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马逊是一台死亡机器，其中每一次心跳都值得拯救：Paul Rosolie 谈雨林

Lex Fridman 在黑暗中问了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现在在哪里？博物学家、探险家、Junglekeepers 的创始人 Paul Rosolie 回答说，他们在秘鲁西部亚马逊盆地的一处偏远地区。安第斯云雾林离低地热带雨林非常近，两个生态系统就这样层层叠在一起。他说，结果是这里每英亩的生命密度，超过地球上任何其他地方，而且不只是现在，整个化石记录里都是如此。

正因为密度这么高，雨林才被称为地球上最大的自然战场。树木争夺阳光，动物争夺猎物。罗索利对 Fridman 说，周围的一切最终都会被杀死、吃掉、消化、回收。生命只是一瞬间的静止：你把一堆细胞和一段 DNA 序列勉强维持在一起，然后这台机器会把你改名成别的东西。

Fridman 问，周围这些生物里，哪些如果想伤人，是能够做到的。罗索利说，几乎没有哪种动物真的“想”伤害人类，也许蚊子除外。丛林的做法是，给每种生物都设置一道防御半径。大食蚁兽需要一对能够击退美洲豹的爪子。魟鱼的尾巴上有一把带锯齿、带毒的刀片。鲶鱼的胸鳍像牛排刀一样锋利。只要你踏进那个半径，或者让动物感到威胁，这套机制就会启动。

他伸手向右，扯下一片看上去无害的蕨类植物。顺着一个方向摸，什么都没有；反过来摸，看不见的细刺就会把皮肤刮破。他说，如果是骑摩托车经过，同一种植物能把手臂上的皮整片撕下来。大蝮是地球上最大的毒蛇之一，长 2.7 到 3.4 米，有能活动的长毒牙，毒液会破坏组织。当地人的建议是：如果被咬了，别急着去救命。先看看四周，抽最后一根烟，给妈妈打个电话。

罗索利不止一次与大蝮面对面。消化食物的蛇可能会在小径上盘成一圈，待上两个星期，几乎不吐一下舌头。而正在捕猎的大蝮完全是另一回事。有一条 3.4 米长的大蝮转过身，在颈部弯出一个 S 形，把意思表达得很清楚：你要是想见上帝，我可以安排。罗索利松开了蛇尾。他说，蛇的戒备藏在动作里，而不在什么攻击性的传说里。

人们总是问他，哪些蛇有攻击性。他认为，攻击性指的是主动发起攻击。按这个定义，地球上有两个候选者：有记录显示会吃人的网纹蟒，还有同样吃过人、只是没那么广为人知的森蚺。其他蛇，比如 boa、大蝮、眼镜蛇、响尾蛇、草蛇，都不想跟你扯上任何关系。响尾蛇会摇尾巴，眼镜蛇会鼓起颈部、嘶嘶作响。其余大多数蛇要么躲藏、要么攀爬、要么消失。它们的整套策略是：别看见我，别烦我，偶尔让我吃一顿。

然后他说了一句完全不像硬汉会说的话：“看见蛇喝水，你的心会碎掉。”一条有鳞的动物把嘴凑到水面，那张小嘴一吸一吸地把水吸进去，比小狗还可爱。他在印度跟一位捕蛇人一起工作过。那人从一间厨房里抓出一条 2.7 米长的眼镜王蛇，学名 Ophiophagus hannah，意思是“吃蛇的蛇”。罗索利猜，它是为了取暖才钻进屋子的。捕蛇人拿起一个水瓶，把水倒在眼镜王蛇的鼻子上。蛇直起身子，约 1 米高，信任地看着这个人，然后开始喝水。人给蛇喂水，蛇回到丛林，大家都没事。

夜里走路，头灯一照，整片森林就变成一片彩色眼睛的海洋。猫科动物反光是绿色或蓝色，鹿是白色到橙色，凯门鳄、夜鹰和蛇多偏橙色，蛾子和蜘蛛会闪光。离小路大约 9 米的地方，有一双眼睛做了一个小幅度的左右移动，那是猫科动物想绕过你的灯光看清东西时的动作。罗索利希望那是好运。那天晚上，他对好运的定义是：一只美洲豹。

