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ic Ries：成功的公司为何会失去最初的目标

Eric Ries 请听众想一想自己喜爱的产品：它是否融资、成长、被收购或上市过？接着他请大家举例，说明大笔资金注入后产品变得更好。他说，听众的笑声表明，许多人已经开始预期公司规模扩大后会变得更具掠夺性。

Krista Tippett 将 Ries 的新书《Incorruptible》描述为他早年关于创建和扩大企业工作的延伸。Ries 说，为创始人提供建议让他看到了增长的两面：他为曾帮助创立的公司感到骄傲，也看到另一些公司恰恰因促成扩张的成功而受损。

他让听众回忆产品的练习，是为了质疑人们面对这种经历时的无奈接受。Ries 认为，把变坏视为不可避免，可能让人们容忍那些最初吸引用户的价值遭到破坏。

Tippett 读出他对公司在收购、首次公开募股或董事会决议后变得面目全非的描述。Ries 将这种变化称为腐化，而不是单纯的方向错误。他说，自己用这个词形容通过破坏别人创造的价值来赚钱的行为。

Ries 把这种变化背后的压力称为“金融引力”。他认为战略、人物和商业模式都容易看见，但有一股较难察觉的力量，会把组织推向拥有资源的人所偏好的方向。

在他看来，金融引力是一种心理压力：控制资源的人的价值观会通过它影响寻求资源的人。他将其比作人们见到富人或名人时，可能会不自觉地试图讨对方欢心，而没有经过深思熟虑。

在组织里，这种压力可能表现为会议中一个想象出来的反对意见：市场或捐赠者也许不喜欢某项决定。实际上未必有人问过他们。Ries 把这种预想中的反应比作房间里的幽灵：即使没有人明确发出命令，它也能左右决策。

Tippett 将这一观点与股东至上联系起来，即组织主要为了让股东获利而存在的观念。她指出，Ries 区分了创造财富与仅仅重新分配或摧毁价值的交易，并从人类福祉的角度讨论利润。

Ries 说，组织有自己的性格和惯性，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改变组织如此困难。他用生命系统或超个体来形容组织，同时表示，既可以从物质层面，也可以从精神层面理解这个想法。

他认为，股东至上在历史上出现得相对较晚，并非美国一直以来的规则。Tippett 把它与经济学家 Milton Friedman 的影响联系起来；Ries 则问，为什么后人要认为这些定义无法重新制定。

Ries 描述了美国早期的一个时期：公司章程需要州政府批准，并说明公共目标。在他的叙述中，普遍公司注册制度扩大了人们创办公司的机会，而公司应为具体目标存在的观念还持续了一段时间。他希望恢复商业活动与目标之间的联系。

Tippett 强调，Ries 并不反对企业增长或盈利。她的问题是，公司成功之后会发生什么：作用于大型组织的力量，可能让它最初的承诺面临风险。

Ries 说，人们常把增长后的变坏描述为不可避免，却又会举出 Costco 这样的例外。他还提到 Patagonia、IKEA、Novo Nordisk 和一些信用合作社。在他看来，这些例外说明有必要研究什么条件能让组织抵抗这种压力。

Tippett 指出，这些例子可能偏离传统商业惯例。Ries 说，这让他感到不安，因为他自己也曾教授其中一些做法；他希望领导者考虑，贴上“最佳实践”标签的建议不一定总能带来人们预期的结果。

Ries 举例称，有研究发现，自 2008 年以来，治理评级高的公司给股东带来的回报比评级低的公司更差。他认为，一些治理评级偏好公司立即响应股东要求，而这在他看来可能削弱公司坚持使命的能力。

Tippett 问到他所说的“更难反而更容易”，以及缺乏信任的代价。Ries 说，人们常敦促领导者按可衡量的回报给选项排序，即使一项保护客户的决定有眼前成本，而收益却很难量化。

他把值得信赖称为一种被低估的组织资产。Tippett 补充说，一家企业可能继续存在，却失去了创始人能够认出的品格。问题在于，它能否维持最初让它有价值的目标与关系。

两人讨论了 Google 过去“不作恶”的理念。Tippett 指出这句话很模糊；Ries 仍认为，共同理念的流失既是伦理问题，也是经济问题，因为有才能的人可能选择到别处工作。

Ries 提到最初的 transformer 论文合著者相继离开，并估计理念流失让 Google 在生成式 AI 方面错失了巨大的机会。他的估计是一种反事实判断；他用这个例子说明，做正确事情的声誉可能帮助组织留住人才并保持竞争力。

Tippett 提到书中的一些想法，例如保护使命的治理结构，以及 Ries 所说的“文化银行”。她也提到他创办的 Long-Term Stock Exchange，并表示，营利企业以外，非营利组织和社会企业的目标也会受到同样的压力。

Tippett 读出 Ries 将组织比作孩子的观点：人们创造组织，但组织会在环境影响下形成自己的性格。她补充说，孩子既会听大人说什么，也会观察大人做什么，并问这个类比对开发 AI 智能体的公司意味着什么。

Ries 说，AI 让治理问题变得紧迫。他认为，公众对社交媒体时代的担忧是一种警示：不要在可能产生更大影响的技术上重复同样的组织模式。

他认为，囤积物资不能代替通过治理来预防危害。但这又引出一个问题：谁来治理那些管理技术的人和公司？由于 AI 系统由企业开发，他把企业内部的激励和决策方式视为安全问题的一部分。

Tippett 在结束时表示，治理不能与目标分开。在她看来，科技公司拥有足够大的力量，其组织方式不仅关系到公司自身的健康，也关系到受其产品影响的机构和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