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上门的九十分钟：Cal Newport 谈深度工作、电子邮件，以及为最坏情况而活的人生

Cal Newport 是乔治城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家，学术专长是分布式算法理论，其中包括不可能性结果，也就是证明某些问题根本无法求解，或者无法快于某个给定下界求解的证明。更多读者则知道他是《深度工作》和《数字极简主义》的作者，而在这次对谈的时候，他刚出了一本新书《没有电子邮件的世界》。他自己不用社交媒体。他主持一档播客《Deep Questions》，面向那些想过更有意识的工作生活的人。Lex Fridman 一直把 Newport 的文章当作指南，开场就问了那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什么是深度工作？

Newport 对它的定义很直接：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专注于一项需要高强度认知的任务。这件事每个人都做过，但通常不会把它当成一类独立于日常其他工作的努力来命名。他在博客上一直称之为“硬专注”。这个想法是在他待在 MIT 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实验室（CSAIL）理论组时逐渐成形的。那里聚集的是他所说的“豪华阵容”式的思考者：图灵奖得主、麦克阿瑟奖得主，对他们而言，集中注意力是顶级技能，讨论起来就像运动员讨论 440 码跑的成绩一样。他说，一个典型的日子可能是这样开始的：Eric Demaine 站在白板前，上面投着一张图论网格，几个访客围在旁边。你去吃午饭，去健身房，回来时他们还盯着同一块白板。

和数学家、物理学家待在一起久了，做实验性机器学习会显得像是在变戏法。Newport 的回应是，原创的算法工作，甚至硬核编程，都是深度工作的典型：你面对一个问题，手里有一堆工具，得当场把它们组合起来。《So Good They Can’t Ignore You》在 2012 年出版之后，读者问他怎样才能做到那么好。他回想起研究生时代，琢磨这种专注习惯到底有多普遍。随后提出的假设，正是这本书的骨架：在整个知识工作领域，专注都很重要，而我们在无意间建立起来的工作环境，几乎让人没有机会专注。

Newport 坚持认为，他定义里的关键词是“不受干扰”。他工作中的一个大主题是：上下文切换会扼杀人的思考能力。哪怕只是短暂移开目光，再回到主要任务上，也会产生他所说的“认知堆积”。原本支撑着手头工作的神经网络必须被压制，其他网络则要被激活。如果在这个级联过程的半途把自己硬拽出来，再想切回去，清晰思考的能力就会下降。如果持续这样下去，到了中午，你其实不只是寻常意义上的累，你是真的没法再思考了。

Fridman 提出了程序员的疑问。你正写着一个函数，突然想知道有没有现成的库能直接实现，于是跑去上网查。这算不算一次完整的上下文切换？是不是应该一律拒绝这样做？Newport 的态度比围绕他这本书流传的说法温和得多。查一下相关的库，大概没什么问题，因为语义网络是相近的：你想的仍然是这类解法、这类函数。真正的伤害出现在切换到另一件完全不同的事，同时还留下了一件没了结的义务。最糟的是电子邮件收件箱：二十封你现在没法回复的邮件，情境完全不同，还有人在等你回复。其次糟的是那些容易激动情绪的内容。他说，瞟一眼推特，就可能毁掉你好不容易站上的那片认知高原。

他希望每个时间块至少一个小时，因为清掉之前所想事情的残留，最长可能要二十分钟。切换之后写代码三十分钟，真正处于巅峰状态的时间可能只有十到十五分钟。一个小时能换来四十到四十五分钟。他更偏爱九十分钟的时间块：在精疲力竭之前能做成很多事，到那时再收手。Fridman 补充了一条书里本来用不着的个人体会：那些能拿出好几个小时做这类工作的日子，他不仅更有成效，对身边的人也没那么难相处。那些做不到的日子，烦躁和一事无成的感觉会不断堆积，直到生活的其他部分都难以享受。

被问到怎样把深度工作放进一周的实际安排里，Newport 不从意志力讲起，而是从时间块规划讲起。不要让收件箱或待办清单来驱动一天。先看看你实际拥有的时间：这场会议、那个约见，还有中间的空档，然后把它们分配出去。这里留半小时，那里留九十分钟，会议之间的空当塞进五件杂事。一旦形成了这种纪律，就更容易看清深度工作该放在哪里，也能把较浅的事务暂放在伤害最小的地方。这样你能完成的难事，会比一上班就问“接下来干什么？”多得多。