黑凯门鳄和森蚺共同占据着亚马逊食物链的顶端。它们在 1970 年代因为黑色鳞皮被大量猎杀，几近濒危，如今正在恢复，而且长得非常大。罗索利顺着一条小溪往湖边走，一只巨水獭迎面跑来，回头看了他一眼，转了个圈，又跑回去，显然是在叫他跟上。湖里一群水獭尖叫着、潜入水中。突然，一颗鳄鱼的头像《权力的游戏》里那样从水里炸了出来：那是一条 4.9 米长的黑凯门鳄，头部大约是他们桌子的一半大，拼命甩动身体，想抓住那些根本抓不到的快速动物。刚才来找他的那只水獭回头看了一眼。它们并不是想杀死这条凯门鳄，只是在戏弄它。

做凯门鳄调查，必须先把它抓住，因为夜里的眼反光并不总能告诉你是什么种类。年轻气盛的罗索利，在二十多岁时扑向一条比他略长的眼镜凯门鳄。他身高 1.75 米。扑上去才发现，手根本握不住那颗脖子。鳄鱼一甩，把他砸倒在地，头灯也掉了，他在亚马逊河里失明，怀里抱着一条 1.8 米长的鳄鱼。他不敢松手，觉得一松手，她就会毁掉他的脸。后来 Juan Julio Durand 把他拉了出来。之后他定下一条规矩：绝不再一个人去抓比自己还长的鳄鱼。当时他心里只想：这就够了。

每个物种都有自己的性格。他说，眼镜凯门鳄就像小狗：Fridman 放生了一条，它选择了和平离开。一条约 1.1 米长的平滑凯门鳄，披着一身像遗留下来的恐龙那样的骨板。罗索利缩回手的时候，它在半空中转过身，用一颗牙咬进了他手指的骨头。把这个力道放大到黑凯门鳄身上，那就是能压碎肋骨、能咬断斑马头颅的力量。他把鳄鱼称为“大自然的金属”，和鲨鱼、蟑螂属于同一个班底。它们记得那颗彗星是什么样子。它们对此并不买账。

全世界的犀牛都享受着同样的防御半径。罗索利接触过黑犀牛和白犀牛，称它们是“甜心”：像小货车一样大的草原独角兽，只有在它们认定你离幼崽太近的时候，才会变得危险。这种模式一直困扰着他。猛犸象、斯特勒海牛，还有 1990 年代灭绝的里海虎：我们曾经也有过像龙一样的动物，而孩子们至今还会为 Lonesome George 哭泣，他是加拉帕戈斯那一支的最后一只。他补充说，当地人要么吃掉凯门鳄，要么就不去理它。两个月前，他在一片海滩上发现一条 1.5 米长的黑凯门鳄，头部被砍刀劈开，却没有被吃掉。他觉得是伐木工干的，海滩上好奇的猴子可不会这么做。

森蚺和凯门鳄出生时的体型几乎相同，同样占据那些溪流、湖泊和沼泽。小森蚺会吃小凯门鳄，两者在成长过程中会反复交锋。罗索利跟踪一群领西貒，朝着 culpa 走去。culpa 即盐舔，因为钠很稀少，食草动物必须去那里。他听到一声湿润的枝条断裂声。一条 4.9 米长的森蚺咬住了一头野猪的下颌，扫倒它的腿，缠住它，把它对折，压碎了肋骨。他说，不管猎物是哺乳动物还是凯门鳄，用的都是这一套办法。

这套系统有三个点，Fridman 是柔术黑带，把它们一一记了下来。第一是锚定：六排向后倾斜的牙齿，除非你往里推得更深、把口撑开，否则它永远不会松开。第二是重量，把你往水下拖。第三是收紧。你每呼一次气，蛇身就再缩进一点，那些空间你永远拿不回来，肺也不会再鼓起来。罗索利知道这些，因为他亲身被这样挤压过，是 Durand 把他拉出来的。这里没有拍地认输这回事。除非有十个人帮忙把蛇尾解开，否则被缠住的动物毫无胜算。如果姿势已经定住，几秒钟就结束了。

