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vel Durov 为十亿人打造了 Telegram，自己却不肯随身带手机

Pavel Durov 是 Telegram 的创始人兼 CEO。Lex Fridman 提到，这款通讯应用的活跃用户超过 10 亿。Fridman 在迪拜和他相处了几个星期，称他是自己见过的最有原则、最无所畏惧的人之一：不喝酒，饮食和锻炼都有一套斯多葛式的自律，手机则几乎只用来测试 Telegram 的新功能。支撑这样规模的公司却小得惊人。核心工程团队约 40 人，包括后端、前端、设计师和系统管理员。

Durov 对自由的看法，要从一次搬家说起。他四岁时，全家从苏联搬到意大利北部，连小孩子都能感觉到其中的差别：玩具花样更多，冰淇淋更多，动画片也更多。后来他才明白第二层道理：没有自由，人不光享受不到丰盛，也没法为丰盛出一份力。他用俄语写下的那句“自由比钱贵”，正是来自这种体会。

Fridman 问，这些价值观怎样才能扛住金钱、影响力和权力的侵蚀。Durov 的回答是：恐惧和贪婪是自由最大的敌人，要让它们离得远远的。把最坏的情况想清楚，然后接受它，就没什么可怕的了。哪怕按照原则来活，人生会比在奴役中活得更短，那也值得。他确实会想到死亡。求生的本能从来不会消失，但人一死，也就不再有任何体验，所以一辈子围着怕死打转，是很划不来的交易。他说，记住自己哪天都可能死去，才让活着的每一天有分量。

Durov 公开坚持的规矩是：20 多年不碰酒、烟、咖啡、药片和违禁药物。他说，戒酒对他来说是最容易的一条。11 岁那年，一位生物化学老师把自己写的一本书交给他，书名叫《天堂的幻觉》，讲的是成瘾物质在体内会引起什么变化。喝酒之后，脑细胞会先麻痹，字面意义上变成僵尸；第二天，其中一部分会死掉，再也长不回来。在他看来，大脑是你最宝贵的工具，为了几小时的快感毁掉它，实在荒唐。

Fridman 指出，很多人喝酒是为了社交，怕自己在聚会上显得格格不入。Durov 的第一条建议是：不必害怕与众不同。第二条是一种判断方法：如果你觉得非喝不可，那说明你在掩盖某个问题，在回避某种不敢面对的恐惧。酒精是一种精神上的止痛药，管几个小时，之后要连本带利地还回去。被排斥的恐惧在几万年前是有道理的，那时被部落赶出去，就意味着挨饿。今天这种恐惧已经没有道理了。如果你和周围的人做一样的事，就没有任何竞争优势，也不可能变得出色。

他对工作的建议也是这个思路。想做出贡献，就得做有价值的事，而这通常意味着做别人还没在做的事。难处在于，信息流和新闻让跟风成了默认选项。Durov 希望人们有意识地挑选信息源，选定一个领域，持续搜集信息，直到成为这个领域世界上数一数二的专家。他说，这比听上去容易，因为几乎没人真正去做。他用同样的长期算法看待色情内容：它是一种替代品，把精力和灵感耗在转瞬即逝的快感上。如果能得到真正想要的东西，就不需要它；得不到的话，那是需要补上的缺口，而不是靠麻醉来应付的东西。他尽量按照自己明天还会在的样子来生活。拿中长期的利益去换眼前的一小时，不划算。

Fridman 和 Durov 相处了两周，几乎没见他像大多数人那样刷手机。Durov 不认为手机是必需品。他小时候没有手机，上大学时也没有；后来有了，也常开飞行模式或静音，因为他讨厌被打扰。他的想法很简单：他想自己决定生活里什么重要，不想让别人或公司替他决定今天该想什么。手机恰恰会妨碍这一点。

他很珍惜清晨安静的时间。他会尽量多留出睡眠的时间，甚至睡 11 到 12 个小时，明知道自己睡不了那么久，剩下的时间就躺在床上。别人可能会吃安眠药，他从来不吃药，那几个小时反倒成了他一天里最喜欢的时段，很多想法都是这时候冒出来的。不带手机去洗澡、做晨练，也能有同样的效果。他说，醒来第一件事就看手机，人就变成了一个被喂养、被告知该想什么的动物，一整天要想什么，都已经有人替你安排好了。深夜刷社交媒体上的新闻，也是同样的道理。

