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人的伤亡，在你们眼里永远只是脚注

奥马尔·苏莱曼是巴勒斯坦裔美国人，伊玛目，民权领袖，同时担任雅金伊斯兰研究院（Yaqeen Institute for Islamic Research）院长。这是他第二次与莱克斯·弗里德曼对谈，第一次谈的是伊斯兰教，这一次谈加沙和巴勒斯坦。被问到 10 月 7 日之后几天的感受，他没有表示震惊。他说，以色列一人伤亡，往往就意味着巴勒斯坦方面数百人伤亡，这个循环他已经看了许多年：检查站，不断扩张的定居点，对阿克萨清真寺的侵扰，巴勒斯坦人的死亡几乎无人过问，接着是加沙射出火箭弹，然后是西方的报道，再然后是以色列远超比例的反击。

弗里德曼在节目中念了苏莱曼 10 月 9 日的一份声明。开篇是这样一句：“巴勒斯坦人的死伤，在你们眼里总归只是脚注。”声明还说，占领造成的每日屈辱无人在意，整个家族的覆灭，以及加沙残垣上剩下的东西被夷平，也无人在意。那些忽然关心起这片地区的人，应当往下多挖一些，别只盯着两个星期的事，去翻翻过去几十年里那些把巴勒斯坦人当作非人的报道标题。苏莱曼在节目中向弗里德曼又强调了一遍：这次袭击并非意外，是早就能预料到的。

他把时间线往前拉。人权观察 2021 年的报告《越过门槛》（Threshold Crossed）认定以色列是种族隔离国家，国际特赦组织 2022 年的报告得出了同样的法律结论。巴勒斯坦裔美国记者 Shireen Abu Akleh 2022 年遭枪杀，苏莱曼说，以色列的责任确认之后，美国却什么也没做，她的葬礼还遭到袭击。2023 年又出台了一项建设 1.3 万套定居点住房的计划，他认为这是他见过的最极端的以色列政府；而在 10 月 7 日之前，已有 600 多名巴勒斯坦人被杀。他认为，美国媒体让美国公众看到的内容，是世界其他地方看不到的。美国一边发表声明，反对定居者暴力，一边拨出 30 亿美元，并在联合国阻挠追责。

他说，加沙不能与巴勒斯坦割裂，也不能与约旦河西岸和耶路撒冷割裂，人的故事也不能与政治割裂。弗里德曼曾采访过 Mohammed El-Kurd；苏莱曼问，当定居者闯入具有历史的巴勒斯坦人家园时，世界做了什么。他认为，巴勒斯坦人在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都被抹去了：他们不在号称要决定其命运的亚伯拉罕协议之中，而在战争中又被简化为“以色列—哈马斯”，仿佛数百万人既没有被赶出自己的土地，也没有在土地上遭受折磨。

散居海外的巴勒斯坦人是什么感受？苏莱曼说，是深深的挫败、愤怒和悲伤。如今每个巴勒斯坦人都认识一个被杀的人，都身处流离失所的故事之中，或者有亲属失去了肢体或亲人。身在海外，有时反而更痛苦，因为你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同胞被饿死、被屠杀，却无能为力，而身边的电视还在为此辩护。他说，那边的人被杀，是因为他们和他长得相像。他最近和一位医生聊过，对方在加沙失去了 75 名亲属，只想进去用自己的医术救人，却进不去。

苏莱曼通常是会冲向危机现场的人。他说，去不了加沙让他非常难受。如果他们让巴勒斯坦人失去了面孔，也就无法让替他们发声的人失去声音。伤亡被简化成了一个数字：每天数百人，已超过 3 万人，平均每月约 1 万人。呼吁停火，也被重新定性为激进主张。他引用马丁·路德·金谈越战的话：如果美国在精神上走向死亡，验尸报告上写的会是越南。苏莱曼说，现在验尸报告上写的会是加沙。

弗里德曼问到半岛电视台驻加沙城的分社社长瓦埃勒·达杜赫（Wael Al-Dahdouh），此人目前正在住院。苏莱曼说：“要是达杜赫不是巴勒斯坦人，他现在早就该上《时代》杂志封面了。”他本可以是全世界最受推崇的记者。现实却是，已有一百多名记者遇难，比历史上任何一场冲突都多；国际监督机构也找到了足够的证据，认定其中一些袭击是蓄意针对记者的。达杜赫正在直播时，一次空袭炸死了他的妻子、两个孩子和一名孙辈。他赶到现场，在镜头前哀悼，并说他们是拿孩子出气。

