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ter Thiel 谈 AI 加速、全球权力与建设者的价值观

Walter Isaacson 介绍，《The Builders》试图理解那些塑造未来的人持有怎样的道德观。在对话中，他遇到过强烈的自由意志主义、尼采式思想、对同理心的怀疑，有时还有对人类的悲观看法。他认为，强大的技术会影响所有人，因此，建设者圈子以外的人也需要参与决定技术将走向何方。

他的嘉宾是 Peter Thiel，Isaacson 称其为“建设者的建设者”。Thiel 支持过马斯克、Alex Karp、Sam Altman 等人，也支持过 J.D. Vance 等政治人物。开场集锦呈现出鲜明反差：一方面，他被认为是眼光非凡的投资人；另一方面，批评者担心他积累了过大的影响力。

Isaacson 想知道，Thiel 认为社会究竟在建设怎样的未来，眼下对 AI 的恐惧是否合理，以及他关于敌基督的演讲到底想表达什么。这些问题背后是对权力的担忧：一些人可能拥有创造变革性技术的动力，却没有足够的同理心或稳定的道德判断，无法妥善应对技术的后果。

Isaacson 首先问，是什么导致了反对 AI 的浪潮。Thiel 同意这种反弹正在发生，但提醒人们，解释原因难免带有推测。AI 的赢家和输家尚不明确。他预计这项技术会带来显著增长，也会造成冲击；从自主机器到《黑客帝国》式世界，熟悉的反乌托邦情景又让人们多了一层担忧。

Thiel 指出，这些恐惧并非最初来自外部批评者，而是多年来一直存在于 AI 开发者之中。在他的叙述中，Google 收购 DeepMind 后，OpenAI 的成立部分回应了这样一种担心：如此重要、又可能危险的技术，不该掌握在一家公司手里。后来，一些人离开 OpenAI，也反映出他们对于应当多认真地对待风险存在分歧。

Isaacson 请 Thiel 解释有效利他主义，因为公共讨论经常提到这个运动，却说不清它是什么。Thiel 将其部分思想背景追溯到 2000 年代 Berkeley 和 Oakland 一带的未来主义圈子。那里未必在打造最大的科技公司，却围绕理性、未来和人工智能的可能性，展开了活跃的思想讨论。

Thiel 说，这些未来主义者的重要直觉在于，AI 可能比主流观点预期的更早出现。经历了几十年过度承诺后，这个领域很容易遭到轻视，但计算机的能力仍在持续增强。瓶颈或许不完全在于缺少更好的算法；足够强的硬件，也可能让那些长期显得遥远的能力变得现实得多。

Thiel 接着说，这些思想家还意识到，AI 会改变社会，也可能非常危险。它可能成为武器，也可能以近似科幻情节的方式获得自主性。他认为这个运动的某些部分过于封闭，近乎教派，但仍强调，应当承认对手看对了什么，而不是否定其整个世界观。

Thiel 用 Anthropic 的商业成功说明，自己对这个运动的批评也有复杂的一面。他推测了这家公司上市时可能达到的估值，并反问：一个被视为不理性的群体，怎么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建成如此成功的企业？他更广泛的主张是一种思考方法：批评对手之前，先尽力把对方最有力的论点解释得和他们自己一样好。

Thiel 认为，有效利他主义者最有力的论据，首先在于他们认识到 AI 正在逼近。他区分了 AI 的几种含义：能力相对有限的监控系统、拥有近乎神一般智能的超级智能，以及介于两者之间、行为像人的系统。图灵测试关心的是中间这一类：机器的输出能否让人相信，它是一个人。

Thiel 说，即使只是类人的 AI，也会引出重大的经济问题。它会与劳动者互补，还是取代劳动者？Isaacson 说，Tulane 的学生担心，新技术会消除他们原本期待进入的岗位。他追问，更高的生产率究竟会创造新机会，还是让社会不得不重新寻找人类劳动的位置。

Thiel 在给出预测前强调，没有人能够确定。他预计，AI 会大幅提高生产率，并给经济带来降低通胀的力量，让商品和服务更便宜。除非少数公司极其狭窄地攫取了收益，否则他预计处于中位数的普通人会获益。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行业、每个人都能免受冲击。

