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火箭只是历史的偶然

Lex Fridman 开场先谈这位小说家的两副笔墨：一边是历史小说，比如《编码宝典》里二战的那条线索，另一边是科幻。历史会重演吗？斯蒂芬森觉得会，而且常常重演。人性就是那样，所以相似的行为模式不断出现，真正新鲜的东西才是例外。不过，技术确实改变了物质层面的事实。过去一百年里，抗生素、现代疫苗、电气化和互联网，把生活水平、健康状况和预期寿命提升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程度。

人们活得更久，整体也更健康，但那些不好看的行为模式依然存在。Fridman 问，如果资源约束越来越少，我们能不能把人性中更好的那一面放大出来。斯蒂芬森说，直到大约十年前，他还会同意这个看法。但后来他看到，人们总能找到办法制造对立、让自己愤怒，因为这能挠到某种心理上的痒处，哪怕他们的物质条件并不算差。过去用来解释魏玛共和国崛起的那套说法，似乎已经足够：恶性通货膨胀、失业、生活水平崩塌，于是有了希特勒。2008 年也有银行倒闭，一些人的生活也陷入停滞。但美国近些年发生的事情，很难严格地用贫穷、愤怒和悲伤来解释。“我觉得他们是想愤怒。”

战争中那些技术上的奇闻让他着迷，比如《编码宝典》里围绕图灵展开的那部分，但他并不回避战争留下的道德残余。集中营的存在意味着，受过教育的人再也不能对人性抱有幻想。即便身处一个号称开明的社会，人也很容易变成怪物。Fridman 问他是否同意索尔仁尼琴那句话，即善与恶的分界线穿过每个人的心。他说这是一句很好的话。他十几岁时读了相当一部分《古拉格群岛》，因为祖父是个美国人，对苏联的威胁极为执着，家里随手放着这些书，他希望身边的人都知道发生过什么。

在他看来，古拉格和德国集中营像是两套平行的系统，都是恐惧、绝望，再加上一个有魅力的领袖。它们同时也是关于勇敢、爱、兄弟情谊和生存的故事。Fridman 提到维克多·弗兰克尔（Viktor Frankl）的《活出意义来》（Man's Search for Meaning），那本书讲的是人在极端条件下仍能找到美。Fridman 据此认为，二战只是一个很小的邪恶时刻，却暴露出了一种大得多的善。斯蒂芬森没有因此变得悲观。他认为，人人都可能在一段时间里追随希特勒，甚至享受对“他者”的仇恨；但人人也都有行善的能力。Fridman 的基本判断是，人对善的渴望更大。技术在这里可以充当向导，比如维基百科，以及谷歌最初那个把全世界信息放到每个人指尖的梦想：真的假的都摆出来，让人自己去探索。

Fridman 设想的那种未来向导，是一个你派出去的 AI 导师，并非教你如何成长的威权算法。斯蒂芬森说，这听起来很容易，其实不然。这正是《钻石时代》（The Diamond Age）的主题，那是 1990 年代的一部小说，书里的一本书基本承担的就是这个角色。小说 1994 年出版，那时还是 AltaVista 和 Ask Jeeves 的年代，他还没听说过谷歌。从那以后，他一直看着人们从不同方向尝试做这件事。他自己没有参与，但很清楚其中的难度。

接着，系统就被人钻空子了。他刚刚看到一条帖子：二十年前在谷歌上搜勾股定理，大概率能直接找到讲解它的页面。现在排在前面的，多半是有自己算盘的人，比如卖数学辅导的，或者做营销方案的。传统搜索引擎在最初的教育用途上，正变得越来越没用。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就不该被更好的东西取代。Fridman 替那些有算盘的人辩护：他们是在找商业模式。喜欢数学的老师撞上 YouTube 的算法，就得想办法让这份热爱变成一份全职工作。这种与算法的共舞，会找到一个局部最优或次优的小口袋，然后卡在里面。

斯蒂芬森的看法很平实。这个口袋比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互联网出现之前好太多了。人性使然，人们接着就会写出措辞雄辩的文章，说这显然只是个口袋，不怎么样，外面明明有更好的地方。于是人们只能等，等一个孤独的天才，或者一群天才积累起足够的势能，喊出一句：够了，出路在这里。那种“我们永远被困住了”的犬儒论调很能拿点击量，它们都只是点击诱饵，直到有一只好奇的蚂蚁挖穿墙壁，或者攒够能量跳出去。Fridman 接着开玩笑：我们会殖民太阳系，然后被困在太阳系里，哀叹太阳终将熄灭，我们去不了下一个恒星系，如此循环，直到殖民整个可观测宇宙。斯蒂芬森认为，走出太阳系会是最难的那一步。