这个结论，对于一个先做出全球最大社交网络之一 VK、后来又做出 Telegram 的人来说，有些反直觉。你越是随时在线、随时能被找到，产出就越低。全世界都可能盯着世界首富和全球最有权势的人吵架，但对围观的大多数人来说，这件事改变不了他们能控制的任何东西。Durov 估计，99% 的人没必要什么都跟上；而发布出来的内容里，大约有 95% 是因为有人想让你买东西、支持某个立场、卷入某场战争，或者捐一笔钱才写出来的。他读新闻时，会先问一句：读这条新闻，谁会获益？支持你真心相信的事业没问题，被人操纵着卷入别人的战争，就不行了。

Durov 也会生气、孤独和难过，只是他把这些情绪当作自己要负责处理的事。他说，自律能打破负面的循环，否则这种循环最终会变成抑郁。至少 20 年来，他没有抑郁过。方法不是休息。发现问题，看到解法，然后开始去做。很多人觉得应该先恢复精力再行动，他则说，精力是在做事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写一小段代码，在不想去的那天也去健身房。好的感觉是迈出第一步之后才有的，不是在那之前。

他的晨间功课是 300 个俯卧撑和 300 个深蹲，之后每周去五六次健身房，每次一到两小时。他不确定这些徒手训练能让身材改变多少，深蹲尤其枯燥。但这正是重点：它们锻炼的是自律这块肌肉，这块肌肉练好了，其他方面也会跟上。冰浴，还有俄式桑拿（banya），先是高温、草药和桦树枝，然后跳进冷水池，在他看来也属于同一类训练。过程中可能很难受，但之后的几个小时甚至几天，状态都很好，而且对长期健康有益。他把这称作“反向酒精”：喝酒是用几小时的快感换来长期的代价，这类训练则是先付出几分钟的不适，换来长期的收益。

游泳是他最看重的耐心训练。他最长的一次，是在芬兰冰冷的水里游了五个半小时，途中迷了路，好不容易才找回岸，他说自己当时没有慌。刚开始人是抗拒的，游 10 分钟，再游 20 分钟、30 分钟，这个过程能教会人做大事所需要的耐心。还有一个更硬的理由，和生理有关：大脑的效率，受限于心脏能把多少糖分和氧气输送到血液里。他所知道的、能提高这个上限的办法，只有体能训练。所以十多年前，他开始系统锻炼时很惊讶，为什么这么少的 CEO 会去锻炼。他说，“强壮的人不可能聪明”这种老刻板印象纯属胡扯。他一旦不能训练，压力马上就会涌上来，所以即便没有健身房，俯卧撑和深蹲也照做不误。

饮食也遵循同样的规则。加工糖会让人上瘾，还会越吃越饿；把进食时间限定在六小时之内的间歇性断食，能让一天重新有规律。他大约 20 年前戒了红肉，因为吃完总觉得身体发沉，现在主要吃海鲜和蔬菜。普通头疼就吃止痛药，等于只是关掉了报警灯，没有解决原因，就像把直升机的警报器砸掉，而不是转身离开那座山。他并不是在主张回到中世纪，抗生素还是要用。他觉得药片被滥用，是因为制药行业没有动力去根除病根。同样的利益驱动视角，也适用于新闻、酒精，以及那种只能跟着主流观点走的、被蒙蔽的头脑。

Telegram 的核心工程团队约 40 人。Durov 说，他们很早就明白，员工数量并不能转化为产品质量，很多时候恰恰相反。人一多，很多人有 90% 的时间都花在协调各自负责的那一小块工作上。还有人分不到足够的活，照样拿着工资，于是就在团队里制造一些本不存在的问题，寻找存在感。他们干脆不让团队成员招人帮忙，逼着大家去做自动化。Telegram 在各大洲和数据中心里有几万台服务器，将近 10 万台。靠人工运维，就得招几千人；靠算法管理，系统就更容易扩展、效率也更高，他认为也更可靠。

