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是共同信念，区块链让它成为公共知识

麻省理工学院的计算机科学家、图灵奖得主、Algorand 创始人 Silvio Micali，一开口就给出了一个听上去过于朴素的定义。他对 Lex Fridman 说，区块链就是一个公共数据库，也就是分布式账本。任何人都可以往账本上写一条记录，任何人也都可以读。真正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保证每个人手里的都是同一份副本：你在第 7 页上看到的，别人在第 7 页上看到的也一模一样。

他称之为人类的第一次公共知识。如今通信可以在瞬间把一张照片传遍全球，但你仍然无法确定，每个人收到的都是同一张图。一本谁也撕不掉、换不掉、改不了的账本则不同，它是一份不可篡改的公共记录。Micali 追问：如果它不是去中心化的，它怎么可能成为公共知识？如果只有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持有这本书，你就得去问他们第 7 页写的是什么，还得相信他们对所有人讲的是同一个故事。

他举了一个拍卖的例子。假设你建了一栋楼，想把它代币化，分成若干份，在全球范围内出售。在共享账本上，每个人都能看到报价，也知道其他人看到的报价是同样的，因此才有可能形成一个公平的价格。而在中心化的系统里，主持人可能宣布你以 12,570 美元中标，你却没有任何独立的办法去核实。加密货币也是同样的道理，它就是写在这本账上的货币。他打了个比方，说自己要给妹妹 100 个单位，由于记录公开，妹妹之后可以花掉其中的 57 个。商家不必怀疑这笔钱够不够，你看到什么，商家也看到什么。

Fridman 问了一个基础问题：货币是什么，人类为什么要发明它？Micali 回答说，货币是一种社会建构，一套共同的信念体系，让人们即使想要的东西不同，也能完成交易。以物易物的麻烦是教科书式的：我有两只羊和一头牛，你想要毯子，我想要的是别的东西。货币让这一切变得简单。不过，他坚持认为，即便是以物易物，也已经建立在信任之上。假如一位泥瓦匠替你砌好了一面墙，你付给他一千只羊，他却吃不完这些羊，还得把它们养起来。如果没有其他人愿意接受这些牲畜，它们就会死去，价值归零。牲畜本身就是一场赌博：赌的是别人会接受它们。

黄金也逃不出同样的逻辑。它有工业用途，也不会氧化，但它的交易价格并不等于那点工业价值。一盎司黄金的价格，不过是对“别人会想要它”的另一种表达。法币是同一场赌博，只是此时赌的是国家不会把货币印到一文不值。Micali 对货币不再与实物挂钩并不在意，因为实物从来都不是真正的故事。

他承认，稀缺性非常有用。如果雏菊被宣布为货币，而且想种多少就种多少，你接受一束花当报酬就是个傻瓜。货币必须有某种无法凭空造出的限制。比特币把这种稀缺性与工作量证明（proof of work）绑在一起，让铸造在物理上变得很难。稀缺性并非货币的内在必需，但它给人的头脑提供了一个抓手：你知道自己拿到的是固定馅饼的这一份，因此也就知道自己到底被付了多少。

Micali 把区块链的目标分成三个：可扩展性、安全性和去中心化。他拒绝业界那套“三者只能取其二”的三难说法。可扩展性指的是，你能多快地在公共账本上写入、分享和检查记录。每小时一笔交易，世界就转不起来了。信用卡系统平均每秒约 1,600 笔交易，高峰时能到 20,000 甚至 40,000 笔。把一堆私下的交易打印在自家打印机上，并不算数，因为没有别人有时间去查看或检验。价值存在于共享且可见的东西之中。

他说，防篡改的安全性其实是容易的部分。密码学家可以借助五十年前发明的工具，在密码学的时间尺度上，那几乎像是洞穴人围着篝火的年代，让每一页都抹不掉、改不了。真正根本的问题几乎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究竟谁来选择并发布下一页？负责汇总待处理交易、再把它们附加到账本上的那个人，将拥有历史上任何一位专制君主都无法比拟的权力。这个人会决定全世界能看到哪些交易，哪些交易则永远不见天日。历史上从来没有人握有过这样的权力。区块链最核心的难题，就是让那个“某人”不再是一个具体的人。