他将这种焦虑与 19 世纪人们害怕机器取代劳动者作比较。机器确实让特定行业的工人失去工作，其中有些行业规模很大；但机器也让人们能够去做其他更有生产价值的事情。这依然是他对 AI 的直觉。Isaacson 抓住收益集中的那个前提追问：人们现在担心的，不正是少数公司把这项技术掌握在手中吗？

Thiel 说，过去两个世纪里，技术创新创造的大量价值流向消费者、劳动者和更广泛的经济体系，而不是留在企业手中。软件和互联网在一定程度上是例外：它们催生了利润极高、带有自然垄断特征的公司。因此，人们有理由追问，规模可能更大的 AI 市场，是否会重演这一模式。

作为投资人，Thiel 喜欢问创始人：是什么让你的公司拥有垄断地位？垄断对社会的利弊可以讨论，知识产权也能形成正当的排他优势。但从企业内部看，无休止的竞争并不诱人，因为对手可能把利润消耗殆尽。他说，AI 公司的融资陈述往往很擅长谈增长和技术进展，却很难解释如何长期抵御竞争。

Thiel 认为，AI 的领先位置不断易手。DeepMind 在 2010 年代初引领过重要工作，随后 OpenAI 凭借 Transformer 模型和 ChatGPT 取得突破。他肯定 Sam Altman 提前锁定芯片与数据中心容量的做法，但认为 Anthropic 如今在某些方面或许更有优势。Google、Meta、Grok 和中国的竞争者也没有远到可以忽略，结果仍不确定。

在 Thiel 看来，这些创始人的行为更像生存之争，而不是安稳地享受垄断。如果竞争持续，他预计成果会更广泛地扩散。但他也承认，一个人最终在平均意义上过得更好，并不妨碍中途经历令人恐惧的波动。可以预期的加薪，与收益和损失范围都很大的不确定结果，给人的感受截然不同。

这种差别让 Thiel 理解了反弹，尽管他总体上认为它判断有误。潜在收益陌生而不确定，可能出现的冲击却更容易想象。人们通常不会为了风险本身而欢迎风险。Isaacson 补充说，竞争也许有利于经济，却同时会让安全协调、监管和任何暂停发展的提议更难实施。

Thiel 说，他担心中国正在发展的一种高科技极权主义。在他的理解中，一个制度不必重现过去独裁政权的大规模暴力，也可能变得压迫。监控和数据可以让当局对个人拥有非同寻常的了解。他不希望这种政治模式成为 AI 竞赛中最终占主导地位的结果。

Isaacson 问，Thiel 是否同意 David Sacks 和特朗普的观点：与中国竞争，意味着不能暂停 AI，即使技术可能构成生存威胁。Thiel 大体同意。但主要 AI 公司自己也在发出警报、要求放慢发展，这让他在公开提出上述论点时，感到没有那么自在。

这些警告并未说服 Thiel 加入暂停阵营，他仍然支持继续踩下加速踏板。当 Isaacson 用最近令人不安的报道质疑他时，Thiel 说，要控制 AI，可能就必须发展 AI。如果中国继续推进这项技术，他认为美国保持领先就更加紧迫，也包括防范能力越来越强的网络攻击。

Thiel 随后转向他认为更核心的经济问题。他把中产阶级社会描述为这样一种社会：人们期待子女会比自己生活得更好。美国长期维系了这种期待，但千禧一代和 Z 世代越来越失去这样的信念。他不确定 AI 能否独自恢复这一承诺，却把它视为仍然存在的重要增长来源。

Thiel 承认，AI 的收益可能分配不均。但在他看来，如果过去禁止互联网，现在又禁止 AI，增长就会所剩无几。他把停滞与欧洲、日本较为缓慢的经济表现联系起来。在一个不再扩张的社会里，每个赢家都需要一个输家，这会让政治和社会生活更趋向零和，也可能更加残酷。

Isaacson 用全球化的经历反驳这一论证。他支持更自由的贸易、移民与资本流动，因为他预期这些会带来增长，而事实也确实如此。但他低估了，一部分人会遭受多么严重的损失。AI 是否也可能在提高总体财富的同时，让某些社区或劳动者付出沉重代价？

Thiel 同意，全球化推动了美国及其他地区的增长，但结果并不均衡。不过，他仍区分全球化与技术进步。全球化可以利用不同地区的劳动力成本差异：消费者买到更便宜的商品，较贫穷的国家扩大生产。他认为，随着工资差距缩小，互惠套利的空间会收窄，整个关系也可能变得更具竞争性。