人本身就是攻击入口。一个能自动运行的分布式系统，可以更安全、更快；网络的某一部分出了故障，流量还能转移到别处。隐私保护也是按同样的思路设计的。从 2012 年起，团队就一直确保没有任何员工能够访问用户的私人消息数据。云端聊天是加密存储的，解密密钥分散存放在不同司法辖区的数据中心，所以就算把某个地方的硬盘全部拿走，拿到的也只是密文。Durov 说，Telegram 从未把任何一条私人消息交给任何人，包括政府和情报机构，私人消息和通讯录也从未发生过泄露。端到端加密（end-to-end encryption）的“私密聊天”又多了一层保护，但它有使用上的局限，所以产品仍然依靠加密的云端聊天。有人问他，将来会不会把私人消息交给政府。他说，系统的设计让这件事根本做不到，改了设计就等于违背承诺。宁可在某个国家关停 Telegram，他也不会这么做。

他哪来的底气，敢对情报机构说不？他说，部分原因在于从小他就敢指出老师的错误，一直坚持自己的立场。对方可以威胁他，但最坏的结果不过是死，这又回到了开头那个道理：活在恐惧里没有意义。Telegram 做得很成功，但哪怕失去一个市场，甚至所有市场，他的生活方式也不会改变，他照样做他的俯卧撑。他持有 Telegram 100% 的股份，没有股东。他说，这在大型科技公司里相当罕见，正是这种所有权结构，让项目可以坚守原则。他提到，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宪法都写了隐私权，但这项权利几乎每周都在受到挑战，通常是从打击犯罪、保护儿童这类看上去很好的提议开始的。没有哪个独裁者会公开宣布自己想要更多权力。限制是一步步加上去的，几年之后，人们就再也不能抗议、集会，也无法发出一条不被监控的消息了。

2024 年 8 月，Durov 到法国做两天的短途旅行，抵达后有十几名武装警察在等他。他们宣读了一份大约 15 项重罪的清单。他起初以为是搞错了，后来才明白，对方是要他为 Telegram 上一些用户涉嫌犯下的罪行担责。Fridman 和 Durov 都认为，即便是威权国家，也没有对这种规模的科技公司负责人这样做过。他被关进一间没有窗户的小屋，床是窄窄的水泥床。他在里面待了将近四天，回答关于 Telegram 如何运作的问题。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启动这场调查的人，对技术、加密和社交媒体的了解少得可怜。

Fridman 引用了卡夫卡的《审判》：一个人被捕了，罪名没人说得清，身处一个无处不在又无处可寻的体系里，直到官僚机器把他的精神耗尽。Durov 同意这种情形荒诞至极。如果法国真有善意的问题要解决，联系 Telegram 有常规渠道，其他国家就曾经这样做过几十次。公司十年来一直在清理公开传播的有害内容，大约八年来每天公布透明度报告，涉及儿童性虐待和恐怖主义的频道，每周被删除的内容有数百万条。他怀疑，有些愤怒是情绪化的，是报纸的报道煽动起来的，而不是出自数据。Durov 说，他在法国目前还处于调查阶段，尚未受审。调查他的是一名预审法官，他认为这个角色更像检察官，因而上诉更难。Telegram 去年已经对调查本身提出了上诉，至今还没有等到听证日期。也有其他创业者跟他讲过类似的经历：公司被预审法官的行动搞得瘫痪，最后却证明毫无依据，但宝贵的时间已经耗掉了好几年。

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不能离开法国。录制访谈时，他可以去迪拜（Telegram 的总部所在地），但别的地方还去不了。他说自己有耐心，不会让这种限制左右自己的行动。如果说有什么变化，那就是他会更坚定地捍卫自由，因为那四天让他体会到失去自由是什么滋味。法国当局如果想要私人消息的后门，他的回应是什么都不做，而且不会客气。他认为法国正在输掉这场博弈。压力越大，他反而越有韧性，越不肯低头。有人想利用他被限制出行的处境，逼他封禁频道或改变 Telegram 的运作方式，他都拒绝了，之后也公开了这件事，因为他不跟这样的人签保密协议。他宁可失去一切，也不让步。他说，如果同意去做侵犯他人权利的事，他就只剩一具空壳了。假如判他 20 年徒刑，他宁愿绝食而死，也不会去做“蠢事”。

