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知道自己会死，让我们成为人

Sheldon Solomon 的回答还没等寒暄结束就来了。在他看来，人类独有的死亡意识，以及对它的抗拒，是人几乎所有行为背后最主要的动机，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Lex Fridman 请这位任教于 Skidmore 学院的社会心理学家来做客，他是恐惧管理理论的共同提出者，也是《The Worm at the Core》的合著者。这本书把 Ernest Becker 的观点带进了实验室：对死亡的恐惧处在人类处境的中心，也推动着文明的大部分成果。

Solomon 讲心理学课，习惯先把术语定义清楚。学生很快就明白 -ology 是“学”的意思，他们猜 psyche 是“心智”。他说，这是现代人的解读。在古希腊语里，psyche 指灵魂，却不是笛卡尔那种能脱离身体、自己飞走的灵魂。提出这个词的亚里士多德并不是二元论者。在他看来，灵魂是活的自然躯体的本质。假如一把斧头是活的，它的本质就是砍；假如一只眼球被剜出来后还能看见东西，那看见就是它的本质。蚱蜢以跳为本，啄木鸟以啄为本。于是，课堂上冒出了唯一要紧的问题：人的本质是什么？

这个问题没有公认的答案。亚里士多德说人是理性的动物，即智人（Homo sapiens）。Johan Huizinga 称人为游戏人（Homo ludens），说人骨子里就爱玩。阿伦特提出制造人（Homo faber），指人会造工具。Ellen Dissanayake 写了《Homo Aestheticus》，认为人既需要道理，也需要美。还有人称人为叙事人（Homo narrans），即讲故事的动物。Solomon 觉得这些说法都有用。真正打动他的，是苏格兰人 Alexander Smith 在 1860 年代一篇文章里的一句话，那篇文章收在《Dreamthorp》中：人之所以是人，正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必将死去。当年还是个愣头青的他第一次读到，胃里一沉。他不喜欢这句话，却觉得这人说到了点子上。

哈佛哲学家 William James 常被称为第一位学院派心理学家，他把同一件事称为人类处境核心处的那条虫。这个说法出自《创世记》。伊甸园里一切都好，直到蛇引诱夏娃咬下知识树上的果子，亚当也跟着吃了，死亡于是进入了世界。在 Solomon 看来，这个故事是对意识起源的一则寓言：庞大的智力终于察觉到自己将会终结。苹果好看，也好吃。可咬到中间，里面是有限性。

1980 年，Solomon 还是 Skidmore 学院的一位年轻教授，拥有实验社会心理学博士学位。他的工作大多和临床工作者合作，测试非药物干预能否降低压力。这些工作做得不错，他也觉得有意思。入职第一周，他在图书馆的书架间走来走去，找到了一位文化人类学家的书，他之前从没听说过这个人。Ernest Becker 1974 年去世，几周之后，他的《The Denial of Death》被追授普利策非虚构奖。这本书原本计划写成一千页的大部头；剩下的一半由 Becker 的妻子 Marie 完成，成了《Escape from Evil》。

Becker 的第一段话，就是这本书的论点缩影。他认为，对死亡的恐惧，以及人类回应它或拒绝回应它的方式，是我们几乎所有行为的主要原因，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而大多数时候我们并没有意识到。Solomon 读到这里，心里咔哒一下，这种感觉后来 Fridman 在自己二十多岁时也有过。接着，这本书勾起了他的一段记忆。祖母去世的前一天，母亲跟他说，去跟奶奶道个别，她的状况不太好。他说好。他知道祖母病了，却没有真正理解病情有多重。

祖母第二天傍晚去世。他坐在邮票册前，很难过，然后一连串念头冒了出来。祖母走了，就意味着母亲也会走，那以后谁给他做饭呢？邮票上全是已经死去的美国总统。华盛顿死了，杰斐逊死了，母亲也会死，而他自己也会变老，总有一天会死。八岁那年，这是他第一次明确感到存在的危机，那种感觉让他背脊发凉，他之后的整个童年都在努力回避它。二十多岁时，他站在 Skidmore 图书馆的书架之间，才明白 Becker 为什么抓住了他。这套论证和他从未消化过的那个夜晚对上了。