相比之下，技术意味着用更少的资源做更多的事。Thiel 说，技术在最好的情况下提高的是人均产出，而不只是通过增加人口或转移生产来扩大经济。他认为互联网有帮助，但不足以恢复强劲增长。AI 可能带来更大的变革，也可能更平稳地提高生活水平，不过他将其表达为一种希望，而非确定的结论。

休息过后，Isaacson 回到灾难的可能性。他提到，一些报道描述 AI 智能体似乎在串通行动，或表现出不符合人类福祉的行为；Dario Amodei 和马斯克等人也发出了警告。Thiel 是否认为，末日结果哪怕有 5% 或 10% 的可能性？他是否准备了地堡，或其他个人逃生方案？

Thiel 怀疑，面对真正波及全球的 AI 灾难，地堡能有什么用。他也怀疑，人们能否对这类前所未有的事件形成可靠的概率直觉。在他看来，地球上所有人死亡的概率如果有 5% 或 10%，已经高得惊人，即使非常微小的概率也值得担忧。他不认为这种结局很可能发生，但也不声称知道该怎样准确衡量。

他的回应是，不创新同样会制造危险。如果中国在 AI 上超过美国，同时地缘政治敌意加剧，他担心中国可能把这种优势用作武器。Isaacson 提议，不妨设想一个没有中国的世界，以便单独讨论安全问题。Thiel 不接受这个前提，认为它与现实决策所处的环境相距太远。

Thiel 认为，即使承受竞争压力，AI 公司也有动力防止灾难性失败，并维持内部控制。它们对自身系统的理解，也比政府更深。他怀疑，企业公开要求监管，有时是在利用官员不知道规则该怎么写、行动又缓慢这一事实。这种要求或许只是转移责任，而没有解决实际的安全问题。

Thiel 将特朗普强调现行刑事处罚已经适用，理解为另一种要求企业自行承担责任的方式。他回忆起 Meta 的类似时期，自己从 2005 年到 2022 年担任该公司董事。当 Mark Zuckerberg 公开要求更明确的监管时，Thiel 的印象是，国会委员会更想批评他，而不是设计一套可行的监管制度。

Thiel 继续说，要求监管的呼声也有内部受众。告诉员工自己正在开发一项强大而可能危险的技术，可以强化他们工作意义重大的认知，传递出自己正在建设全球最重要企业之一的信息。他承认，实验室内部存在真实的恐惧，也有人因此离职；但他认为，同样的话语也能激励员工，强化组织认同。

Isaacson 引用 Thiel 的论点：一个敌基督式人物可能通过不断谈论末日和生存风险来获取权力，让人相信灾难将至，而不是亲手制造灾难。他问，这种模式是否正在 AI 讨论中出现。Thiel 说，他想促使人们追问，为了避免灾难，自己可能会接受什么样的政治制度。

Thiel 将其与二战后的核武器讨论作比较。Oppenheimer 等科学家担心未来爆发核战争，因此支持建立更强的国际权力机构来管控核武器。Isaacson 回应，这些警告促成的安排，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作用。Thiel 同意，部分管控措施有益，但提醒人们，历史检验只持续了几十年，而不是无限久。

他明确承认，气候变化、其他环境问题、核武器，以及可能的 AI，都带来了严重的生存危险。他额外担忧的是一种“温和”的全球极权政府。如果威权统治覆盖整个地球，就再没有外部空间。苏联之外仍有其他制度，最终也走向瓦解；相比之下，普世一统的体系可能很难逆转。

当被问到敌基督究竟是什么意思时，Thiel 将其解释为《圣经》和中世纪想象中的一种暴君：在历史终结时统治全世界。他把它当作文学与政治思想实验：在不同历史时期，这样的统治者可能怎样上台？在较早的时代，人们或许会设想一名科学家制造出更强的武器，再征服所有其他人。

Thiel 认为，这幅图景或许更符合 17 世纪，而非当代政治。如今，对科学技术的恐惧，可能比借技术征服世界的热情更能动员社会。害怕环境或技术灾难的人，也许会支持权力越来越大的全球机构。他强调的是制度风险，而不是声称某一位环保活动人士就是字面意义上的敌基督。

他并不拒绝所有国际监管。在他看来，后来形成的核管控安排利大于弊。他担心的是，人们往往没有充分审视所提议的权力机构。他将其与全球化比较：倡导者缺乏足够的批判性思考，结果在真实收益之外，也出现了本可避免的伤害。政治解决方案应该与它试图应对的危险一样，受到严格审视。