他的规划分三个相互嵌套的尺度。按季度或学期，定一个大图景：比如学期末的论文截稿日，几章书稿。按周，他会把这个大图景和实际日程对照，判断哪些日子能承担这份工作量：也许周一是唯一空着的一天，那就定为写作日。按天，他再把周计划拆成一个个时间块。Fridman 对会议避之唯恐不及，把十分钟的 Zoom 都当成存在危机，他也常常安排一个专注时段，希望自己沉浸其中、超时也不在意。Newport 有同样的本能。他说，如果深度工作的状态很好，那就“放开干，让它继续下去”。

他卖的那本规划本有很多列，是有原因的。计划一开始被打乱时，你就挪到旁边一列，为剩下的时间重新安排。坚持最初的草稿并不会得到什么奖励。真正的好处是一份有意识的计划：任何时候你都想过剩下的时间有多少、该拿它做什么。他愿意承受别人的抱怨，只为了在笔尖开始顺畅游走时守住一个证明。Fridman 指出了硬币的另一面：事情顺利的时候停下来，会让你迫不及待地想回去；卡在死胡同时停下，下次坐下来就会多出一股拖延的力量。

Fridman 把对话变成了一场心理咨询：他似乎只完成那些有截止日期的事情。截止日期为什么这么管用？没有它们，事情还能完成吗？Newport 的短期回答是，截止日期是一种清晰的动机信号。时间块规划在更小的尺度上起着类似的作用。如果你只是说自己要写一会儿，你的大脑就知道迟早会休息，于是每隔三分钟就冒出一个休息的念头。而在排好时间表的情况下，你有两个小时用来写作，休息时间已经安排在别处，你不必跟自己较劲。在更大的尺度上，截止日期告诉你该做什么。在《没有电子邮件的世界》以及他的其他著述里，更健康的做法是先建立一套流程，然后让自己去遵循它。

他不喜欢另一种压力：朋友提醒你两个月前就答应过这件事，所以他尽量提前完成。他想要的是弹性。截稿前的通宵赶工会让他脑子里冒出一个念头：要是我病了怎么办，要是我睡不好、想不了事情怎么办？他提到，亚里士多德最后把人的善归于沉思的能力。Newport 则试图像人们养成健身习惯那样，培养一种认知习惯，直到跳过它会让人觉得浑身不对劲。Fridman 描述了相反的模式：深度工作的流程已经成功运转，却又在上面堆满额外的混乱，太多有意思的事情，睡眠却不够。Newport 旧网站的座右铭是“少做事，做好事，知道为什么”：在轮盘上下几注，认真练，系于一种价值，然后看它把你带到哪里。正如他在 2012 年所主张的，热情是随着技能和自主性的增长而培养出来的，它并不是一支要在开始之前就找到并完全点燃的火炬。

他之所以学会早早收工，是因为他还在读研究生时就结了婚，并把妻子的办公时间当成硬性的收工时点。做博士后时，他会在轻松的日子中间人为设定一些约束，比如两小时运动、有效冥想，免得在拿到教授职位之前身体先垮了。他说，孩子对生产力是巨大的冲击，同时也是最严格的时间表执行者。他担心职业倦怠，就像他过去担心精英学生的“深度拖延”一样：高强度的工作加上过于外在的动机，整个系统就会烧坏。他的应对办法是在每个尺度上都讲究节奏：有高强度的周，也有轻松的周；有紧张的学期，也有稍松的学期；夏天稍微轻松些，下午五点就收工。休息与恢复本身就是目的，并不是崩溃之后才能挣来的奖赏。

《深度工作》里有一章叫“拥抱无聊”，Newport 如今认为，那一章最初的论证属于功能性的解释。你必须在日常安排里留出一些无聊，否则大脑会形成一种巴甫洛夫式的条件反射：一有刺激不足的苗头，它就要求来一剂刺激。一旦这种联想形成，它就再也受不了连续三小时的写作。最近，他在追问更深层的东西。无聊让人极不舒服。饥饿、口渴和疼痛也让人极不舒服，因为它们服务于物种延续。那么，无聊是为了什么？

