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utin 在自身语境里是理性的，Fiona Hill 用了一辈子去学会这一点

Fiona Hill 1965 年出生在达勒姆郡的一个煤矿小镇，那时英国煤炭业已经走下坡路。她出生时，父亲已经丢掉了一份又一份工作：他干过的每一座矿井都关了门。父亲 14 岁就下了矿井，祖父 13 岁下井，更早的几代人则是 12 或 13 岁就下去了。家里没有人读书读到那个年纪以上，因为每条街的预期都一样：你会像所有人一样下矿井。

父亲没有资历证明，只能做体力活，而这些工作也相继消失：钢铁厂、砖厂。最后他在一家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HS）的医院里当搬运工，推病人。没有再培训的途径。Hill 对 Lex Fridman 说，家里的谈话最后都绕到了一个话题上：教育。世界变化很快，要跟上，就得有资历证明，也得有出路。父亲很早就对她说：“这里没有你的前途。”这句话后来成了她回忆录的书名《这里没有你的前途》（There's Nothing for You Here）。

她说，身为女孩反而是一种优势。没有人指望她去工业界工作。母亲 16 岁就离开学校，先学护理，后来又当了助产士；亲戚里有人在当地学校教书。家里的女性早已把教育看作一份真正的职业，而不是装饰。家里给的要求是让人生有所作为，同时隐约透着一种意思：你大概率得离开这里。这种混合着期待与离别的氛围，贯穿了她的整个青少年时代，也是这位白宫俄罗斯问题顾问的起点，她那带着英格兰东北口音的声音，后来因为弹劾听证会的镜头而广为人知。

和许多工人家庭的孩子一样，Hill 尝试过那些她看得见的职业。她有一本 Nurse Nancy 杂志，还有一件和母亲那件一样的小制服。在半乡村的田野上，她看着兽医照料牲畜；James Herriot 那时已经在书本和电视上出名，还给她的一位姑婆治过狗。后来她亲眼见到一位当地兽医的手臂伸进一头正在踢他的母牛体内，于是打消了这个念头。在那个家里，教育从来不是为了自身。它是为了让你能做成某件事的资历。

14 岁左右，当地一位议员给全班做了一次励志演讲。这位议员出身贫寒，后来在牛津大学读哲学、政治和经济学。他说，人是可以接受教育的，处境不该成为束缚；拿到了教育，那就是一种特权，你必须好好利用。她身边的大多数人有的是工作，而不是事业。母亲的护理工作是个例外——饭桌上那些关于难产和瘘管的可怕故事，让 Hill 确信自己不会走这条路。真正促成她选择的，是时机。达勒姆郡的工业和地方政府都在瓦解，但它依然资助教育，以及和德国、法国，还有雅罗斯拉夫尔（Yaroslavl）附近的老纺织城科斯特罗马（Kostroma）之间的交流项目。

欧洲导弹危机从 1977 年起就笼罩着她的成长。1983 年，北约举行“Able Archer”演习期间，苏联误判美国的意图，以为是在为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做准备。那是一次险些酿成灾难的危机，她后来才真正明白。十几岁时，她就被灌输世界末日的心理准备：《线程》（Threads）和《第二天》（The Day After），还有公益广告，教家庭要找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躲藏。她家的房子太小，做不到这一点。父亲在窗户上挂了厚窗帘，防备强光；他们还试着挤进楼梯下的橱柜里，“像 Harry Potter 一样”。一位参加过二战的叔公 Charlie 给她布置了一项一直记着的任务：她擅长语言，应该去学俄语，“弄清楚俄罗斯人为什么想把我们炸掉”。英国、美国和苏联曾经是战时盟友，后来一定出了什么问题。她想象自己未来会戴着一副大耳机，在军控峰会上担任翻译。

她所在的贫困地区几乎没有学校教俄语。她只能从零开始，在 1984 年矿工大罢工那一年，去上一个她负担不起的夏季强化班。达勒姆郡的矿工与顿巴斯的联系可以追溯到 1920 年代。她研究俄国历史时发现，这两个工业区几乎是同时建起来的，而且常常是同一批实业家在经营。顿涅茨克曾叫休斯夫卡（Hughesovka），由一位威尔士实业家创办，他带来了威尔士矿工，开发煤炭和钢铁。早期苏联作家 Yevgeny Zamyatin 曾在纽卡斯尔的造船厂工作。1984 年，顿巴斯、鲁尔区和波兰的矿工给达勒姆送来了声援款。