让他着迷的，是 Becker 身上一种他很少见过的并置。《The Birth and Death of Meaning》从进化的角度搭起框架，《The Denial of Death》则是存在主义的精神动力学。进化心理学家通常很乐意把精神动力学派当成没有数据支撑的猜想，而精神动力学派则反过来说，进化心理学不过是一堆“正好如此”的故事。依恋理论学家 John Bowlby 是最早严肃表示两种思路可以兼容的学者之一。年轻又不合时宜的所罗门，也看不出两者之间有什么内在冲突。合在一起，它们就更有力量。

Fridman 问，当大脑仍然大体未知的时候，一个人一生的工作能有多大把握？Solomon 希望两面都要，他认为这才是恰当的认识论立场。首先是苏格拉底那句：我知道我不知道。他会有力地主张，我们比过去知道得多；同样有力地，他也认为 Thomas Kuhn 说得对，变化不一定就是进步。他说，心理科学家常常把统计上的精确误认为洞见，他们犯的正是爱因斯坦曾经痛惜的那个错误：以为堆积数据本身就能带来概念上的突破。

他在堪萨斯大学读研究生的第一天，教室里一面墙上写着 Kurt Lewin 的一句话：没有什么比一个好理论更实用。另一面墙引用了一位德国物理学家的话：所有理论都是错的。Solomon 心里想的是，到底哪一句才对？他后来认定两句都对。理论不是真理的复制品，它是把注意力引向某些角落的工具。对于实验心理学家来说，理论是假设的生成器：论断催生检验，结果或是支持、或是否定，或是迫使理论改写。这正是他之后要一条一条用到 Becker 那些读起来很有文学味道的论断上的方法。

Solomon 和 Jordan Peterson 认识已有三十年。早年 Peterson 公开说他们的研究是胡扯，担心他们把所有意义都当成任意的东西，也太不重视意义的宗教形式。后来两人在安大略莎士比亚节上一起待了两天，从精神动力学的角度聊《麦克白》，相处得很好。Peterson 还劝他，每次讲点什么都要录下来，放到 YouTube 上。Solomon 认为，这个建议关乎的是连接，不是钱。两人剩下的分歧集中在两条线上。Peterson 更坚持犹太基督教传统的价值，某种意义上像一位当代的克尔凯郭尔，坚称信仰之跃只有一条路。Solomon 的回应是：那是一条路，但找寻意义的路不止这一条。

第二个分歧是政治经济学。Solomon 想写一本书，书名叫《Why Left and Right Are Both Beside the Point》。他认为，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在智识和道德上都已经破产，因为两者都建立在对人性的错误假设上，而这些假设是可以被证明为假的。Peterson 不介意他批评自由主义那一半，那基本上接近 Steven Pinker 对白板说的批评。他介意的是批评保守主义那一半。Solomon 认为，保守主义的传统起源于 Locke 1690 年前后的主张：在自然状态中没有社会，只有追求自我保存的独立个体。他说，这是思想史上最明显的错误断言之一，也是后来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提供依据的、个人无限占有财产权利的种子。

Solomon 坚持认为 Locke 是个天才。Locke 当时想把权力从君权神授的统治中移走。在自然状态中，你有生存的权利，也有权保留自己劳动的果实。问题在于，用 Solomon 的翻译来说，人挺混蛋：用石头砸开别人的脑袋，抢一个苹果，比走一英里路去摘一个要省事。报复会升级成战争状态，于是人们让渡一部分自由换取安全，发明政府来保护财产。你的身体是你的；你的劳动与一件东西相结合，它就成了你的；把苹果树围起来，或者把整个内布拉斯加围起来，都行，因为世界是无限的。然后货币出现了，它是财富的浓缩符号，还不会腐坏，于是勤勉的人可以无限积累。对洛克来说，不平等是自然的，也是好的。水涨船高。Adam Smith 又补上了“看不见的手”：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所有人都会因此变得更好。