这套化学仍然让他想不通。森蚺的胃酸可以把一整条鳄鱼连同骨质头骨板一起消化掉，什么都不会剩下。这样地狱般的胃液，怎么没有把蛇自己烧穿？一位化学家告诉他，很可能是胃壁上有一层黏液，在胃壁处中和酸性，并让食物悬浮在胃的中部。假设来一场超级大战：长约 5.5 米、体重一百多公斤的黑凯门鳄，对阵长约 7.9 米、体重约 160 公斤的森蚺。他说，这会是一场致命的僵局：一个是打击型，一个是缠斗型，双方都不肯松手。在野外，这么大的动物都很精明。它们几十年都守在自己的湖泊或回水湾里，不会去挑这场架。

罗索利是 Pat Champagne 和 Carter Payne 牵头的几篇论文的共同作者，内容是绿森蚺的捕猎方式。教科书说它们是纯粹的伏击型猎手。在 culpa 周围的野外工作，加上该地区最早在森蚺身上安装的一些无线电发射器，表明它们会移动、会追击，还会把溪流当作通道。它们钻入地下的频率也远超预期：遥测数据显示，你脚下正是那条蛇，而它藏在河岸下的一个凹洞里。2014 年，罗索利、Durand、Mohsin、Pat 和 Lee 一起抓到一条雌性绿森蚺（Eunectes murinus），身长约 5.6 米，体重约 100 公斤，这一纪录后来被写入科学记录。他在《Mother of God》一书中写下的那些“扑上去抓蛇”的疯狂章节，后来被证明是一套方法论。

亚马逊大约有 4000 亿棵树、7 万到 8 万种植物，树的品种约 1500 种。雨林里约有 4000 种蝴蝶，光这一地区就有 1500 种，每一种的幼虫都需要特定的寄主植物。蝴蝶图鉴里的大多数物种，人们都不知道它们的寄主植物是什么。罗索利最近见到一只白女巫蛾，它是世界上最大的两种蛾子之一，也是翼展最大的那种，大到看上去像一只鸟。他认为，我们至今还不知道它的幼虫长什么样。“都 2024 年了，我们能造 iPhone，也能造阳具造型的火箭。”他说。这只蛾子从哪里开始它的一生，我们并不知道。

雨林里一半的生命都在树冠层，而人类想去那里一直很困难：要么爬藤，要么用弹弓把伞绳射过树枝，再沿绳子往上爬，结果被汗蜂和黄蜂包围。一位在法国电影节上认识的人告诉他，可以用热气球飘在树冠上方，铺下足够密的网，密到人能在上面走，再伸手去掏蜥蜴和蛇。Junglekeepers 现在有一座据说是世界上最高的树屋。从那里，他们看到了在这条河流中从未被记录过的蜥蜴，还看到蛇盘在绞杀榕的缝隙里，而地面上的人从来没有给那些地方起过名字。人们喜欢说亚马逊已经被探索过了。但在两条支流之间，可能有一百多公里未被任何科学家踏足的连绵森林。

金刚鹦鹉终生配对，每天清晨互相大声叫着表达爱意。Fridman 问，这能给人际关系带来什么启示。罗索利说，爱可以很吵、很粗糙，但依然是爱。接着他把话题拧开了。人们总爱从自然里找论据：有人说我们天生就该一夫一妻，有人反驳说你看那些同性恋企鹅。金刚鹦鹉的一夫一妻，和任何人的身份认同都没有关系。铁木树和 aguaje 棕榈是金刚鹦鹉稀缺的筑巢资源，一棵 500 年树龄的老树上的洞，就是繁殖的基地。树没了，金刚鹦鹉的数量会呈指数级下降。物种就是这样走向濒危的。他还讲了一个他喜欢的生物物理学谜题：恐龙之所以没有长得更大，可能是因为能容纳胚胎的蛋，壳会厚到让胚胎无法呼吸。

Fridman 提了一个《任天堂明星大乱斗》式的问题：如果把丛林里所有生物都放大到同一个体型，谁会赢？罗索利先想到了子弹蚁。一只 1.8 米长的子弹蚁，凭那对颚就能抓住一条黑凯门鳄，还能注入满满一桶毒液，凯门鳄当场瘫痪。不过，要论真实丛林里按体重算的最有价值球员（MVP），得数虎猫（ocelot）。它体重大约 18 到 23 公斤，会爬树，吃鸟蛋，连母鸟也吃，还吃蛇，或许也吃幼小的凯门鳄，但几乎从不拿性命去赌一顿饭。如果让他挑一个物种来“变身”，他会选巨水獭，当地人叫它们 lobos de río，意思是“河狼”。它们成群结队，家族感很强，吵吵闹闹，能把食人鱼吃得鳞片乱飞。他说，这些巨水獭整天吃个不停，整天吵吵嚷嚷，还会跟黑凯门鳄在街头干一架，活像一大家子意大利人。