叔公 Charlie 告诉她，矿工子女有奖学金。在矿工大厅雷德希尔斯（Red Hills），达勒姆的矿工把资源汇集起来，形成了一个类似自己议会的组织：有讲座、足球队，还有各种写作小组，那正是 George Orwell 在其他矿区见过的那种东西。申请是她做过最容易的一次。父亲陪她一起去。工作人员从一个托盘里抽出他的工作证，问她出差和基本开销需要多少钱，然后开了一张支票。靠着“感谢顿巴斯的矿工”，以及达勒姆矿工协会保管的那笔钱，她拿到了第一笔俄语学费。一个被抛弃的社区，依然保留着资助自己人的机构。

她学会了按产业而不是按首都来看地图。英格兰东北部是工业革命的摇篮，是“工业版的硅谷”，也是一个来自威尔士、苏格兰、爱尔兰和英格兰中部的大熔炉。顿巴斯也是如此：人们来自各地，底下压着古老的农村社区。她说，麻烦从“别人试图从外部给你强加一种身份认同”时开始。在她看来，这正是顿巴斯的写照。莫斯科声称说俄语的人属于俄罗斯，她则用家乡来回应：英语是她家乡地区的通用语，但说威尔士语和爱尔兰语的人，依然建立起了独特的工业身份。语言、宗教和收入，并不总是赢得人心的纽带。一旦身份认同被当成动员的工具，它就可以凌驾于这些之上。

1987 年 Hill 第一次去苏联，进入莫斯科的 Maurice Thorez Translators Institute 学习，她惊讶地发现这里让她感到如此熟悉：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庞大的工人阶级文化。英格兰北部在战争摧毁了私营部门之后被国有化了——英国钢铁、英国煤炭、英国铁路、英国造船业，都收归国有。苏联是同样模式的帝国版本。人们替别人打工，这扭曲了他们看世界的方式。她至今仍说得一口俄语；她开玩笑说，如果和 Fridman 用俄语聊上几句，“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大谜”。

1987 年 9 月她抵达苏联，正值改革（perestroika）的高峰期，离结束她少年时期导弹危机的《中导条约》（INF Treaty）签署只差几周。Gorbachev 正在打开国门：她的足迹遍及高加索、中亚，甚至远到哈巴罗夫斯克。那年也是罗斯受洗（988 年）的千年纪念，东正教作为一种公共力量重新振兴。这是她没有料到会亲眼见证的事，后来也成了 Putin 故事的核心主题。莫斯科是她待过的第一座大城市。她第一次看歌剧、第一次看芭蕾，都是在大剧院。核超级大国带来的恐惧随之消退，而普通地方的普通民众，日子过得并不好。

那是“商品短缺”（defitsit）的时代。中央计划之下，供给和需求早已脱节。她宿舍旁边一家匈牙利鞋店里，每双鞋都是同一个尺码、同一种颜色，全是女款，没有男款。达勒姆郡的店铺因为没人有钱而纷纷关门：她 1984 年离开去上大学时，青年失业率大约是 90%，一些城镇的男性失业率达到 50%，钢铁厂和铁路车辆厂相继关闭。而在莫斯科，人们有钱，却没有东西可买。城市在物理意义上也正在破败：路面塌陷，阳台从楼上掉下来。她离开后大约一年，已经在哈佛研究苏联问题的她，看着这个联盟土崩瓦解。她不愿用“崩溃”这个词。Gorbachev 在精英之间引发了太多争斗，外围又有太多人失去信心，于是 1991 年，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领导人干脆把它结束了。

Fridman 问，在 20 世纪的千百次重演中，苏联会崩溃多少次。Hill 提到 Vladislav Zubok 的《崩溃》（Collapse）：那是一场精英的计划。她在 1980 年代末走访苏联时，没有遇到想要国家消失的民众。她担心美国也出现了类似的韵律——同事们在谈论红州和蓝州之间的“软分裂”——尽管机制不同，她也同意 Fridman 的看法：真正想离开的得克萨斯人寥寥无几。抱怨政府，不等于拆掉国家。真正让她担心的，是精英派系斗争把全国政治套到了地方生活之上。1989 年她到美国时，几乎不知道身边人的政党立场或宗教信仰。现在她知道了。

