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桩罪行，是一瓶修正液

Matthew Cox 在 Lex Fridman 的节目里说，他这辈子做的第一件违法的事，是把租房记录上一笔逾期 30 天的记录涂掉。那年他 29 岁，在坦帕的 Eagle Lending 公司刚干了一个月，他的第一位借款人眼看就要在审贷环节卡死。他的经理 Gretchen Zayas 从抽屉里拿出一瓶修正液递给他，说如果是她，就把那一笔涂掉，复印一份，再把复印件放回档案里。

Cox 说，他心里清楚这是造假，也可能因此坐牢。Zayas 告诉他，他们经常这么干，没人会去找 FBI，最坏的结果不过是审贷的人发现了，然后把他开除。当时他的卡车贷款和房贷都还欠着。他原本指望着，在读完美术学位、做保险理赔员干砸了一年、又在建筑行业干了好几年之后，能转行当上贷款经纪人。他信任她，照她说的做了，然后在接下来的四五天里一直提心吊胆。

贷款批下来了，他拿到一张约 3500 美元的支票。他说，正常人会把这当成一次性的事。但这笔钱反而给了他胆子。下一份档案要把去年的 W-2 收入从 4.5 万美元改成 5.1 万美元，这一笔也顺利过了。几个星期之内，他就在改工资条、评估报告和租金证明，还告诉自己，是在替那些银行不肯理睬的人做好事。多年以后，Zayas 因诈骗入狱。Cox 被判服刑 13 年。起诉书上的数字一度高达 5500 万美元。

要理解 Cox 接下来做了什么，他说大多数人对征信体系的理解是倒过来的。一份档案，不过是名字、出生日期、地址和社会安全号。征信机构并不是事先就知道你是谁，它第一次听说你，就是你第一次申请的时候。在那之前，它什么都没有。

具体的门路，是从一位信用分 750 的客户身上找到的。她的 W-2 上的社会安全号，和征信报告对不上。离婚把夫妻俩的信用搞垮之后，一个朋友告诉她，可以用孩子的社会安全号去开通水电等公用事业账户。她照做了。接着她又用这个号码租了公寓，申请了预批准的信用卡，还申请了福特汽车信贷的车贷。她按时还款，就这样在一个四岁孩子的号码上，养出了一份 750 分的信用档案。

Cox 翻开档案柜，抽出 1040 表，抄下孩子们的名字和社会安全号，把出生日期改成成年人的年龄，然后去查征信。没有欺诈警报，也没有对不上的地方，只显示“查无档案”。他用其中一个号码申请了两张信用卡，再查一次，报告上已经多出两笔查询记录。一个全新的信用主体就这样诞生了。他管这些叫“幽灵借款人”。后来执法部门给它起了个更规范的名字：合成身份。

只有名字和号码还不够。Cox 想要的是一个有证件、有住址、有银行记录的人。他先试过伪造社会安全卡，后来发现直接走进政府部门、去申请真的更容易。他第一次打电话时很笨拙。他说自己 31 岁、从没领过号码，对方就让他带驾照来。他说要给一个在医院出生的幼儿办，对方回答这孩子已经有号码了。

打了大约十个电话之后，他摸索出一套管用的说辞：一个在外州由助产士接生的婴儿，从没领过号码，现在人在国外，还不满 12 个月大。这需要出生证明和疫苗接种记录。他订了防复印的安全纸，照着县里的空白表格复制，把疫苗接种时间表填上，又用 220 目砂纸把自制的“Richland County”印章磨出旧感。他自己觉得做出来的证明简直是艺术品。办事员一把抓过去，摸了摸纸张，然后说：你去那边坐着。

他发现，与其自己造一张驾照，不如让州政府直接给他发一张。整个过程中，他走进七个州的车管所，拿到了 27 张真的驾照，外加大约二十多本护照。那几年，护照申请还不需要录指纹。别人只要求三份材料，他就带六份去，让办事员自己挑。拿到的卡片还带着热乎气，有股融化塑料的味道，他真想告诉对方再仔细看看。

