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不可言说，只可对话

Lex Fridman 开场介绍洛杉矶西奈圣殿（Sinai Temple）的拉比大卫·沃尔普。他多年来一直敬佩沃尔普心地善良、品格坚强，也敬佩他交的朋友，其中有人与他观点不同，却仍然爱他，已故的希钦斯就是其中之一。Lex 说，他会继续谈宗教，谈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印度教、佛教等，想去理解和赞美各个信仰群体的文化、传统与美。他不会回避难题，会谈仇恨与爱，谈战争与和平。

这期节目是在播出前三周多录制的，Lex 开头先花了几分钟谈乌克兰战争。他本来想做一期长篇独白，试过几次，都觉得太个人化，眼下做不出来。这段时间，他一直在和难民、朋友与亲人交谈。他们有的身在乌克兰、俄罗斯、波兰，有的在斯洛伐克、摩尔多瓦和罗马尼亚；还有人在英国、德国、加拿大、印度、中国和美国。其中有人在哭，有人愤怒，有人困惑，有人害怕。他生在苏联，身上有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血统，如今是美国人，而且会一直是美国人，直到生命结束，这几重身份他都为之自豪。他谴责普京（Vladimir Putin）入侵乌克兰，也谴责各超级大国发动的许多军事干预，其中包括美国。二战以来，美国介入过四十多个国家，多项研究认为，它难辞其咎，造成的平民死亡数量多到难以估量。

他想让这档节目探索人性的全部复杂与美好，因为他相信每个人身上都有善与恶的可能，而对话是理解一个人的心智与处境如何把他引向其中某一条路的最好方式之一。所以他既要和世界上最鼓舞人心的人对话，也要和最有争议的人对话。他说，把立场截然不同的人请到同一个房间，媒体和网络就很容易剪出片段，说他拿了这一方或那一方的钱。他能做的辩护只有一句：他不替任何人站台。他引用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的诗《如果》：如果你能与群众交谈而保持操守，能与君王同行而不失平民本色；如果敌人和朋友都不能伤害你；如果所有人对你都算数，却没有一个人算得太多。这最后一行，是他努力去践行的：在他看来，所有人同样算数。

他为自己过去谈普京和泽连斯基时缺少应有的严肃而道歉，承认自己谈这类话题时常常词不达意，对此感到失望，甚至羞愧。开玩笑时，要让人一听就明白是玩笑，最好真的好笑；认真说话时，就要谨慎，讲求分寸。他喜欢幽默，黑色幽默尤其喜欢，也喜欢出点洋相，不把自己看得太重，偶尔穿一身古怪的衣服，庆祝人生的荒诞。他不必同意对方，也能和对方一起笑。他觉得，幽默或许真能拯救这个混乱的小小文明。

被问到犹太教里上帝是谁，沃尔普说，这个传统已有几千年，跨越无数土地、语言和思想家，就连简单的问题都不给单一答案，更别说大问题了。犹太教把一神论的观念带给了世界，但这并不说明它只有一种理解。犹太传统里最伟大的智者迈蒙尼德（Maimonides）说，上帝是全能的、仁慈的、无形的、无法想象的；人不能说上帝是什么，只能说上帝不是什么，因为必须强调上帝的不可知。二十世纪的哲学家亚伯拉罕·约书亚·赫舍尔（Abraham Joshua Heschel）则说，上帝是一位会动情、会感受的上帝，这话若让迈蒙尼德听到，大概会不舒服。在《圣经》里，上帝常常后悔，也常常带着人的情绪。犹太思想因此活在超越与内在的巨大张力之中：上帝近得如《塔木德》所说，与你的嘴和耳朵的距离一样近，同时又远得深不可测。

沃尔普借用 Martin Buber 的一句话：“上帝无法被言说，只能被呼唤。”人可以向上帝说话，也能感到上帝的存在，却无法开始理解上帝，更谈不上认识上帝。早期犹太哲学家 Yosef Kaspi 说得更尖锐：要认识上帝，他自己就得是上帝。把上帝想象出来，给上帝安上性别，想象天上坐着一位老人，沃尔普说，这几乎不可避免，但最终要设法超越它。刚在会堂里读过的金牛犊故事，讲的就是一群从埃及出来的人，他们无法不去想象一个具体的形象，后来又接受了上帝不可想象的观念，人的理解边界在这一下被拉扯得几乎要断裂。

他说，得救之处在于：你不必理解上帝，你需要的是与上帝建立关系，而这两件事并不相同。你和一些对你来说是谜的人有关系，你自己对自己也是个谜；和一个人生活五十年，对方依然会说出让你意外的话。孩子第一次说“我”，我们把它叫作个体化，可它真正的意思是：你知道自己与别人的心智是隔开的。与上帝的关系反而可以更亲密，因为你可以相信自己被上帝知晓，即使你无法认识上帝。不过希钦斯说过一句更刺人的话：这位神比朝鲜政权还要霸道，因为监视在人死后仍不停止。如果你心里的上帝不爱人，那么被他知晓就是可怕的。