Hill 先后服务于 George W. Bush、Barack Obama 和特朗普政府，始终负责欧亚和俄罗斯事务，还担任过特朗普的俄罗斯与欧洲事务高级顾问。在 2019 年的弹劾调查中，她说自己以身为无党派外交政策专家为荣。在她看来，这意味着分析时不戴意识形态的眼镜，也不站在任何一党一边。美国的政党依然让她困惑：大帐篷、松散的运动、点菜式的主张。特朗普先是民主党人，后来又成了共和党人，还没有经过任何意识形态的审查，就夺取了一个政党的机器。她说，党派归属看起来越来越像体育队的球迷身份。一位亲戚收藏了一本书，书名叫《投民主党的 100 个理由》。那本书是空白的。

Fridman 出了个测试题：如果你说不出特朗普或 Biden 做过的一件好事，那你就是站队了。Hill 同意，还更进一步。特朗普常常追问，某件事到底为什么要做，而且问法是大多数官员不会用的。他身上那股房地产开发商的劲头，让他挥起大锤砸向神圣的建筑，却常常说不出接下来该怎么办。她说，这些问题依然必须提出。Fridman 认为，缺乏礼貌有时能对抗安逸的官僚体系；Hill 则把界线划在人身攻击和煽动暴力上。她说，这些毫无用处。

欧洲也在她的职责范围之内。特朗普一直追问：如果欧洲每年向俄罗斯支付数十亿美元买天然气，美国为什么还要在北约防务上花这么多钱？这就是北溪-2（Nord Stream 2）之争，自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起，美国就一直对此有顾虑。一位欧洲国防部长告诉她，他说的话和前国防部长 Robert Gates 说过的一样，问题在于说法。欧洲人觉得被冒犯，然后就不肯行动。对 Hill 的团队来说，工作就是修饰表达，好让信息能被听进去——特朗普常常直接点出，人们说的和做的之间存在差距。以正确的方式持续施压，有时能推动以前从未动过的北约议题。但他对待人的方式，盖过了这一切。

她证词的核心，她说，是一条直通乌克兰战争的直线。Vladimir Putin 和他身边的人认定，美国并不在乎乌克兰，乌克兰只是一场游戏。对特朗普来说，这件事显得非常私人：他要求 Volodymyr Zelenskyy 帮一个与 2020 年大选挂钩的忙。总的来说，他们认为华盛顿在拿乌克兰当国内政治的工具。甚至在那场丑闻之前，Putin 身边的人，比如俄罗斯安全会议秘书 Nikolai Patrushev，就问过：“乌克兰跟你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不明白，你们到底为什么在乎？”他们认定，美国并不认真对待乌克兰的领土完整。Putin 还认为，他可以操纵美国的政治空间——而她说，他确实做到了——办法是散布一种说法：乌克兰是一个在美国选举中兴风作浪的负担。

特朗普坚信乌克兰人曾经干预过他的选举，这是一些助手把注意力从俄罗斯 2016 年的干预上移开、而俄罗斯人又在水里下毒的结果。Hill 想说明的是一项国家安全上的要务：把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分开。弹劾相关的混乱，以及同期对乌克兰的政策，共同促成了如今正在进行的这场战争。有人问她，出庭作证指控一位总统，是否让她心碎。她说没有，她只是深感失望。她曾是一个满怀憧憬的移民，早已看清美国种族历史的另一面，但依然相信美国机构的能力。她亲眼看着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为伊拉克情报分析的失误而挣扎。接着她发现自己身处美国政治的一个版本里，就像爱丽丝钻进了镜中世界。

令人心碎的，是看着原则被抛到窗外，还得替那些只因为履行职责就收到死亡威胁的同事辩护。无党派的官员在左右两边都遭到攻击，尤其是右派：他们被扣上“深层国家”“政变阴谋者”的帽子，爱国情怀也遭到质疑。其中很多人是移民和难民，许多人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打过仗。她说，正是这些人，才真正让美国伟大：来自各地的人，试图组成一个更完美的联邦。可他们却被当成游戏里的垃圾。她心想：他们会不会把我送回 Bishop Auckland？那就送吧。她选择了美国，全心投入。“这些家伙只是在表现得像一群白痴，而且正在毁掉它。”