由于无法离开法国，Durov 通过一位知名的法国科技创业者，获得了与法国对外情报部门负责人见面的机会。他去见了，但没有承诺任何事。据他讲述，对方的要求是：在前一次选举结果被撤销之后的新一轮总统选举期间，限制罗马尼亚的言论，关掉那些支持保守派候选人、或者反对法国所偏好的亲欧候选人的 Telegram 频道。Durov 的底线就是产品规则：不能号召暴力。和平示威、和平辩论，不属于他愿意去做的政治审查，无论在亚洲、东欧、中东还是欧洲，都一样。他对情报负责人说，如果把他关在法国是为了让他听话，结果很可能恰恰相反。他没有签任何保密协议，事后把这次谈话公开了。他认为，这件事是想羞辱他和数百万 Telegram 用户，还想利用他的法律处境达到地缘政治的目的。

摩尔多瓦的事情发生在更早之前：8 月被捕之后，九月或十月，法国情报部门通过中间人，请 Telegram 在摩尔多瓦一次选举期间，配合该国政府处理一些频道。Durov 的团队表示，会去查有没有违规行为。对方先发来一份短名单，其中几个频道和机器人确实违规，被 Telegram 删除了，其余的则保留。随后又来了第二份名单，有几十个频道。Telegram 查后认为没有足够依据封禁，于是拒绝了。接着，Durov 说，同一个情报机构又通过联系人告诉他，在 Telegram 删掉第一批违规频道之后，他们去找了负责他案子的预审法官，还替他说了好话。两件事根本不相干：一个在查法国境内非法内容的法官，没有理由去过问摩尔多瓦的事。正是在那一刻，他不再认为这件事只是技术上的误会。等到罗马尼亚的事情出现时，他已经有了戒心。

他坚称 Telegram 没有政治立场。法国警方曾要求删除一个极左派抗议者的频道，团队看过之后，认定是和平抗议，拒绝了。新冠疫情期间，他们既保护“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的组织者，也保护反对封控的抗议者，只要没有人号召暴力，或者破坏公共财产。Fridman 把话题转向：欧洲要为创业者解决什么问题。Durov 的回答是，问题出在国家的规模上。他说，法国的公共支出占 GDP 的 58%，和苏联晚期相当，甚至更高，在国家机构里工作的人，比做产品、建公司的人还多。他提到一家基于位置的社交网络，是法国十年来在这一领域唯一真正成功的公司，后来在创始人没有听从他“先别卖、再撑一撑”的建议之后，被 Snapchat 收购了。这位创始人后来提到，一场拖了很久的数据保护调查，最后并没有起诉任何人，却像吸血一样消耗着这家本就在与 Facebook、Instagram 和 Snapchat 竞争的年轻公司。另一位法国创业者的账户，在一场持续八年的税务调查中被冻结，生意就此被毁，最后的结论却是他没有任何问题。他在迪拜重新创业并且成功了。后来法国向他提出，给他香榭丽舍大街的店面、资金和税收优惠，他的回答是：永远不会。Durov 说，除非社会把那些没能创办起来、或者过早被卖掉的公司所付出的代价也算进去，情况不会改变。

11 岁时，Durov 通过严格的考试，进入了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学术中学的一个实验班。这个班的想法是尽可能多地往少年的脑子里灌知识，重点是数学和外语，看看其他学科能不能跟上。学生至少要学四门语言：拉丁语、英语、法语、德语，还可以选修古希腊语，另外还有生物化学、精神分析和进化心理学等课程。门门拿满分，被认为是疯狂的想法。Durov 以前在别的学校，因为顶撞老师被开除过，而在这里，辩论是被允许的。少年时他觉得无聊，于是决定挑战不可能的事：每门课都拿最高分，连课间的休息时间也用上。他至今仍然认为数学很重要，因为它训练人拆解问题、排定顺序、反复尝试，而这和编程、项目管理、创办公司所需要的能力是一样的。他还有另一个体会：竞争。取消公开排名，为的是让孩子不焦虑，结果却是输家和赢家都被一起取消了。孩子们会转而在电子游戏里竞争，等进入成年生活，又会遇到残酷得多的竞争。

