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ad Gerstner：幂律、投资纪律与 Altimeter 的建设

Brad Gerstner 将自己对投资的兴趣追溯到印第安纳州的童年。他的工程师父亲为帮助失业工人而创业，抵押了家里的房子，并花多年偿还债务。

经济困境中，一家人失去了房子。祖父希望孙辈从事专业职业，不要创业；Gerstner 先去法学院为自己留一份保障，之后才追求创业。

他说母亲身兼两职，抚养四个孩子，家人的爱帮助他们度过不安定的日子。如今作为父亲，他努力陪伴自己的孩子。

成长过程中，他阅读人物传记，关注 Warren Buffett 和 Charlie Munger，在方格纸上画股价走势。他既想理解市场，也想理解父亲的企业为何失败。

在法学院看到 Netscape 浏览器后，他相信科技会创造巨大价值。商学院毕业后，他认识了 David Fialkow 和 Joel Cutler，参与 General Catalyst 的早期筹建，并加入其早期投资的一家公司。

Gerstner 说，少数投资和机构创造了风投利润中不成比例的大部分。知道幂律还不够，机构必须围绕它安排时间和战略。

他在职业生涯前十年把大量时间花在一些点子上，即便一切顺利，结果也不会很大。他认为投资人应关注重大趋势和可能成为领导者的公司。

Stebbings 问，关注现有大市场是否会错过新建或大幅扩张的市场。Gerstner 将市场当前规模与能够重塑市场的更大技术“超级周期”区分开来。

他认为互联网是自己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超级周期。搜索和电子商务帮助组织不断增长的在线信息与供给；他从这一更广阔的角度理解 Airbnb，而不只看它起步时的市场。

第二个周期是移动互联网：手机成为娱乐、沟通和互动的主要设备。他早期关注 Facebook 和 ByteDance 是看到了这一变化，并不是预见了后来 TikTok 的具体形态。

第三个周期是存储和计算向云端迁移。Gerstner 说，这一判断对 Twilio、Snowflake 等投资的影响，大于对数据仓库市场的狭义规模估计。

Stebbings 提出一种观点：投资数百家公司，以确保不会错过最终的赢家。Gerstner 不同意；他认为广泛铺开可能带来类似指数的回报，持仓规模和价格同样重要。

他的方法是研究周期、找出潜在领导者并主动接触，而不是等待共识形成。他回忆了与 Mike Speiser 的一次谈话，自己由此接触到 Snowflake 早期的云数据库构想。

被问及确认偏误时，他说 Altimeter 努力持续向创始人、工程师和团队成员学习。判断可能出错，事实也可能改变；面对反面证据仍不断重复原判断并追加资金很危险。

他将 Snowflake 的暂时挫折，与另一家业绩和产品相关性发生实质变化的软件公司作比较。对后者而言，支持转型需要重新评估新的投资主张，而不是假定原先判断仍然成立。

他还认为投资人应直接向创始人说实话，而不是在董事会上安慰对方，等创始人离开后才表达疑虑。他努力用自己希望被对待的方式对待创始人。

追加投资时，他会问：按自己的分析，新价格是否仍能带来有吸引力的回报。如果价格超过他合理估计的退出价值，即使上一轮便宜得多，也不能只靠市场热度下注。

他批评此前 12 至 24 个月估值纪律不足，也承认自己的行业同样陷入从众。他认为虚高的融资轮次对创始人有害。

在 2022 年的市场讨论中，他把利率视为影响估值的重要力量，尤其影响长期增长资产。当时，他的团队估算退出倍数时，会在疫情前十年平均水平上打八折。

利率迅速变化会让资本成本和未来可能获得的估值倍数更加不确定。他用假设的高无风险回报说明：无风险收益越高，承担投资风险的门槛也越高。

他说，公司并不声称宏观预测能力超过专家，而是把市场预期作为工作假设。他关于利率和市场水平的评论反映的是 2022 年访谈时的状况与预期。

被问到不确定时期应该暂停投资还是持续投资，Gerstner 更倾向于动态调整：估值极高时少做，恐慌带来更好机会时扩大寻找范围。

他提醒不要锚定此前 18 个月的高估值，应依据当时的事实重新分析。现有字幕随后在约 35:04 至 37:54 之间缺失，因此这里略去缺失的讨论。

字幕恢复后，他提到一次向投资人分配的资产中有很大一部分是 Snowflake 股票，而决定并不容易，因为他仍然特别看好公司的长期前景。

Stebbings 问私募基金管理人是否足够快地下调组合估值。Gerstner 说，他的公司不会机械跟随纳斯达克的每次波动，但会在重大事实或融资轮次发生变化时调整估值。