在担保信用卡上连续六个月按时还款，信用分就升到 700 左右。银行肯给 620 分的人做 95% 成数的贷款。一个单纯的骗子大概会把每个身份的信用卡和个人贷款刷到顶，每个身份弄个 5 万或 8 万美元。Cox 却能拿这些档案去抵押房产。他说，每一个幽灵身份，价值都有几百万美元。

在坦帕的伊博城（Ybor City），破败的老房子大约卖 5 万美元，还要再花 2.5 万美元翻修。他一次买四套，多付额外的文件印花税，然后把交易登记成 19 万或 20 万美元。接着，他修剪树木，粉刷门廊，再把窗户遮住，让只是路过看一眼的评估员觉得没问题。每个交易对象所依据的三个可比房产，正是他刚刚登记过的其他房子。FBI 后来称，这个团伙一共做了 109 套房子，Cox 怀疑这个数字。他离开之后，《福布斯》把伊博城的邮编区域列入全国评估价涨幅最快的 20 个市场之一。他说，当地人把账算到他头上，理由是“这地方本来就破”。

当一个身份名下已经有五六套房子，外加几笔额外的抵押贷款、信用卡和个人贷款时，他就让它“出车祸”退场，而不是伪造死亡证明，因为死亡证明可能会触发抵押贷款保险。他会把借款人的名字填进一则真实的 I-4 连环车祸新闻里，印在新闻纸上，把名字用荧光笔标出来，然后寄给催收方一封假冒姐妹写的信：人昏迷了，再也没法工作，房子你们拿去就是了。催收方需要一个理由，而人确实会出车祸。

放贷方要求首付款要在账户里沉淀 60 天或 90 天，纳税人识别号要和 W-2 对得上，公司也要能在佛罗里达州国务卿的网站上查到。Cox 是吃了亏才明白这些审查的：他手下的一个经纪人，因为纳税人识别号对不上被抓了。于是下一步就不只是伪造借款人，而是要伪造银行。

大约在 2000 年，他和一个朋友用一个自己动手搭的网站，弄出了 Bank of Ybor 这家银行。页面内容是从真实银行那里剪贴过来的，还配了一个接到语音信箱的 1-800 免费电话。如果加州的审贷人员打来电话，要确认一笔 5 万美元的存款余额，那么“同事”（可能是 Gretchen、某个经纪人，或是他的女朋友）就会对着并不存在的键盘假装按键，然后把号码念出来。后来他在纳什维尔躲避追捕时，用同样的办法做了 Southern Exchange Bank，还用了一家真银行的银行代码。

后来，特勤局（Secret Service）的探员把一份显示那家银行里有 19 万美元的对账单拍在桌上，Cox 问他们有没有打过电话。他们说留过言。他又问他们觉得那个网站怎么样。他说，有一个探员一下子没了声音，接着骂了一句脏话。那条线路早就断了。那笔钱从来就不存在。Cox 告诉他们，整件事就是一场幻觉。

后来 Zayas 自己开了一家公司，叫 Creative Financing，两家人还一起去度过假。联邦调查局盯上一个返现式人头买家团伙时，她丈夫请 Cox 从一笔再融资里取出 7.5 万美元付律师费。律师的建议是让他戴上窃听设备。在一家比萨店里，Zayas 开始谈起联邦调查局在打听些什么。Cox 在录音里越说越多，把自己埋了进去。然后他注意到桌上放着两部手机，心想那会不会是麦克风。Zayas 哭了起来：“Matt，对不起。我有个孩子，我不能去坐牢。”

他第一桩联邦案件的结果是缓刑三年，并且失去了经纪人执照。一名律师提出了庭前认罪协议：把经纪人手里最糟糕的那些档案主动交出去，就不用起诉。Cox 拒绝了。他看过《教父》。后来另一桩骗局垮掉时，那些人也带着律师去找了联邦调查局。他说，唯一始终没开口的，是他的前妻。探员一次次上门找她，她让他们去找她的律师。

出狱后，他不再相信街头的规矩了。你不能跟一群混蛋干混蛋的事，然后指望他们守沉默法则（omertà）。一名狱警告诉他，监区里超过一半的人都配合过调查，而其中 100% 都在否认。那些咬紧牙关、坐满 30 年的“讲义气的人”，常常失去了妻子、孩子，还有那些往他狱中账户里存过钱的人。Cox 最终也开口了。他并不为此感到自豪。他也不假装另一条路就是什么荣誉。