你可以慢慢离开，什么时候出发都行。但要在一辈子或几辈子之内抵达，需要惊人的能量去加速，到了中途还得用同样多的能量减速，否则就会直接冲过去。尤里·米尔纳（Yuri Milner）资助过用激光帆推动小型物体的构想，但据斯蒂芬森所知，这些方案从来不谈减速。那只是一次掠过，路过时拍几张好照片。如果这样的事真的发生，他也不反对。能量只是其中一个问题。如何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维持一个封闭的生态系统？如何让人不发疯？如果以接近光速的相当一部分速度撞上什么东西，会发生什么？

在他看来，世代飞船是唯一可能行得通的方案，而且它必须持续运行很长很长的时间。船员抵达之后，也许会发现那是一个一无是处的恒星系，经历了千年航行，却是一场大失望。事先勘测有帮助，但宜居的窗口非常窄：重力、温度、大气，都限制着行星的大小和类型。把这些复杂因素摆在一起看，用太阳系里现成的材料去建造我们想要的环境，就显得好得多。他很喜欢《苍穹浩瀚》（The Expanse）里的一个设定：那些要建造星际飞船去另一个恒星系的人，是出于宗教信仰在做这件事。他认为，这才是人会去做这件事的唯一理由。从经济上算，应该把旋转圆柱形太空栖息地做到完美。

Fridman 反驳说，所有雄心勃勃的事业，多少都带点宗教色彩。肯尼迪说“因为它很难”，这可不是电子表格能算出来的理由。Neal Stephenson 认识一位阿波罗计划的老兵，那人表示，登月堪称共产主义的头号成就。国家之间的竞争谈不上宗教，但它同样是一场对意义的争夺，而意义不在数学里，它存在于音乐、宗教和艺术之中。从成本上看，他并不反对每年发射一艘世代飞船，让一群流浪的蚂蚁散向银河。但这种动机，只能来自某种精神层面、看不见摸不着的盘算。从商业模式上看，那完全不可能。

维基百科会告诉你，斯蒂芬森从技术上说是蓝色起源的第一位员工。Fridman 则把他描述成帮助说服杰夫·贝索斯创办太空公司的人。斯蒂芬森并不认可这种说法。贝索斯并不需要太多说服，他从五岁起就在想这件事。1999 年启动的是一项前期侦察工作，探索可能性空间的各个角落。那个实体就是 Blue Operations LLC，人员不多，是蓝色起源的前身。大约在 2003 或 2004 年，公司转向了此后一直走的路线：沿用现有的航天模式，使用化学燃料火箭，并且做太空旅游。

他仍然认为，化学火箭是二战带来的历史偶然。战前，罗伯特·戈达德这样的人造出的火箭都很小。后来希特勒迫切想轰炸伦敦，却够不着，而且德国空军也已经被压制住了，于是他决定用火箭把弹头发射过去。这是可怕的资源错配，只有在一个由疯子掌权的独裁国家里才会发生。他们造出了 V-2。与此完全无关的是，战争以原子弹告终。突然间，出现了一种此前并不存在的运载需求。轰炸机也能投送，但用火箭来投送更好。火箭在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又得到了一次规模大得多的推动。

等火箭真正能用的时候，氢弹已经大到没人真想用了。人们可以把载着几个人的太空舱，装进原本安放弹头的位置，作为战争的一种替代。Fridman 很想参加那次会议，就是有人第一次提议把人绑到火箭上的那次。斯蒂芬森说，大概是俄罗斯人先做到的，也许他们对安全规程的敬畏也更少。在这场竞争里，数万亿美元和卢布的研发资金投进了化学火箭，如今它已经发展到了惊人的程度。但入轨说到底，就是跑得特别快。还有别的办法可以做到。

极客想出替代方案的历史，几乎和他们造火箭的历史一样长。斯蒂芬森在那几年探索中学到的第一课是：如果你把全部脑力都用在一个快速推进的“新”点子上，很可能会发现，俄罗斯某个人五十年前就想到了，还把数学算完了。最后你会停止发明，转而去找那些早已想过的人。他们研究过猎户座计划（Project Orion），这是 Freeman Dyson 提出的方案，在大型飞行器后面引爆原子弹来推进。Freeman 的儿子 George Dyson 当时也在 Blue Operations 工作，他翻出一段老影像，拍的是拉霍亚海滩上一个用 C4 炸药驱动的原型机试验。对一家私营公司来说，弄到大批原子弹显然超出了范围。还有一个激光脉冲方案，出自 Arthur Kantrowitz：用激光把一层冰瞬间闪成等离子体，等离子体不透明，会吸收脉冲剩下的能量，然后朝相反方向推动。Dyson 说，穿着橡胶底网球鞋站在旁边，大概只会感到轻微的震动。Jordan Kare 和 Kevin Parkin 研究过用地面激光或微波加热的换热器版本。斯蒂芬森还半认真地琢磨过一阵巨型长鞭：这是一种很原始的东西，靠运动中的弯曲，借助同样的物理原理就能突破音障。同样的原理还能让一串链条立起来，并在最大速度时把飞船甩出去。和化学火箭比起来，它也谈不上多疯狂，只是化学火箭拿到了钱。