比特币给出的答案，是一道高难度的密码学谜题。谁先解开，谁就可以代表所有人添加一页。有时是你先解开，有时是我先解开，而投入的努力，本应与你值得信任的程度相关。为了避免两个解同时出现、形成双页账本、没有人确定哪一页才是真的，比特币把出块时间定为每 10 分钟左右才出一个解，无论地球上有多少人在参与。这就迫使谜题变得极其困难。想在 10 分钟之内有机会赢，需要成千上万台专用机器，它们发热量大得吓人，还需要大量空调。成本不断攀升，能够参与竞争的人越来越少。Micali 说，视具体哪一天而定，只有两三个矿池有能力控制这条链。它一开始是去中心化的，但成本又让它重新中心化了。

在他的描述里，委托权益证明（DPoS）更加简单：挑出 21 个看起来诚实的人，托付他们替我们其他人添加页面。他说，21 个总比 1 个好，但仍然太少。当人们反抗集中的权力时，比如法国大革命，那时有一位君主，也有一群贵族。那时的贵族有 21 个吗？没有，是成千上万。还有数以百万计失去权力的公民。一个人是中心化，21 个人同样是中心化。

Algorand 是 Micali 在 2017 年创立的公司，聚集了密码学家、工程师和数学家。它的做法不同。设想约 100 亿枚代币，每枚都拥有同等的权重，分布在世界各地。通过一个由数学而非魔法构成的密码学过程，随机选出其中的 1,000 枚。持有这些代币的人组成一个委员会，就下一页达成一致并签名。这个角色轮换得很快。他说，如果多数代币掌握在诚实者手中，那么随机选出的 1,000 枚里有 501 枚或更多是坏的，这种概率极其微小。

他提醒 Fridman，每一套系统都默认参与者中的大多数是诚实的，差别只在于这个“大多数”属于哪一群人。工作量证明默认挖矿算力中的多数是诚实的；委托权益证明则默认那 21 人中的多数是诚实的。两种机制下，整个经济的安全都只取决于其中一小部分人是否诚实。Algorand 的主张是，只要整个经济里的多数诚实，整体就是安全的。想要颠覆它，多数代币持有人就得联手对付一个他们自己大都持有的经济体，这是一种自我毁灭式的多数。

由谁来执行随机选择？如果由某个人来做，你又回到了信任一个中心。Algorand 不同寻常的答案是：代币自己选择自己。每位用户在笔记本电脑上运行一场私人抽签，只拉一次老虎机的拉杆，而不是一直拉到中奖为止。中了奖的票意味着网络应当倾听；没中奖，就没人理会。这场抽签是密码学的：即使整个国家拥有庞大的计算能力，也无法哪怕是微小地提高它的代币中签的概率。运行一次大约需要一微秒，无论你持有一枚代币还是十亿枚，它既不会耗尽地球的能源，也不会拖垮你的电脑。

这是 Micali 最引以为豪的安全论证。假设你邪恶而强大，能够瞬间收买地球上的任何人。你会想收买委员会，问题是你不知道该收买谁：是上海的一位女士，还是巴黎的某位“主权公民”？中签者在拿着票、对区块做出赞成或反对的表态之前，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中签了。等到他们站出来时，消息已经病毒式地扩散开了。你可以收买其中全部一千人，但你无法把已经病毒式传播的消息收回瓶子里，就像政府也无法让维基解密（WikiLeaks）的内容收回一样。他认为，分布式、可扩展和安全，三者可以同时拥有。

Fridman 问：既然 Algorand 在纸面上如此干净，为什么它不是主流技术？Micali 先肯定比特币。它的正确之处，在于看准了加密货币的时机已经成熟，但光正确还不够，还得在正确的时候出现。它也让取消或撤销一笔交易变得非常困难，甚至几乎不可能。它没有做对的，是钱终究是要用来交易的，而不只是藏在床垫底下。在他看来，比特币作为价值存储是一个很好的品牌，但作为人们实际生活中互动的媒介，它并不合适。要在这些缺陷之上搭建基础设施，而不是从零开始，是很困难的。当他决定全力投身这个领域时，他选择了从零开始。

他说，以太坊另有一个好想法：货币和支付只是第一块垫脚石，下一层是智能合约。人们需要一种方式，能够在不让第三方中介替自己四处撮合的情况下安全交易。如果你住在泰国，而对方住在新西兰，找到中介已经很难，即使找到了，他们也要收费。他引用的一个数字是，全球 GDP 的 6% 被用于金融摩擦，基本上就是支付给第三方的费用。以太坊看到了这种需要。但他仍然认为，可扩展性还没有到位：那个系统上的智能合约速度慢、成本高，远不足以满足他认为世界所需要的规模。