缓刑期间，他不能再拥有那家抵押贷款公司。一位名叫 Dave Walker 的注册会计师把它买了下来，每月付他约 9000 美元当顾问。Cox 告诉自己，他会老老实实地翻修房子再卖。可他手里的合成身份档案早已在慢慢养着。第一个幽灵身份 Joel Cologne 打出 700 分之后，他就把一套翻修过的房子卖到了这个名字下面。后来的身份，名字都取自《落水狗》里的角色：James Red、Michael White、Lee Black。他说，法官看他的眼神，就像看一个十足的蠢货。

第二轮比第一轮规模更大，而且是在他还处于联邦缓刑期间进行的。一个高中同学 Travis Hayes 拿着一张 10 万美元的空头支票走进银行，被抓了，然后把希尔斯堡县（Hillsborough County）记录里那些他用过的名字，一股脑交给了专案组。传票陆续发到了产权公司那里。《圣彼得堡时报》的一名记者也开始打电话。接着，警长副手 Steve Sutton 穿着制服走进了办公室：专案组里有个女朋友告诉他，联邦调查局过几天就会到。

Cox 提了约 8 万美元现金，开始收拾行李。Rebecca Hauck 是他交往了一个月的女友，她走进来，听说各个机构都在找他，就要求一起走。他做了隆鼻、小型面部提拉、两次植发、抽脂，还换了新牙。他们把奥迪换了，以 Scott Cugno 的身份开车去了亚特兰大。Scott Cugno 是他以前的一位客户，出生地和母亲的娘家姓，都是 Cox 在闲聊中套出来的。他订了一份真正的出生证明和社会安全卡，然后走进阿拉巴马州的车管所，花大约 20 美元办到一张真正的驾照。

在亚特兰大，他向 Michael Shanahan 租了一套房子，用买来的公证章伪造了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的抵押解除证明，并把它们提交了上去。Shanahan 继续交房租，银行也没有被通知。等到公共记录终于显示房子已无抵押时，Cox 冒充房东，从三家私募放贷机构（hard-money lenders）各拿到约 15 万美元，一周之内合计约 40 万美元。后来，一名银行经理数出一张 2.9 万美元的银行本票，然后说他感到不安。Cox 说：“钱会到你那儿的。”然后就走了出去。大约一周后，特勤局的人找上门来。他说，那张支票是他们兑现的最后几张之一。

他需要的身份，不能和某个真人的生活撞车。红灯停车时，他看到一个举着牌子的男人，就走过去递上 20 美元。他打印了一份“联邦统计调查”表，别上救世军的徽章，然后付了 20 美元现金，换来五分钟的访谈。十七个问题覆盖了姓名、生日、社会安全号、母亲的娘家姓、出生地、兵役、护照、持证所在州、逮捕记录和最近一份稳定的工作。无家可归的男人手里往往有号码和出生证明，但几乎从没用过。他们不开车，不贷款，还常常说两年之内不会有工作。Cox 说：“对我的目的来说，他们再完美不过了，我知道这话听起来有多可怕。”Lex 问他是否感到愧疚，Cox 说没有。

在拉斯维加斯，他访问了 Gary Sullivan，此人有卖淫的逮捕记录。后来 Cox 在南卡罗来纳州用了这个身份，在一份抵押解除证明上签下了《辛普森一家》里“蒙哥马利·伯恩斯”的名字，并层层叠加地做包裹式再融资，最后一个身份的欠款规模达到约 130 万美元。有一次他被拦下，警察查了 NCIC，看到拉斯维加斯的记录，Cox 只好承认自己是“从拉斯维加斯来的”。三年间，他辗转了七个州，用过 50 多个身份。他上了 FBI 通缉名单。美国联邦法警（U.S. Marshals）追捕这名逃犯，特勤局则负责身份盗窃案。