Fridman 问到“Tic Tac”型不明飞行物，还有五角大楼公布的飞行员录像：那是秘密项目、球状闪电，还是外星人在科技展上弄丢的一架无人机。斯蒂芬森看过那些议论，但没有深入研究。考虑到星际旅行有多难，他很难相信外星人存在。如果他们要跨越几光年的距离，就不会只在航母附近转悠却不与人沟通。如果他们能到这里，大概也能藏起来；如果他们没有藏，那么减速时理应留下能量痕迹。一个搞砸了的科技展项目，反倒更能解释这种漫无目的。还有一个来自 Twitter 的问题：人类能跟外星人发生性关系吗？从生殖意义上说，不能，除非你相信泛种论。但人类确实跟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有过关系。如果把“性”放宽到令人满足的身体接触（跳舞也算在内），那你谈的其实就是爱，而爱可以有很多种形式。

展望十到二十年后的 Blue Origin 和 SpaceX，再加上威廉·沙特纳（William Shatner）刚刚飞上去又飞回来，他是否感到震撼？SpaceX 尤其做到了一些他觉得难以置信的事。二十年前，没有人预料到这些成就来得这么快，尤其是如果你稍微了解过其中的内幕。马斯克毫不掩饰地推动人类成为多行星物种，并且尽快登陆火星。殖民火星这样的目标，说起来简单，也很抓人，很适合让大家参与进来。斯蒂芬森有一些技术上的疑问，比如地表的高氯酸盐、辐射，以及其他已知的难题。商业计划则更难说清。他想不出有哪种火星资源能便宜到运回地球，并且比在地球上开采或种植更划算。也许起步阶段需要一点“共产主义”，也就是竞争。很多人会在没有商业计划的情况下，全身心投入这个愿景。白人对北美的定居，当年也没有连贯的几十年规划，而他们手里的计划往往很糟糕。

沙特纳的反应属于无法量化的那一部分：穿过稀薄的蓝色大气层，升入漆黑的太空，他一边找词，却依然说得很动人。2011 年，斯蒂芬森写过一篇题为《创新饥荒》（Innovation Starvation）的文章，谈的是一个不愿承担宏大而冒险项目的时代。像马斯克那样的人，愿意不做太多自我怀疑，就去做有野心的事情：先在推特上发个玩笑，然后真的去挖隧道，正好构成了反例。以 20 世纪中叶那样的速度去建设的能力已经放缓，原因包括安全和环境方面的顾虑。就连维持我们已有的东西，如今都是一项庞大的工程。过去很多可能用来造火箭的脑力，转而投入了编程，他认为这可以理解，也很好。不过，社交媒体有严重的结构性问题，严重到他希望十年后我们不会还陷在同样的泥潭里。

Fridman 希望出现比旧社交媒体更好的新平台，他不认同 Jaron Lanier 对硅谷那种更悲观的读法。斯蒂芬森听过 Fridman 对 Lanier 的访谈，他本人也认识 Lanier。他上一次仔细听的时候，Lanier 的观点是：一次点赞，就是一次有价值的知识产权转让，单次很小，却被平台汇总起来为其所用；他还谈到了“数据工会”。Fridman 听出的是对硅谷自负的绝望。斯蒂芬森听到的却不是一个没有希望的人：如果 Lanier 认为没有出路，就不会写那些书，而且他本身也很喜欢一场好的争论。

《终止冲击》（Termination Shock）的故事大多发生在得克萨斯州，主角是一位石油大亨兼加油站连锁老板 T.R.，他决定亲自出手应对气候变化。斯蒂芬森不会说“解决”，只能说“缓解”暂时的影响。碳会一直留在大气里，直到有人把它取出来，而我们仍在继续排放。中国刚刚提出在 2030 年前后排放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假如全世界都这样做，比如停在 450 ppm 左右，那么在碳被移除之前，浓度就会一直停在 450 ppm。移除碳，意味着要逆转对煤矿和油藏的掏空、对森林的砍伐，以及对泥炭沼泽的破坏，让浓度回到过去那个 200 多 ppm 的水平。《终止冲击》把太阳辐射管理（solar geoengineering）作为第一个构想，因为火山早就替人做过这个实验。一次印尼火山喷发后，一架澳大利亚飞机采集了火山烟羽的样本，一位科学家舔了舔飞机的挡风玻璃，报告说味道酸得刺痛。1990 年代的皮纳图博火山（Pinatubo）喷发又做了一次。平流层中的硫会变成硫酸液滴，反射阳光，使对流层降温，并在几年内被冲刷掉。好消息是，如果你讨厌它，停下来就行。坏消息是，如果你喜欢它，就得一直做下去。