他的哥哥 Nikolai 是数学家兼密码学家，拿过三次国际数学奥林匹克（IMO）金牌，两次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ICPC）冠军，还拿到了两个数学博士学位。Durov 说，他几乎所有东西都是跟哥哥学的。两人共用一间卧室。家里还没通网的时候，哥哥就像一部活的维基百科，能回答关于恐龙、星系和尼安德特人的问题。哥哥三岁开始识字，六岁时已经在公共场合看天文学书，结果引来陌生人责备他们的妈妈，说孩子根本不可能看懂。Durov 10 岁开始写代码，因为他没有足够的电子游戏可玩。他认为，匮乏能激发创造力，而娱乐的丰盛却可能把创造力淹没。他先做了几个双人回合制的小游戏，后来又做了一个无限棋盘上的五子连珠，为的是赢过同学，而他练习用的电脑对手，算法是哥哥帮忙优化的。上大学后，他觉得无聊，做了一个网站，放上数字化的讲义和考试答案，接着又做了论坛，再后来做了一个社交网络，在各个院系和大学之间传开，积累了几万名用户，还有好友列表、相册和博客。

毕业后，一位以前的同学问他，是不是在做俄罗斯版的 Facebook。Durov 得先问 Facebook 是什么。看过之后，他知道该砍掉哪些功能，产品才能扩展，因为老用户总是想要更多复杂的功能。他做出了 VKontakte（意为“保持联系”），既想和同学保持联系，也想在二十岁的年纪认识新朋友。他不用第三方库，对每一行代码都要反复打磨。不知从哪里开始的时候，他打电话给哥哥 Nikolai，那时哥哥在德国的 Max Planck 研究所做博士后。哥哥告诉他，只做一个登录模块：输入邮箱和密码，看到自己的名字，下一步该做什么就一目了然了。Durov 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好的建议之一。他用两周做出了 VK 的第一版，接下来近一年，他是唯一的员工，后端、前端、设计、客服、营销全部自己做。技术栈最初是 PHP、MySQL 和 Debian Linux，后来又加上了 Memcached 和 NGINX。服务的用户超过一百万之后，遭到 DDoS 攻击，而且每逢谈判的日子，攻击就更猛。2008 年前后，Nikolai 回国加入，和另一位编程竞赛冠军一起，用 C 和 C++ 重写了大量引擎。2009 年，Durov 到硅谷拜访，见到了扎克伯格；连在那里，人家也问他 VK 为什么比 Facebook 打开得快。速度至今仍是他的核心理念。他说，用户能察觉到 50 毫秒的差别，而且代码跑得快，运行成本也更低。如今 Telegram 每天被十亿多人打开几十次，把每次慢上半秒乘起来，相当于几个世纪的人类时间，白白浪费在代码写得粗糙上。

Durov 开除过工程师，之后生产力反而提高了。有一次，两名 Android 工程师进度落后，他正考虑再招第三个人，却注意到其中一人拖拖拉拉、爱抱怨、逃避责任。他开除了那个人，几周后才意识到，那第三个位子根本没有必要。A 级员工能看出身边的人是不是真的在干活。在他看来，跟一个心不在焉的同事共用一套代码，这种侮辱对团队的伤害，比少招一个人还大。表面看是懒，往往只是表象，真正的短板是没法长时间专注于一件事，这种能力并非人人都有。Telegram 招工程师主要靠编程竞赛：任何人都可以参加，获胜者拿奖金，长期名列前茅的人会获得工作机会。一个 21 岁的年轻人，14 岁就开始参赛，在 JavaScript、Android 和 C++ 的比赛中拿过八次冠军，在他的排序里，胜过一个从谷歌挖来、习惯了开会和责任分摊的 LinkedIn 候选人。由于 Android 客户端是开源的，连一个棘手的个人资料动画，也可以通过比赛直接选出解决方案，省下几个月的开发时间。已经在用 Telegram 的人，理解这家公司代表什么；没在用的人，他说，招进来就是一个疯狂的决定。