食人鱼让人害怕，罗索利看着它们，想的却是它们的味道。它们确实是凶猛的捕食者。他见过一条约 20 厘米长的小黑凯门鳄，脚趾全被咬掉，只剩残桩，那意味着鹭鸟很快就会把它吃掉。但它们同时也是食物。让他无法理解的是他们听来的一个故事：有人钩住一条魟鱼，为了“安全”把尾巴砍掉，又从活着的鱼身上切下一块肉当鱼饵，然后把它扔回水里。他说，这是一种残忍，而且每一个方向的逻辑都是错的。要当鱼饵，就用鱼饵；要砍尾巴，就干脆杀了它；要放生，就完整地放回去。

八月，河水退了，补给也断了，营地里的人饥肠辘辘，士气低落。朋友 Victor 说，该去钓 pacu 了。pacu 是食人鱼的近亲，是一种体型巨大的素食鱼。清晨 6 点，Victor 的妻子划船，桨不碰船身，不发出一点声音。Victor 站在船头，把半腐烂的肉啪啪地拍在水面上。罗索利心想，这根本不可能成功。半小时后，一条鱼几乎把 Victor 拽倒。船上有一把金属锤，因为得像原始人那样把它的头骨砸碎。他们一共钓上三条。拿着这些鱼，他想到这个物种已经在这些水系里游了千万年，从恐龙时代一直活到今天。而人类靠的是船、绳子、钩子（这些都没有一样是他们自己做的），再加上 Victor 的手艺，只是因为他们需要，才把它们钓了上来。这是一次神圣的进食。

他说，切叶蚁能消化掉森林总生物量的约 17%，接近五分之一。也就是说，那些巨大的树木，有近五分之一都要经过蚁群，再回到系统中。它们是这个地方的发动机之一。行军蚁则是另一种性情：它们搬运卵，吃掉路上遇到的一切，像自杀式攻击一样扑向靴子。他说，这看上去挺可爱，除非你滑倒、扭伤膝盖，又恰好爬不起来。有记录显示，被拴着的马会被它们啃成骸骨。还有 tangarana 这种树，树上天生就有给蚂蚁住的孔洞。蚂蚁会在树干周围清理出一个完美的圆形空地，寸草不生。树是怎样在基因里就知道要给蚂蚁留出房间，蚂蚁又是怎样天生就会替这棵树打理园圃，这是他许多存在主义困惑的根源。

在罗索利看来，雨林是 Carl Sagan 的“暗淡蓝点”（Pale Blue Dot）里的皇冠明珠，据我们所知，它仍是唯一有生命的地方。每一棵树都在输送空气；在真实的河流上方，还有一条看不见的河；切叶蚁则在一支生物交响乐里演奏，帮助稳定气候。他说，如果一个全球社会连这最美的部分都保护不了，那就是错过了重点。从他到达的那天起，Fridman 就一直在和他争论外星人的问题。Fridman 的观点是：银河系里应该充满文明。如果它们真的在这里，它们的存在方式可能是探测器，可能是某种理念，也可能依托于我们只是起了名字、却并不理解的物理现象，比如暗物质和暗能量。

罗索利的检验办法更直接：在餐巾纸上算一笔账，引一段好莱坞电影，再指指天上的星星。“给我看看哪怕一个不是来自这颗星球的细胞。”没有人拿得出来。外星人在他看来，真实程度大概跟圣诞老人差不多，也许稍高一点，毕竟这种想法的逻辑还说得通。要是他们明天真的来了，那就研究他们吧。眼下摆在面前的危险很简单：人类既停不下互相残杀，也停不下破坏赖以生存的环境。他补充说，保护有时显得很荒唐。你是在求人们，别去污染那些能让他们活下去的东西。