Fridman 从人身攻击抽身出来，转向结果。Bush 最大的错误是伊拉克战争——入侵的方式，以及决策的过程。Obama 以少数早期反对那场战争的身份崛起，但他任内无人机打击增多了，军事机器也没有缩小，反而越来越大，而且他没有撤出阿富汗。从最有力的辩护来看，特朗普的混乱是卡在齿轮里的一把扳手：每个齿轮都讨厌它，但或许正因为如此，系统才被迫重新考虑。Hill 赞成质疑，赞成搅动局面。问题是，如果你把系统搞垮了，你准备放什么进去？

她把话题引向革命者：思想的僵化，以及自恋。想要当总统，需要一种很强的自我意识；很多总统在程度上都带点自恋。她指出，列宁 18 岁左右就形成了自己的观点，此后再也没有动摇。如果特朗普当初能引入不同的视角，倾听而不是把人分化对立，他本可以利用这场动荡。然而结果却是“一场彻底丧失机会的悲剧，根源在于他自身性格的缺陷”。派系斗争让美国人忘了自己首先是美国人，而把自己当成红队或蓝队。她说，这种局面的走向，就像君士坦丁堡的尼卡暴动（Nika riots），当时竞技场（Hippodrome）的派系把整座城市撕裂。

Bush 和 Obama 也都在狭窄的圈子里执政：Cheney 专注于行政事务；Obama 和“聪明的年轻人”们，在智识上对自己十分笃定；Bush 自称“决断者”（the decider）。特朗普的做法则是根本不听任何人的意见。她说，科学界多年来分享成果，才有了新冠疫苗。政府部门各自为政，国会一直在搞竞选，高级行政人员队伍日益老化，而年轻的专业人才在被斥为“不是真正的公务员”之后，被咨询公司和硅谷挖走。她希望政治任命少一些，专业任命多一些，任期限制即使不写进法律，也要体现在精神上，还要让不同年龄的人组成团队。无党派的专家是存在的，只是在剑拔弩张的环境里，他们会被逼着站队。她认为，反对一位死抱着权力不放的总统，并不自动就是党派行为，它也可以是对体制的捍卫。

回头来看，Hill 认为弹劾的进行方式削弱了国家。它本来是一堂公民课，也是一次责任的履行，结果却没能体现问责。她尤其看到共和党议员的失职，他们本该捍卫国会的权力；她也反感民主党人的作秀，以及对此的拒不承认：一些人从一开始就说特朗普不合法，于是许多选民把整件事看成是 2016 年的延续。共和党一侧，有人在风波中冲她使了个眼色：别往心里去，这只是一场游戏。从外部看，这个标杆式的国家，对自己显得漫不经心。

她宣过公职誓词，更早之前还宣过入籍誓言。俄罗斯 2016 年的影响力行动之后，她进入政府，因为屋子已经着火了。她熟悉那里的地方和人，也没有把俄罗斯当成自身的延伸来看待。她说，Putin 的行动是一套经典的苏联式影响力攻势，由于社交媒体和美国的脆弱，它超出了他们的预料。一位俄罗斯大使听到美方的抱怨，反问美国是不是一个香蕉共和国，才会如此容易受到这种攻势的影响。他说得有道理。Putin 并没有点燃美国国内的大火，他只是添了助燃剂。

她认为，Putin 和特朗普是各自为政、并行运作的，而不是串通一气：两人都懂得表演，也都懂得争夺注意力。Putin 是一位政治表演艺术家，背后有克里姆林宫的机器撑腰。俄罗斯人想要的，是一种印象：他们掌控了选举。民主党犯下的巨大错误，也是她一直反对的，就是说是他们把特朗普选上了台。“是美国人选出了特朗普。”选举人团不是 Putin 发明的，Comey 的事、Clinton 的邮件、Anthony Weiner 的笔记本电脑也都不是。克里姆林宫的香槟之所以开了瓶，是因为别人需要一种元解释。他们心里清楚，那不是他们做的。他们却很乐意把功劳揽过来。人们因此对选举的公正性失去了信心，而这是一场针对人心的黑客攻击，攻击的是头脑，不是机器。她说，比机器人水军更大的威胁，是人们处理信息的方式：缺乏批判性思维。她的教父过去每周都会把《卫报》到《太阳报》的所有星期日报纸铺开，教一个少年如何看出不同立场的视角。她说，每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训练。