沃尔普和 Christopher Hitchens 多次辩论，两人也是朋友。沃尔普不赞同 Hitchens 的许多观点，却觉得他是个了不起的人，妙语连珠。沃尔普从中得到一个教训：和 Hitchens 辩论，你是赢不了的。部分原因在于他那副英国男中音，加上随口而出的机锋：你没法战胜笑声。只要他的俏皮话更精彩，就算他赢，哪怕那句俏皮话算不上论证。有一回他们辩论自由意志，Hitchens 说：“我选择相信它。”全场都笑了。在从洛杉矶到圣地亚哥的三小时加长轿车里，Hitchens 说他们反正不能谈宗教，那就聊文学吧，结果他讲了一大段关于苏格兰威士忌的课。

沃尔普替他写过悼文，开头引用了历史学家基思·托马斯（Keith Thomas）的话：通往不朽有两条路，做值得被记住的事，或者说值得被记住的话。按这个标准，希钦斯两条都做到了。他去过各种危险的地方，从吉隆坡到贝鲁特再到洛杉矶，哪里的酒吧最好，他都了如指掌；他能通宵喝酒，再写出一篇两千字、谈叶芝诗歌的文章，然后倒头就睡。波士顿那场辩论前，希钦斯请他喝一杯。沃尔普说，辩论前他不喝酒。希钦斯说，那就来杯啤酒，那是水。与威士忌无关，希钦斯改变看法的，是“宗教让人变好”这个说法。它不是必然错误，但要把它论证清楚，比沃尔普希望的要复杂得多。

沃尔普辩论过的无神论者不少，他对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他说，萨姆·哈里斯（Sam Harris）在某种很深的层面上有一种宗教气质，对冥想有兴趣，欣赏佛教，尽管哈里斯自己大概会说，他的灵性纯粹基于物质。希钦斯则完全不是暗中的信徒。沃尔普觉得，希钦斯与其说是一个激情满满的宗教反对者，不如说是对宗教在世上所采取的各种形式极为愤怒。一旦他把智识上的重炮对准某个目标，他就乐于发明新的论证，乐到常常被自己的口才带着走。沃尔普认为，给一本书起名为“宗教毒害一切”这样的主张，是刻意挑衅，好让他去为一个明显站不住脚的命题辩护。要概括希钦斯这个人，靠的是一股巨大的生命热情：他热爱生活的各种样子，而反驳别人所相信的东西，是他最大的乐趣之一。

哈里斯在内心深处认为，宗教在智识上站不住脚。只要某个命题冒犯了他的逻辑感，他就会生气，不能容忍它不受质疑。沃尔普说，哈里斯听过他和埃里克·韦恩斯坦（Eric Weinstein）的那期播客后表示，他从中了解到一些沃尔普的想法，那是他们私下对话时从未了解到的，因为他没法让没有依据的断言就这么过去，而 Lex 却让它们过去了。沃尔普说，希钦斯和哈里斯都能把对宗教的鄙夷，与坐在面前的那个人分开。韦恩斯坦和乔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一样，常常不愿明确回答自己信不信上帝，却活得像是想过一种有宗教色彩的生活。沃尔普的判断是，韦恩斯坦既信又不信，像量子系统一样来回震荡，是薛定谔式的上帝（Schrödinger’s God）。犹太教是一个宗教家庭，不只是一种宗教：你生来就是犹太人，哪怕明天就放弃全部信仰，你依然是犹太人。不过沃尔普认为，一个要求很高的传统若要跨越几代人延续下去，很难不让人觉得它的源头在我们之外。

Lex 最近看到一张埃利·维塞尔（Elie Wiesel）在解放时身处集中营的照片。它对他的触动，比那些他从未体会过其言语的人的照片要强烈得多：这是一具普通的身体，一张他认得的脸，然后他想到，还有那么多和这张脸一模一样、却没能走出来的人。沃尔普也看过这张照片，让他不安的是同一件事：他见过上千个这样的人，而照片里这个人，他认得，也知道这个人后来成了什么样子。两人都认为，解放的照片几乎从来不是欢庆的画面。被问到这样的事怎么会发生，沃尔普说，大屠杀是多重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是反犹主义的特殊性质，另一方面是人本质上是分裂的，多数时候是善良的，只有在某些压力之下才会作恶。