在非同质化代币（NFT）方面，他对技术和社会两方面都感兴趣。一首歌或一件艺术品有着独特的表现形式，重要的是现在能够快速、安全地交易这些权利，并清楚地知道谁拥有什么。这是内容创作者获得报酬的一种新方式。Fridman 进一步追问：你可以开始投资某位 YouTube 创作者，交易他们的作品，甚至围绕人与想法建立市场。随着体力劳动逐渐减少，这些数字经济会变得更有力量，但前提是可扩展性、安全性和去中心化依然成立。Micali 同意，去中心化是最棘手的一点，因为手握权力的人会紧张。他半开玩笑地说，恭喜，你坐上了最高的位子，现在每个人都想要它。

权力真的能够去中心化吗？毕竟权力会腐蚀人，而绝对的权力又让人着迷。Micali 把历史分开来看。夺取权力，往往对一个人来说更容易。旧技术也为集中找到了理由：当哪怕是单向的沟通都很困难时，“你照我说的做”就是更简单的选择。共同知识改变了这一点。他还相信，分布式系统更稳定、更持久，不仅能抵御腐败，也能抵御一切偏离正轨的情况。时间足够长的话，一种更古怪的墨菲定律就会起作用：凡是可能出错的，终将出错。分散的权力更稳定。

他指出，生物本来就是分布式的。没有谁下令说现在该轮到 Silvio 吃饭了。我们的肠道里有数百万个细胞、几十亿个细菌，它们组成的一锅汤居然让我们活了下来。可我们在设计架构时，仍然习惯画金字塔，把某个人放在顶端，让权力自上而下流动。马基雅维利这位“意大利同行”，看到佛罗伦萨和威尼斯这些小共和国，与集中化的奥斯曼帝国并存，他注意到，一个集中的政府很难被推翻，但一旦掌握了它，要让民众服从也很容易。分布式的权力更有韧性，也更持久。Micali 认为，人类精神本身就渴望这种韧性。马基雅维利只是没有计算机和互联网罢了。

这也是他拒绝某些加密项目的原因。那些项目自夸规则已经刻在石头上：代码即法律，法律即代码，代码已经过验证，永远不会改变。在他看来，这是一剂灾难的配方，不会立刻发生，但很快就会。想象一艘从里斯本开往纽约的远洋客轮，无论遇到冰山还是暴风雨，都不肯改变航线。你需要舵。Algorand 的设计，让代码能随需求演化：每次调整都需要投票，目前设定为 90% 的权益同意，通过之后，网络才会接受下一个版本。区块链是实现这一点的理想平台，因为投票可以被记录，让每个人看到的都是同一场公投。想要长久存在的系统，必须能够适应。任何固定不变的东西都活不长。生命就是聪明的适应。

领导力与此形成张力。Fridman 提到，Vitalik Buterin 是以太坊的代表人物，Satoshi 则是比特币那张没有面目的面孔，Linus Torvalds 之于 Linux。人们总是在寻找能稳住愿景的领导者。Micali 同意，领导者在初始阶段很重要，那时有东西从无到有地被创造出来，而私人的情感反而会变得普遍。不过，真正的考验是在带领社区之后消失。他心目中的典范领导者是华盛顿：两届任期之后，以普通公民的身份退休。领导者应当点燃火种，然后退场。如果不退场，系统会随着你一起死去。在他看来，要求再干四年，再干八年，再干十六年去“解决你所有的问题”，就是失败的领导。

被问到区块链除了货币之外还能改变什么，Micali 先说了金融自由，接着又谈到言论：一旦在链上写下一段话，就没有人能把它拿掉。透明本身不是钱，但它是金融的一个要素。他对去中心化金融很热情，但他坚持认为，金融增长的第一道保障依然是法律体系。法庭看起来像一群枯燥的律师，直到你注意到没有它们，就没有确定性，没有平等，也没有解决争端的途径，而这恰恰是商业繁荣的基础。一本谁也改不了的账本，把其中一部分信任自动化了。技术不必与法学研究对立，它们可以并存，然后完成经济本身做不到的有趣事情。