Solomon 看到两道裂缝。第一，人类从来不是非社会性的物种。柏拉图和苏格拉底从相互依存出发，离真相更近；而撒切尔夫人那句话，即世上根本没有社会，只有各自谋利的个人，不过是 Locke 那条思路的回声。第二，Locke 能让英国人去占领空荡荡的美洲，或者杀掉几个野蛮人；梅尔维尔也能想象永远捕不完的鲸鱼。如今世界已不再无限，无限制的私人财富还会伤害身边的人。极端的不平等，是心理上和身体上的灾难。他说，贫穷本身并非最糟的命运，只要不挨饿、有个落脚之处，就还好。真正折磨人的，是穷人与极度富有的人比邻而居。刺痛人的是相对位置，绝对数字倒在其次。至于马克思作为经济学家，他不替其辩护。但马克思关于人性的论述，资本主义要把劳动贬低、非人化，把工人变成巨大机器上血肉做的齿轮，还有所有者与生产者之间的长期冲突，在他看来都已应验。Thomas Piketty 讲的是同样的算术：资本回报率持续高于工资增长，直到纸牌屋倒塌。Solomon 宁愿放慢进步的速度，也不愿跟着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一路狂奔。在预期寿命、教育、酗酒率和自杀率等指标上表现良好的国家，都是混合经济体：有市场，有高税率，也有公共服务。

Solomon 说，保守派说对了一半：人天生自私，他们拿这一点来赞美不受约束的财富。但他们漏掉了另一半。人也天生慷慨，懂得回报。耶鲁的研究者观察十四个月大的婴儿，那时他们还不会走路，也不会说话。研究发现，给了孩子一个玩具，被要求时，孩子会还给对方一点东西。意图比结果更重要。如果实验者好像想递给孩子一个奶瓶，却不小心掉了，这个孩子之后仍然会回报。如果孩子看到有人对别人不公平，他就会拒绝帮助那个人。人一生下来就准备好了回报，甚至会按对方的意图，回报得比实际收到的还多。

Solomon 更喜欢早期的 Dawkins，而不是后期的 Dawkins，就像有些人更喜欢早期的披头士一样。早期的 Dawkins 已经说过，互惠和合作是根本。只从个体竞争的角度看进化，是单边的视角，它更容易建模，却离世界更远。物理学中也有同样的诱惑：复杂性在人们看来像一团难以计算的乱麻，但它更接近真实。Adam Smith 本人也把人看作以物易物的生物，他知道政府必须维持公平的竞争环境，而教育、公共卫生和基础设施如果只为盈利去做，就做不好。Solomon 的政治愿望，是一个既能最大限度地保障个人自主和创造性的自我价值感，又能利用人的合作倾向来保持稳定的制度。他指出，资本体系建立在无限增长之上，这对恶性肿瘤和复利来说很好，对稳定状态来说却很糟糕。

在“世界从来没有这么好，我们的任务是继续生产和购买东西”这一点上，他和 Steven Pinker 分道扬镳。几个世纪以来暴力下降、生活水平提高，并不能排除下一个时代会出现痛苦的崩溃。他信任的是 Jared Diamond 在《Collapse》中总结的规律：文明往往是在看似无法被打败的时候垮掉的。John Gray 和心理史学家 Robert Jay Lifton 也有同样的担忧。族群紧张、环境破坏、经济不稳定，以及 Solomon 所说的“精神病理的培养皿”，都摆在桌上。安静的经济痛苦、关门的店铺、破碎的梦想：Fridman 在读《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时，听出了苦涩如何去寻找一个“他者”，而这个“他者”又多么常常变成犹太人。

Becker 描述人如何应对存在性恐惧，给出了一套三件套：一个由文化建构的信念体系，让生活看起来有意义；一种叫作自尊的个人价值感；以及觉得自己达到了所扮演角色的标准。Solomon 说，如果你什么都没有，你就什么都不是。很多工作消失了，而且不会回来，这不仅仅是吃饭的问题。马克思说，你就是你所做的事。失去了所做的事，自我也会一起失去。这个空缺很容易被一个以仇恨他人来定义的部落填满。John Gray 在 1990 年代、阿伦特在 1950 年代都看清了其中的机制：资本跨越国界追逐资本，地方上的动荡被错误地归咎于替罪羊，煽动者与其说是在制造仇恨，不如说是在把仇恨引向别处。Max Weber 把这类人物称为卡里斯玛型领袖，他们看起来比生活本身更大，人们常常相信他们是受神之命，来为世界清除邪恶。Becker 用 Max Weber 来解释希特勒：这位领袖是在极端的存在性困境中，凭借“让德国重新伟大”的承诺被选上的。在对这类领袖的好感之下，无论他们是好是坏，Becker 都看到了对死亡的焦虑。