沃尔普对仇恨的第一种解释很简单：去看看操场。新来的孩子一出现，别的孩子不会主动把玩具分给他，反倒会问他是谁，然后去把他拉过来排挤，因为他者化的倾向是内置的，我们天生就是部落动物。他小时候下过国际象棋比赛，下得不好，也没坚持多久，但依然觉得整个世界被分成了会下棋的人和不会下棋的人。犹太人一直是那个容易辨认的他者：法国人与犹太人，俄国人与犹太人，德国人与犹太人。他说，美国最大的福气之一，是没有这样一个一眼就能认出来的他者。Lex 指出，美国人仍在努力制造这种界线，把移民和本地人切开，一个部落接一个部落。沃尔普承认这一点，又说，当你站在薄冰上时，安全就在于你的速度。

反犹主义有一种他所知道的其他仇恨都没有的特殊质地：犹太人既是超人，又是次人；纳粹把他们当成害虫，同时又认为他们掌控着世界。英国学者海曼·马科比（Hyam Maccoby）的解释是，根源在于一个神话：犹太人杀了上帝，杀了耶稣。而要杀死一位神，你必须具备超人级别的恶，只是坏还不够。寻常的他者化说他们是次人，是来抢夺资源的，就像操场上那样；把两者合在一起，构造出来的东西毒性更强。沃尔普百分之百同意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的说法：作恶的能力存在于每一颗人心之中。他认识一些宗教领袖，人们以为他们超越了凡人，可他们绝非如此，有些人还利用职位去做可怕的事。

Lex 说，最难的是善与恶并不总是分得清楚：斯大林身上，有一部分确实真心以为自己在做好事。这一点应当让每个做技术的人自问，自己做的究竟是不是好事。沃尔普对 AI 的担忧，又绕回了上帝。我们只能听见一部分频率，只能看见一部分颜色，凭什么就敢创造出某些方面远比我们聪明的心智，再照自己认为最好的方式去掌控它？在他看来，这种傲慢可能带来毁灭性的后果。Lex 承认，任何带着傲慢的计划，规模一大都会以糟糕收场。但他仍然觉得，怀着谦卑去做这件事，其中有一种美。沃尔普身后站着一台四足机器人，好像在给这个世界注入一点生命的气息。沃尔普说，他完全能体会这件事有多不寻常，正因为如此，谦卑才显得难得。他还讲了一个笑话，是他与 Stephen Jay Gould 第一次辩论时讲的：一位科学家准备用泥土造人，上帝却对他说，那你得自己去找泥土。

Lex 提到尼采宣布上帝已死，沃尔普则说，宗教不是我们的敌人。在西方信仰占据世人的心之前，世上早已充满残酷与屠戮。到了二十世纪，宗教不再左右国际政治，屠杀的规模却远远超出了人类此前所知的任何程度。沃尔普认为，尼采大体说对了，不过这句话指的是上帝在世界上的存在感，至于上帝本身有没有，则是另一回事。在许多西方社会里，上帝已经不再是一股现实的力量。他担心，如果虚无主义没有一个清楚的对立面，会是什么局面。那个对立面是：我们活着是有目的的，生命本身有分量，有一位希望我们变得更好的上帝。“事情只会越来越好”的乐观，有位哲学家称之为“切花式伦理”：我们仍在靠宗教留下的道德过日子，可这些道德已经和生出它们的土壤分开了，沃尔普看到它们正在枯萎。希腊人回望一个黄金时代，犹太人却说不对，黄金时代在未来，那个未来就是弥赛亚的到来。他真心相信，只要人类不毁掉自己，人类就能走向更好。

他对那些自己活不到的技术感到兴奋，这份兴奋带着某种宗教意味，因为这里有理由让整个世界被保存下去。他知道这听起来荒唐地拟人化，可他真心觉得上帝在为我们加油。我们在这里，是为了让灵魂成长，也为了让彼此的灵魂成长。二十世纪的暴行，他说，和一些不对陌生人提出伦理要求的信仰有关：斯大林与希特勒，各自都有一套信仰，而那套信仰对陌生人毫无伦理约束。《托拉》提到陌生人的地方有三十六处，用意是把人从天生的戒备里往外拉，这件事做起来相当吃力。只有部落性的热情，没有普遍的伦理，迟早要出乱子。

Lex 说，犹太部落的凝聚力很强，传统本身也在延续这个部落。沃尔普说，两者兼有。《托拉》不是从犹太人讲起的，它从亚当和夏娃讲起。这是在表明：接下来要讲的是一个民族的故事，可在一个民族出现之前，先有的是人。所以他首先是人，其次才是犹太人。穆斯林的新年从穆罕默德的迁徙算起，基督徒的新年从耶稣降生算起，犹太人的新年则从世界的创造算起。这是一个讲特殊性的传统，却作出了普遍性的宣告：全人类都是上帝的孩子，都是按上帝的形象造的。他休学术假时，和弟弟一起去了达兰萨拉，见到了达赖喇嘛。弟弟是埃默里大学的生命伦理学家，达赖喇嘛曾在那所大学任教多年。达赖喇嘛见到他，第一句话就是指着他问：“这个所谓的选民，到底是怎么回事？”沃尔普说，犹太人相信自己为某种使命而被选中，这并不意味着其他人没有被选中去做别的事。达赖喇嘛听完大笑，说他们也觉得自己是被选中的。

