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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5 月,Matthew Berman 对 Andrej Karpathy 宣布加入 Anthropic 作出回应。Berman 认为这一决定可能反映了对 AI 的悲观看法,并担心少数实验室吸纳了独立声音;但 Karpathy 的公告本身并不能证明他认同 Berman 归于他的观点。 Berman 还探讨了调查数据、政治两极化、媒体激励机制以及 Eric Schmidt 在毕业典礼上的遭遇。他认为,对 AI 保持乐观与批评公司及其决定可以并行。
- 1影响深远的职业转向Karpathy 宣布加入 Anthropic,重返研究工作,并表示计划适时恢复教育工作。Berman 将这一决定解读为行业信号,但其动机仍属推测。
- 2独立声音与少数大型实验室OpenClaw 创始人 Peter Steinberger 加入 OpenAI 时,Berman 也有类似的失落感。他担心少数公司正在吸纳持有不同观点的人才。
- 3公众对 AI 的担忧Berman 引用 Pew Research Center 的数据:半数美国成年人对 AI 在日常生活中作用增加的担忧多于期待。
- 4毕业典礼上的沟通问题前 Google CEO Eric Schmidt 对毕业生讲话的片段,说明了 Berman 的观点:AI 行业必须以人为中心,重视人的自主权。
- 5在乐观与批评之间取得平衡Berman 表示,负面视频能够吸引关注,但他既想强调好处,也想在公司决策值得批评时提出批评。
要点建议
- Karpathy 表示,他很高兴重返前沿研究,并计划适时恢复教育工作;他的公告并未说明他对 Anthropic 每一项立场的看法。
- Berman 担心研究人员集中于少数大型实验室,会缩小独立观点的范围。
- Pew 在 2025 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半数美国成年人对 AI 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增加的担忧多于期待。
- Berman 认为,恐惧叙事能够吸引关注,却可能挤占讨论 AI 潜在好处的空间。
- 他认为,有必要在适当的时候批评 AI 公司,同时描绘一个人们拥有自主权的未来。
按章节阅读整理后的全文
Karpathy 的转向与感受到的变化
Berman 介绍 Karpathy 加入 Anthropic 的公告,并解释为何这一消息令他惊讶。他推测这一选择可能反映了研究者怎样的世界观。
Andrej Karpathy 宣布加入 Anthropic,让我深受震动。他是一位有影响力的 AI 研究者、OpenAI 联合创始人,曾领导 Tesla 的 AI 工作,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教育者,能够深入浅出地讲解复杂概念。他的职位变动引起了广泛关注,我不禁思考,为什么这个决定让我觉得如此重大。
Karpathy 表示,接下来几年将是大语言模型前沿发展的关键时期,他很高兴能回归研究与开发。他还说,自己依然热衷于教育,并计划适时恢复相关工作。我看到 Anthropic 吸引了优秀人才,也想知道它的文化为这些人提供了什么。
我的第一反应是,加入一家公司看起来就像是在认同它的世界观。我把 Anthropic 与有关 AI 风险和就业冲击的警告联系在一起,并担心悲观情绪正在占据主导。不过,这只是我对这一决定的解读:Karpathy 的公告并没有说他认同我归于这家公司的所有立场。
想到一位独立研究者和教育者成为大型实验室的一员,我感到失落。我也不禁想知道 Karpathy 是否对未来持更悲观的看法。这些都是疑问和推测,并非他的公告所证实的事实。
AI 人才的集中
他将这一转向与 Peter Steinberger 加入 OpenAI 相比较,表达了对独立研究者加入少数大公司的担忧。他对实验室文化和可能动机的比较属于个人解读。
OpenClaw 创始人 Peter Steinberger 加入 OpenAI 时,我最初也有类似感受。一位独立创造者做出了创新的开源成果,我担心那份独立性会有所流失。我看到少数大公司正在吸纳这个领域的大量人才和资源。
Karpathy 帮助创立了 OpenAI,也曾在 Tesla 工作,因此他的转向更令我感慨。我将他选择 Anthropic 解读为对竞争实验室及其文化的一种评价,但选择一家雇主并不能告诉我们他为什么这样选择,或他对其他公司有何看法。Anthropic 吸引和留住人才的能力让我印象深刻。