他的工作假设是，无聊会推动人去做有成效的事。是什么让人类开始用火，开始打制手斧，把木棍削尖到能拿去投掷猛犸象？正是无聊，把人推向行动。接着是类比：我们有饥饿的本能，而工业化食品做出了极其可口的垃圾食品，把这种本能短路，让人不健康。我们也有行动的本能，而现代环境用任务和干扰把人压得超负荷，直到系统短路：盘子里的事多到没人能做完，然后又为做不完而沮丧。他把这种结果称为一种“认知行动肥胖症”。他仍在思考的一个开放问题是，行动领域的“原始人饮食法”（paleo diet）该是什么样：如果能从零开始设计要做多少事、做什么事，什么样的安排能让人重新接上那股驱动力？

Fridman 把这个类比带到了身体上。他已经一个多月一日一餐，主要吃肉。哪怕只断食一天，也会让他进入一种倾听的状态：饥饿是一种信号，不同的食物对它的回应也不同。2000 卡的牛排，配上一些青豆或花椰菜叶，会让他饱足、专注，并且能快乐好几个小时。2000 卡的樱桃，他控制不住吃量，吃完会胀气、情绪起伏，第二天更饿。断食让他学会去聆听这个信号，少用食物去安抚它。两人都同意，这和拥抱无聊是同一个动作：拿走那些极其可口的填充物，看看那股不适究竟在推着你去哪里。

在《数字极简主义》里，Newport 请读者离开数字化的个人娱乐整整三十天：社交媒体、网络视频，任何能抓住注意力、驱散无聊的东西。人们听到的是“排毒”，但这并不是重点。他想要的是一段空间，让你能倾听无聊，并问它在推着你走向什么，同时把新的屏幕都从选项里拿掉。大约 1700 人参加了这个实验。一开始很难，之后他们逐渐习惯了倾听。无聊推着他们去找别人，去做高质量的休闲，去做一点需要动脑的事。图书馆被提到得很多：纸质书、不带压力的闲坐、看看窗外的天气。他们对他说，二十年前他们也常这样做。

按他的定义，数字极简主义是倒着来的：先想清楚你真正想把时间花在什么事情上，再问工具能不能放大这件事。三十天结束后，只让技术以这种角色回到生活里。只靠戒除的计划，比如“我在 Instagram 上花太多时间，所以少用一点”，在当下就会失效，因为当下看起来并没有那么糟。对理想生活的正面描绘，要黏性强得多。真正做出持久改变的人，是那些做过尝试、也做过反思的人。那些只是因为厌倦了手机、咬着牙熬过三十天的人，并没有坚持下来。给他写信的人中，大约一半彻底放弃了社交媒体。另一半保留了一些，但几乎没有人还把它们留在手机上。一旦你知道自己在优化的是什么功能，就可以立规矩，成本与收益的天平就会从公司那一端转向你这一端。

Fridman 自己也在推特上做着一个规模更小的同类实验。每天发一两条，再看看别人对这些帖子的反应，感觉还不错：负面评论一掠而过，正面评论让世界显得满是善意的人。大约每天查看五六次的时候，情绪就翻转了。负面的东西挥之不去，正面的反而显得空洞，剩下的与其说是愤怒，不如说是一种存在主义式的疲惫，一种没有创造出任何美好事物的感觉。Newport 见过很多种设置方式。对于有受众的人来说，只要设好围栏，每天发一条帖子，也能支撑起真实的价值，比如和受众之间轻松的联系。他的写作朋友 Ryan Holiday 每天只发一条斯多葛派的语录，然后就走开，从不互动。读者喜欢这点启发。这就是规律：先想清楚什么重要，用工具去放大它，然后别再困在公司的循环里。

Newport 对社交媒体有一套统一的看法：他非常看衰大平台的长期前景。这些平台最初的卖点，尤其是脸书和 Instagram，是“你认识的人都在这里”。这就是网络效应构成的护城河：价值随用户数急剧增长，后来者根本追不上。等它们转向信息流模式，也就是我们给你看有趣的东西、我们追着点赞跑，它们在这个意义上就不再是社交工具了。数字化的社交冲动转移到了群发消息和 WhatsApp 上。一个只为消遣而存在的信息流，要和所有其他的消遣竞争，包括播客。它已经没有离心力了。“推特的信息流真的比这些流媒体服务有趣那么多吗？”他问，“真的比 Clubhouse 有趣那么多吗？比播客有趣那么多吗？我觉得他们没意识到自己的根基其实有多不稳。”