他认为自己更偏向生物中心主义，而不是人类中心主义，同时仍然相信人类是最聪明的动物。他说，这一代人将决定，这些生态系统能否继续为人类、为孩子，也为我们才刚刚开始理解的其他意识体提供生命支持，比如大象、座头鲸，以及巨水獭的家族。并不是所有东西都能从人类的视角看到。那些都是有着各自故事的其他社会。他最喜欢一起工作的动物是大象：它们由母系主导，能够感知地面的震动，会因为烦躁一脚踩碎一头疣猪，也能闻出一个被它们逼到墙角的村里女孩是否怀孕。他希望它们能在政府的决策中被代表。它们可不是体型过大的牛。

谈到生命的起源，他的谦卑几乎显得有点好笑。生物学 101 就够了：生命会生长，会对刺激做出反应。从一块石头到一只猩猩，用“原始汤”来回答，仍然像是跳过了儿童读物里最重要的那一页。地球已经有 45 亿年的历史，细菌大约在 37 亿年前出现，之后细菌统治这颗星球大约十亿到二十亿年。他连从沙子到一个细胞都讲不清楚。把一片叶子举到烛光下，叶脉看上去像他手臂上的血管，而那些血管又像地图上的河流。生命使用的是一种压倒性的模式。他认为，我们对生命史的理解大多是错的，或者至少，教科书总是在用这个十年的理论替换上一个十年的理论，比如上一个十年的 Letterman 理论。

被问到谁是最伟大的探险家，罗索利喜欢 Shackleton，但太怕冷，没法在那些书页里待下去。他心中的 GOAT（史上最伟大）是 Percy Fawcett。Fawcett 是维多利亚时代最后那一批向前推进的人，1925 年在寻找一座失落的城市时失踪。按今天的标准，Fawcett 的装备简直是一场灾难：没有头灯，在丛林里一待就是好几年。罗索利说，有好几次，未接触部落已经准备动手杀他，而他开始唱歌、跳舞、装疯卖傻，直到有人说：等等，先别开枪，他挺好笑的。幽默化解了不少致命的局面。后来，一位参加过 Shackleton 南极探险的老兵加入了 Fawcett 的队伍，并对丛林做出了评价：在这种环境里，没有砍刀，你活不下来。

砍刀在罗索利手里的时间占了 90%。直立行走的人钻不过竹林，而刺豚鼠、美洲豹或小角鹿却能穿过去。砍在竹子上，竹子会弹回来；弹回来的时候，落下的碎片会扯动一根带刺的藤，抽到你的脖子。Fawcett 那一代人带着骡子，按他们自己的方式行事，然后写下了“绿色地狱”。罗索利说，如果和 Durand 一起走，你可以用砍刀捕鱼，穿着短裤生火，挖海龟蛋，从坚果里找到幼虫。对当地人来说，那就是绿色天堂。1940 年代的哈佛民族植物学家 Richard Evans Schultes，是罗索利真正能够产生共鸣的探险家：他压制植物标本，与仍然饮用死藤水、与神对话的人坐在一起，了解到森蚺是从银河降下来的，它游过大地，于是形成了河流。他把自己交付给了那种世界观。

如果靠试错来发现死藤水，考虑到 8 万种植物和 4000 亿棵树，这概率大得天文数字。把 1000 个人放进亚马逊的村落里，可能要几万年，才能偶然把某种树皮和某种藤蔓煮在一起。当地人说，是神通过丛林把这个秘密传给了人类，那是通往灵界的通道。Wade Davis 的《One River》追随 Schultes 的足迹，多年后再回去，却发现那里已经有了传教士的学校、被丢弃的耐克鞋，还有一代人的药用植物知识已经失传。罗索利用一个比喻来形容这种饮品：你的大脑就像你住了一辈子的大宅，书架后面有你从没进去过的房间，地板下面则有吓人的地下室。死藤水会带你走遍这些地方。你常常脸朝下趴着，呕吐，有时甚至失禁，与造物主对话。

在他自己的那段经历里，他不是 Paul，也没有名字。他是一个丛林生物，站在一棵大树旁，所有动物都在那儿，用一种我们没有的语言讨论一场威胁。一切都在往上飞。有火。森林正在被毁。之后是太空、星辰，还有像碾压一样的真空寂静，持续的时间仿佛有好几年。回来以后，他有了手，也想起了自己的名字。他认定，外太空就是这款电子游戏的外面，而这片森林，就是游戏本身。