苏莱曼说，达杜赫当天又回到了镜头前，因为他的遭遇在加沙并不特殊。随后，他自己也成了攻击目标。他的摄像师 Samer Abudaqa 在他面前失血而亡，拖了好几个小时；苏莱曼说，狙击手还向试图救援的人员开枪。达杜赫的手臂缠着绷带，第二天就回到了直播间。几周后，又有一个孩子在一次袭击汽车的空袭中被杀。达杜赫主持了葬礼祷告，然后带着尊严重新回到麦克风前。苏莱曼用这种尊严，去对照那种把巴勒斯坦人画成野兽的漫画式形象。他担心，大多数人永远不会记住达杜赫的名字。这同样是一种抹除。

加沙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露天监狱”：失业率高，四面被封锁，没有机场，连捕鱼都受到限制。苏莱曼认为，把加沙比作监狱本身就是一种不公，因为囚犯不会被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例行轰炸。加沙的每一个人都经历过多轮轰炸。二十多年前，Mohammed al-Durrah 在父亲怀中被杀的画面，苏莱曼从小就看着长大。这一轮中，穆罕默德的兄弟被杀，父亲则一直在逃亡。以色列部长曾把例行轰炸称为“割草”，这种语言先把巴勒斯坦人当成虫子，再把他们当成动物。加沙约 60% 的人口是难民，他们逃离了其他被占领的地区，如今挤在一起生活，能看到墙那边的机会，却够不着。

弗里德曼问，在等待下一轮袭击的同时，人怎么可能过得好。苏莱曼说，你永远知道下一轮炸弹只是时间问题。如果你身在加沙，你就是在等死。在别处，人们梦想的是教育和经济机会。“在加沙，你对机会的理解，就是能不能活着看到明年。”如果公众只在 10 月 7 日才听说加沙，这种无知本身也是问题的一部分。他问，为什么只有以色列遭到袭击，加沙人的处境才会被提起？

弗里德曼提到他在乌克兰见过的一所被毁的学校。苏莱曼则拿出加沙的一笔账：一百多座清真寺被毁，每一所大学都被夷平，TikTok 上有士兵按下按钮时哈哈大笑的视频，学校被炸成瓦砾。他称之为文化上的种族灭绝。试想一个孩子失去了肢体，被白磷烧伤，父母和兄弟姐妹已经死去，从废墟里被拖出来，之后还要回到学校。苏莱曼说，在他加沙的大家族里，一次空袭炸死了父亲那边的所有姻亲，只有一位年迈的姑妈在一天后从废墟里走了出来。他认为，那些说巴勒斯坦人本可以把加沙变成新加坡的评论员，是在重复旧有的偏见：巴勒斯坦人是自己毁灭自己的始作俑者。

在那里长大的孩子，几乎只能恨以色列，这是真的吗？苏莱曼说，这是人之常情，任何孩子在那种压迫下都会恨压迫者。他的问题在于这个问题的提法：它被当作以色列未来安全的问题来谈，巴勒斯坦人的生命只有在构成威胁时才会被提及。他说，更应该谈的是孩子们能不能活到长大成人。被杀的 3 万名平民中，三分之二是妇女和儿童。弗里德曼转述马斯克关于做显眼善举的建议，苏莱曼的回应很直接：“你不会在集中营里发糖，你要结束占领。”种族隔离不会因为占领者的仁慈而消失。自决意味着不必依靠施舍。停火只是最低要求；占领和种族隔离必须结束，因为国际舞台（很大程度上由于美国的阻挠）纵容了一场没有任何问责的种族灭绝。

暴力是不是一种有效的抵抗方式？苏莱曼先引用金的话：和平意味着正义存在，光是没有暴力还不够。占领和种族隔离即使以最仁慈的形式出现，本身也是暴力，因此，对它们的抵抗在默认状态下是正当的，尽管抵抗本身仍可能越界。他的道德框架来自伊斯兰教。他说，先知穆罕默德看到对方阵营的妇女或儿童死去，会感到愤怒。根据国际法，被占领的人民享有自卫权。以色列是占领者，他从这里开始谈。

巴勒斯坦人被告知要找更好的抵抗方式，而无论他们尝试哪种方式，都会受到妖魔化。他回忆起“伟大回归游行”：加沙人以非暴力的方式走向隔离墙，狙击手却朝他们的腿开枪。美联社记录到，士兵们在统计“膝盖数”，其中一人声称打中了 45 个膝盖。仿照南非模式发起的抵制行动，被称为反犹。在以色列历届政府之下，定居点不断扩张，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不断缩小，而部长们公开谈论要把巴勒斯坦人从地球上抹掉。他说，打着和平的旗号扼杀正义的工作，是很丑陋的做法。金曾有一篇布道，谈的是什么时候的和平令人厌恶：这个词常被用来让人对糟糕的现状保持满足。