他的预测是分裂成他所说的“长尾社交媒体”。如果你不需要把所有认识的人都放在同一个平台上，何不分成三四个量身定做的平台？比如一千个关心 AI 或喜剧的人，一个为这个群体打磨到极致的界面，也许是音频的，每人两美元，这样就不用靠收割注意力来赚钱。他提到，喜剧演员早就在播客上了，推特从来都不是他们最好的形式。互联网原本的民主特性仍然是个优点。推特带来的却是同质化：所有东西看起来都一样，以同样低的摩擦力流动，这摧毁了分布式的筛选机制。在博客时代，人们自己拥有服务器，声誉随着时间和链接慢慢积累。2004 年大选期间，有 Daily Kos、Drudge Report，还有 Ezra Klein 在宿舍里写作。一个阴谋论博客很难进入任何人的视野。而在一个完全同质化、摩擦力很低的网络上，几乎什么东西都能一下子冲出来。

早期互联网的人，也就是在网页出现之前就已经在服务器上的那批人，对平台的崛起大为震惊。他们当初建立了开放的协议，让任何一台机器都能和任何另一台机器通信。后来，公司说它们要拥有服务器，把服务器放进自己拥有的大楼里，把互联网当作通向私有互联网的第一公里。Fridman 提到，Jack Dorsey 一直在资助更去中心化的推特版本，这原则上可能摧毁推特这款产品。Newport 的反驳是，技术本身并不是关键。骑行爱好者会去用 Zoom，建一个 Slack，开一个博客。与此同时，工程师们想要的是一个没人看得懂的、优美的联邦协议。Clubhouse 早期版本在他看来是一种单一用途的技术：静音、悄悄离开，别的几乎什么都没有，这一点让他很喜欢。如今比特已经足够便宜，并非每个社区都需要一个年收入一亿美元的独角兽故事。脸书是一台极其擅长集中资本的机器，一个俱乐部很难与之抗衡。不过，WallStreetBets 则表明，很多小俱乐部是可以联合起来的。

Newport 开玩笑说，《没有电子邮件的世界》真正的书名应该是“没有过度活跃的蜂巢思维工作流的世界”，但出版社想要一个更简短有力的名字。他在《深度工作》出版后就开始做调研，2016 年开始访谈，前后用了五年时间梳理线索。问题很简单：如果深度工作如此宝贵，为什么几乎没人有时间做？为什么人们总在查看电子邮件和 Slack？电子邮件的普及有着乏味却正当的理由。1990 到 1995 年间，它取代了传真机、语音信箱和纸质备忘录，完成了扩张。它之所以成为杀手级应用，是因为它真的有用。紧随其后出现了一种新的协作方式：我们随时用不定时的来回消息把事情理清楚。这种工作流跟着电子邮件而来，就像他用瘟疫打的比方那样，病毒跟着老鼠走。如今，普通的知识工作者每六分钟就要查看一次这些渠道，因为组织里的每一种关系，同事、供应商、客户、人力资源部门，现在都靠异步、不定时的乒乓式往来运转。

这种变化是自发涌现的，是技术决定论的一个例子：仅仅是某种工具的存在，就能改变人的行为。没有人停下来设计一套真正能用的系统。1980 年代中后期，IBM 位于阿蒙克（Armonk）的总部准备上线内部电子邮件。大型机时间昂贵，所以他们根据对既有沟通方式（备忘录、电话、便条）的研究来配置容量。Newport 采访过负责运行它的工程师。上线三天后，系统就瘫痪了。人们的沟通量是估算的六倍。这连召开全员大会、宣布一种过度沟通新文化的时间都没有。低摩擦的数字消息就这么摆在那里，自己改写了协作方式。