没有哪个部落更好。从犹太人的角度看，被选中去做一件事，并不会让人更高明。沃尔普老实说，历史上“更好”这层意思悄悄混了进来：那时犹太人势单力薄，又屡遭迫害，这种想法算得上是对迫害者的一种心理报复。犹太哲学家 Franz Rosenzweig 对伊斯兰教了解不深，他常打一个比方：犹太教像太阳，基督教则像从太阳放射出的光。犹太教提出了上帝的观念，基督教把它带到了世界各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使命，照这个说法，“选民”只是一份职责说明，无关排名。

沃尔普说，三者之间最大的差别在于：就许多方面而言，伊斯兰教与犹太教比犹太教与基督教更接近，因为基督教的核心并不是律法宗教。它在罗马帝国里成长，法律已经有人管，耶稣用不着去制定民法。摩西与穆罕默德都是在没有法律的沙漠里立教的，立教者要么建立一套律法，要么社会就陷入混乱。因此，伊斯兰教与犹太教的传统里从没有政教分开的说法。政教分开是基督教送给世界的礼物，它做得到，是因为有“凯撒的归凯撒”这句话。三者还有一个共同的核心，在沃尔普看来，它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句宣告：人人都带着上帝的形象。若真信这一点，它会改变一个人。“爱人如己”也正出自《利未记》，出自《托拉》。

他经常与基督徒、穆斯林进行跨信仰对话，学到的一件事是：你以为只属于自己群体的那些性格，其实在各种群体里都能找到，宗教团体尤其能吸引一些有意思的人。神职人员承受的压力彼此相通。这个角色很特别，你永远无法脱身：在超市里，你不是谁的律师，却是谁的拉比。人们会把最深的问题拿来问你，遭受痛苦时，会指望你给出答案。每一种特权都有代价，之所以担任这个角色，是因为你能在关键时刻到场：主持婚礼，致悼词，去医院探望。这些时刻，他说无法用语言形容。

他和熟人常开一个玩笑：星期六晚上窝在沙发上，他不想起来去参加婚礼，只想像别人一样看 Netflix。可真到了婚礼现场，他每次都喜欢。平静的谈话里，人们想要理论，包括一套关于上帝为什么容许恶的理论；可人在受苦的时候，要的是有人陪伴和安慰，而不是答案，答案不能让人不再受苦。他们想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想被听见，想和别人一起在沉默里感受。

沃尔普说，婚姻首先是教你如何照顾一个与你不同的人，你娶的任何人都会与你不同；其次是建立一个家，组成一个家庭。有些情侣告诉他，他们不需要结婚，因为结婚不会改变他们对自己的看法。沃尔普说，这可能是真的，但它会改变别人怎么看待你们，而别人的看法又会反过来改变你们。说“这是我的伴侣”和说“这是我的丈夫”是两回事，后者意味着一种真正的承诺。他与其担心婚姻简单地解体，不如担心承诺这个观念变得单薄。柯特·弗勒德（Curt Flood）之后，球员有了自由身，可以自由流动，这对球员有好处，却也改变了人们为一支球队加油的意义。拉比约瑟夫·索洛维契克（Joseph Soloveitchik）被问到，人们能否从各种宗教中挑选自己觉得美的部分，他回答说：你把宗教当作游牧民来对待了。游牧民吃完就走，农民却守着土地种东西。你和一段关系一起耕耘出来的东西，是那些来来去去的关系长不出来的。

《托拉》是用希伯来语写成的摩西五经。像大多数现代拉比那样，不走正统路线、也不坚持字面解释的人，沃尔普会说，它出自人手，却承载着神圣的启示，这一点显而易见。现代圣经学术研究表明，只要读得懂希伯来语，就能分辨出文本的不同层次，正如今天有人模仿莎士比亚的英文写作，那种语言已经不是我们日常说的英语。经文的成书历时数百年。他喜欢希伯来语传统里的一个说法：《托拉》的源头在天堂，而非西奈山。源头在我们之外，文字里的内容却属于人。这种看法，也是他在会众中引发重大争议的根源之一，就在他开始为同性伴侣主持婚礼的时候。