正因为有这样的挑剔，Telegram 才能保持功能上的领先。2013 年，私密聊天就有了自动删除计时器；WhatsApp 七年后才跟上，一开始甚至把 1 秒、3 秒、5 秒这几个选项照搬过去，因为不知道其中的门道。回复消息的小缩略图（引用一小段原文，点一下就高亮原消息，左侧有一条竖线）也是这样，当初只是随手的设计选择，整个行业却跟着抄了过去。默认的聊天背景采用四种颜色，不是两种，底下叠着矢量图案，持续缓慢地变化，既要好看，又不能抢了注意力。Durov 说，为了定下默认背景，他看过几千种方案，用户也可以自己设定四种颜色。发送消息时，输入框会变形成消息气泡，这个动画要适配所有内容类型、各种设备和系统，包括新系统上跑的老手机，还有会把一切都放大的 iPad。Fridman 把删除消息的动画称为“灭霸响指”：消息碎成几万个像灰尘一样的粒子，这在 Android 上做起来格外困难。如果先播放动画、再让上下消息合拢，会显得太拖沓。粒子消散和消息间距收拢必须同时发生，这意味着要重绘整个屏幕。每天有几千万人在删消息。他认为，如果一个细节哪怕能让他们的心情好上 0.001%，这份投入就是值得的。

贴纸比 WhatsApp 早了三年八个月出现。WhatsApp 第一版的贴纸用的是 GIF 或 WebM，Telegram 用的却是矢量动画：每个只有几 KB，最大不过 20 到 30 KB，却包含 180 帧，在所有设备上都能跑出每秒 60 帧。Durov 说，之前没人试过，因为实在太难，而要找到能用曲线和公式作画的美术人才，又得再办一轮比赛。后来，同一套制作流程又做出了定制的动态表情，据他说，这一点在 Telegram 上仍是独有的，其中包括一条消息里同时动起来的上百个表情，手机也不会因此卡死。按住发送的动画，让人愿意反复点赞的反应效果，后来的 Telegram 礼物，都属于同一类东西：艺术与工程的交叉点。它们大多数时候并不显眼，是让人感觉得到、却不一定注意到的东西。他说，人们喜欢这些，是因为能感觉到有人在用心。

Telegram 是在 2013 年推出的，那时 Edward Snowden 已经让人看清了监控的规模。团队原本就认为，产品的安全性已经很高，但他们想做一种连自己都读不了消息的设计，而且他们清楚，一群在俄罗斯出生的人做出来的东西，不会自动获得信任。所以，Telegram 的客户端从 2013 年起就在 GitHub 上开源。私密聊天加入的端到端加密，比 WhatsApp 开始测试早了一年零三个月，比 WhatsApp 2016 年正式推出早了大约三年。Durov 认为，整个行业之所以跟进，是因为 Telegram 立下了标准。端到端加密很难支持超大群组、保留完整的历史记录、一对多的频道、高频率的机器人，也难以实现多设备之间的顺畅同步，而且用户还容易丢文件。所以 Telegram 采用的是混合方案：私密聊天是可选项，留给极度偏执的用户，不能截屏，也不能转发；其余的一律使用加密的云端聊天。公司自己也用 Telegram 来开发 Telegram，他们发现私密聊天根本没法用来做大文件的团队协作。对于只相信代码的人，Durov 仍然认为，私密聊天是当下主流应用里最安全的通讯方式。

他说，Telegram 是唯一一款在 Android 和 iOS 上都提供可复现构建（reproducible builds）的主流通讯应用，所以研究人员可以核对：在应用商店里下载的版本，和 GitHub 上的源代码是不是一致的。WhatsApp 从未开源；Signal 和 iMessage 也没有提供这种跨两个平台的保障。技术栈大部分是自研的，包括数据库引擎、Web 服务器，以及后端 API 所用的编程语言。这源于 Snowden 事件的一个教训：被广泛使用的开源库，里面可能藏着漏洞。服务器上的 Linux 是主要例外。Durov 从未和 Snowden 当面共事，但两人一直保持着联系，他称那些披露是勇敢之举。他认为，斯诺登事件揭示了两件事：连密码学专家都可能在推广有缺陷的标准；而一个政府在应对 9·11 事件时，可能反应过度，最后治疗比病还糟。