Fridman 提出了隐私方面的张力。Micali 是一位密码学家，花了大量人生投入隐私研究，即使在它看似几乎不可能的时候。他说，在区块链上也是可以做到的。他也很看重时机。人们首先要理解自己所处的系统：一本不可篡改、公开透明的账本，再加上一种平淡无奇的隐私，因为公钥并不是姓名标签。你可以把资金拆分到许多个密钥上，直到没人知道哪些是 Silvio 的。在公众真正理解这些工具之前，他不会急于推出更强的隐私工具；他希望人们理解它们，而不是靠盲目相信科学家。先吸收链的力量，然后在其上构建隐私。

他不认为 Algorand 或任何一家公司应该赢得赢家通吃的竞争。几条区块链各自会有自己的品牌，并在某件事上做得出色，比如可扩展性，或某类应用。它们需要彼此互通，让资产可以转移到当下最能满足需求的工具上。比特币至上派押注，最好的技术应当主导价值存储和交换。Micali 引用了一句意大利谚语：胃口是吃出来的。比特币在价值存储方面做得很好，但一个只会把价值压在床垫底下的世界将是悲哀的。他渴望一个愿意交易、愿意互动的世界。几十年前发明的东西，无法满足他孩子们的需要，更不用说他们的下一代。停滞就会失败。智能的生命是适应能力。

Micali 对 Satoshi Nakamoto 究竟是谁有任何线索吗？首先，他说那不是他本人，并且能证明：如果他是 Satoshi，就不会创立 Algorand，因为 Algorand 遵循的是完全不同的原则。不过，正确的答案既不是他，也不是她或他们。Satoshi Nakamoto 就是比特币。创造者与被创造物互相指认。你可以列举米开朗基罗的西斯廷礼拜堂、圣彼得大教堂的穹顶、摩西像和《圣殇》，但问他除了作品之外是谁，就是问错了问题。比特币是一件作品，和人类的所有作品一样有缺陷，它吸引了数百万人，颠覆了现状。无论那个人或那些人是谁，他们都活在这件作品之中。

Fridman 补充说，当人们热爱的是某个想法时，我们就想给它安上一张脸。乔布斯和苹果公司几乎合为一体。与其说留下来的是那个人，不如说留下来的是他带进日常生活的审美感。Micali 指出，优雅本应是很少有人在意的东西，然而数百万人都在意，因为我们受到美的攻击。Fridman 引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美将拯救世界。”关于加密货币会否成为本世纪存储和交换价值的主要方式，Micali 说，这一概念必须进化，比如可编程货币、智能合约，以及彼此从未见过的人之间的点对点互动，除非某种生存危机介入。小行星、核战争和人工智能，构成了那张玩笑清单。

随后，Fridman 请他说说密码学、计算机科学或数学中最美的想法（先不谈他自己的工作）。在几个候选之后，他落在了单向函数上：给定 x，你可以轻松算出 f(x)；但给定 f(x)，想回到 x 却非常困难。打碎玻璃很容易，重新拼好却很难。煎鸡蛋很容易，把它还原成生蛋却很难。很遗憾，杀死一个生命很容易，反过来却非常难。配方就摆在眼前，依然无法逆推。在他看来，这是最优雅、最重大的概念之一：因为其难度，它属于计算；因为它是一个函数，它属于数学；而它是一切密码学的基础。

神话早已知道这种模式。最强大的神祇总是成对出现，比如爱与死，相反的两者不会互相抵消，反而会孕育出更强大的东西。单向函数对好人来说容易，对坏人来说困难。借助归约这一魔法，它可以变形为伪随机数生成器：比特必须快速产出，并且下一个比特必须不可预测；也可以变形为数字签名：签名容易，伪造困难。容易与困难共存于同一个对象之中。这就是它的优雅所在。

人们以为，伪随机数生成器能凭空产生随机数。Micali 不相信能从无到有。你能做的是扩展秘密的随机性。给他 300 个真正随机的比特，他就能给你 3 亿、300 万亿、300 千万亿个比特。他把配方告诉你，但隐藏了种子。看到目前为止产生的所有比特，你对下一个比特的押注，不应该比 50-50 更有把握。他把这类机器称为秘密随机性的扩展器。那些调用 random 函数的程序员，通常就是在做这种扩展，而且往往用的是前现代的密码学；他们最好拿一个 300 比特的真随机种子，再妥善地扩展它。