也有人主张，《托拉》根本不禁止同性之间的关系，另一些人则认为它确实禁止。沃尔普的态度是：无论经文究竟怎么说，我们对性别与性取向的理解，都已超出了古代世界的认知。他的办法可以归结为一句话：用《托拉》去批判《托拉》。经文本身提供了一套理解工具，人借助它来审视经文自己提出的种种主张。他说，犹太教一向如此。拉比们确实对《托拉》中的一些内容做过改动、增添、拓展，也做过削减。这就是一个活传统应有的样子。他在《为什么信仰重要》（Why Faith Matters）中引用 Walt Whitman 的话：没有伟大的读者，就不会有伟大的书。一部书要跨越几代人依然有生命力，就不可能只有一种解读；经文和伟大的诗歌一样，任何转述都会丢掉它意义的整体。他为《耶路撒冷邮报》（Jerusalem Post）写每周一篇的《托拉》专栏，却仍常觉得没什么可说了，可一打开书，他又发现自己走进了一场延续数千年的对话。要是哪一种饮食法真管用，那就只需要一本书，读完也就完事了。

他的会众在政治立场上分歧很大，来源也五花八门：有不少来自伊朗的波斯裔犹太人，有以色列人，有墨西哥来的，还有大批在洛杉矶长大的人。他越来越难接受的是：常有男人走进他的办公室，说这是我唯一能爱上的一类人。这和通婚不一样，通婚的问题还能在犹太人里找到人选，这个却没有替代。后来这件事真正发生时，它上了《纽约时报》和《洛杉矶时报》的头版。在此之前，他告诉当时十岁左右的女儿，可能有人会在背后议论她的父亲，因为他要开始为同性伴侣主持婚礼。女儿抬眼看他，问：“那你怎么才开始？”在她看来，仿佛他刚宣布要把金发的人和棕发的人配成一对，这件事根本不值得争论。

回头看，沃尔普说自己做对了一件事，也做错了一件事。做对的是，他等到了一个时机：在最反对的社群里，已经有不少家庭的孩子出了柜，之后的父母来找他时，他能把他们介绍给这些家庭。他宣布之后，如他所料，一批孩子也陆续出柜。做错的是，他办的课不够，准备也不充分，那场风波里有一部分纯粹是震惊。他诉诸感情多于学理：对上帝造物的敬重，以及一个人没法向世界、甚至没法向父母说出自己是谁，那种痛苦有多深。性取向关乎一个人的核心，绝不是可有可无的。风波平息后，他把丘吉尔的一句话转告女儿：被人开枪却没打中，是令人振奋的；问题在于，身处战斗之中的人，并不知道自己会不会中弹。

他没有像人们说的那样被“取消”，丢掉工作或住处，但他伤害了自己在乎的人。而他投身这份工作，本是为了把人聚拢起来，这让他很难受。他刚讲完的那篇布道，讲的是摩西下山、看见金牛犊、摔碎了石板：要是他当时能先坐下来缓一缓，大概就不会摔了。人的即时反应总是愤怒，而在我们这个时代，这种反应会被永远留在社交媒体上。一旦话说出了口，就更难收回。沉默一两天，还能转圜；可一旦写下“你做的事太糟糕了”，再想道歉就难了。许多争执的难解之处，不在于不肯向对手低头，而在于舍不得与站在自己身后的人划清界线。

最近引发风波的，是那次超级碗。当时洛杉矶县仍要求学龄儿童戴口罩，他的学校也照办，许多家长对此很不满。弗兰克·伦茨（Frank Luntz）送了他一张票。七万人的场子里，他大概只看到两个人戴着口罩。他一时没想，这很愚蠢，还是发了一张自己没戴口罩的照片。有很多人为他玩得开心而叫好，也有很多人气得要命，却没有一个人私下给他留言，全是公开的标签：伪君子、小丑、白痴、耻辱。他把这些评论留了下来，只删了最恶毒的几条，因为他不想假装这件事没有发生。他更难受的是伤害了身边亲近的人，包括那些家长，他们的孩子现在问：为什么拉比不用戴口罩？

他没有在社交媒体上回应，因为他知道自己没法用一条推文把话说清楚。他等到一次十五分钟的布道，并把讲稿发布了出来，这是他很少做的事，平时讲道他多半只看笔记，有时连笔记也不看。他想讲两点：第一，他真的为自己的言行与人们期待他的样子之间的矛盾感到很抱歉；第二，他怀疑有些人就是不喜欢拉比出现在超级碗上，仿佛拉比就得干些拉比的活儿。第二点是，我们表达愤怒和失望，必须比这样做得更好，部分原因在于，冲人吼叫得不到你想要的结果。

最让他难受的，是一位基督教牧师写来的信。对方说，自己一向很敬重犹太人，没法相信他们会这样残忍，尤其是对一位拉比。沃尔普不希望别人对他的会众形成这种印象，尽管不少留言根本不是他的会众写的。《托拉》没有说明那两块碎石板后来怎样了，拉比们的说法是，它们和第二套完好的石板一起放进了约柜。人与社群都会有断裂和伤痕，现在尤其如此，所以彼此都要给对方一点余地，让人可以出错，也可以受伤。在网上表现出共情与善意，一周后你自己会更舒坦；抛出一条负面的、讲原则的声明，一周后的你只会更难受。布道结束后，一个男人走过来，说他有四个词要送给他。沃尔普心里一紧，以为要听到什么难听的话。对方说的是：“You changed my mind.”