为什么特朗普能引发如此强烈的情绪？Hill 并没有因为他而觉得精神错乱。她同情一个把自己包裹得如此严实、容易被操纵、又毫无自知之明的男人。她也为他成为总统而感到惋惜。Fridman 坚持认为，批评者必须接受大约一半的美国人投票支持他的事实——2020 年比 2016 年还多——并设身处地理解选民看到的东西。她同意：个人的经历和所在的地方，会塑造人的观点。不过，总统选举归根结底是一场个性的较量，总统同时身兼国家元首、行政首长和三军统帅。有些人投票，是因为他朝建制派竖了中指，那种渴望改变的冲动，也曾让 Obama 当选；她的一些亲戚觉得 Obama 的声音很好听，而特朗普很刺激。“能不能跟这个人喝一杯啤酒”，在选民心中依然比政策平台更有分量。

被问到 Putin 在哪些方面对俄罗斯有好有坏，Hill 从他的前两个总统任期谈起。车臣是一段黑暗时期，但那不是他发动的——是叶利钦发动的——而他曾经执掌的联邦安全局（FSB）收尾时，留下了暴行，还有对 Ramzan Kadyrov 那种奇怪的封建式效忠，把联邦扭向了安全部门。在账本的其他部分，他稳定了经济，在央行和财政部建立了一支令人印象深刻的技术官僚团队，还偿还了债务，向外国资本敞开了大门。到那两个任期结束时，撇开车臣不谈，“俄罗斯人过得相当好”：工人拿到了工资，资源行业的税收可以征收，比叶利钦那种混乱要多一些多元性。

转折发生在他 2011 至 2012 年重返总统职位的时候。他越来越相信美国想要对付他。Hill 认为，这种信念可以追溯到 2003 年的伊拉克战争、2008 年的科索沃事件、北约东扩，以及 2008 至 2009 年的金融危机——作为总理，他在那次危机中看到了西方的无能。他重返时遭遇了抗议。就像有些美国人无法相信特朗普是在没有干预的情况下当选的一样，Putin 也相信西方通过 NGO 和使馆资金在煽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大约在这些年间，他开始执着于乌克兰，以及重建俄罗斯的世界。他一直把苏联解体称为 20 世纪的大灾难；后来他开始批评列宁，并说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是同一个民族。账本就此翻转：他不再关注俄罗斯的繁荣与未来，而是盯着过去。

在她看来，2014 年吞并克里米亚，是 Putin 作为一种积极力量走向终结的开始。听一听 2014 年 3 月的那篇讲话，就能听出端倪：对历史的执念，他自己与国家融为一体，像一位现代沙皇，西方要对付他，还有一种救世使命。他身边的人与其说是各自操纵的幕后人物，不如说是共享同一套世界观。安全部门里有一派复辟派，想把东正教重新变成国家的工具。Putin 在改革时期待在德累斯顿，眼看着东德垮台，却缺乏情报。他善于分门别类，他说过，他唯一信任的人就是自己。她确信，新冠期间的隔离让他变得更加固执。汇报的人在一张长桌前只有 2 分钟。他是一名特工，而不是军事规划者，更喜欢原始情报，而不是别人的分析。很显然，他做出入侵的决定，是绕开了安全机构的大多数人，只和少数几个人一起拍的板。

Hill 确信，Putin 以为乌克兰人会在几秒钟内崩溃。Zelenskyy 不受欢迎；民调显示，说俄语的人对俄罗斯有好感；克里米亚的行动也成功了。同样的套路在 2014 年的顿巴斯，以及敖德萨（Odesa）等城市都没有奏效。他原本预期的是 1956 年的匈牙利或 1968 年的捷克斯洛伐克：斩首反对派，地方政府投降，Zelenskyy 会像 Yanukovych 当年那样行事。他属于安德罗波夫一代，受过压制异见、把起义重新塞回盒子里的训练。他把语言和对俄罗斯的好感误当成了身份认同，却没看到当一个地方受到攻击时，人们对这片土地的感情。

Fridman 反驳说，2022 年不像车臣或叙利亚：战线很宽，直指首都，对象是一个大国。Hill 同意，Putin 并没有想到会是这样。在他眼里，乌克兰人是“我们”。他无法想象 30 年的独立会改变人的心理。在 1990 年代的哈佛研讨会上，她就已经听过叶利钦时代那套说法：近邻国家里的俄罗斯人必须被带回来——也听过反驳，说说俄语的人可能早就走远了。她用苏格兰做类比：英语并不是苏格兰身份认同的标准。哈尔科夫是一座说俄语的城市，同时也是乌克兰文化的中心。她在英格兰北部长大，从来不觉得自己和南方人是一类人。Putin 就是没有看到这一点。