他强调要向有限合伙人讲清楚估值方法。在 2022 年的一次对话中，他曾建议对某些近期完成估值的大型私人持仓采用大致下调 50% 的经验规则，同时承认出资方的投资期限和流动性需求各不相同。

管理费和投资回报可能把基金管理人引向不同方向。Gerstner 说，自己在 Altimeter 投入的大量资金使他与出资方利益一致，他会按战略需要确定基金规模，而不是追求管理资产最大化。

他认为主权财富基金和养老金进入风投是结构性变化，会带来更多资金并可能压缩回报。他同时认为，有差异化价值的投资伙伴仍能获得优秀创始人的信任。

谈到集中投资，Gerstner 主张把更多资金投向团队最有信心的项目，同时持续重新审视判断。Stebbings 则反驳说，并不是每个投资人都能可靠地选出赢家。

他说 Altimeter 将第一只风投基金超过 30% 的资金投向 Snowflake。Stebbings 指出，失败可能危及基金；Gerstner 回应说充分准备使风险更可计算，同时承认风险不可能消除。

Altimeter 的文化北极星是精要主义：做更少的事，但做得更好。Gerstner 承认，在低利率和远程工作时期，公司做了过多事情；他认为专注需要每天实践。

对于被下行行情动摇的年轻投资人，他说投资不是快速致富的办法。好奇心、韧性和个人独特洞察，比亮眼的资历本身更重要。

他会问求职者曾如何赚钱，以寻找主动性的证据。他补充说，拼劲本身并不够，判断力、思考能力和辨别力也很重要。

Gerstner 说员工可以自由离开并创办自己的机构。他讲述了自己支持一名前分析师读商学院、随后创办基金的经历；他认为这是人才优秀的体现，而非不忠。

他偏好扁平组织，希望自己仍是一名分析师，直接与同事和创始人合作。他认为疫情期间增加的管理层级降低了机构效率。

他认为建设机构最大的挑战，是拒绝那些会分散战略注意力的新产品、招聘和交易。按他的说法，精要主义要求每项新增工作都有充分准备和明确理由。

童年的经济不安全感让钱像一条必须战胜的恶龙。获得经济保障后，他说自己的优先事项转向培养谦逊的孩子，让他们体验努力，而不是觉得一切理所当然。

他相信孩子从父母的生活方式和待人方式中学习，而不仅仅听父母说什么。尽管有能力承担更大的房子，他的家庭选择了相对朴素的住所；他也承认自己仍享有很多特权。

谈到管理自我膨胀，他珍惜能够坦诚指出问题的兄弟姐妹、朋友和孩子。他讲述了与 GivePower 合作开展家庭志愿服务旅行的经历，认为这是长期践行价值观的一种方式。

年少时失去父亲和挚友，让他意识到生命短暂。他希望有意识地生活、追求影响力，并希望人们记住的不只是他的财富或公司的规模。

他推荐 Buffett 的传记《The Snowball》，并把复利的概念从投资扩展到爱、创造和影响力。

谈到 SPAC，他说它的价值在于作为进入公开市场的可能路径之一，而不是目的本身。他关心的是让创始人能以更公平、更简单的方式带领公司上市。

他警惕因害怕错过而跟随其他投资人进入交易。他提到自己的一项错误，是没有在 ByteDance 投入更多资金。

他把 Burning Man 描述为一个暂时放下评判、观察开放而分散的创造性社群能产生什么的地方。对他而言，价值在于对人和可能性保持开放。

他的不安包括担心自己不是好父亲，以及在人生终点留下遗憾。他承认，经济自由给予了他许多人没有的机会。

从 2022 年展望十年后，他希望 Altimeter 的文化与价值观仍然清晰可辨，更多责任和所有权交给下一代。他并不希望把它变成一个庞大组织。

Stebbings 感谢他参与访谈。Gerstner 说，节目中的人物经历帮助听众更快地从他人的经验中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