2001 年 9 月 11 日前两天，布什的支持率在总统民调史上是最低的。三周后，在他说要把邪恶从世界上清除、并对《时代》周刊说上帝选中他在危险时刻领导国家之后，他的支持率达到了历史最高。Solomon 的实验室把 9·11 看成一次巨大的死亡提醒：大量人死去，加上美国伟大的象征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被摧毁。随后的实验，用他的话说，简单得令人有点不好意思。一组人写下关于死亡的念头和感受。或者，人们被拦在殡仪馆门口，对照组则在一百米开外。又或者，在实验室里，单词 death 以 28 毫秒的速度闪过，快到肉眼看不清，而被试在读别的东西。

受到这些闪现刺激之后，如果有名人代言某个牌子的水，人们会喝更多；会吃更多饼干；更想买更贵的衣服；会更靠近和自己相似的人坐；投票时也会改变选择。2003 年，他们为 2004 年大选做了预测研究。在对照条件下，美国人对布什本人以及他的伊拉克政策评价并不高，更偏爱 John Kerry 的政策。但只要先提醒他们想到死亡，他们对布什的好感就大幅上升。每一项研究都指向同一个方向。Solomon 最自豪的，是世界各地有独立的实验室，与他毫无关系，却在重复它们、延伸它们；至于他自己的团队做了这些实验，倒在其次。他说，这时候它才算成了科学。

Fridman 把这些发现同斯多葛派的 memento mori（记住你终将死去）联系起来。那是一种把死亡摆在眼前、好让生活变得清晰的做法。Solomon 说，这才是整件事的关键。自古以来，哲学家和神学家就有个共识：要过上完整的人生，就得与死亡和解；与死亡和解之后，凡事才有可能。斯多葛派之外，伊壁鸠鲁派、《西藏度亡经》，还有书桌上摆着骷髅的中世纪修士，做的都是同一件事。不过，他特别指出一个反直觉的转折：实验室里的提醒非常微弱，你甚至不知道死亡已经在你脑子里。这些没被察觉的提醒，却能催生饮酒、购物、按部落入座、改变投票。他用的说法是，人对死亡焦虑最成问题的反应，是被压抑的死亡焦虑的恶性表现。把它埋进心理的灌木丛里，长出来的是苦果。

神学家们追问的是另一件事。他们要求人花相当长的时间思量自己也会过去这件事，直到个人的转化成为可能；这种思量不必像哥特风那样沉溺于阴郁的意象。Fridman 把问题落到了个人身上：你怕死吗？你做的研究，本身是不是也是一种不去死的方式？Solomon 说，绝对是。他和合作者 Jeff Greenberg、Tom Pyszczynski 在 1970 年代的研究生院相识，一起做了四十年这项工作。他承认这一点，但并不以此为荣：做实验、写书、做讲座，很大程度上是他躲开直接面对的一种方式，把焦虑变成了智力练习。隔一段时间，他会觉得自己作为一个人有了一些进步；然后他又提醒自己，大概并没有，而且和所有人一样，他更关心这些想法对自己的自尊有什么作用，而不是真正去感受它们。

他第一次读完《The Denial of Death》时，震惊得请了一年假。他去建筑工地和餐馆打工，特意挑粗活干。如果 Becker 说得对，那他就是一个被文化塑造出来的肉偶，为了缓解死亡焦虑而做事，自己却不知道原因。他告诉自己，这种情形不可接受。Becker 本人让这道谜题变得更复杂。他原本生在犹太家庭，口头上说自己不信神，之后却转向了基督教；据他说，那是在第一个孩子降生的时候开始的。他对来世始终存疑。《The Denial of Death》专门用一章来讲克尔凯郭尔。克尔凯郭尔说，想获得知识，就去大学；想变得更成熟，就去焦虑学校。