上帝掷骰子吗？爱因斯坦说不。Micali 认为，基于复杂性的现代密码学，让你可以绕开形而上学的争论。如果宇宙有 300 个随机比特，你就能把这颗种子无限扩展下去，使得你做的每一次实验、每一次推断，都无法把这串序列与真正的随机区分开来。如果在宇宙的寿命之内，你没有任何方法能分辨它们，那它们真的是两种东西吗？他说，学术上的诚实，就是承认这种超级伪随机性和随机性一样好。真正的随机性，如果存在，获取起来大概很昂贵；而如果他把自己的序列交给你，你永远也分不出来。

自由意志也是同样的处理。他的直觉是，相信自由意志存在很重要，而且按照一种奇怪的逻辑，只要我们相信它，它就存在。我们太需要它来支撑社会机制，以至于几乎是把它召唤了出来。遗传学不断缩小无法解释的偏好空间：我们为什么喜欢这种音乐、那种诗歌？但从哲学意义上讲，自由意志是否存在，就像随机性一样：如果在宇宙的寿命之内，伪随机和随机同样好，那么区别在什么时候才重要呢？

量子计算对一些密码学假设构成了威胁。Micali 对量子力学是否真的能加速计算持保留态度，但他把这种恐惧归结为一个问题：它能否杀死单向函数？“容易”和“困难”，最初是针对经典计算机定义的。如果量子计算机出现，容易就必须指对它们容易，困难也必须指对它们困难。这样，你就可以用量子机器来处理容易的那一方向，而量子单向函数的候选也会成倍增加。某些特定的单向函数可能会被攻破，量子单向函数则可能依然存在。他几乎希望它们存在。如果一切都变得容易，那是什么样的生活？生活之所以有趣，是因为困难的问题层出不穷。Fridman 把这个想法和元胞自动机联系起来：简单的规则会产生极难逆转的复杂性，而这种难度，正是让生命有趣的那些神秘之一。

交互式证明，Micali 说，是我们在课堂上早已知道的道理的现代实现。我们创办学校，花国库的钱把孩子送到黑板前，而不是给他们寄一本教育部长的书，因为互动方式能更高效地传达真理。从心理上讲，听人讲解，比自己反复推敲一篇论文更好。数学上的版本是这样的：如果一个定理是真的，就存在一场与之相关的博弈，在这场博弈中，证明者拥有必胜策略。玩这场博弈。如果定理为真，证明者每次都赢；如果为假，证明者最多只能赢一半。一次又一次地赢，你要么接受定理，要么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有人刚好连续抛出了一百次正面。形式化证明因此变成一场可以快速进行、并用统计来判断的小型博弈，这是现代复杂性理论的重大成就之一，也对真与证明究竟是什么提供了全新的洞见。

在经典方式下，验证效率低得惊人。你必须检查一份很长的证明的每一行，因为错误可能藏在你跳过的那一行里。交互式证明让你能在几分钟内验证一个原本需要一辈子去反复推敲的论断。一旦把证明系统定义为：能够说服你相信真命题、又不能说服你相信假命题的东西，那么可证明的领域就扩大了。优雅是可选的，分清真假却不是。

在此之上，又出现了零知识证明：你可以验证一个论断是正确的，却完全不必知道它为什么正确。人们一直视作同一个概念的知识与验证，就此分开了。你不再需要拥有证明、从而理解论断为何成立，就能检验它。起初，人们费力地找到一个零知识证明，然后是第二个、第三个。几年之后，他们证明了一条定理：任何关于任何事情的定理，都能以零知识的方式得到解释。几千年来，知识与验证的同一性被视为理所当然，却没有任何理由，直到技术出现。Micali 非常看重技术，因为它让我们变得更像人，也让我们比从前理解得更多。

机制设计是 Micali 近年来投入精力的领域。它是一门艺术：想让某种社会行为出现，同时清楚人们并不在乎你的目标，他们只在乎最大化自己的效用。理想情况下，你设计一个博弈，让参与者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实现你想要的社会目标。这既是一门硬科学，也是一门硬艺术。博弈论拥有有力的工具，比如占优策略均衡（dominant-strategy equilibrium），但它们分析的是一类受限的博弈，其规则、约束和效用都已设定好。大多数博弈并不属于这一类。

他自己的风格则更粗放。有时一个博弈里没有哪一步能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最优的，这要求太高了。他宁愿进行设计，使得你在眼前的选项里，那些愚蠢的选择一目了然，可以直接排除。如果在剩下的非愚蠢选择的任何组合里，参与者仍然能产生他想要的社会结果，他就完成了。他根本不在乎找到唯一的均衡。只要没有人做蠢事，好的社会结果就会自然出现。人类的行为可以用很多方式去理解。这是一场长期的博弈。