大型办公室有一个真实的问题，电子邮件解决了它：快速的异步沟通。同步通话的开销太大，备忘录又太慢。中央情报局（CIA）建总部时，这种需求迫切到他们装了一套气动管道“邮件”系统：有机玻璃胶囊、黄铜拨盘、电磁分流装置，一条消息在相隔一层楼的地方大约一分钟就能送到。肯花这么大代价，说明这个机构有多想要不开会也能快速沟通。所以，真正的电子邮件出现时，它就成了提升效率的灵丹妙药。1980 年代末，那些自己开发计算机支持协作工具的研究人员，眼看着整个研究方向被抹掉了。然后出现了意料之外的后果：一个奇迹般的应用，同时也冲垮了围绕注意力的免疫系统。

Newport 的看法是，蜂巢思维起初确实有帮助，后来却变得代价高昂，一直在拖累工业生产率。这个指标已经停滞了很长时间。他认为它之所以没有下降，唯一的原因是账外的加班：早上三小时，晚上三小时。我们建成了全球性的高速无线网络，把超级计算机装进了口袋。生产率本该飙升到顶，却没有，因为大脑没法每六分钟切换一次。上下文切换就是毒药。我们一直把这个症状当成个人意志力或礼节上的失败。他为工具开脱，宁愿用 POP3，也不愿用传真那套协议。问题出在工作流上。如果靠不定时的消息和二三十个人协作，就相当于同时站在三十张比喻中的乒乓球台前。球一回来，你就得尽快击回去，否则工作就会停滞。你没法把事情攒成一批来处理，没法真正休息，也没法养成更好的习惯，因为拖延会拖慢其他所有人。

解法就是工业部门早已采用的那一套：流程工程。找出构成日常工作的那些重复流程，比如回答客户问题、发布播客节目，它们大多目前都是用“我们在 Slack 上再商量”来实现的。对每一个流程，都要问：有没有办法把不定时的来回往复降到最少？你仍然可以用电子邮件发一个文件，但不要再用电子邮件来协调工作。照这个说法，Slack 只是一个更快的蜂巢思维，并没有解决问题。一位匿名但很有名的 CEO 告诉他，这会是 21 世纪的登月计划，潜在的生产率价值高达数千亿美元。工具当然能帮上忙，比如 Trello、Basecamp、Asana 和排期软件，但应当先问“什么流程能减少消息”，然后才问“什么工具能帮上忙”。至于“什么能替代电子邮件”，并不是该先问的问题。有些流程在当下会花更多时间，这没关系。真正的杀手是来回往复，因为它会逼着人不断去查看。

这本书的大部分采访安排，Newport 都是通过和他的公关人员共用的一份文档完成的。她把可选的时段放进去，他每周查看两次，标出可行的时段。这比随手发一封邮件要花更长时间，但几乎不会产生来回往复。而在英国出版社那边，由于往来量似乎不值得专门设计流程，他立刻就感受到了两者的差别。Fridman 引用香农的理论：前期花心思设计一套巧妙的编码，后面占用的带宽就少得多。半天的流程工作，可能在六个月里省下几百封邮件。另一头的陷阱则是过度优化。软件团队早就有了 Scrum 和看板，它们确实比蜂巢思维强，不过有些程序员仍会走火入魔，比如一位三级 Scrum master 把仪式搞得比实际需要复杂七倍。Newport 的文章《The Rise and Fall of Getting Things Done》追溯了 Merlin Mann 以及 2000 年代初的“效率色情”（productivity porn）圈子，那些人确信，只要找到正确的软件配置，就能把工作的难处卸载掉。这股风潮之所以破灭，是因为工作本身就很难，决定做什么也很难，而没有任何系统能替你完成这些。先把流程做到足以消除上下文切换，然后再去干活。

当问题变成电子邮件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Newport 的态度很明确。它擅长传递信息，可以把它看成一台非常好用的传真机：发一个文件，发布一条政策。它不擅长协作。如果你想聊天、想做出决定、想了解或澄清一个不止一句话就能回答的问题，就不该在邮件里做这些。新鲜的消息仍然属于邮件，比如很久没联系的人发来的一封信，或者一封不请自来的来信。那才是电子邮件最好的样子，就像《You’ve Got Mail》里那样。真正开始拖垮人的，是企业里所有可重复的协作都挤进了同一个渠道。