T.R. 和气候科学界的人一样熟悉那些论文，他单方面采取了行动。因为故事发生在得州，他造了一门世界上最大的炮，六根炮管直指天空，发射的炮弹里装着硫。这本书与其说是在写那门炮，不如说是在写政治上的反应。影响不会均匀分布，有些地区会吃亏。斯蒂芬森不认为这类干预会从西方民主国家里冒出来。它相对便宜，也容易实施。等局面糟糕到一定程度，某个人或某个政府觉得这符合自己的利益，大概率就会去做。这只是一种判断，并不是提倡。斯蒂芬森说，在斯堪的纳维亚，高空气球的测量项目已经因为当地出于原则的反对而被叫停。在他看来，疫苗和口罩之争说明，即便是能救命的协调，也非常困难。Fridman 把责任归于领导层，没有归于“西方”。斯蒂芬森承认，按照那句所谓中国诅咒“生活在有趣的时代”的意思，我们可能正在步入一个有趣的时代。

是否应该拿出一部分 GDP，去成为多行星物种，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保险？他从来不接受阿波罗时代那套说法，即地球上的问题必须先解决完。思考如何改造火星，甚至可能会改变人们看待如何改造地球的方式。大创意是把双刃剑：并非所有大创意都如此，但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是一个不切实际的自信时期，有抗生素、脊髓灰质炎疫苗，还有他祖母仍然叫作“icebox”的那种家用冰箱。后来，核燃料循环和滴滴涕（DDT）带来了一股反弹，至今仍在延续：先假定每一项技术都会反咬一口，在采用任何东西之前，都要先确信它的负面影响已经消除。他认为现在的人过度敏感了。Fridman 补充说，关于 AI 的恐惧常常瞄准错误的失败模式，又低估了它的好处，就像关于社交媒体的讨论忘了，把一个孤独的物种连接起来，并非无足轻重的事。

斯蒂芬森在 Magic Leap 待了五年，职位是首席未来学家（Chief Futurist）。他在西雅图带着一支小团队，做的事情可以称为 AR 内容研发。这种媒介太新，与其说是创作项目，不如说更像工程研究。一台真正能用的 AR 设备，必须实时运行同步定位与建图（SLAM）：感知房间，重建它的三维结构，叠加上图像，还要让人的感知系统保持舒适。它要追踪你的眼睛，判断你注视的东西有多远。这些都不能让 CPU 过载，也不能耗尽电池，只是最基本的门槛。内容还得以足够低的延迟渲染，看上去才像真的，又不会让人头晕。Magic Leap 在 2019 年推出的设备已经能做到这些。ML2 即将问世，但他那时已经离开，所以对它的了解并不比外人多。

这一切最终还是要归结为一款杀手级应用吗？无论如何，都得先有一层工程基础。早期的电子游戏玩家能忍受低帧率，以及按今天标准看很粗糙的画面，因为他们玩《毁灭战士》玩得太开心了，连《俄罗斯方块》也是这样。斯蒂芬森当时负责的是面向消费者的内容。惠灵顿有一支团队做出了《Dr. Grordbort's Invaders》，在他看来，这款游戏把 AR 游戏的潜力展现得此前和此后都无出其右。这条路线一直走到 2020 年 4 月，公司转向商业和工业应用。他没有看过公司的财务预测，相信他们自有考虑。站在做梦者的角度看，这令人心痛。他在机器人领域也看到了同样的模式：消费级的未来，让位给了波士顿动力式的工业方向，因为钱在那里。

他们做过一个叫 Baby Goats 的应用，会在你的房间里放出一群小山羊。有了 SLAM，系统就知道桌子、边桌在哪里、有多高，也知道动画里的山羊能跳多高。工程师只好把 SLAM 的基础数据转换成游戏引擎里的对象，好让山羊的 AI 能在其中找路。这东西更像是一个示例和教程，离能卖给消费者的成品还差得远。Fridman 回到家，能盯着山羊看上好几个小时。斯蒂芬森说，它是一种环境式的体验，不是你坐下来玩的游戏，就只是生活本身。狗和猫也差不多。再过五十年，有钱人会选什么：VR、AR，还是物理现实？他一直是 AR 的支持者，部分原因是这个答案很省事：AR 眼镜外面再罩一层布袋，就等于 VR 了。AR 让你待在一个与物理现实相近的环境里。VR 可以带你去奇幻世界，但随之而来的是晕动症，内耳和眼睛的感受对不上，除非你是个不寻常的人。设计师可以在这个限制之内工作。很多人或许会生活在 VR 里。他更愿意增强物理世界，这挺酷，而且在其中走动本身就有意思。