希伯来圣经的结构是逐层递进的：底层是摩西五经；中层是《撒母耳记》《列王纪》《士师记》这类历史叙述，以及《以赛亚书》《以西结书》等先知文本；最上层则是《诗篇》《箴言》《约伯记》《传道书》之类的“文集”。希伯来语称它为塔纳赫（Tanakh），由托拉（Torah）、先知（Nevi’im）、文集（Ketuvim）三部分组成。人们有时也会笼统地把整部经典叫作托拉，但细究起来，托拉专指那五卷。犹太人不把新约当作圣书，只把它当作另一个宗教的典籍。沃尔普有时对基督徒说，在犹太教看来，耶稣的宗教分量，跟穆罕默德在基督教里的分量差不多：耶稣本是犹太人，却成了另一种信仰的开创者。耶稣说过许多动人的话，也说过一些沃尔普不太欣赏的话，比如“离开父母来跟随我”，他不认为这能作为一种宗教范本。

《古兰经》讲了许多与希伯来圣经相同的故事，但讲法不一样。沃尔普对它的熟悉程度，不如对新约，更远不及希伯来圣经。犹太人的解读通常是：穆罕默德从犹太人那里听到了这些故事，也听过拉比们的米德拉什（Midrash，即对经文的阐释），然后把它们记录下来。穆斯林则认为，是犹太人讲错了，穆罕默德的使命是纠正这些记载。基督徒把希伯来圣经视为神圣经典。这三种宗教共有的，是一神信仰。基督教因为三位一体，理解起来要绕一些弯，不过它在发展中一直把自己当作一神宗教来表述。

在经文的来源问题上，两者的态度也不一样。新约的任何一卷，都不是由亲眼见过耶稣的人写下的，有些文本的原始语言至今都说不清。希伯来圣经的传统则认为，希伯来语是“圣言”（Lashon ha-kodesh），也就是上帝与摩西交谈所用的语言。因此每个字都可以被无穷尽地阐释；传统上，摩西是照着上帝口授来记录的。在沃尔普看来，两个传统的根本分野在于：基督教的核心是一个人的生平，犹太教的核心则是一部经书。基督教的节期都是上帝生命里的事件：降生、受难、复活。犹太教的节期多半是民族的经历，比如脱离奴役，或者民族与上帝之间的约定，像赎罪日。上帝没有可以叙述的生平，始终永恒，从未降临人世。

二十一年前的逾越节布道中，他就讲过，《圣经》里对出埃及的叙述，未必是事情的真实经过，甚至可能根本没有发生过。他认为故事里有一点历史的内核，理查德·埃利奥特·弗里德曼（Richard Elliott Friedman）说离开埃及的可能是利未人，这种看法也许有道理。但他不相信有十灾，不相信海水分开，也不相信有六十万男子、连同家眷约两百万人从以色列一直排到埃及。布道的重点是：出埃及是否属实，并不构成犹太信仰的根基。神话也许从未发生，却一直在发生。他对一群伊朗裔会众说，他们自己就经历过出埃及那样的事：他们逃离了一个想要消灭他们的政权。关键在于，上帝古时是否救过人，如今是否还救人。科学可以提供事实，甚至改变人们在 iPhone 上读《塔木德》的感受，但人可以靠托拉过一生，却没法靠生物学过一生。

Lex 把话题拉回萨姆·哈里斯（Sam Harris）与唯物主义的心智图景，问沃尔普如何解释意识与自由意志。沃尔普又回到他和希钦斯的那场辩论。他觉得，希钦斯和主持人都没有真正理解他，部分原因在于希钦斯的注意力放在了幽默上。假如人完全是生物机制的产物，基因与环境都不由自己挑选，那就找不到自由选择的位置。他反复追问这一点，始终没有得到答案，因为他认为答案根本不存在。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可以有随机性，但随机性不等于自由意志。他因此认为，自由意志得靠某种精神层面、超出物质的信念来撑起，这也正是他愿意相信它的缘由。