对于困在蜂巢思维团队里的人，他建议先做不对称的优化：改变你能控制的部分，并在社交上保持分寸。不要宣布一套所有人都得照做的新流程。你可以说，周一中午前把草稿放进 Dropbox 文件夹，周二早上再看评论，如果有什么卡住了，周二下午保持答疑时间。对方听到的是 Cal 有一套计划，并且知道什么时候该行动。你其实已经把对方拉进了一套不需要来回十几次回复的流程。这样做几次之后，就可以开始谈这件事了。他补充说，也许还可以顺手把这本书推到桌子对面去。

Fridman 提到喜剧演员 Joey Diaz，他就是直接拿起电话打过去。这让 Fridman 有点不自在，但事情确实办成了。Newport 从计算机科学的角度作答：从同步网络转向异步网络，会带来大量额外开销，协议会变得更复杂、也更脆弱。实时通话通常更好。人的声音还能传递更多社交信息。这也有代际差异：他们这一代人愿意打电话，年轻一代则不会。对于亲密的朋友，他从不临时打电话，而是提前约定。每次聊完，他们会花一两分钟把下一次的时间定下来，就像预约理发那样，先把时间定死，这样才能保证真的去成。数字极简主义还让他悟出一个相关的悖论：你为某个人牺牲的非琐碎时间和注意力越多，这段关系就越让人觉得牢固。社交媒体把摩擦力去掉了，大脑就不再把它算作真正的纽带。

谈话终于转向了塑造 Newport 专注品味的那些研究。他在理论上一直最喜欢的是不可能性：在分布式算法领域，他的专长是那些证明某个问题不存在可解算法，或者不存在比这更快的可解算法的结果。这条脉络可以追溯到图灵 1936 年关于可计算数的论文。程序是有限的，所以是可数的；而问题可以表示为无限的二进制串，依康托尔的对角线论证，它们是不可数的。问题远远多于算法，所以你能说出名字的几乎任何问题，几乎都肯定不是计算机能解决的。随后，图灵给出了一个具体的例子：停机问题，理论计算机科学从此就一直在干这类事。与分析某个具体算法不同，不可能性证明陈述的是问题本身。它们用的是归谬法：先假设存在一个解，然后把逻辑一路推到荒谬的地步，再撤回这个假设。

Fridman 读了一篇 Newport 关于动态网络平滑分析的论文。最坏情况的思路往往会得出非常强的下界。问题在于，这个下界是稳健的，反映了动态性带来的真实困难，还是脆弱的，只依赖于某个特定的对抗性变化序列？脆弱的下界会给那些在实践中仍然可用的算法留出余地。平滑分析并不是 Newport 的发明。Spielman 和 Teng 最早把它用于顺序算法，尤其是单纯形法：单纯形法在实践中很快，但对于恰到好处的病态输入，它可能糟糕到极点。他们先让对抗者挑选输入，再给每个数字加上一点点随机噪声，单纯形法就变快了。那个“可能永远跑下去”的下界是脆弱的。Newport 和合作者把这个思路带到了分布式算法领域，在那里，许多机器通过一个每轮都可能变化的网络通信。如果有一个恶意的对抗者在操控这些变化，强下界就很容易证明。

他们刚投出去的一篇论文研究了一个简单的谣言传播问题：网络中有一些消息，每个人都应该拿到这些消息。如果拓扑结构是静态的，流水线就能很好地工作。如果它每轮都可能变化，现有的下界说明，无论你写什么算法，都需要很长时间。平滑分析要问的是，这是不是只是极度倒霉。他们仍然让对抗者挑选最坏情况的网络，然后每一轮随机地增加或删除一两条边。最简单的解法也轻松突破了那个下界。在这种带噪声的世界里，要让事情保持缓慢几乎是不可能的。在理论圈的文化里，这还可能带来另一种问题：一个来得太轻松的结果，可能会因为“数学上的肌肉展示”（math machismo）不够、数学上的自我折磨不足而被拒绝。Newport 更关心的是，有多少著名的分布式下界会在一点点噪声之下土崩瓦解。