Becky 患有双相障碍，又停了药，凌晨一点大吵大闹，直到邻居报了警，这是 Cox 承受不起的。他们在休斯顿大吵一架之后，他拿走了大约 9.8 万美元，把身份证件留在了一个被 Becky 用钥匙打开的储物柜里，然后开车走了。在巴吞鲁日的一家加油站，他先给母亲打了电话，又打给一位以前的经纪人，然后打给 FBI 探员 Candace。Candace 提出，如果他到坦帕自首，并配合指控他的前妻，就判七年。他挂了电话，把手机扔出窗外。后来他从一份信息公开申请（FOIA）的文件里得知，在他还在吃东西的时候，联邦法警已经奔赴那家赛百味。

在夏洛特，他取回了自己的车，买了一杯大杯香草拿铁，然后看着公寓楼里的两个人盯着他看。他刚系好安全带，就有个男人大喊：“他就在这儿！”两名美国联邦法警朝保险杠冲了过来。他猛踩油门，开出一英里后停在一家无家可归者收容所门口，去访问三个三十来岁的白人男子。在纳什维尔，一位房东看了看他的车，又看了看 Manufactured Funding Group 的名片，说他看起来是个诚实的年轻人。两个星期内，他就拿到了 Joseph Carter 的驾照、一辆 CarMax 的车，还启动了新一轮的房产翻新转售。他告诉 Fridman，那几年是他一生中最好的时光。那时他没有回头张望，只是越来越得意忘形。

Amanda Gardner 在冰柜里翻出了 4 万美元，还得知 Joseph Carter 并不是他的真名，而且所有联邦机构都在找他。她没有离开。全国性杂志和一期《Dateline》专题节目即将播出，那期节目以 Becky 的故事为基础，名字叫《The Thief of Hearts》。Cox 计划去澳大利亚，那边当时要的是钱和商业计划书，而不要指纹。Amanda 的朋友 Trina 被请去兑现支票，结果她转头打给了特勤局，据 Cox 说，她因此拿到了 1 万美元。探员盯了房子三天，然后把他抓获。他戴上手铐后，首先想到的是那个周五他会错过《皇家赌场》。

他们用押解专机（Con Air）把他经俄克拉荷马州送到亚特兰大。起诉罪名加起来，纸面上接近 150 年；真正的较量在量刑指南上。损失金额最初约为 2500 万美元，算上那个老案子后升到约 5500 万美元，之后又降了下来。他的律师 Millie Dunn 说，他的罪证确凿，必须配合调查。坦帕的其他人早就配合了。政府把《Dateline》节目和一门抵押贷款经纪人的伦理课，都算作“实质性协助”，然后又说这还不够。法官对每一项加重情节都从重处理。Cox 被判 316 个月，即 26 年零 4 个月。他说，自己哭得像个小孩。

要服刑二十多年，即使他的安保评分本该适用营区（camp）级别，他还是被关进了佛罗里达州科尔曼（Coleman）的中等安全监区。头一天，操场就被封了，有人被捅了。Cox 问那人死了没有，他的新室友说，只是被捅了几下。他教那些以为出狱后就能去翻新转售房产的男人学习住宅房产知识，后来有人还给他寄过钱。一家报纸提到他接受过 FBI 的询问之后，狱方出于保护他的考虑，把他关进了禁闭室（the hole）。一个叫 Bubba 的骑摩托的汉子告诉他，别去操场上溜达。Cox 还是去了。

他安下心来服刑。他写了一本回忆录，书名叫《Shark in the Housing Pool》。他为 Efraim Diveroli 写过一份提纲，这个人后来被 Jonah Hill 在《War Dogs》里演了出来。他曾让《滚石》杂志刊登了一篇报道，结果他的大部分文字都是以别人的署名发出去的。联邦调查局决定，2008 年的银行危机比他剩下的几名同案被告更重要，原本说好的那些针对其他人的起诉，就此没了下文。外面有三名律师告诉他，在第十一巡回上诉法院辖区，他没法强迫对方提出依据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 35 条的动议。他们说，他完了。

Frank Amodeo 到科尔曼监狱时，是一名被吊销了执照的律师，患有快速循环型双相障碍，还有一些精神分裂症的特征。从十几岁起，他就认定上帝已经指派他做世界的皇帝。他从联邦政府那里骗走了将近 2 亿美元，被判了 22 年。Cox 说，这些妄想并没有影响他做法律工作。Amodeo 在监狱里经营一家法律事务所，教别人研究法律，还能帮人把刑期减下来，一减就是好几年。Cox 躲了他一年，因为大家都说他是疯子。后来他实在无处可去。