Thiel 以 Eliezer Yudkowsky 的《If Anyone Builds It, Everyone Dies》为例。他认为，该书对 AI 灾难的技术讨论很详细，尽管概率判断仍可争辩。相比之下，他觉得其全球监管方案相当模糊。他担心这种失衡：对技术如何毁灭世界进行了大量分析，却很少分析所提议的控制体系到底该如何运作。

Isaacson 问，既然可以用中性语言描述这些担忧，为什么 Thiel 偏要使用如此令人不安的宗教措辞？Thiel 承认，这能吸引注意力。但更根本的是，他认为措辞会改变人们眼中的选择。“要么一个世界，要么没有世界”这样的口号，似乎把全球政府变成避免毁灭的显然选项，却无须进一步审视如何约束它的权力。

Thiel 将敌基督与末日并列，是想让不受约束的全球权力和灾难性的技术毁灭都成为不可接受的结果。他表示，目标是寻找适度的第三条道路，而不是认命地接受其中任何一端。他说，这种宗教比较迫使人们把政治危险也纳入讨论，因为简单地在统一与毁灭之间二选一，可能掩盖这种危险。

Isaacson 转向反对科技亿万富豪的浪潮，其中包括一些获得过 Thiel 资助的人。他担心，少数人对未来拥有非同寻常的权力，道德约束却可能比前几代领导者更少。Thiel 首先问，他担忧的是经济权力还是政治权力。Isaacson 说两者都是：越来越少的人，正在决定其他所有人生活的条件。

Thiel 认为，“建设者”这个词抓住了自己的 Founders Fund 之名未能体现的东西。创办公司很重要，但公司的变革性影响来自随时间不断复利的增长，这是一场马拉松。即使暂且接受 Isaacson 的批评，他仍要问：有什么其他组织形式，可以不依赖特立独行的创始人，也实现同样程度的创新？

Thiel 眼中的替代方案，是一名受过 MBA 教育的职业经理人，受谨慎、回避新项目的董事会监督。他描绘出鲜明的二选一：一边是有魅力、有时危险，却能激发创造的领袖；另一边是维护既有惯例的乏味官僚体系。Isaacson 用乔布斯之后的 Apple 检验这个说法：当职业管理层取代创始人，公司是否失去了创造方向？

在 Thiel 的叙述中，乔布斯之后的 Apple 依然极其成功，却很少做出根本性的新事物。他把研发支出与股票回购作对比，将库克描述为高效的运营者，而非富有魅力的发明家。智能手机已经创造了巨大机会，即使没有同等规模的下一项发明，公司仍可通过制造、品牌和分销不断扩大成果。

Thiel 说，两种模式都可能给股东带来回报，但他认为，马斯克和乔布斯这样的人，通过创造新的可能性，为社会带来了更多价值。Isaacson 随后追问 Thiel 自己的评价标准。他不认为，金钱足以解释自己写过的那些人物，因此想知道，一位已取得非凡财务成功的投资人，究竟还有什么动力。

Thiel 承认，自己可能过于喜欢获胜。他也描述了对思想和有趣对话的持久热情。弄清事情本身就有价值，即使他会告诉自己，这也许有助于投资。他对这个方便的理由并不完全相信，而是把求知欲视为一种不必归结为财务效用的动力。

Isaacson 问，建设者应该追求什么更大的目标：民主自由、人类福祉，还是超越寻找下一次盈利机会的东西？Thiel 回到他长期强调的区分：比特世界的进步，与原子世界的进步。他认为，物理世界的发展在 1970 年代放缓，而计算机继续前进，工程师实际可追求的抱负由此逐渐收窄。

回忆 1980 年代末的 Stanford，Thiel 说，机械、航空航天、化工和核工程，看起来都已经不如从前有前景。在他的叙述中，实体产业发展缓慢、监管繁重，计算机科学却成了仍然能出现重大新事物的例外。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人类拥有身体，依赖物质条件生活，而不只是依赖数字服务。

他希望 AI 帮助重启物理世界各个领域的科学和工程进步，医学就是核心例子。即使大幅延长寿命令人感到不安，治愈失智症或阿尔茨海默病也应该是有吸引力的目标。他希望新技术能推动那些已经难以进步的领域，让它的贡献不止于再造一家成功的软件企业。