在深度学习问题上，他站在 Max Tegmark 一边：模型的难以理解并不是它的根本属性。他说，从业者不会为生存风险睡不着觉，因为日常的现实是做矩阵乘法、调整常数，祈祷分类器的准确率在截止日期前过线。一旦合适的数学语言出现，他预计会先出现优雅的方程，然后是各种管道式的工程：这里一个模式识别器，那里一个噪声模块，AI 变成一门工程学科。Fridman 反驳说，庞大、密集连接、动态变化的网络，可能会像 Wolfram 的元胞自动机那样，拒绝被干净的表示所刻画，从而把理论家变成实验生物学家。Newport 并不假装知道答案。他也涉足过生物算法，比如用分布式过程而不是物理方程来解释蚁群。他一直发现，计算机上的工作常常掩盖了更古老的数学：香农、熵，还有一个 1990 年代的组合学结果，被埋在一堆争用解决的下界之下。他对 P 与 NP 问题的猜测也属于这一路。会有非常聪明的人找到另一种表示方式，来描述机器在做的事，而一个已有的定理会随之浮现。在数学的本质问题上，他站在“发现”一边，不过他也提醒，大脑同样很享受看见简洁，所以我们或许天生就会去寻找它，哪怕它并不完全存在。

接近尾声时，Fridman 提出了效率类文献通常绕开的问题：爱情、友情和家庭如何与高产出的生活相处？它们之间有没有张力，还是说人际关系反而能为整个过程充电？Newport 并不把它当成需要优化的权衡。人际关系就是全部。如果让他做一次毕业典礼演讲，他会向年轻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有些糟糕的事情你控制不了，迟早会发生：疾病、崩溃、经济崩盘、死亡。你的计划是什么？人际关系就是缓冲，因为我们天生就是为此而连接的。研究《数字极简主义》时，他顺着大脑与社交性的线索一路深挖。他逐渐认为，大脑的几乎全部机制都是为了服务于连接。在饥荒年代，和你有牵连的人，正是你不致饿死的办法。社会排斥会点亮疼痛中枢，想念一个人会疼，也是有道理的。关于默认模式网络，有一种被广泛接受的观点：当你没在做任何具体事情的时候，它所做的很多事，其实是在练习社交互动，因为这项技能是人类兴旺的核心。

所以，他近来的顺序是：人际关系优先，而且要是那种深厚的关系，你会为了别人牺牲不少时间、注意力和资源。他认为我们在这方面投入远远不够，并担心社交媒体正在稀释这些关系。在此基础之上，你再去考虑剩余的精力该怎么用：生一堆火，做一些工具。效率系统里的其他东西，都默认了平均情况，也就是事情大体会照旧发展下去。把人际关系放在第一位，你做的就是最坏情况分析。无聊、影响力、产出，这些驱动力都是真实的，但远没有那么非黑即白。“我们需要彼此。”Fridman 问他是否害怕死亡。Newport 的做法是把它变成一种效率技巧：现在就直面它，以你能够引以为豪的方式生活和工作，这样当这场直面不再是可选项的时候，你更有可能对处境感到释然。他引用了 David Brooks 关于“悼词式美德”与“履历式美德”的说法。即便艰难，依循一套准则生活，也会带来一种韧性。宗教曾经靠它来组织生活，士兵至今仍会谈起这种韧性。没有了宗教，就需要一个替代品。

Fridman 对这一切带有电子游戏气息的东西提出质疑：高分、原则，以及每个技巧背后隐含的某种不朽。Newport 并不声称自己有答案。他愿意捍卫的，是一些“直觉”：这感觉对，那感觉不对，在某个特定时刻的勇气，会让人感觉触碰到了某种东西。这些直觉是对抗任意性的根基。他的祖父是一位神学家，他推荐 Karen Armstrong 的《为神辩护》。按他的讲述，Armstrong 的论点是：要理解宗教，就得回到启蒙运动之前，那时宗教是一套用来理解直觉的操作系统，并非一组需要证据支撑的命题。仪式、信仰和行动，都是用来与无法言说之物保持一致地生活的工具。在这个框架下，Sam Harris 的批评就打偏了，因为他把宗教当成了对缺乏证据的事实的认可。这是启蒙运动提出的要求，宗教本来的语境并非如此。Newport 猜测，我们仍在寻找一种好的“仿佛 X 为真那样生活”的方式。也许人工智能会变成我们一直在找的那位新神。也许它只会吐出 42。Fridman 则引用 Douglas Adams 的说法，投的是 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