Fridman 把这次误判说得最有力：如果入侵前去问乌克兰人，很多人可能会预测政府会逃跑。Hill 用 1941 年来回答：当希特勒进攻时，你也可以对苏联说同样的话。大多数国家都会奋起保卫自己。这是俄罗斯少有的几次转守为攻。俄罗斯记忆中的荣耀，是追击拿破仑直到巴黎，在国会大厦（Reichstag）上空挂起旗帜——都是防御性的战争。即便是四分五裂的人民，也会团结起来；斯大林为了打赢二战，不得不重新唤起民族主义，包括在各个加盟共和国之中。Putin 只从一个角度读历史。Peskov 说过，他一直在读俄罗斯历史。Hill 希望，他不只读俄罗斯本国的历史，也该读世界史，以及一些欧洲学者写的俄罗斯史。美国在越南也犯过同样的错误，把一个国家看成中国和苏联的代理人。越南人是为自己而战的。

这场入侵是不是北约引发的？Hill 说，情况比 2008 年更复杂，也更早。她认为，北约对乌克兰和格鲁吉亚敞开大门是一个战略失误：事先没有想清楚后果，而且它发生在科索沃和伊拉克之后，而这两件事都是 Putin 心中的重要节点。克里米亚被吞并，是在乌克兰与欧盟签署联系协定之后，而不是北约之后。通过“共同体法律成果”（acquis communautaire）走欧盟的道路，会像改变波兰和斯洛伐克那样改变乌克兰。更深层的问题，从 1990 年代初就开始了：乌克兰要脱身。莫斯科的民族主义者要求把独联体（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变成一场复仇的再较量，而不是一次离婚。乌克兰领土上留着苏联的核武器；杜马里则飞出了脏弹的指控。叶利钦没有能力把邻国拉回来。当俄罗斯恢复过来，安全部门的民族主义者希望把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和哈萨克斯坦北部这些核心国家，尽可能地拉拢过来。任何提供另一种选择的做法，在他们看来都充满敌意。北约带着冷战的意味，而 Putin 把它看作一个由美国主导、反过来的华沙条约组织（Warsaw Pact）。

她认为，“被北约激怒”这一说法真正关乎的，是回到两极式的讨价还价：美国和俄罗斯关起门来讨价还价，剥夺了乌克兰、摩尔多瓦、波兰，甚至法国的发言权。Putin 想要的是维也纳会议体系，或者雅尔塔，或者 Reagan 与 Gorbachev 那样的安排。这场战争也关乎一位强人有权与其他大国一起决定结局。确实，美国建制派中有人喜欢三强并立的格局；他们并不想主导，而莫斯科把美国的混乱反过来照镜子，好像每篇文章都代表白宫政策。Hill 对俄罗斯问题的总体判断是：美国分心了，没能理解 Putin 的思维方式。“我们也必须对 Putin 有战略同理心。”他有自己的语境、框架和逻辑。“他在自己的语境中是理性的行动者。”西方的所作所为不一定总有错，但当它看不清后果、又不据此行动时，就该负起责任。

如果 Fridman 要和 Putin 坐下来谈，Hill 会提醒他，Putin 提问的方式就像一个招募者，而会谈往往会滑向“你也一样”式的互相指责——伊拉克和乌克兰的对比。最好的沟通渠道，是用俄语一对一交谈。她以前在通过翻译的电话里总是坐立不安：同声传译只能抓住碎片，丢掉了画面；交替传译会打断节奏；一个文雅女性的声音，去转述 Putin 那粗粝、带着威胁、又有点好笑的俄语，就把这个人的味道弄丢了。Putin 很精确，威胁是刻意的，笑话的时机也是算好的。要注意他的冷笑、他的姿态、他的即兴发挥。特朗普靠气氛和口号；Putin 则在措辞里传递很多东西。在对话中，他像拳击手一样过招。多年来他一直在释放不满的信号，而西方没有留意。在位 22 年之后，人的观点会僵化。她说，没有人应该永远待在那个位置上。