有人让他想象一种足够丰富、会让他愿意一直待在里面的 VR，他先给了一个过渡性的例子。他喜欢在机加工车间里做东西，用 3D 打印机和机床，所以得把 CAD（计算机辅助设计）学好。他用 Fusion 360，可以在显示器里花上好几个小时，那块屏幕就像一扇通往三维空间的窗口，他在里面旋转、想象。这已经很接近 VR 了。东西一定得真的存在吗？这正是他的玩法：打印出来，摸得着。如果你在做游戏关卡或虚拟影视布景，那东西最好永远不要真的存在。很多人每天工作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都在接近 VR 的东西里度过，只不过输出设备碰巧是一块矩形屏幕。换成头显，他们做的还是同样的事。Fridman 指出，播客只有声音，却仍然能带来一种真实的友谊；书籍提供的东西更少，却更能激发人。斯蒂芬森并不否认，爱和长久的友谊也可以存在于虚拟世界里，关键要看那些应用能不能给你这些东西。

Fridman 对他花在 CAD 上的那些时间做了一番心理分析：这份快乐里，是否有一部分是希望别人能看到这个东西？千层乌龟，最底下那只乌龟就是分享。斯蒂芬森说，就他自己而言，他做事时总是想着一个受众，可能是一个具体的人，也可能是抽象的、理论上的某个人。他在 Mathematica 里花了很多时间。一个用来弄清楚问题的笔记本，里面是大段大段的文字，都是他边想边写，再配上图表和计算。解释和注释能帮他理解。其中大部分内容永远不会有人看到，但他写的时候仍然假定有读者会看，因为这种约束能让作品变得更好。

最耗费时间的一个执念，是用六边形铺满一个球面，目标是地球，而且要能递归，六边形里再套六边形。这大概是个糟糕的想法，因为你没法用更小的六边形把一个六边形铺满，边角会伸出来。朋友们现在看到六边形就会发给他。如果从由等边三角形组成的二十面体出发，那是一个合理的起点，你可以用六边形去覆盖它，但二十面体的每一个顶点都必须是五边形。就算六边形多到以百亿亿计，你仍然需要十二个五边形。他在这上面浪费了大量时间。后来有个朋友发来一个代码仓库的链接，他认为是优步的，里面把地球表面切成了一个个小六边形。这简直是致命一击。他大概还会回来继续搞这个。以他的数学水平，六边形大致就是他能驾驭的难度。二维和三维的铺砌都是古老的谜题，几百年来吸引了无数聪明人。

谈到未来几十年 AI 的发展，他没有想太多。一方面，这个话题很深，他不认为自己掌握了足够的信息；另一方面，“AI”这个词涵盖的东西太多。他玩过一点神经网络，也玩过 PCA（主成分分析）。他习惯从细碎的、自下而上的角度思考。Fridman 提到 GPT-3 那类自监督语言模型，它们通过阅读互联网来学习；还提到具身机器人，它们目前仍然相当笨，在还谈不上深刻理解场景之前，首先面对的是“我在哪儿、撞上什么会疼”这类问题，也就是 Magic Leap 当年遇到的那些问题。Fridman 认为，AI 的影响来自与社会的深度融合，而不是来自超级智能，哪怕这些机器和社交媒体算法依然很笨。斯蒂芬森接触机器人，是通过一支格斗机器人团队，以及他去看过的几场 BattleBots 比赛。那些机器人都是遥控的，离波士顿动力那样的机器人很远。这些机器人的看点在于人们的情绪反应。2020 赛季，一台名叫 Rusty 的备件机器人，用沙拉碗和农用五金件拼成，成了观众的最爱。其他机器人则扮演“反派”。人们会像对待真人一样，为这些几乎没有生命的东西编故事。

要是机器人顺着这种反馈走，比如变得更讨喜，或者保留四联装机枪当作性格，它们就成了一面镜子。Fridman 对社交媒体算法最大的不满，不在于它们存在，而在于它们悄悄改变了你对真实的感受，还在于本该属于个人的数据被拿去用。就像吃致幻剂，不该等到两个小时后才让人吃惊。应该先有研究，有公开的讨论，然后你才能在各种“真实”中做自己的向导。斯蒂芬森的立场偏柏拉图式：数学对象具有一种不依赖人类心智而存在的实在性。他解释不清它从哪里来。他认为数学对象是被人发现的，并非凭空编出来的。写《安纳森》（Anathem）时，他读了一些 Husserl。Husserl 是现象学家，活跃的年代正好是科学家开始意识到桌子几乎全是真空的时候。Husserl 很难读，只能一小口一小口地啃。为什么桌子摸起来是实心的？因为我们是一种进化出来的系统，知道固体在哪里，对生物有好处。斯蒂芬森最喜欢的收获是“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要保持神志清醒，就得和别人分享感知，并让这些感知得到确认，甚至不一定非得是人来确认。一个被关押的囚犯，可能会驯服一只老鼠，甚至几只昆虫，因为它们感知到的那一下撞击，和他感知到的一样，他也就知道自己不只是在幻觉里。