Amodeo 对这个案子的第一份陈述，把一种近乎“进军华盛顿”式的宏大声势，和索要庭审记录、2255 动议混在了一起。他的理论是：政府提出的每一项要求，包括《Dateline》、《American Greed》和那门伦理课，都会重新开始一年的时效计时，所以 Cox 并没有超过诉讼时限；而 Dunn 让他凭着一线希望认罪，构成了无效辩护。政府则说，他已经超过时限了。几个月的文书往来之后，检方请求法院暂停此案、为他指派一名律师，并就第 35 条进行商议。Esther Panitch 飞了过来，提出只降一个量刑等级，即 30 个月。等她得知动议出自谁手，她说他是在听一个精神上没有行为能力的人的建议。Cox 问，如果他们可以这么轻易地把他压垮，她为什么还要过来。

法官降了三个量刑等级，判了 7 年，并且表示 9 年是绝无可能的。Amodeo 说，他们要一勺一勺地把这头大象吃掉。后来 Cox 得知，一名庞氏骗局的被告 Ron Wilson 把现金藏在了一个即将离婚的妻子那里。Cox 把线索告诉了特勤局，还在监狱里向 Wilson 追问细节，并一再要求开庭，直到检方又给出三个量刑等级，判 5 年。这样一来，就减掉了 12 年。他原本的出狱日期是 2030 年。Cox 说：“没有那个人，我根本没有指望。按理说，我现在本该还在监狱里。”Amodeo 也给自己争取到了出狱，中间又回去过一次，再次获释，现在住在奥兰多。

只有他母亲和哥哥来接他。开车离开监区时，他哥哥说他一定很高兴能离开。Cox 哭了，车里一下子安静下来。他说，那是一种幸存者的愧疚：他要离开的，是他人生中第一批真正的朋友，那些人对他一无所求。狱友 Tommy 往他的账户里存了 400 美元，好让他不至于空着手走进渡教习所（halfway house）。Cox 在沃尔玛花了其中的 300 美元，那是他人生中第一次逛沃尔玛。一位童年好友 Treon Calta 在一家健身房雇用了他，只给最低工资。其他狱友还寄来笔记本电脑和剪辑软件，让他能把他们的故事放到一个网站上。

他给 Koncrete 播客的主持人 Danny Jones 发了一封邮件：“我叫 Matt Cox，我是个骗子。我刚从联邦监狱出来。”Jones 说，这是他收到过的最好的邮件之一。一位嘉宾临时没来，那期节目后来大约有两百万次播放。Patrick Bet-David、Soft White Underbelly 和 Vlad 也陆续邀请了他。Cox 现在在 YouTube 上以 Inside True Crime 的名义采访罪犯。他的父亲长期在州立农场保险（State Farm）担任经理，同时也嗜酒，在 Cox 服刑期间去世了。父亲一个人来探视过一次，那是在 26 年的刑期看起来已成定局之后。他对儿子说，他不为儿子的处境感到骄傲，但他为儿子感到骄傲。他的母亲十三年来每两周都来探视一次，哪怕坐着轮椅。Cox 及时出了狱，带她去吃了晚饭，推着轮椅走在她身边，并在她中风最后那段时间里握着她的手。“就算这辈子都被人叫作告密者，我也不在乎，”他说，“我不配得到更多。她值得。”

他们的儿子在 Cox 出逃时才三岁，后来被别人收养了，现在不愿跟他说话。Cox 承认，儿子的理由无懈可击。他从不抽烟、不喝酒、不吸毒，因为他拒绝成为自己的父亲；而他的儿子看着他，也划下了同样的界线。被问到是否愿意改变其中任何一件事，他说，他宁可把整个人生推倒重来。他说，如今的自己是一个 54 岁的重罪犯，身无分文地重新开始，父母都已去世，还有一个对他视而不见的孩子。他宁愿当一名注册会计师。他当初本不该涂掉那笔逾期 30 天的记录。最富有的时候，他却在哭。出狱时一无所有，他却想念那些狱友。他在渡教习所里认识了现在的妻子。他们的约会之夜，是去奥基乔比湖（Lake Okeechobee）猎鳄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