克尔凯郭尔的功课，是让那种对死亡模糊的不安慢慢渗进来，直到你看清，自己现在的身份是一种文化建构。你没有选择自己出生的时间和地点，没有选择自己的名字，甚至没有选择你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你只能从当地的菜单里挑。我们某种程度上一直活在一个谎言里。Becker 把它称为必要的谎言。把这些外在装饰都卸下，问一句：我到底是谁？你就会撞上希腊悲剧里最糟糕的情形：成为无人，无物，悬在虚无的悬崖边上。有些人一头栽下去，再也没能爬出来。克尔凯郭尔说，你也可以从地基开始重建。《新约》的意象是，必须死去，才能重生。他的唯一之路是信仰之跃，而在他那里，指的是对基督教的信仰：对文化建构毫无保留的信任撑不住，只有超越性的力量才撑得住。Becker 在《The Denial of Death》的结尾承认，这一点在活着的时候无法判定，但他仍然主张站到宗教的立场上。

这次对话前几年，Solomon 开始读海德格尔的《Being and Time》，他想不通，Becker 虽然在书中顺带引用过海德格尔，却为什么没有更认真地对待他。在他看来，海德格尔像是一位世俗版的克尔凯郭尔。让人感到不安、感到“不在家”的，正是死亡焦虑。一条路是逃避：不加反思地紧紧抓住文化建构。克尔凯郭尔说，人会用琐事来麻醉自己。海德格尔借用了“被安抚”（tranquillized）这个词，但他并不喜欢它，因为“被安抚”听起来太温顺了，而实际上，大多数被文化塑造的肉偶都忙得团团转，忙到从来不肯停下来，好好想一想真正要紧的事。

海德格尔的另一条路，从一个更尖锐的事实出发。只知道自己会在某个模糊的未来死去，远远不够。那仍是一种回避，等于说：不是我，也不是现在。你得明白，死亡随时都可能发生：一颗彗星，一次停车加油时染上的病毒，或是别的什么意料之外的终点。接下来是存在性的罪责。你被抛进一些并非自己挑选的处境：男性，犹太人，美国工人阶级家庭出身。尽管如此，你仍要做选择，并为选择承担后果。Becker 引用里尔克的话，把它叫作未活过的人生之罪：你已经因为做过的选择而砍掉了许多可能，也因为拒绝过的选择而砍掉了许多。若能走到这一步，海德格尔说，人会转身，不再逃避，而是朝一个地平线走去，那里有先行的决断，有对身边人的挂心，于是生活像一场冒险，渗透着无可动摇的喜悦。“先行”本身带着希望，“决断”就是坚定的意思，而“挂心”是 Solomon 得查词典才弄懂的词，指的是你在意身边的人。Solomon 说，海德格尔可不是 Mary Poppins。他常提醒自己 Sherwood Anderson 的话：伟大的冒险是生活，而不是死亡。Fridman 给出一个 Solomon 喜欢的注解：克尔凯郭尔是一次跃向上帝的信仰之跃；海德格尔是一次跃向生活的信仰之跃。

Fridman 对 Becker 没有更流行感到惊讶。他几乎每次都会问嘉宾怕不怕死，得到的回答通常很单薄：知道会死，但不是今天，只想好好活。看着对方的眼睛，他觉得对方并没有真正坐下来面对这件事。Solomon 倒是能说说什么不该做。年轻时，他们这帮讨人嫌的心理学家，遇到有名望的同行，就把自己的想法一股脑摆出来。对方回一句：我不那样想死亡，所以你们肯定错了。他们的回应是：你之所以不那样想，是因为你安稳地待在一套世界观里，它提供自尊，替你挡住了本该冒出来的存在性剧痛。这是个弗洛伊德式的陷阱：你同意我，说明我对；你不同意，说明你在压抑，而我依然是对的。Fridman 说，自己难得几次陷入深渊，都是跨出了共享的叙事，然后溺水。Solomon 说，这正是焦虑学校的功课，要丢掉那些让你早上能爬起来的装备。一位出版过 Malcolm Gladwell 作品的编辑，曾对他们的书表示兴趣，但希望书里不要提死亡，因为人们不喜欢死亡。他们说，死亡恰恰是核心。