到 2018 年，Telegram 的用户已有大约 2 亿。伊朗人用它组织示威，政府随即封了它，WhatsApp 则要么没被波及，要么很快恢复。俄罗斯要求交出并不存在的加密密钥，Telegram 表示只剩封禁一条路，俄方便在 2018 年春天封掉了这款应用。Telegram 自动更换 IP 地址，一下子耗掉了数百万个，又发起“数字抵抗”行动，让全球各地的管理员都能架设代理。这场行动花了好几百万美元。之后，俄罗斯审查机构封掉了大片 IP 段，超市支付、本地社交网络、媒体和银行都出了问题，审查方只好收手，改为更有针对性地封禁。更难缠的对手是苹果。苹果至少四周不肯让 Telegram 的更新上架，之后提议全球推送，唯独俄罗斯例外，Durov 拒绝了。当时新版 iOS 正在让全球用户的旧版 Telegram 出故障。他给团队定下期限：周五下午 6 点前，苹果若不放行，Telegram 就退出俄罗斯的 App Store。截止前 15 分钟，苹果批准了更新。在伊朗，大批量买 IP 可能触犯制裁，于是 Telegram 让工程师架设代理，代理上置顶的广告由运营方自己拿去卖。这个市场留住了数千万用户。Durov 说，Telegram 在伊朗仍被禁，但估计仍有 5000 万人左右在用。

2018 年春天，他一边为 TON 筹款，一边应付各国的封禁。那段时间，他回到自己租住的联排别墅，发现门口被邻居留下了一样东西。一小时后，他躺在床上，浑身都疼。走去洗手间的路上，身体的功能开始一项项关闭：先是视力、听力，然后是呼吸，心脏、胃和全身血管都剧痛。他以为自己要死了。他倒在地上，第二天醒来时仍然起不来，全身血管破裂，两周都不能走路。他没有告诉团队里的大多数人。这件事在这次访谈之前，他从未公开谈过。但这并没有让他对政府更加害怕。他说，经历过那样的事之后，人会觉得自己活在多出来的时间里，某种意义上已经死过一次，之后的每一天都是礼物。

他第一次觉得类似的事情要来了，是在 2011 年 12 月。莫斯科爆发大规模抗议，起因是一场备受争议的国家杜马选举。政府要求 VK 下架几十万成员的纳瓦尔尼反对派群组。Durov 当众拒绝，把检察机关的要求扫描件贴了出来，旁边配上一张狗戴着连帽衫、吐着舌头的照片。随后，武装警察试图闯进他的公寓。他问自己是不是做错了，答案是没有。接下来大概就是坐牢，他告诉自己，到那时就绝食而死。他还意识到，没有任何安全的办法能提醒哥哥：WhatsApp 虽然已经存在，传输的却是明文。他对自己承诺，只要活下来，就一定做一款安全的通讯应用。他收拾好背包搬进酒店，开始设计 Telegram，心里清楚自己在俄罗斯的日子不多了。他仍然认为，如果俄罗斯重新封禁 Telegram，将是一个大错，因为 BBC 等独立媒体，如今主要是以 Telegram 频道的形式触达俄罗斯人的。他说，保护言论，并不是交朋友的办法。每个政府都会把反对派称作“外国代理人”，乌克兰人说他替俄罗斯办事，俄罗斯人又说他替乌克兰办事。2022 年战争爆发后，他建议暂停双方的政治类频道，两国用户却都对他说，不用替他们当保姆。

他持有 Telegram 100% 的股份，薪水只有 1 迪拉姆，约合三分之一美元，他说自己已经投入了约一亿美元的个人资金。2024 年是第一个盈利年。公司不利用私人数据、联系人、元数据或用户行为投放广告，只做基于频道和群组主题的上下文广告。他估计，这相当于放弃了约 80% 的广告收入。Telegram 也没有新闻信息流，他认为，那种靠用户互动（engagement）驱动的引擎，会在大规模上损害人的心智。Telegram Premium 2022 年上线，每月 4 到 5 美元，现在付费用户超过 1500 万，今年有望带来超过 5 亿美元的收入。订阅包里包含 50 多项功能。TON 原名 Telegram Open Network，2018 年和 2019 年开发，因为比特币和以太坊承受不了 Telegram 的负载；它的原生分片（native sharding）由 Nikolai 设计。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对这次募资提出异议，Telegram 放弃了推出计划，之后由社区接手，以 The Open Network 的名字推出。用户名可以作为智能合约持有，Telegram 无法没收。频道广告收入五五分成，以 TON 提现；小程序开发者要支付 5% 的佣金。Telegram 礼物是放在名字旁边的矢量收藏品，Snoop Dogg 联名的一批，30 分钟内卖出了 1200 万美元。早期一个系列的礼物原价约 5 美元，现在地板价接近 1 万美元。有人几个月内靠买卖礼物赚了几百万美元，还有一个只有两三人的团队，靠小程序赚了 1200 万美元。Durov 在 2013 年以约 700 美元的价格买入第一批几千个比特币，暴跌时没有理会。他的生活开销靠的是这笔投资，而不是 Telegram。他认为比特币可以涨到 100 万美元，因为各国政府一直在印钱，却没有人在印比特币。