Fridman 指出，共识并不等同于工程意义上的真实。但对一个机器人来说，它的全部工作仍然可以只是：坐在那里，门一响，就转头去看。这不正是爱的基础吗？不需要多说什么，就能分享同一种反应。他讲了一个大学食堂的故事：一桌刚认识的人在吃饭，有人讲了个笑话，正好逗到了你，也逗到了桌子另一头的一个陌生人。你们眼神相遇。下次再有动静，你们会一起看过去。还没有开口交谈，你们就已经混在一起，处在同一个频率上了。这看起来很简单，力量却非常大。如果烤面包机能问你“这是不是烤焦了”，那你和它之间也没有理由不能有这种连接。斯蒂芬森愿意先从一个只会听摔门声和吓人声音的机器人做起。

《编码宝典》（Cryptonomicon）1999 年出版，故事背景设在 1990 年代末，书中的黑客们搭建的，实际上就是一种加密货币。比特币白皮书出现在 2008 年。斯蒂芬森当时针对的是湾区的密码朋克（cypherpunks）群体，伯克利和奥斯汀都有他们的分支。这些人的基本思路是，你需要一块物理上真实存在、不受政府干涉的土地。光靠网络上的纯数学做不到，你得有一个政府插不上手的服务器机房。于是人们四处寻找合适的司法管辖区：安圭拉，北海上的西兰公国（Sealand）。区块链出现后，这些都不再需要了。从小说家的角度看，旧系统反而更有趣：黑客们在世界各地的古怪角落里游荡，搭建服务器机房，这是绝佳的故事素材。现代世界还留着一点这种味道，只是机房变多了，分散在好几间，而且多了新的麻烦，比如怎么让 GPU 不被烧毁，于是有人把机房建在冰岛，或者放进海底的集装箱里。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政府，以及更桀骜不驯的一些政府，依然要决定如何应对挖矿。《编码宝典》的设想有点像《南方公园》里的“内裤地精”：先把系统建起来，钱不知怎么就来了。中间那一步缺失了。现在，中间那一步已经到了：比特币已经存在。接下来怎么办？

他内心的犬儒想法认为，一旦这件事变得足够重要，现有的银行和当权者就会控制它，最终的结局也许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他对其中某些乌托邦式的思路并不确定。不过，这项技术确实让乌托邦那条线更容易拉起来，因为政府能用的手段比对普通货币少得多：它们可以禁止，可以宣布非法，但都更难做到。Fridman 听出的是技术站在无权者一边。斯蒂芬森则觉得，钱本身在这个领域里是最没意思的事情之一。可以用密码学强制执行的合约，以及建立在这些合约之上的组织，更有改变的潜力。我们其实已经有了货币，而且大部分已经被 Stripe 和信用卡网络数字化了。他喜欢把智能合约和天气以及其他世界数据连接起来的想法，那更像 Mathematica：协议建立在数据本身之上，不必纠缠于对数据的感知，并且把“由谁来讲述这个故事”的权力分散出去。大卫·布林（David Brin）说过，跨越政治分歧解决争论的唯一办法，就是下注。人们会一直说选举被偷了，直到真金白银押在上面。

狗狗币（Dogecoin）斯蒂芬森并不密切关注，它靠梗和幽默活着，同时也在做一些类似的底层机制层面的事。它提出一个问题：一旦住所和食物都解决了，叙事和好玩会不会比枯燥而扎实的技术传播得更远？乐趣传播得比什么都快，不论是好的乐趣还是坏的乐趣。Fridman 想知道，“好玩的占上风”，是互联网一个能持续一百年的特性，还是只会持续几十年，直到成年人接手为止。斯蒂芬森的记忆恰恰相反：成年人先接手了，后来人们才开始用网络做梗之类的轻浮事情。他认为这基本上无法阻止，因为就连非常严肃的人，也喜欢转发一张搞笑图片。

从写《巴洛克循环》（The Baroque Cycle）开始，大约二十年来，他一直在手写草稿，这是一种尝试。写不下去的时候，拿起笔就容易动起来。他告诉自己，随时可以回到文字处理软件里，但这从来没有发生过。纸上的墨水不会因为操作系统崩溃而被抹掉。用笔写得更慢，于是一句话会在脑子的缓冲区里停留得更久；他打字很快，经常还没想清楚就一股脑儿敲了出来。所以初稿的质量更高。修改也更快：在一个词上划一条线，或者在一段话外圈上一个圈，既完成了编辑，又留下了原来那段文字的痕迹。数字工具也号称有这些功能，但感受并不一样。纸和笔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环节，那种简单本身就带着一种浪漫。他有一批钢笔，几年前开始买高级的意大利纸，本以为会因此省着用，但花费仍然微不足道，习惯也没有变。