我认为 Anthropic 的公开表述相对悲观;OpenAI 强调 AI 是工具,尽管转型艰难,最终仍会带来富足;埃隆·马斯克则明确乐观地展望富足的未来。这些只是对不同表述的概括,并不能完整说明各机构每个人的信念。
有多种选择的研究者,可能会受到使命、团队或技术问题的吸引。Karpathy 可能在 Anthropic 的研究中看到了令他兴奋的东西,也可能有完全不同的原因。仅凭入职公告,我无法知道他的财务状况、私人动机,或他是否认同某些具体预测。
公众担忧与两极化叙事
Berman 讨论了有关 AI 的民调、政治辩论以及社交媒体和新闻的激励机制。他认为,负面报道可能挤占讨论潜在好处的空间。

对我来说,更大的担忧是公众叙事。Pew Research Center 2025 年的一项调查发现,50% 的美国成年人对 AI 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增加的担忧多于期待。担忧程度随时间上升;ChatGPT 本身于 2022 年 11 月推出。调查中也有人同样感到担忧和期待,还有人期待多于担忧。
AI 也成了政治议题。在涉及 Bernie Sanders 和 Alexandria Ocasio-Cortez 的讨论中,以及特朗普政府与 Anthropic 的争端中,我都看到了两极化反应。我担心讨论变成非此即彼:要么认为 AI 完全有益,要么认为它完全有害,细致探讨的空间所剩无几。
我一直对 AI 非常乐观,或许因此让一些观众觉得我太天真。团队讨论过这些反馈,我认为批评有道理:如果我对所有事都充满热情,我的意见就没那么有分量了。我一直努力在该批评时提出批评,同时仍对悲观叙事的盛行感到担忧。
我认为这与社交媒体的激励机制有关。平台和新闻机构争夺注意力,恐惧或愤怒可能是留住注意力的有力手段。我提到新墨西哥州一个陪审团有关 Meta 与儿童受害的认定,作为更广泛讨论用户参与度的例子;这并不能证明每家媒体或每种算法都以同样的方式运作。
政治人物和媒体可能聚焦于有关 AI 的惊人说法,从就业问题到数据中心消耗的资源。这些担忧确实值得审视,但我认为整体情况既不是一场灾难,也并非一片光明。如果人们听到的只有恐惧的理由,就可能忽视有望带来巨大益处的技术。
我担心公众的恐惧会推动减缓 AI 发展的政策,而其他国家继续前进。这是一种地缘政治预测,并不能保证任何国家会如何行动。AI 行业也要对公众的不信任承担责任,它的沟通方式并没有帮自己赢得信任。
向毕业生谈论 AI
Eric Schmidt 的毕业典礼演讲片段及 Lulu Cheng Meservey 的回应,引出了如何在 AI 叙事中以人为中心的讨论。Berman 也承认 AI 公司对公众的怀疑负有一定责任。
一个例子是前 Google CEO Eric Schmidt 的毕业典礼演讲,现场可以听到打断声。在片段中,Schmidt 承认人们有恐惧,并认为 AI 将影响各个领域的工作。他建议毕业生组建 AI 智能体团队,帮助解决他们独自无法解决的问题,并鼓励他们尝试说“好”。
传播专业人士 Lulu Cheng Meservey 批评了这种表达方式,认为毕业生应当是主角,而不是 AI 塑造的未来中的附属品。我同意,行业谈论奔向 AGI 的竞赛时,所用的术语甚至连业内人士都有不同定义。在我看来,告诉毕业生去帮助构建一种他们担心会取代自己的东西,讲不出一个有说服力的故事。
创作者的两难与充满希望的结语
Berman 反思批评带来的关注,以及观众对他过于乐观的反馈。他再次谈及 Karpathy 的转向,希望在乐观与问责之间取得平衡。
这里也有我个人面临的两难。批评公司定价、对待开发者的方式或透明度的视频可能表现很好;不断制作批评 Google 或 Anthropic 的视频很有诱惑力。但积极的进展也值得关注,我对未来的整体看法仍然乐观。
观众曾告诉我,我总是在炒热气氛,很少说负面的话。我认真对待了这些意见。作为创办过初创公司的人,我知道把自己的作品推向世界却遭人嘲笑是多么难受,但这并不意味着公司及其决定应当免受批评。
我再次谈到 Karpathy,是因为我曾把他的转向视为对我与 Anthropic 联系在一起的悲观立场的认同,包括严重的就业流失和反对开源。但这种推断只是我的解读,并非 Karpathy 的声明。另一种可能是,他的加入会为公司带来不同视角。
我希望在保持乐观的同时批评糟糕的决定,并在没把握好平衡时倾听反馈。我希望 Karpathy 加入后,Anthropic 能变得更加积极。为了举例说明我所回应的那类悲观论点,我向观众介绍了另一篇讨论 Anthropic 一篇有关与中国竞争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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