俄罗斯监狱里有一个谜语：面前有两把都让人无法忍受的椅子，你选哪一把？Durov 的回答是两把都不选：把其中一把上的尖刺拆下来，装到另一把上，把劣势变成工具。他说，政客和老板常常逼人在两个糟糕的选项中二选一，好让无论你选哪个，责任都落在你身上。大约 15 年前，一位朋友希望他来做捐精者，而不是找一个匿名的陌生人。他一开始觉得荒唐，后来意识到，还有其他夫妻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于是他被说服，又做了几次，尤其是在他觉得自己可能活不了太久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个生物学上的孩子。写遗嘱时，他决定不区分自己亲自抚养的孩子和从未见过面的孩子：只要有共同的 DNA，哪怕要等 30 年才被证实，也有权分得遗产。他不打算在这些孩子生命的最初几十年里把钱交给他们。他说，过度的丰盛会瘫痪人的动力和意志力，男孩尤其如此：他们可能会为父亲的财富而自豪，而不是为自己的成就而自豪。把财产分给一百多个人，本来是为了不让每一份太大。他承认，即使这样，每个孩子仍有数千万美元，这可能仍然太多。

这种担心的依据，正是 John B. Calhoun 的“宇宙 25 号”实验。老鼠被提供了无限的食物、水、巢穴和安全保障，数量先翻了一番，然后停滞下来；母鼠忽视甚至杀死幼崽；暴力和性行为泛滥；那些毛发光亮、却不参与任何社交和交配的“美丽者”，退到了空间中央；生育率暴跌，最后的老鼠死在一大堆没人去碰的食物和水旁边。Durov 的解读是，人类是在克服匮乏的过程中进化出来的，无限的食物和娱乐从来不是这个物种历史的一部分；当一切都唾手可得，人就很难看清自己的目标。约束应该来自内部。他认为自己反而很幸运，因为从小家境贫困：一件夹克穿了好几年，当教授的父亲在俄罗斯国家几乎破产时，几个月领不到工资，母亲则同时做着两份工作。日子并不好过，但它帮他确立了优先级。Fridman 指出，AI 可能会制造出一种人类版的丰盛：减少痛苦，同时却会给维系社会的那层由进化塑造的结构带来压力。Durov 最后呼吁，要在混乱与秩序之间、在自我约束与创造空间之间找到平衡。

他的父亲刚满 80 岁，是研究古罗马的学者，用苏联末期的打字机敲书稿。Durov 说，父亲是用不知疲倦的身教来影响他的。孩子对话语打折扣，却会照着做。父亲曾对他说，你十次里有九次做对，孩子们照样只会模仿那唯一一次错误，包括那些一边禁止孩子用手机、自己却整天玩手机的父母。在他们最后一次谈话里，父亲还说，AI 可以有意识，也可以有创造力，但不会有良知：没有道德，没有扎根的原则，也没有人们所理解的那种正直。Durov 对“显化”持谨慎态度。目标、乐观和自信确实有帮助，但他不相信事情会不付出努力就自己出现。他相信的是乐观加上连续多日的合理行动。Fridman 用一个比喻来说明：努力会重塑概率的地形。Durov 则以“量子永生”作答：多世界诠释认为，意识只会延续在没有死去的分支里，于是某个版本的人可能活到一千岁，而其他世界里的人以为他早就不在了。谈话告一段落后，Fridman 仍然想着卡夫卡。《审判》里，约瑟夫·K 被带到采石场，没有任何反抗，就被刺死了。Fridman 说，暴政真正的胜利，在于你被折磨得精疲力竭、顺从屈服之后，会一动不动地等着刀落下。他在 Durov 身上没有看到这种疲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