我们是不是活在模拟之中？罗索利对这种问题已经不想再半信半疑了。他说，那些待在恒温盒子里的人才会提出这种问题。背着羊驼爬山的人，不会觉得这是一场电子游戏。他们曾在冰冷的小屋地板上生下孩子。你去问一位悲痛的母亲，她是不是活在一场游戏里。在他看来，这种时尚是社会对自己的戏仿：我的人生没有意义，所以这一切是真的吗？在未被探索的森林深处，Fridman 蹲在一个连喝都没法喝的水坑旁边，说他现在唯一在乎的就是水。罗索利说，当你渴到那种程度，水就成了神。

离开小径的每一步都是一道谜题。有些树根滑，有些不滑。腐烂的木头下面可能藏着一个浅坑，也可能是深洞。顺着坡往下滚，几乎肯定会撞上尖刺。让人没想到的是精神上的耗竭：你要不断地从噪音中筛出有用的信号，直到你不再在乎，靠在树上，然后又必须重新在乎起来。Fridman 长跑、练得很狠，但这次是另一个量级：健身房里没有任何东西会随机决定删除你。一棵千年古树，体积像一摞校车，还用藤蔓和邻近的树连在一起，它倒下时能压平好几英亩。三天后，切叶蚁、行军蚁和苍蝇会把你消化干净。没有骨头，什么都没有。

暴风雨在吃完晚饭、帐篷还没支起来的时候到了。他们用背包筏把背包盖住，让装备保持干燥，然后坐进河里让身体保持温暖。三个人的脖子露在黑色的水面上，魟鱼、黑凯门鳄、食人鱼和电鳗就在某处的黑暗里，没有星星，只有树冠的剪影，雨声大得几乎听不见彼此。他们把头灯举起来，飞蛾在光里画出几何图形。他们笑个不停。比起他们刚刚走过的那个战场，待在河里反而更安全，所以他们在庆祝。水喝起来很好，那些小橘子也很好吃。

直到事后，罗索利仍然不断回想这件事有多蠢。他们离开了一条已知的河，几乎没带什么补给，就消失在亚马逊里。Pico 告诉过他，断了一条腿，无论往哪个方向走，都要好几天。声音传不出去。直升机也看不到他们。方向偏几度，就要多走两天。如果 Fridman 出了什么事，罗索利开玩笑说，他的私信里全是人在说“别把 Lex 弄丢了”，那他会成为地球上死得最彻底的人。不知怎么的，这件事总算过去了。他说，好像每次都是这样。

对罗索利来说，Jane Goodall 已经是一位历史瑰宝，只是恰好还活着。他小时候有阅读障碍，学会阅读很晚，是母亲把书一本本读给他听。Goodall 违背规则，给她研究的黑猩猩起了名字；她认为教孩子热爱自然才是真正的工作；如今她仍然每年有大约 300 天在路上。我们与其说是从祖先那里继承了地球，不如说是从孩子那里借来了它。她说，即使是一个微小的生命，也会影响周围的人。他把她称为黑暗中的一支烛光。

Theodore Roosevelt 是《The River of Doubt》一书的主角。他年轻时是个体弱、患哮喘、抑郁的富家少爷，后来却把自己锻造成一个胸膛宽阔的总统。他在去演讲的路上被一枪打中胸口，却告诉人群不要伤害开枪的人，然后继续讲了一个半小时。之后他卸任，就一头扎进了亚马逊。罗索利说，坚持就是一切：安第斯山空难的幸存者一直把火烧着，那正是我们人类的特质。那些远征的人打鸟、压制植物标本；博物馆抽屉里每一个被命名的物种，从蓝鲸到麻雀，都是从一件标本开始的，而第一步就是把它杀死。他翻着一本《Birds of Peru》，把那些书页称为人类的成就。他最喜欢的鸣声，是黄昏时的波斑鹧鸪（undulated tinamou），三个下行的音符，像礼拜天的教堂钟声。

丛林里的生存谈不上什么浪漫，讲究的是干净：蚊子叮出的包让他那颗猿脑子忍不住想抓，指甲一挠就掀掉一层皮，伤口在潮湿的空气里很快感染。每天都要洗澡，要用防水袋，东西要各归其位。你得时刻提着神，因为小径上一个没电的头灯，意味着你承担不起的黑暗。《Alone》第七季里，Roland Welker 靠石头砌成一间屋子，用弓射倒一头麝牛，再用刀处理完，GoPro 一直在拍。他每小时消耗约 500 卡路里，搬着约 90 公斤重的石头，最后体重掉了约 20 公斤，占体重的 20%。罗索利很喜欢他那种务实的乐观，像是在说：我是猎人向导，我要拿那笔钱，我要用麝牛的阴囊做个袋子，熬过这个冬天。这一季的另一个极端是 Callie。她在霜雪里笑着，想回馈这片土地，把一根迁徙中的豪猪刺从肩膀里拔了出来，后来因为冻伤被撤离。她没有输，只是被抬了出去。

