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ex Karp 预计 AI 将扩大贫富差距，同时反对财富税

Alex Karp 说，Palantir 早期花了大约三年开发反恐产品而没有收入。他认为这偏离了通常的软件商业模式：公司追求一款困难的产品，既要识别威胁，也要保护公民自由。

Walter Isaacson 介绍说，Palantir 试图在“9·11”后把 PayPal 识别欺诈所用的方法用于情报数据。他问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Karp，强大的分析系统如何在支持安全的同时保留问责。

Isaacson 问到 Karp 的父母和童年。Karp 描述了复杂的家庭关系和混乱的离婚经历，并认为这样的成长环境让他相信自己的生存能力，同时对既有结构保持怀疑。

谈到阅读障碍时，Karp 说自己多年来没有公开这一情况。他把阅读描述为需要额外的转换过程，但也认为这种经历让他面对问题时不会自动接受惯常的做法。

Karp 声称，Palantir 的反恐软件帮助阻止了数百次袭击，其产品后来也对乌克兰防御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把开发决定与愿意多年不取得收入联系起来；这些是他对公司影响的描述。

Karp 认为，许多软件公司追求简单而让客户难以放弃的产品，然后高度依赖销售。他把这种模式与 Palantir 的长期投入对比：后者希望产品同时满足安全和公民自由，而不同群体往往把两者视为冲突目标。

Isaacson 认为，局外人身份可能是一种优势，因为它减少了融入群体的压力。Karp 回应，有些人不再尝试融入，是因为预计自己会失败；他认为 Palantir 的文化和产品体现了局外人视角。

Karp 谈到自己研究生时期对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及其支持希特勒的批判。他认为看似对立的政治运动可能共享他所认为的倒退性假设，并说自己最终决定创办公司，而不是继续从事学术哲学。

他告诉 Isaacson，建设者通常结合了局外人视角、审美兴趣和商业判断。这是他对成功科技公司的解释，并非说技术能力无关紧要。

Karp 在斯坦福法学院认识 Peter Thiel。据 Karp 回忆，Thiel 后来提出把 PayPal 打击欺诈的方法引入情报工作；Karp 觉得这个想法很有吸引力，于是加入。

Karp 表达了对美国国家事业的支持，同时承认奴隶制、融合方面的失败和对阶层关注不足。他认为，美国的规模、多样性和宪政框架使其成为独特的政治实验。

他强调言论自由、持枪权和隐私权。在他看来，如果没有保护人们在私人空间形成非主流甚至冒犯性想法的权利，前两项还不够。Isaacson 追问，这一原则如何与 Palantir 在数据收集中的角色相容。

Karp 说，欧洲规则在商业和政府场景中都重视隐私，而美国人可能低估了商业机构越界的风险。他认为，愿意与公司分享数据的人也可能低估科技产品对其观点的影响。

Isaacson 问，Palantir 是否助长了监控文化并削弱自主权。Karp 区分了有法律授权与没有法律授权的监控，并说 Palantir 产品能够在授权到期时执行数据保留限制。

Karp 说，公司工具在法律程序下用于打击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他认为，拒绝所有这类监控可能削弱公众对自由制度的支持；Isaacson 则继续追问更广泛的数据收集后果。

当被问及 AI 和广泛数据收集是否威胁自主权时，Karp 说，如果不加约束，确实会。他把 AI 看作可用于善或恶的原材料，并支持立法阻止战场技术被用于国内。

他认为强大的军事能力是威慑所必需的，但也警告，追求绝对犯罪控制的国家可能压制无辜者和政治异议。他的观点是，安全必须受到法律和公民自由的约束。

Karp 预计，即使 AI 创造更多或更好的工作、部分劳动者得到再培训，它仍会加剧现有阶层不平等。他说，技术拥有者的财富可能增长许多倍，而劳动者薪酬涨幅要慢得多。

Isaacson 问，技术推动的巨大贫富差距是否意味着应该投入更多资源建设公共产品。Karp 同意需要应对不平等，并说自己愿意接受更高税负，但反对财富税；他认为财富税可能损害科技公司并扩大侵入式监控。

他提出一种涉及遗产税的权衡：增加税收的同时识别政府浪费。他建议，每增加一个单位税收，就识别半个单位的浪费。他把减少不平等与确保新增资源真正改善穷人生活视为两个不同问题。

Isaacson 质疑评估每个人资产的实际难度。Karp 回应，AI 恰恰可能通过分析个人数据让这类评估更可行，因此他认为监控后果是核心问题，而不是附带问题。

讨论转向数据主权和 AI 模型提供商。Karp 声称，一些企业客户对提供商使用有价值的专有数据训练模型、并可能与客户竞争感到愤怒。Isaacson 问 Palantir 如何应对。

Karp 说，Palantir 就合同以及如何使用闭源和开放模型向合作伙伴提供建议。他把公司的本体描述为一种上下文框架：整理原始信息供使用，同时充当保护层；他认为机构和个人应保有数据主权。

Isaacson 问，是否应有更多科技公司支持美国的军事目标。Karp 说，硅谷本身就产生于大学、政府和资本的合作，并批评他所认为脱离国家服务的科技文化。

Karp 认为，围绕财富形成的社会契约取决于人们能否看到对社会创造的价值。Isaacson 问，科技财富是否来自无关紧要的产品。Karp 说，产品可能有价值，但普通木匠仍可能觉得自己的物质生活改善不大，与少数富人的收益形成对比。

他认为 AI 可能加剧这种分裂，尤其是当科技领袖一边预测失业，一边承诺用自己不断增长的财富提供支持时。Isaacson 把这与国家共同抱负的消失联系起来；Karp 说，共同抱负必须让人相信自己的生活能够改善。

谈到对政府的不信任，Karp 提到强大的新技术、公众感受到的管理失误以及薄弱的国家目标感。他说怀疑态度可以理解，同时警告政治极端势力会利用这种情绪。

回忆在德国与前纳粹成员的交谈，Karp 认为个人魅力和对爱国主义的滥用可能吸引人们加入极端运动。他还说，资本主义在他看来优于现有替代制度，却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也可能造成严重的财富与政治权力失衡。

Isaacson 最后问，如果机器超越人的认知能力，人还有什么独特之处。Karp 借助一种人权观回答：个体性和人的精神具有超越智力的价值，应该继续受到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