Isaacson 重提此前 Ross Douthat 与 Thiel 的一段交流：当时 Thiel 在回答是否希望人类延续时，犹豫了很久。他问，保全人类是否应该是主要目标。Thiel 认为生存极其重要，却不愿把它作为唯一目标。他说，仅仅延续眼下的状态，并不能解决技术和社会究竟应该实现什么的问题。

Thiel 认为，Silicon Valley 不擅长阐明技术的意义，或许它也不应该成为唯一需要给出答案的地方。目的可能不止一个。避免生存灾难显然是任务的一部分，但技术也能减少已经存在的威胁。他以核能为例，说明某些技术可以在限制碳排放的同时，帮助维持人类文明。

Thiel 解释，自己在上一次采访中之所以犹豫，是因为他听到了问题背后的另一层意思：既然改进会带来危险，为什么不让一切维持原状？他不认为这是对人类苦难的充分回应。启蒙时代的科学抱负，是改善生活处境，让生命不再那么短促、残酷。严重疾病和本可避免的局限，依然给了人们寻求改变的理由。

Thiel 明确表示，他希望人类既能生存，也能繁荣。活得更长、更健康是值得追求的，而进步可能是实现这些目标的必要条件。因此，他为创新辩护，并不是说生存不重要，而是认为，被动维持现状不足以指导人类的未来，甚至可能把问题带偏。

休息之后，Isaacson 问起 René Girard 与模仿欲望。Thiel 解释，Girard 将模仿视为人性的核心。孩子通过模仿他人学习语言，文化也通过同样强大的能力传播。他借用亚里士多德和达尔文的思想，将人类的特点描述为格外擅长模仿，而非摆脱了模仿。

当人们争取同一件东西、同一种地位或位置时，同样的机制也会引发冲突。模仿可以富有创造性，却也可能变得破坏性十足、毫无产出。Thiel 描述了人们对位置性资源的竞争：这些东西未必像参与者想象的那么重要。他还提到，勋章能激励将军。看似自由选择的抱负，也许只是从别人那里借来的欲望。

Thiel 说，从心理学角度理解 Girard，会引出逃离这种无创造力竞争的想法。他区分了这种解读与 Girard 自己的基督教视角：后者更加怀疑，个人是否真有能力不再模仿。对 Thiel 而言，实际启示是保持警觉：群体既有智慧，也会疯狂；社会认可可能把人从值得做的原创工作上拉开。

他最欣赏的建设者，往往长期坚持一种独特愿景，其根源也许是第一性原理或某些坚定观念。马斯克想去火星，并不符合社会常规，却打开了一条原本可能无人探索的建设道路。Thiel 将马斯克和乔布斯列为最突出的例子：他们追求的方向，不只是复制其他所有人想要的东西。

乔布斯用独特方式组合既有元素，创造了能连接互联网的手机。Isaacson 注意到，Thiel 对模仿的描述，与谈论 AI 时的语言出奇相似：图灵的模仿游戏、生成式系统，以及危险的复制。他问，Girard 的思想是否也包含了对人工智能创造过程的某种警告。

Thiel 认为，Girard 会提醒人们，不要在解释世界时赋予技术过多的自主性。人们谈论核弹，仿佛它本身是一股神一般的力量，但制造和使用它的人才是关键。把这一点用于 AI，问题就变成：是什么驱动着经营这些公司的人，他们想实现什么目标？

Isaacson 请 Thiel 直接回答这个问题。Thiel 承认，尽管自己花了很多时间思考，仍然很难理解这些人的动机。不过，他认为马斯克、Amodei、Altman 和 Zuckerberg 总体上善多于恶，也太容易遭到妖魔化。他们的个人品格很重要，因为它会影响公司，以及这些公司参与塑造的世界。

Thiel 将这个观点与 Isaacson 的传记作品联系起来：这些书中的重要人物都很复杂，并不只是好或坏。他认为，更深层的对立观点是，个人根本不重要——无论谁领导，历史都会差不多地向前发展。Isaacson 同意建设者很重要，然后追问：这是否意味着，避免作恶是他们不可推卸的责任？

Thiel 说是，但随即提出表象上的复杂性。公开展示美德，可能不如坦率暴露令人不快的特质诚实。他以 Gates 和马斯克为例，区分自己所说的“美德展示”与“恶德展示”。他的意思并不是坏行为会因此变好，而是一个让人安心的公众形象，本身无法证明某人的道德品质。