照这个思路，Algorand 是一场被设计得可扩展、安全且去中心化的博弈，核心几乎没有激励机制。他了解到，激励非常难设计，因为人是复杂的。他喜欢的技术概念是 epsilon 效用均衡（epsilon-utility equilibrium）：如果你诚实，你赚 100 美元；如果你尽可能不诚实，你赚 100 美元加 1 美分。从技术上讲，多出的那 1 美分算是改进。但在实践中，没人会在意。没有激励，有时反而是一种优点，因为它让人们不会去琢磨还有什么别的办法来钻系统的空子。比特币必须给矿工付费，因为他们做了大量工作。Micali 反问，如果生成下一个区块像二加二那样简单，你希望为此得到多少报酬？他的回答是，你在睡梦中都能算出二加二。把共识做得足够便宜，你就不需要用激励去鼓励它。

气氛缓和下来。Micali 是西西里人，Fridman 问他想吃的最后一餐。新冠疫情期间，他一直没能见到母亲。她是一位出色的厨师，做的传统菜肴经历了几百年的烹饪创新，依然保存了下来。他想吃她做的帕尔马茄子（parmigiana），一道需要花整个上午的、充满爱意的辛苦活儿。他说，意大利菜推崇的是很少的食材。青酱（pesto）只需要橄榄油、罗勒、松子、胡椒，再加一瓣大蒜，蒜不能放太多，否则会盖过其他味道；再加上帕尔马干酪、佩克里诺干酪或两者混合：六种食材。法国菜讲究组合，有些中餐用的食材则多得多。意大利追求的是简单，只留下对的那几样。他同意，日本的寿司也同样通过世代相传，掌握了克制的功夫。

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书，是但丁的《神曲》，一部中世纪的长诗，讲述地狱、炼狱和天堂。主人公是一位步入中年、陷入人生危机的男人，经过层层洗涤，最终得以面见上帝。在 1200 年代，适合这类题材的高雅语言是拉丁语。但丁选择了自己的佛罗伦萨方言，那是圈子之外几乎没人说的话，他由此塑造了意大利语。错综复杂的押韵，让读者能猜出陌生词汇的含义，并在潜移默化中学会这门语言，这是一个在贫乏而不讲究的语言中实现的沟通奇迹。Micali 从中得到的启示是：局限就是我们的力量。但丁无法引用之前的意大利语著作，因为那时并没有。与其抱怨，不如拥抱局限；约束更少的人，甚至想不到你能找到的那些解法。如果你选择这样看待，局限就是一种超能力。

来到美国后，他知道自己用英语无法表达到同样的水平，而精确的表达正是优雅、知识和教育的体现。他发现自己处于底层，不得不奋力往上爬。Fridman 的母语是俄语，他说自己在英语里变成了一个深思熟虑的人，而二战的痛苦和人民的音乐仍然活在俄语里：他无法用俄语做哲学，也无法用英语表达那种忧郁。Micali 完全理解。他举了科尔特斯的例子：他带着几百人入侵墨西哥，对阵十万人，并且凿沉了自己的船，让自己没有退路。他给年轻人的建议是：忠于自己的情感。一生都在解开那些从一开始就吸引你的情感结，无论你是科学家还是艺术家，都不会厌倦。爱是其中最宏大、也最令人害怕的部分，充满脆弱，也充满同情，让我们与他人的苦难融为一体。低谷总会伴随高峰而来，高峰也只会伴随低谷而来。

他怕死吗？他希望不怕。没有死亡，就没有有意义的生命；死亡是过上美好人生的终极动力。他年轻时曾告诉自己，如果有话要说却说不出口，就不再继续活下去。这种激励，死亡本身已经提供了。他希望自己的遗产有两重：一重是生物性的，在两个孩子以及他们的孩子身上；另一重是社会性的，即提供安全与隐私。这些词都是比喻。他希望人们更多地互动、承担更多风险，也触及更多人，尽管这既困难又危险。他的科学工作，是要保障隐私与互动的安全，而不仅仅是一笔区块链交易的安全。隐私与安全就是自由，而自由，像情感一样，是危险的，我们周围美好的事物正是由此被创造出来的。他说，生命的意义有三件事：求索，求索，再求索。至于“求索什么”，没有答案。旅程比目的地更重要。我们可能永远到不了。这一程真是精彩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