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lissa Chen 将言论自由关切与中美竞争联系起来

我认为，中国是当今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并认为中国一直在努力影响美国机构，以实现其战略目标。我的观点部分来自于在新加坡长大、后来移居美国的经历；在那里，我开始关注言论自由和国家安全。

我出生在新加坡，在一个保守的卫理公会家庭长大。我记得那是一个高度重视法律与秩序的社会，各种行为都可能被罚款。我觉得针对破坏社会或宗教和谐言论的限制令人窒息，从高中起就想去美国生活。

我父亲在新加坡国防部从事军事情报工作。受他的工作影响，我从小就思考国家安全，以及美国保护对较小国家的重要性。在我看来，美国海军在保障贸易航线方面的作用，与新加坡作为贸易港口的地位尤其相关。

我 17 岁抵达波士顿上大学。虽然我很兴奋，但在新加坡生活之后，看到道路和桥梁的状况，以及校园附近的无家可归现象，我感到惊讶。随着时间推移，我也开始担忧有关种族和身份的观念，以及我所看到的日益僵化的校园环境。

我感受到了有关谁可以发言、谁的观点被认为可信的压力。与我所认识的新加坡政府限制不同，我认为这种压力来自同龄人、管理人员和社交媒体。我相信它助长了焦虑和自我审查，让我想起了自己离开的环境。

这段经历促使我开始撰写政治和文化冲突方面的文章。在新冠疫情期间，我对当时关于针对亚裔攻击事件的主流表述提出质疑。我认为，把这个问题描述为反亚裔仇恨的广泛流行，与我对实际情况的理解不符；我说，采取这种立场让我受到批评。

随着我更加关注中国，我开始认为，一些媒体和商业领袖误解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价值观。我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与美国的价值观相冲突，而一个更强大的中国可能会向其他国家施压，要求它们接受中国的规范。

我离开新闻行业，进入一家商业情报公司，为企业、非政府组织和政府分析对华敞口。我认为，中国对美国机构的影响是其推进自身利益、取代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的战略的一部分。

我特别关注 AI 和太空领域。我担心，如果中国的 AI 系统占据主导，对政治敏感问题的回答限制可能会进入其他地区使用的工具。我以关于天安门广场的问题为例，认为对技术的控制也可能影响国际规范。

我将自己对中国政治监控和有限政治选择的描述，与我在美国重视的自由作对比。我认为，中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会受到这些国内做法的影响。这也是我认为技术和制度竞争影响重大的原因之一。

我还将美国的芬太尼危机与中国联系起来，说生产所需化学品和制药设备来自中国，而墨西哥贩毒集团利用它们制造毒品。我将这种贸易描述为削弱美国的努力之一，并谈到人们在不知道假药含有芬太尼的情况下服用所面临的风险。

尽管有这些担忧，我相信美国拥有能够纠正错误的制度。言论自由以及联邦、州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分配，是我这一信念的核心。我以人们在各州之间迁移为例，认为这体现了政策可以受到质疑和改变。

我将这一制度与自己对中国的评价作对比；我认为，在中国，人们选择代表或自由表达的能力较少。我仍然认同自己所理解的美国生活方式，并相信其自由需要得到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