弗里德曼就越界问题继续追问。苏莱曼同意，暴力可能走得太远。他想要的是有效的国际机构，能够约束任何一方，分清责任，并追究其责任。他认为，美国让以色列在这一舞台上变得不可战胜，全球反美情绪随之上升，原因在于华盛顿在其中参与，与美国宣称的自由价值无关。以色列违反了 63 项联合国决议，扩大了占领，并在 10 月 7 日之前杀害了 600 多名巴勒斯坦人，却从未受到追责。他说，如果恐怖主义只适用于非国家行为体，那这个词就形同虚设，只会为落在平民头上的更多恐怖提供理由。

弗里德曼把问题收窄：只要杀害妇女、儿童和非战斗人员，无论是谁在动手，都算恐怖主义吗？苏莱曼说：“绝对，绝对。”儿童不该被杀，非战斗人员不该成为目标。原则本身没有问题，缺的是一套调查和问责机制，能够对每一方执行其调查结论，包括目前无法被触及的那一方。

苏莱曼说，在美国，眼下的气氛让他想起 9·11 之后的日子：人被非人化，遭到监控，失去工作，在校园和超市里遭受辱骂，还有人被杀。他参加了六岁的巴勒斯坦裔美国男孩瓦迪亚（Wadea al-Fayoume）的葬礼。这个男孩在伊利诺伊州普莱恩菲尔德镇（Plainfield Township）的家中被刺了 26 刀。此案被认定为仇恨犯罪。凶手说：“你们穆斯林，必须死。”这起杀人案发生在 10 月 7 日之后的第一个周六。前一个周五，媒体纷纷打电话给伊玛目，询问所谓的“全球圣战日”。苏莱曼告诉当地记者，这是他第一次听说这回事；而他社区里的家庭已经失去了亲人，却没有人打电话来问这些。

凶手是这家人的房东。苏莱曼说，他进门时面无表情，先用一把军用级别的刀连刺母亲 Hanan 七八刀。母亲奋力抵抗，并拨打了 911。她在通话时，听到瓦迪亚跑向那个男人，叫他“乔叔叔”，因为房东曾经送过男孩玩具。哪怕刀上已经沾满血，瓦迪亚还是跑过去想拥抱他。Hanan 没有想到他会伤害孩子。她最后听到的是瓦迪亚说“哦，不”，接着是 26 刀，还有那句穆斯林必须死的话。通常警方会犹豫是否认定为仇恨犯罪，而这起案件当天就被定性了。

苏莱曼问：是谁把那个男人的脑子灌满了东西，才让杀害一个六岁孩子看起来像是一件善事？他认为，“乔叔叔”的行凶动机来自总统乔·拜登反复宣扬的一个已被证伪的说法：以色列有 40 名婴儿被斩首。白宫后来发布声明收回了这一说法，但那份声明几乎没有人会去读。苏莱曼是在达拉斯的一场抗议活动中得知这一消息的。葬礼上，瓦迪亚的棺木上覆盖着巴勒斯坦国旗，亲属们高喊，是乔·拜登造成了这一切。第二天，CNN 把这则新闻放在最后一个版块，夹杂在广告之中。苏莱曼说，如果角色对调，一个巴勒斯坦房东刺死了一个犹太裔六岁男孩，那一定会登上头版，而且理所应当。

他拿这起案件与底特律犹太会堂主席 Samantha Woll 遭袭事件做了对比。后者一出现，就立刻成为新闻头条，并暗示穆斯林疯了。后来证实那不是仇恨犯罪。那些为加沙杀戮辩护的人，私下却向他对瓦迪亚的遭遇表示慰问。他问，瓦迪亚与加沙的一个孩子，或者瓦迪亚与他自己，有什么区别？如果他的父母当年没能逃出巴勒斯坦，那些人现在同样会为杀害他辩护。他说，反巴勒斯坦的偏见，是伊斯兰恐惧症的延伸。一边在这里保护清真寺，一边在停火问题上设置障碍，同时士兵却在 TikTok 上炸毁清真寺，这就是虚伪。面具正在被摘下。在克赖斯特彻奇（Christchurch），他看到的是深沉悲痛中的愤怒，因为至少世界还能说那场枪击是错的。苏莱曼说，世界上大多数地方都把加沙的事称为种族灭绝，唯独在这个美国的“泡沫”里，巴勒斯坦人被告知是他们自己招致了这一切。这套逻辑与 1948 年把 70 万人赶出家园的逻辑如出一辙。