在亚马逊待了 18 年，罗索利觉得自己理论上能撑过 100 天，但他不会签那份合同。人类并不是为那种孤独而生的，他也不会为了证明什么，离开自己爱的人。很多前海豹突击队员在节目中途退出，因为他们想念家人，而且这笔账算下来不划算。第六季的冠军 Jordan Jonas 在二十多岁时曾和西伯利亚的部落一起生活，不会俄语，他称那是自己一生中最孤独的一段时间；而《Alone》的摄像机反而让他没那么孤独，因为他可以对着它说话。Fridman 在他们自己的困境中也注意到了同样的把戏：一旦开始拍摄挣扎，你就会突然置身于英雄的旅程中，这让你比一分钟前感觉的要勇敢。

十八年前，一个来自纽约的阅读障碍少年，从小读 Jane Goodall 和《指环王》长大，飞到亚马逊，结识了 Juan Julio Durand。Durand 是当地一位原住民保护者，正设法保护 Las Piedras River。Fawcett 曾提到这条河，叫它 Tahuamanu，还警告说别去那里，会死在部落手里。那里几乎没有法律能管得到。Durand 的父亲希望他去当伐木工；他十三岁才有鞋穿，平时就在河里洗澡。他们没有船。要回镇上，就得砍一棵轻木，坐在上面顺流漂出去。Dax Dasilva 帮忙资助了 Junglekeepers 的起步，Mohsin 和 Stefan 让它撑了下去。之后 Fridman 发来一条私信，第一期节目播出，5 美元和 1000 美元的捐款涌了进来，团队于是每天工作 16 小时。如今他们手上的地图标注的是 6.6 万英亩，上次谈话时还是 5 万英亩。

这片土地位于 Manu、Alto Purús 和 Tambopata 保护区之间，是秘鲁的生物多样性之都，正处在跨亚马逊公路的边缘。罗索利说，政府偏向采掘者：金矿工、非法伐木者，或者想烧掉森林种可可的人。只要你能从土地上产出点什么，毁掉自然就不算什么损失。Puerto Nuevo 这样的原住民社区，为了拿到土地所有权等了二十年，因为他们不懂那些文书手续，也付不起跑去办公室的路费。他把 Junglekeepers 的工作概括为一件事：帮助当地人保护他们自己的世界。一位单亲妈妈发来邮件，说她要打好几份工，捐不了多少钱，但她和孩子们晚饭后会一起看他的 Instagram，每个月捐 5 美元，用来保护那些心跳。他说自己以前也是那样的孩子。他见过几百万滴雨水是怎样汇成一场洪水的。他说，两年内如果能筹到 3000 万美元，就能阻止伐木道路，把未接触原住民的保护区、部落土地、Manu 和 Tambopata 连接成一片，最终形成亚马逊最大的连片保护区。那条路已经在修了。链锯会跟着来。

Fridman 读到的数字是：在这条路的尽头，金矿营地周边，大约 1200 名 12 到 17 岁的女孩被强迫卖淫；性工作者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未成年人。她们是为了餐厅的工作来的，结果发现厨房每天只开几个小时，而她们自己反倒成了“菜单”，身上又没钱回家。罗索利没有避重就轻。对自然最彻底的毁灭，比如焚烧、用管子抽干、把汞吐进一滩水银里，和对一个年轻生命的彻底摧毁，是手拉着手一起发生的。光与暗。上个月，上游一个茅草屋村庄的一位女性护林员，飞去非洲参加护林员会议。曾经全职伐木的 Pico，现在开始关心蛇和海龟蛋。砍树的人也有家庭。Fridman 说，问题关键在于有没有另一种选择，而不只是道德。

