全的追求。

在 Koç 看来，各国越来越希望控制价值链，减少外部冲击的影响。他说，发达经济体正在优先发展特定产业和本土产能，而过去的生产分散在世界各地。

他认为，能源不再只是生产成本，而已成为经济韧性、独立性和竞争力的核心。Koç 认为，政府、市场与国家安全之间关系的变化是结构性的，而非短暂的周期现象。

Koç 说，中国的强劲竞争、地缘政治风险和能源独立正在重塑商业决策。他以战略海峡附近的中断为例，说明一个地方发生的事件如何影响其他地区的经济和政治。

他将电气化描述为继煤炭、石油和天然气时代之后的下一阶段。被问到谁处于领先地位时，Koç 对比了欧洲的监管和碳定价、美国丰富的能源资源，以及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制造能力和国家支持。

Koç 说，结果取决于资本、能源和工业产能。他预计美国未来几十年仍将是领先经济体，但认为中国的竞争将难以减缓。

Zabasajja 问，这一转变对企业意味着什么。Koç 说，政府正越来越多地引导企业投资方向。对土耳其而言，他认为依赖进口能源会带来脆弱性，并给经常账户造成压力。

Koç 认为，用更清洁的本土能源替代化石燃料可以减少这种风险，否则地缘政治冲击可能影响更广泛的经济。他说，资本是有的，但不同地方的成本不同。

他在整个能源价值链中看到了机会，而不仅仅是发电：矿产精炼以及太阳能、水电和风能组件都是例子。他说，如果一个国家进口发电所需的全部设备，就有可能以一种依赖替代另一种依赖。

被问到最需要投资的领域时，Koç 首先指出电网。他引用一项需求称，到 2040 年需要新建或升级 1800 万公里电网，随后又提到储能：并非所有用户都在同一时间需要电力，而发电设施可能缺少足够的电网接入。

Koç 说，工业在不同时段需要不同数量的能源，因此配电和储能必须与发电同步发展。他还赞成使用可以互相平衡的多种能源，而不是单独依赖风能或太阳能。

Zabasajja 问，考虑到集团的炼油业务，Koç 如何确定投资重点。Koç 说，化石燃料在一次能源中仍占很大比例，需要进行炼制，而炼制的清洁程度和质量很重要。他将这种持续需求与集团的可再生能源计划作了比较。

Koç 说，集团预计到 2028 年将拥有接近 1000 兆瓦的发电能力，其中约 80% 是可再生能源。他说，目前集团在可再生能源方面更侧重风能而非太阳能。

展望未来十年，Koç 说，集团正在考虑土耳其境内外的能源机会，包括欧洲。他还希望集团参与价值链的多个环节，而不仅仅是发电。

Koç 说，与中国公司的合作尤为引人注意，因为供应商可以提供技术和长期融资方案。在他看来，成本可负担的融资对于清洁能源投资可行至关重要。

他引用了投资不平衡的数据：他说，中国以外的发展中国家拥有世界三分之二的人口，却只获得 15% 的清洁能源投资；非洲拥有 20% 的人口，只获得 2% 的投资。他认为融资渠道是决定项目能否盈利推进的关键因素。

被问到 COP31 怎样才算成功时，Koç 说，高层会议过去太多次只作出承诺而没有落实。他希望各方不仅落实本次会议的承诺，也对此前 COP 作出的承诺采取行动。

Koç 提议定期发布进度表，检验承诺的产能是否得到必要的电网、储能和融资支持。他说，在每届 COP 上公布这份进度表，可以让人们看到承诺是否可行、是否取得进展。

Koç 说，清洁能源与经济重点正越来越一致，但他不认为市场力量能够实现全部气候目标。一些最脆弱地区有迫切需求，却无法提供同样的经济回报。

他呼吁制定政策，弥补市场无法填补的缺口，并提到此前每年为新兴国家动员 3000 亿美元的承诺。Koç 说，还需要采取更多行动，并认为发达国家和开发银行应为转型融资作出贡献。

Koç 比较了开发银行融资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分别能动员多少资金，并说这一模式应该改变。被问及是否乐观时，他说自己抱有希望，但坚定的领导将起决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