她认为，Putin、Zelenskyy 和美国各自的 2024 年日程，在 2022 年 2 月的算计里就已经存在。他原本以为战争会在 3 月结束，然后用 2 年时间准备选举，再来一波克里米亚式的民意飙升。她在俄罗斯遇到的人，几乎没有谁认为吞并克里米亚是坏事。她不认为他计划吞并整个乌克兰；他想要的，更像是白俄罗斯那样的局面：一个新的联盟，乌克兰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变数，克里米亚得到巩固，或许还有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关于 Alexei Navalny，她的观点不是在抹黑他。他不是西方的傀儡。他是一位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和爱国者，他利用过族群矛盾，希望换一批人掌权，但他并不是列宁。从同一个体制里换一个人上来，并不能保证俄罗斯会变得不一样。环境是有约束的：Gorbachev、赫鲁晓夫，甚至英国保守党首相频繁更替，都说明了这一点。

俄罗斯会使用战术核武器吗？Hill 说，Putin 属于那种拿到一件工具，就想知道怎么用它的人：钋（polonium）、Novichok、叙利亚，现在又有了 Sergei Surovikin 将军，人称“末日将军”（General Armageddon）。问题在于他的估算：一场暴行会让所有人都退缩——用西方的行话说，就是以升级求降级。他把广岛和长崎看成是一场被升级所终结的战争。大规模轰炸往往产生相反的效果：它让人们更加顽强地抵抗，就像在乌克兰那样。要做的，是让他明白，他得不到投降。这种威胁已经在发挥作用。她认为，他正在把民用核设施——切尔诺贝利、扎波罗热、南乌克兰斯克——当作脏弹，搅动放射性尘埃，让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陷入恐慌，切断乌克兰的电力，吓坏德国人，并在不出现蘑菇云的情况下，把战术核武器摆上了桌面。人们开始谈论古巴导弹危机式的外交，谈判桌上拿乌克兰做交换。

她认为，美国针对不同的情况、地点、时机和方式，准备了好几套方案。这个局面已经不再是两极的：中国、朝鲜、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想拥有核能力。如果乌克兰 1994 年的《布达佩斯备忘录》（Budapest Memorandum）——放弃核武器，换取领土完整的承诺——被证明是一句空话，首尔、东京、利雅得、安卡拉以及其他国家，都会吸取这个教训。Putin 考虑的是短期，依然相信自己能按照自己的条件获胜，或者冻结战线：克里米亚、顿涅茨克、卢甘斯克、赫尔松、扎波罗热，获得承认，Zelenskyy 下台。他在 9 月 30 日更明确地宣战。中国也在观望；战前它是乌克兰最大的单一投资方，而 Xi Jinping 不希望看起来支持 Putin 是一个错误。

她希望停火，并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但前提是俄罗斯要做出妥协，而现在的局面并非如此。对乌克兰而言，眼下的任何方案都是以它自己的牺牲为代价的妥协：毁灭、伤亡，以及自二战以来最大的难民危机。俄罗斯并没有开启谈判，它要求的是承认它的侵占。乌克兰已经赢得了道义、政治和军事上的胜利，只是这份胜利在废墟之中很难看出来——就像冬季战争（Winter War），芬兰失去了领土，却依然是芬兰。Putin 在毁灭这件事上做得很成功。她说，这是莫斯科一种古老的模式：破坏本身就是目的，用来让人知道谁说了算。当 Mikhail Khodorkovsky 离开劳改营时，Putin 说他已经受够了惩罚。她不认为 Putin 觉得乌克兰或西方已经受够了惩罚。乌克兰人对俄罗斯人的仇恨，可能要花一代人的时间才能消退，就像她那位参加过一战的祖父，当年不愿意跟家里的德国交换生说话。欧洲与德国找到了和解的办法。问题是，该拿俄罗斯怎么办。

对 Hill 来说，希望在于人们以前也走过艰难的时刻，而且即使 Putin 陷入僵局，人们也会改变。那些维持和平的制度被忽视了，但只要有意愿，它们是可以修复的。绝不要浪费一场好的危机。她对年轻人的建议很具体，也很小：她 11 岁时参加了一个“拯救鲸鱼”的网络。当声音被放大、却没有变成仇恨的声音时，它的分量才更大。要向前看一代人：如果你 14 岁，就去帮助一个 7 岁的孩子。她也有过情绪低落的日子；有一次，一位老太太坐在长椅上，揽着一个哭泣的孩子，说事情不可能那么糟。她的父亲 Alf 曾带她走到那个破败的住宅区，欺负她的那个女孩和她的祖父就住在那里，而祖父认识她父亲。欺负就此停止了。人做任何事，总有其原因。即使有人想要伤害她，她仍然努力去寻找共同的线索。Fridman 的最后一个判断是：在一个危险的时代，她的话有分量。“咱们就撑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