他把草稿打成电子版时用的是 Emacs，“显然是更优秀的编辑器”。Emacs 和 Vim 五十年、一百年后还会存在吗？如果你在 Linux 上工作，会花很多时间在配置文件和脚本里，需要随时进进出出地编辑，哪怕图形界面已经消失，只剩命令行，也得有编辑器。管理系统总需要一些基础编辑器。至于它们会有多普及，那是另一个问题。约翰·亨利与蒸汽锤比赛的民间故事，放在这里可以这样理解：微软在 Visual Studio 上砸下的钱，苹果在 Xcode 上砸下的钱，就是那台蒸汽锤。理论上，只要有足够多的 Emacs Lisp 宏，就能复制这些功能，但到了某个节点，功能一对一地跟进会变得很难。Fridman 把 Emacs 称作软件界的蟑螂：总是隐在暗处，更新稍慢，靠个人定制，活得比各种潮流都久。启动现代世界的 shell 脚本，也很难被取代。在排版上，斯蒂芬森过去用简单的 TeX 宏来写作，直到出版社要求用 Word。前些年他写过转换宏，这次则用正则表达式，把 TeX 的斜体转换成 Word 的格式。这件事足够简单，所以他自己写的工具比别人的都好用，也让他不至于陷进典型的排版自我陶醉里，比如：要不要把这个标题换成无衬线字体？

要写出一个好故事，需要什么？他有个业余的理论，是从进化的角度来看的。一百万年前，在东非大裂谷的篝火旁，如果你能讲清自己是怎么从鬣狗那里逃出来的，或者鲍勃叔叔为什么没能逃掉，听的人又能在脑子里把场景像虚拟现实那样搭起来，那你就给了他们一种生存优势，而这是他们用别的方式学不到的。动物能发出危险警报，据我们所知，它们讲不出更复杂的故事。以情节为主的作品，有时被文学圈视为通俗货。他对此毫不介意。他偏爱那种吸引人、有趣、读起来过瘾的故事。只要有了人们愿意读的故事，框架之内你想怎么写都行；没有它，什么都谈不上。技术上的严谨，最大的好处是提供你想象不到的细节，那些复杂与意外，是真实世界源源不断端出来的。一深入火箭或轨道力学，就会冒出些古怪的东西，读者能感受到那种复杂。关键是让读者保持住悬置的怀疑。一旦被一处破绽打断，书往往就合上了，再也不会重新翻开。

先读哪本斯蒂芬森？他会先问你喜欢什么。最有名的是《雪崩》（Snow Crash），这是一部赛博朋克小说，同时也在拿赛博朋克开玩笑，笑点有好几层，你不一定都能领会。如果你喜欢历史题材，可以读《编码宝典》或《巴洛克循环》（The Baroque Cycle）。如果你想要现代的技术惊悚，本身不算特别科幻，可以读《Reamde》，也可以读《终止冲击》。如果你想先认识他笔下的人，也许可以读《Seveneves》：主题宏大，人类这个物种身上发生了很多沉重的事，人物也让人有共鸣，只是到最后会深入讲火箭。有人会跳过那些部分，这也没关系。至于影响过他的书，要他挑，他一时说不出来，但出门的时候大概能想起十二本，所以下面这些只是随机抽的，并非排行：《古拉格群岛》，还有《白鲸》，高中时一堂很好的英语课把他从寻找寓意的困境里救了出来。小时候，他读过很多《Classics Illustrated》漫画版经典，比如《基督山伯爵》、《白鲸》、Stevenson 的作品、《鲁滨逊漂流记》。九岁的孩子读不懂那些句子，但漫画里只有那条鲸鱼。五年级那天，有个朋友穿着皮鞋来上学，他就想当作家。他自己的鞋从来不合脚，跑不快，爱荷华又冷，于是他想：我需要一份不用穿那种鞋的工作。Heinlein 的青少年小说一直留在他心里。除去他自己的作品，史上最伟大的科幻小说是哪本？如果把奇幻也算进来，那就是《指环王》。伟大是一种很难定义的品质。他一直是《Have Space Suit—Will Travel》的粉丝。好玩是很大的一个成分。也许伟大这个概念，本来就没有定义清楚。

Fridman 与 Dan Gable、Tom Brands 都有过交往，于是问摔跤和武术有没有塑造斯蒂芬森。斯蒂芬森说，影响来得晚，但确实有。他在埃姆斯长大，Gable 比他大几岁。在 Gable 的奥运生涯开始之前，他们会去看大学的摔跤对抗赛。那时大家都知道 Gable 是明星，还不知道他会成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那一个。他在垫子上只是个小小的身影，却能压制对手，同场还有体重超过 400 磅的奥运级重量级选手 Chris Taylor。摔跤在俄克拉荷马、宾夕法尼亚、爱荷华这样的小城镇州里是第一运动：一支二十人的橄榄球队，照样可能烂得一塌糊涂；一个人单打独斗，却可能去参加奥运会。他不喜欢体育课上的摔跤，竞争太激烈，那些在乎的人是真的在乎，而他也不觉得自己的体型适合。大学毕业后，他在爱荷华城待过一阵，那时 Gable 在那里执教，大约十次冠军里有九次是他拿的。斯蒂芬森说，两人从未碰过面，但 Gable 的名字在他的生活里似乎一直都在。关于 Gable 的故事他听过不少，比如有一次，他在埃姆斯因为一件小事被捕，夜里被关在笼子里，做了一整夜的引体向上。