Solomon 说，宗教既可以被看作病，也可以被看作药。若谨慎地界定这个词，可以认为人类天生就有宗教性。他读到一种说法：宗教出现得很早，早于意识和死亡焦虑，religion 一词的词源可以追溯到拉丁语中表示捆绑的字。涂尔干把宗教看作一种“我们”的感觉：高度社会化的生物，会从身体上的靠近中获得安慰；这种超越性的喷涌，与海德格尔那种不可动摇的喜悦相当接近，它最初的任务是凝聚与协调。有人认为，直到后来，承诺不朽的信仰体系才被自然选择保留下来。David Sloan Wilson 在《Darwin's Cathedral》中主张，宗教与死亡毫无关系，它的作用是让群体更有生存能力，这是一种群体选择的观点，至今仍有争议。Solomon 所在的学派则认为，宗教最终与缓解死亡焦虑密不可分。

Karen Armstrong 是一位从修女转行的历史学家，她认为，各大宗教在最好的状态下都倡导黄金法则，并促进群体内部的亲社会行为，这会带来心理和身体上的好处。坏消息是，任何宗教都可能被一小撮极端分子劫持，宣称只有他们才掌握仪式的专有权，并把宗教中最好的东西变成十字军东征和大屠杀。Solomon 从小就对宗教抱有怀疑：如果没有这些信仰，人们就不会因为信仰而互相残杀。他的父母说，要按品格来评判人，但又叮嘱他，不娶一个犹太女孩就别回家，这暗示着其他人都是低等的生命。Amin Maalouf 的《In the Name of Identity》是他引用的一个警告：除非我们克服部落心态，否则不会有好结果。他仍然是非教条意义上的信仰支持者。他发现，在耶稣会学校里讲 Becker，遇到的阻力最小；最不愿意接受的，是世俗人文主义者。Fridman 认为，这是因为他们不做哲学思考。科学很容易变成对细节的舒适聚焦，让人逃避神秘。皮尔士说，信念是行动的基础。没有一些信念，人早上就站不起来。Solomon 在 Skidmore 的第一周，给新生布置的任务是柏拉图的洞穴。囚徒必须被拖到阳光下。他问学生，这个画面有什么问题？学生们都没说话。他说：你怎么知道自己不是在另一个洞穴里？你一旦以为已经走到了路的尽头，就已经败给了懒惰或教条，或者两者都是。

被问到意识是什么，Solomon 说，要是他能答出来，早就捧着诺贝尔奖、用椰子壳喝朗姆酒了。他同意 Pinker 的看法，认为这是 21 世纪心理科学的关键问题。他不认为意识只是现象学上的附带注脚。Dan Wegner 等人把意识看作对已经发生之事的整合性呈现，中间有大约半秒钟的延迟，关于自由意志的争论正是卡在这里。Dawkins 主要在《The Selfish Gene》的注释中写道，他很难设想一个没有适应性功能的意识，并猜测它可能是一种心理模拟：在脑中把场景先演一遍，而不是吃了亏才知道。Nicholas Humphrey 在 1980 年代猜测，意识是为预测他人而出现的，是一种原始的心理理论，与其说是智力，不如说是社交智力。尼采说，独居的生物用不着意识，后来又把意识称作最致命的愚蠢，人类终将因此灭亡。Solomon 读到这句话的反应是：老兄，放松点。Fridman 有一个更古怪的直觉。他心里的对话，一直是与死亡进行的。他之所以觉得自己是个东西，是因为有另一个声音告诉他，他终将不再是。Solomon 觉得这与模拟的想法有相通之处。

在 Fridman 联系他之前，纽约有一群人请他为一部电影剧本提供咨询。剧本设定在三十年后，主角是一个有身体的女性人工智能。他们开的书单里有 Becker、海德格尔、列维纳斯，还有意大利哲学家 Silvia Danso。剧情的转折是：这台最先进的机器得知，自己的创造者把它设计成了会死的。问题在于，当人工智能明白自己终将消亡时，它在现象学和行为上会出现什么？Fridman 想要的是人类能够去爱的机器人，他认为，要建立深层的联结，就需要某种形式的必死性，即便原始的智能未必需要它。他说，对死亡的浅薄思考，与对人工智能的浅薄思考，是同一种习惯。程序本来就有一个终止状态。真正困难的，是让这个终点成为系统自己知道的事实，而代码对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并没有给出任何答案。恐惧就在这里，用 Solomon 的话说，那是创造的力量。Fridman 注意到，写这些场景的是科幻作家和哲学家，工程师并不在其列。