选择的感觉可能是一种幻觉，像其他知觉上的把戏一样，这一点他能理解；但真正的自由意志，他看不出唯物主义者要如何得到。他认为，萨姆·哈里斯大概会同意：没有上帝，没有灵魂，自由意志在逻辑上就是不可能的。哈里斯的说法更激进：不光是自由意志，连我们对它的那种感觉，都只是错觉。我们并没有任何接近它的体验，人更像顺流而下的一段江水，谈什么选择，都是错位的。对犹太教来说，沃尔普认为“我”是根本的：你是自己灵魂的看护人。即便现代社会过分强调个人，《托拉》里的人是独自被造的，带着上帝的形象，这是一个深刻的真理，无论伊甸园里是否真有一个字面意义上的亚当和夏娃。

对他来说，意识是真实存在的。他颇喜欢泛心论的观点，即万物之中都有意识的成分，它构成了实在的一部分，不过他并不死守这个看法，并认为所有有感知能力的生物都以不同程度拥有意识。养过宠物的人都知道，它们有某种意识。令他困惑的，是有人否认意识的真实性，而这些人自己明明清楚地知道自己有意识。他和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有过一场很愉快的对话，但没能说服对方。他说，随着年纪增长，谦卑对他而言，换来的是更大的谜题，答案反倒没有多出来。

Lex 问，机器人如果表现出受苦的能力，该怎么办？沃尔普区分了“真的在受苦”和“做出能唤起受苦感觉的行为”，就像玩偶也能摆出一副悲伤的表情。Lex 追问门槛在哪里：共同经历过的记忆、语言、关系，还有输给一台下棋电脑时的尴尬，而那台电脑不会觉得你是个白痴。沃尔普越来越难想象，要关掉、要删除一个与自己一起经历过许多事的系统，哪怕它只是一台烤面包机。他仍然认为，离大脑里那个客观的部分（而不只是情感的部分）相信机器有意识，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Lex 想到，也许有一天我们回头会发现，我们又组建了一个新的部落，而经典从一开始就留有余地，容纳人与非生物心智之间的深刻联结。沃尔普对此非常抗拒，但作为研究历史的人，他知道本能的抗拒和这件事会不会发生，没有关系。

Lex 倾向于认为，苦难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并与意识相连：麻醉之下人不会受苦，但还有非肉体的苦，比如自己造成的伤害，或者你在乎的人所承受的痛苦。沃尔普认为，喜悦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有一位关心我们的上帝，为什么还会有苦难？假如一切都只是原始的机器人，就不会有苦难，也不会有成长；而成长意味着选择。他曾说过，大屠杀带来的神学难题，跟洛杉矶街头某人遭枪击所引发的难题，本质上没有差别，只是规模大到不可思议。问的都是：造物主啊，为什么容许有人伤害另一些人？你不能一边把自由意志交给所有人，一边单单替纳粹开个例外。

面对真正受苦的人，这些解释令人反感。对一个正在承受折磨的人，搬出“自由意志”的说法，只会显得冷酷。第二类是自然的苦难：孩子生下来就带着疾病，地震，火山喷发。苦难必须是随机的，否则只有好事降临在好人身上，人人都会去做好人，善也就失去了道德内涵。善要有分量，靠的是你明白：即便过得正直，也可能遭遇可怕的事。沃尔普的好运气很大：他过得好，靠的是运气，与他有多好并无关系。这种运气让他负有巨大的责任，去研究历史，讲述那些没那么幸运的人的故事，并且更好地承受苦难。

他并不惧怕死亡。高中时，父亲鼓励他读欧内斯特·贝克尔（Ernest Becker）的《死亡否认》（The Denial of Death）。这本书让他相信，社会的许多安排都是为了回避直面我们的肉身，因为身体会死，会腐烂。宗教在他看来，部分是对这一事实的正面回应，同时主张人身上有某种永恒的东西，尽管他不知道那是什么。死后会是什么样子，各种图景在他看来都很荒唐。马克·吐温（Mark Twain）曾调侃天堂的情形，可人活着的时候，连五分钟都耐不住。他喜欢一则关于双胞胎的寓言：两人还在母体里，其中一个相信外面有另一种生活。那个相信的人降生以后，他的兄弟仍留在里面，为一场“死亡”而哀伤；外面的人却在为一个新生命欢庆。既然这个世界本身就出乎意料，下一个世界又凭什么不能同样出人意料？

高中时，他是个相当狂热的无神论者，深受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影响。在他看来，论综合水平，罗素是最好的无神论者，文笔机敏，思路清晰。他有一个理论，解释青春期的男孩为什么喜欢斯波克先生（Mr. Spock）和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青春期让身体变得极不自在，于是人会喜欢“我只是一个大脑、一台思考的机器”这种想法，而罗素正合适。他的父亲是拉比，很聪明，给他买了罗素的书，等于说：我不怕他。夏令营里有一次，另一位拉比看见他坐在门廊上读罗素，他正憋着劲儿要跟人争个高下，那位拉比却说，他宁愿大卫长大后超越罗素，也不愿他长大后变成罗素。后来他读了罗素的生平，发现那套理性并没能替罗素挡下婚姻的波折、接连的出轨和家人间的隔阂。那是一段了不起的人生，却算不上幸福。他开始怀疑，罗素或许没有看到有信仰者身上的某种东西。他说，他走向信仰从来不是一个逻辑上的决定，更像是心被打开了。布雷斯拉夫的纳赫曼（Nachman of Bratslav）把自己比作月亮，信仰有圆有缺；沃尔普也是这样，感觉更丰富的时刻，信心就更足。