他接着区分“好”的两个反义面：道德上的恶，以及单纯做不好事情。一辆动力强但油耗高的汽车，可能因伦理理由遭到批评；一辆总是坏掉的汽车，则是无法完成自身任务。Thiel 认为，一些人谴责建设者的道德，却也隐含地承认他们能成事，而平庸的官僚体系往往什么都做不成。

Isaacson 问，一个平平无奇的官僚，难道不还是比邪恶的领导者更可取吗？Thiel 说，他的排序是善优于恶，但恶优于无能。他引用不同版本的浮士德故事：在他的解读中，Marlowe 笔下的人物是欺诈的魔术师，最终下地狱；Goethe 笔下的人物获得了令人不安的知识，却最终因做出足够多的好事而获救。Thiel 更认同后者的情感取向，但不把自己等同于浮士德或魔鬼。

当 Isaacson 再次追问，他是否更喜欢有效率却邪恶的人时，Thiel 说，自己是在对一个厌倦无能的社会作广泛观察。令人沮丧的政府办事机构，未必显得邪恶，但仍可能严重失职。Isaacson 请他说明何谓恶，Thiel 承认，要完整解释其中的道德维度很难。这是一种挑起思考的区分，而非完整的伦理框架。

Thiel 用干细胞研究说明自己的论点。在他的叙述中，保守派批评者因研究涉及胚胎而称其不道德，同时承认相关科学可能带来疗法。他认为这削弱了反对者的立场，因为公众在意巨大的潜在收益。他的解释是，将一个有效的项目称为邪恶，可能反而强化人们对它有能力取得重要成果的认知。

他将此与 1990 年代关于越界艺术的争议作对比。他说，批评者攻击作品的质量，而不接受“冒犯性使它伟大”的前提，因此取得了成功。称作品差，而不是恶，支持了反对公共资助的理由。他通过这些例子强调，能力与道德是不同维度，而公共讨论常常将其混为一谈。

Isaacson 将讨论拉回实际投资决定：在 Thiel 的评价体系里，创始人的道德方向究竟有多重要？Thiel 说，自己非常看重这一点。他还补充，自己不喜欢投资那些仅仅是生意的公司。他寻找的是超越短期交易的重要目标，而不是一个在人们每次买卖时收取少量费用的机制。

马斯克奔赴火星的抱负，是 Thiel 所说超越性目标的例子。他并不声称自己知道，这个目标在道德尺度上究竟该如何定位，但认为它超越了传统商业目的。追求某种比眼前业务更大的东西，是他希望在建设者身上看到的品质，尽管这种品质本身并未回答 Isaacson 的伦理疑问。

Isaacson 问，在 AI 时代，人类有哪些事情是独有的？停顿之后，Thiel 说，关于人工智能的问题，也是关于人类身份的问题。语言曾经似乎提供了一条清晰分界，例如 Noam Chomsky 对人类独特能力的解释。现代语言模型的出现，让这个答案不再那么稳固。

Thiel 转而强调意识。他将自己描述为多少带有笛卡尔式倾向，并表示自己不认为 AI 拥有意识，也不认为它将来会有。人类以一种独特、有意识的方式体验日落，并且知道自己正在体验。他没有把这作为有关机器的已证事实，而是表达自己的信念：如果人类消失，生命的这个维度也会失去。

Thiel 补充，意识或许不是保全人类的唯一理由。Girard 也把注意力引向关系：人不只是孤立地思考自身的心智。家庭生活、公司和更广泛的社会，让人的存在具有关系维度。AI 可能改变这些关系，但他希望技术能够改善它们，而不是把人类缩减为可以替换的信息处理器。

Thiel 认为，花在重复劳动上的时间减少，人们就可能有更多时间陪伴彼此。在那样的未来，关系也许会变得更重要，而不是更不重要。在他看来，如果用计算机取代所有人类，就会同时牺牲人类的意识体验和关系维度。即使机器可以完成许多相同的外在任务，他仍然认为这些损失非常严重。

Isaacson 向 Thiel 致谢，结束对谈。这场交流呈现出一个现实张力：Thiel 将创新视为增长和改善人类生活的必要条件，Isaacson 则不断追问，谁值得托付这样的权力。Thiel 最后对于什么应该延续下去的回答，集中在人类体验与关系，而不只是能力越来越强的机器继续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