他们正谈论钱的时候，一条蛇从他们身后爬了过去。罗索利让 Fridman 别动。那是钝头树蛇，是他最喜欢的蛇之一，比铅笔细约三分之一，像一根会移动的鞋带，小小的头有三分之二都是眼睛。“对我来说，这就是外星人。”他让 Fridman 扮演那棵树：慢一点，让它往上爬，不要晃动树枝。一只蝙蝠从 Fridman 的耳边约 20 厘米处飞了过去。他们把蛇放回树上，两人都说了声谢谢：谢谢你，蛇先生。罗索利说，在不远处的黑暗中，未接触的人围着火坐着，头顶只有几片叶子，没有石器的传统，唯一的金属是从附近村庄偷来的，他们有 1.8 米长的弓和 2.1 米长、尖端带竹刺的箭。橡胶大亨教会他们的祖父母：外面的人都想杀你，所以要先下手。一位称他们为兄弟的当地朋友，在送香蕉的时候被射中三箭，其中一箭射进了头骨，后来被直升机送了出去。猎枪的射程比长弓还短。那天桌上放着一枚伐木工留下的猎枪弹壳，就在他们中间。

Fridman 说，在这里，时间失去意义的方式，和在一座充满会议的城市里不一样。你会被带出蚁巢，看到一个更大的世界。值得过的生活，第一层是水，第二层是食物，其余都是细节，再加上友谊。罗索利在这里的头十五年，有一段时间是独自度过的：没有自来水，没有电，只有蜡烛和帐篷，那是他二十出头的时候，他想证明自己能成为探险家。他做到了。他说，《Into the Wild》里那个孩子在那辆巴士里学到的是：如果没有人和你分享，这一切就毫无意义。丛林对任何一个个体都漠不关心，这让他感到安慰。意义依然存在：他可以帮助人，也可以帮助动物。他说，下飞机到 JFK 时，他感觉自己像一只被扔进时代广场的狗，耳朵向后贴着，躲着出租车，被噪音吓得缩成一团。在这里，如果没有水，你就完了。友情就是从这里来的。

他现在已经不太常想到自己的死亡，因为他相信有一种仁慈的力量、灵或造物主在照看他们。人只有一点时间，显然对我们为什么在这里一无所知，所以只能尽力去做。他说，人不该有一个愚蠢的死法：比如第一个试用某种会压死你的产品，或者像淘金热中那些吸入汞的人一样，只是一个统计数字。你要的是一个好死法：直视老虎的眼睛，为了救人而挂在悬崖边上，战士的死。骑着一条 4.9 米长的黑凯门鳄，穿着靴子，一边大喊一边冲过去，那会是个有趣的死法。人们对 Fridman 说，罗索利身上有 Steve Irwin 的精神。罗索利听了有些不自在。Steve Irwin 只有一个。如果他能拥有一点那种快乐，他会感到荣幸。

更黑暗的问题是，他会不会也这样结束，为自己所爱的事业付出性命。他并不觉得自己会死于动物之口。在他看来，最可能的是伐木工或金矿工来收拾他。他已经跟朋友交代过：要是我被干掉了，你们就把基金会撑下去，拍一部纪录片，保护这条河，保护那些心跳。片名就叫《The Heartbeats》。他说，要做好准备，因为这类事确实会发生。你挡住了那些想继续逼女孩卖淫、继续毁掉这颗星球的人，他们里面有些人会想把你抹掉。Fridman 希望他能成为 Clint Eastwood 电影里那种杀不死的角色。罗索利应景地眯起了眼睛。

回到社会里，人们谈的都是种族。他说，豹子可以从同一位母亲身上生下黑色和黄色的幼崽，它们依然都是豹子。他自己的人生就像一个小型联合国：有印度的经历，有秘鲁的朋友，还有意大利和菲律宾的家族。与生态系统、核武器相比，人们为灰色的深浅争论不休，在他听来简直荒唐。自然究竟是 Herzog 所说的那种压倒性的集体谋杀，还是美丽的？他说，残酷就是混乱本身，只有我们能朝着秩序与光明去组织。多年待在丛林里，他理解的神，是混乱宇宙中一场关于爱与慈悲的游戏。基督算不上基督徒，佛陀算不上佛教徒，穆罕默德也算不上穆斯林，他们都是教人去爱的老师。自然就是神，各种宗教只是同一种创造力量在不同文化里的面孔。“也许你我信的是同一样东西，你的外星人就是我的天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