Solomon 问，没有某种有限性的影子，机器伦理还能不能想象。Fridman 不认为机器能解开人类解不开的电车难题。他觉得伦理像一场舞，你得跟其他人一样踩着节拍跳进去。行人走到车前，就是把自己的性命交给了别人；死亡就在这场游戏之中，它并不只是台球式的轨迹，而是一种关于他人心里在想什么的世界模型。他曾经让一台 Roomba 发出痛苦的尖叫，随即就把它拟人化了。他相信机器人和人可以相爱。Solomon 认为，这已经在发生。有一部严肃的著作讲述了一些人的经历：他们从性爱玩偶开始，最终建立起意义持久的关系，作者并没有把这看作变态。两人一致认为，少数用户要的通常是陪伴，而不是性。我们都非常孤独。正如 Erich Fromm 在《Escape from Freedom》中所写，意识让你明白，语言只是内在生命的苍白影子。人可以在东京市中心一栋住满十口人的房子里，依然孤独得发狂。盖茨比在长岛开着全场最热闹的派对，却依旧形单影只。

Fridman 想知道，学术界还能不能容纳这样思考的人。Solomon 为年轻学者担忧。各种限制和期待，让真正具有创新价值的工作几乎不可能做成；系统奖励的是对现有范式的一步步改进，这本身并不是没有价值，但那不是全部的工作。四十年前，普林斯顿在面试时问他，如果录用他，他打算做什么。他说，他不知道，他想先思考，多读书。他眼看着机会的窗口在自己面前关上。普林斯顿还给他的导师们打电话，他们的意思是：让这小子去买条裤子。他当时头发留到腰，他说自己看起来像 Charles Manson。Fridman 在 MIT 穿西装，感受到的是相反的压力：别穿西装。头发、衣着、举止，这些争的是部落，不是左右。在 Fridman 看来，那些声称想要离经叛道思想者的地方，应该去推崇局外人。

普林斯顿之后两天，Skidmore 问了同样的问题，得到同样的回答，当天下午就向他抛来一份工作。他拒绝了，又在导师们的压力下犹豫了好几个月，导师们认为他去了那儿什么事也做不成。Skidmore 开出的条件是：慢慢来，按时上课，别去骚扰谷仓里的牲口，大概率能拿到终身教职。他跟对方讨价还价，说自己会按时上课。他们最早写的一篇关于恐惧管理理论的论文，被每一家期刊都退了稿，足足八年后才发表。他把手稿连同审稿意见一起交了上去，附上一段说明，讲他为什么仍然觉得这个想法不错。Skidmore 最后还是给了他终身教职。他不确定，如今的 Skidmore 还会不会这么做。研究生训练让他成了统计学家和方法论学者，手艺纯熟，却对知识缺少真正的深入理解，像是在四处找问题的方法。Skidmore 给了他五年时间去读书。一位系着领结的历史教授，还有一位夹克上打着皮补丁的哲学家，教会他：你完全可以做你自己。刚到 Skidmore 那会儿，二十出头的他站在别的教授办公室门口，对方还以为他是来清理垃圾的。他希望学生学会：不要因为提出想法的人穿着什么样，就去判断他的想法。

他对疫情期间那种“所有学习都可以搬到线上”的说法感到忧虑，他看重有身体、有真人在场的环境。Fridman 对面对面的访谈格外坚持，他甚至为了一场没人等待的对话飞去巴黎，因为有些东西并不在话语里。Solomon 说，他在进入这个房间五分钟之内，就知道可以放开来讲，他觉得屏幕很难带来这种感觉。Fridman 对未来的技术更乐观：他在微软站在一面真人大小的虚拟墙前，走过一块 VR 的木板，尽管他恐高，那种恐惧和现实中的坠落一样真实。他认为，硅谷的教育实验有一个有用之处：它让人们意识到，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让教学真正有效。Thomas Sowell 关于特许学校的论点，Solomon 只是在访谈中听过，大意是公立学校已经坏掉了，而特许学校不论学生是谁，表现都比公立学校好。教育可能是文明最重要的工作，而我们却做得很糟，同时，我们对几乎任何职业的重视都超过了教师。Fridman 还把警察列入被低估的公共服务者，他称“defund the police”是一句愚蠢的口号，抓不住重点。Solomon 同意。他家一边是黑人邻居，街对面住着一家三代警察，三十年相处得很好。他每天都对他们说，请替我感谢一下队里的人。他不希望这类关切被部落化。