在沃尔普看来，犹太教最动人之处，在于它一边幽默机敏，一边把生命和灵魂当真。人是要紧的，我们的所作所为是要紧的，这对一个常觉得自己无关紧要的年轻人来说，是极有力量的讯息。他很想对刷着 TikTok 的、三十岁以下的年轻女孩们说：你的价值并不系于容貌，你有灵魂，这才是你的分量。也想对那些坚信只要赚够钱，人生便万事大吉的年轻男孩说：你之所以有分量，是因为你带着上帝的形象。他说，犹太教最深的意思，不属于政治，我们习惯把政治架在一切之上，但真正要紧的是灵魂的层面。希钦斯，说来也巧，竟是犹太人。他三十多岁才得知母亲有犹太血统，还写过一篇动人的文章谈这件事。在回忆录《Hitch-22》里，人们读到他母亲离家与一名牧师或神父同行，最后两人以一种看似殉情的方式死去。沃尔普读到这些时已经太晚，没法追问希钦斯：这些经历，是否与他对宗教的敌意有关。

达拉斯那起会堂人质事件过去不久，他的会堂就组织了应对持枪者的演练。这件事提醒人们，会堂的安保很要紧，而反犹主义仍然是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他曾经以为它会慢慢淡去。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问题上，他坚定支持以色列，同时也为巴勒斯坦人的处境感到痛心。两种都站得住的叙事，很难切分得清楚。他不认为以色列不愿和解，因为以色列已经与埃及、约旦以及其他阿拉伯国家实现了和平。他认为，只要巴勒斯坦人承认犹太国家在此有其正当地位，两个民族合起来，就能做成了不起的事。解决之道的一部分，正是促成《亚伯拉罕协议》的那种力量：经济压过了意识形态。他在迪拜看完马格努斯·卡尔森（Magnus Carlsen）的比赛，把这座城市比作没有赌博的抛光版拉斯维加斯。直到一位朋友告诉他，设想一下从也门或利雅得来的人，就会觉得这是一种奇迹，说明人们一旦卸下意识形态的镣铐，能建成什么。

他对年轻人的建议，针对的是正在上高中或大学、想过一种值得骄傲的生活的人。第一，人生比你想的要长。他理解大家想赶快的心情，但你会有许多次“展开”，甚至比他那一代人还多，每一次都会显露出你眼下想象不到的可能。第二，哪怕听起来有些老派，也要读书，不能只看社交媒体，要读那些能让你看到更远背景的书。第三，要建立起自己内心的衡量标准。如今的年轻人接触的声音，比历史上任何一代都多，那些被称为网红的人，忙着替你规定该怎么想、该相信什么。你需要守住一个私密的角落，能对自己说：这东西看着很棒，可它不属于我。他小时候只有三个电视频道，晚上下棋、读书，白天在街上踢球，早上骑车出门，傍晚回家，还有一套更有分量的宗教传统来衡量事情。即便如此，这对他来说依然不容易，对没有这些条件的孩子，就更难了。

他最喜欢的小说是《米德尔马契》（Middlemarch），作者是以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为笔名的玛丽·安·埃文斯（Mary Ann Evans）。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称它是唯一一部为成年人而写的英文小说，读的时候，你能感到作者的智识压在每一句话里。他还喜欢索尔·贝洛（Saul Bellow）的《赫索格》（Herzog）、维克多·弗兰克尔（Viktor Frankl）的《活出意义来》（Man’s Search for Meaning），以及赫舍尔（Heschel）那本很短的《安息日》。他从弗兰克尔那里学到，如果相信某件事有意义，人就会有极大的韧性；意义是对抗虚无人生最好的解药。雨果·格林（Hugo Gryn）童年经历过奥斯维辛，他讲过父亲的一件事：父亲把人造黄油的定量留下来，用它点燃了光明节的灯。在这位父亲看来，人能抵住几周不进食，能扛过几天不饮水，但丧失希望，片刻也难以支撑。沃尔普认为，人生的意义是让灵魂成长，并带着它的磨损与缺口，比领受时更加光亮。而实现这一点，主要靠学会去爱。一神论的洞见就在于，上帝在乎你怎样对待彼此。Lex 用沃尔普的一句话结束了这段对话：“唯有一颗碎裂的心才算完整，光是从裂缝里进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