在那里长大对他有塑造作用。那里曾经很有秩序，社会资本很高，阶级差异很小：开凯迪拉克而不是雪佛兰，那就是有钱人了。那是一座大学城，有点像奥斯汀。除了天气，那是一个相当乌托邦式的环境。他最后练的武术是剑术。剑术用的是另一种反馈回路。摔跤靠的是接触，一种古老而简单的感觉：蚯蚓没有眼睛，被碰到时仍然知道，所以反应非常快。拳击或某些剑术那样的对峙式格斗，大部分时间不直接接触，主要靠视觉。你的眼睛在做 SLAM，试图弄清楚对方要干什么。这更符合他的节奏。奥运式的击剑，真正的较量是从双方剑刃相交开始的，那时你又回到了摔跤的状态。更古老的剑术则是站开一段距离去劈砍，全靠视觉处理。他觉得自己是个思考较慢的人，这一点正好契合。这类交锋通常很短：靠近，试一个想法，成了就成了，不成就退开。

Fridman 着重谈了历史上的利害关系：那些社会里最富有的人购买最好的装备、接受最好的训练，因为那还是生死攸关的事情。还有宫本武藏（Miyamoto Musashi），以及那种精通之道的诗意，后来的武器可能已经让它消失了。斯蒂芬森说，互联网一个常被忽视的好处是，那些孤立的、同样热爱这些东西的人，能够找到彼此。现在还没有人达到古人那个水平，但正在发生。古老的论著从图书馆里被翻出来，从意大利语和德语的方言翻译过来，人们用不同的武器去学习这些技法。在奥斯汀，Da'Mon Stith 研究非洲历史上的武术，也研究被奴役的非洲人在加勒比和南美学会的砍刀技术。他大概就住在我们这间录音工作室方圆一英里之内。这是个了不起的人。

对于一个想过上让自己骄傲的生活、甚至希望产生大影响的年轻人，他的建议是：找到你会乐在其中的那件事。他不想说“痴迷”，那听起来有点病态。你一头扎进去，等回过神来，好几个钟头已经过去了，时间都去哪儿了？这是关键的自我发现，因为没有它，你就很难知道该把精力放在哪里。你可以立志追求世界和平，但真正要紧的，是你怎么花时间，花掉的时间有没有产出。聪明和良好的初衷，都替代不了这一点。Fridman 补充了一个缺失的环节：对他来说，乐趣要等到那段真正很差劲的起步期过去以后才出现，之后也只是普普通通地做得不太好。人们往往放弃得太早，要给挣扎留出时间。斯蒂芬森同意，这是很重要的补充。第一次做的时候它可能还不会出现，你或许得先爬过学习曲线的陡坡。如果生活压力让你因为做得不好而难受，它就可能让你半途而废。这就是好老师存在的原因。

互联网的另一个好处是 YouTube。做视频的人不在乎你按了多少次暂停和倒带，也永远不会对你翻白眼。有时候，在一个视频或一本书上花大量时间，反复阅读、反复观看，会让你对它的热爱和理解都更深入，停留在那里也没关系。他以前总觉得书太多，必须不断往前读。在大学的某个时候，他意识到，你可以用一辈子待在一本教科书里，里面的东西足够你读的。Misner、Thorne 和 Wheeler 的《引力论》（Gravitation）就是这样的书。罗杰·彭罗斯（Roger Penrose）的《通往实在之路》（The Road to Reality）也是，它从二加二等于四讲起，一直讲到物理学的边界。

接下来是那个荒唐的大问题：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据他所知，我们是独特的。没有证据表明宇宙中还有什么东西，复杂程度能和我们两耳之间的那团东西相比。也许有，他不能排除。但我们看起来非常特别，所以意义一定和这一点有关。他很喜欢大卫·多伊奇（David Deutsch）的《无穷的开始》（The Beginning of Infinity），书里讲的是解释的力量。大多数文明是静态的：一套教条代代相传，什么都不变。真正巨大的变化，发生在人们遵循所谓科学方法或启蒙精神的时候，也就是弄清楚事情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样子。这在短短几百年里带来的变化，与此前的一切相比，堪称爆炸式的。多伊奇几乎把它看作一种自然力。如果我们继续走下去，比如搞清楚如何扩散到其他恒星系，那它实际上就是一种自然力：不断想要理解得更深，并通过工程手段让我们能理解得更多。Fridman 提到了那句老话：宇宙造出我们，是为了理解它自己。另外还有一堆古怪的副产品：自我、短暂的生命、爱、战争，以及我们一起演奏的这场音乐会。斯蒂芬森在想，其中哪些是根本性的（包括死亡和爱），哪些只是进化的怪癖。从工程师的角度看，当我们造出那台能听摔门声、闻到烤焦味的智能烤面包机时，它该不该害怕死亡？它该不该像我们一样坠入爱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