被问到影响他最大的三本书，Solomon 说，他开四个小时车过来的路上，一直在纠结这件事。他把 Becker 算作一位作者，但有三本书。《The Birth and Death of Meaning》把论点建立在进化的基础上；《The Denial of Death》是整个理论的骨架；《Escape from Evil》把这套理论用到经济、不平等，以及我们与信念不同的人难以和平相处这些问题上。小说方面，他喜欢加缪，尤其是《鼠疫》，并且背出了它的最后一句：在瘟疫中，我们学到人身上值得敬佩的，多于值得鄙视的。2020 年再读，它读起来更像一本关于爱的书。他推荐的一本可能不太有人知道的书，是 Carson McCullers 1953 年的小说《Clock Without Hands》，故事设在种族隔离时期的南方，主人公得知自己患了绝症。他一开始的反应和任何人都一样：对不同的人更有敌意，斤斤计较，否认正在发生的事。随着他逐渐接受自己会死的事实，故事以充满爱的方式结束。《Being and Time》，他不会假装它读起来很轻松。他花了四十年才读完，就像读《尤利西斯》一样。他说，哲学家大多只研究前半部分。后半部分讲逃避死亡和转向，海德格尔在他眼里正是从这里开始发光的。

给年轻人的建议，先得加一句声明：连我自己都不听我的，你们也别听。存在主义者说生活没有意义，这并不代表生活本身空洞，只是说它没有一个现成的、必然的唯一意义。克尔凯郭尔说，意识赋予我们的是可能性之可能。Oswald Spengler 引用歌德，说生命的目的就是活着。我们渴望自由，选择一旦被剥夺就会反抗，然后又被无边的选项淹没。对大多数人来说，选择是第一世界的烦恼。有时候，最好的做法是先去做点什么，不行就换一件事去做。Solomon 或许正处在美国最后一代人的尾声：选定一份工作，干上四十年，指望挣得比父母多，还能推断十年、二十年后的世界仍和今天差不多。那样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接下来是一条反面的建议：不要把自己定义成一个社会漫画。他是教授，直到大多数学校倒闭为止。另一个人是餐馆老板，直到没有餐馆为止。不要把自己对自我的感觉，系在一堆不确定、也许只是暂时的变量上。Fridman 说，跳出那个身份，会让人极其失衡。Solomon 说，这件事难，原因在于跳出身份本身，道理倒并不复杂。

如果斧头的灵魂是砍，那么 Sheldon Solomon 的灵魂是什么？他想到自己的两个孩子，一个将近三十岁，一个三十出头。别人说起这两个孩子，说他们善良、正派，他就觉得，这正是他想要的。在他看来，智力被严重高估了，Unabomber（大学炸弹客）也很聪明。他欣赏智力，也敬重教育，但若要给自己一个评价，他希望人们记住的是一个对自己认真到不肯对自己太认真的人。这话听起来有点俗，但他希望离开人世时，世界能比他来时稍微好一点，至少别再造成伤害。他六十六岁了，并不打算就此收尾。回望过去，他感到的是敬畏、惊奇和感激。他的祖父母来自俄罗斯和奥地利，有些亲人没能逃出来；父亲同时干着两份全职工作，周末才能见到他。他问父亲：你为什么总在工作？父亲说：这样你就不用了。这世界不欠你一口饭吃。所以先照顾好自己，再去照顾别人。Fridman 感谢他把 Becker 的洞见变成实验，并帮助开创了实验存在主义心理学。Solomon 的团队形容自己是没有原创想法的巨型神经元。也许他们唯一的原创之处，就是不宣称自己有原创性。他们把彼此不相干的话语连接起来。以前的存在主义者会问：证据呢？那是什么？他留给听众的，是纳博科夫在《The Worm at the Core》扉页上引用的那句话：摇篮悬在深渊之上，而常识告诉我们，我们的存在不过是两段永恒黑暗之间的一道短暂光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