弗里德曼问美国政客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苏莱曼引用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的话：以色列是作为美国政策的延伸而建立的，是中东大门口的一个殖民实体，一座军事基地。美国从来都不是诚实的和平调停者，它一直在保护以色列免受国际问责，并让以色列变得不可战胜。他说，华盛顿为这个军火库提供资金，把最先进的武器交给以色列，在最绝望的人群身上试验，这是一个两党合作的项目。一面是无关痛痒的谴责，一面是对国际法的否决。他认为，美国人已经厌倦了为别人的战争罪行买单，而国内的无家可归和不平等问题却在加剧。乔·拜登本可以早就换来停火，他却绕过国会，为补充军备而行动。

拜登究竟哪里做得不够？苏莱曼说，这需要另一期播客才能讲清。拜登第一次似乎用到“巴勒斯坦人”这个词，是为了指控巴勒斯坦人在死亡人数上撒谎。苏莱曼说，这一指控是错的。多个国际机构把加沙卫生部的数字视为低报，而以色列情报部门给出的平民死亡数字更高。拜登和布林肯曾对以色列遭受的破坏充满激情地发表讲话，却从未对巴勒斯坦人表现出类似的态度。苏莱曼连这种言辞都不想要。他认为，拜登有一种错觉，以为穆斯林和有良知的人会在 11 月之前忘掉这一切。你不能一边说自己比特朗普的穆斯林禁令强，一边主要针对穆斯林实施种族灭绝，还指望穆斯林投你的票。

拜登是否已经在美国失去了巴勒斯坦人和穆斯林的心？苏莱曼不确定拜登是否曾经拥有过。他说，自己从来就不是拜登的支持者，他认为很多人也一样。他说，这套制度的本质，永远是在两害之中择其轻。如果一个民主制度只提供唐纳德·特朗普和乔·拜登两个选项，它本身就已经是失败的民主。他认为，拜登对巴勒斯坦和穆斯林世界的态度长期以来都很糟糕，他说话时，有时会流露出种族隔离主义的过往。到了 11 月，那些背弃他们的政客，尤其是摇摆州的政客，都会为此付出代价。这不只是穆斯林的看法。他引用了一组数据：67% 的美国人支持停火，其中包括四分之三的民主党选民和一半的共和党选民。在 500 多名国会议员中，只有寥寥几人会说这场种族灭绝应当停止。

苏莱曼说，共和党人争先恐后地毫不掩饰地支持以色列，已经超过了民主党。进步派则得到一个绰号：PEP，即“除巴勒斯坦之外的进步派”（progressive except Palestine）。他们谈论国内的警务，却无视是谁在培训许多美国警察部门；他们谈论这里的边境，却不谈那边边境上人们遭受的暴力。越来越多的人从传统主流媒体之外获取新闻，因为死去的儿童太多，根本藏不住。与此同时，内塔尼亚胡上电视，带着苦涩的讽刺说出“从河到海”，承诺以色列实施控制，并把巴勒斯坦人推向西奈半岛。苏莱曼指出，特朗普的第一句话，就是说他会做得更狠：驱逐，撤销抗议学生的签证。特朗普把大使馆迁到了耶路撒冷。这是一个两党共同的问题。他们并不指望特朗普是救世主，他们要惩罚拜登。

苏莱曼在 11 月 4 日华盛顿的“自由巴勒斯坦大游行”上发表了讲话。他首先记得的，是新闻报道的缺席。40 万人参加的游行，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游行之一，在主流媒体上却找不到踪影。在两场大型巴勒斯坦集会之间，还有一场“与以色列站在一起”的活动：国会议员从国会山乘大巴赶来，两党都有，还有知名度很高的名人，并且全程直播。他说，国际法院的听证会，可能是他见过的最突出的美国媒体偏见展示：媒体直播了以色列为自己在种族灭绝案中的辩护，却略过了前一天南非陈述以色列罪行的环节。

他还记得人群。这是他见过的为巴勒斯坦发声的活动中，最多元、跨信仰程度最高的一次，犹太人的身影尤为突出，包括“犹太和平之声”（Jewish Voice for Peace）、IfNotNow 的成员，甚至还有以色列前士兵，此外还有美洲原住民和其他土著团体。他说，35 岁以下人群的民调显示出明显的代际差异。在校园抗议中，他参加的每一场示威，基调和信息都完全相同，只是偶尔会有一两个没人认识的人，独自来到现场，举着与抗议相反的牌子，然后所有镜头都转了过去。他说，在哥伦比亚大学，两名以色列国防军（IDF）前士兵向巴勒斯坦抗议者喷洒臭鼬水（skunk water），这与用在前往阿克萨清真寺礼拜者身上的手段相同。一名学生洗了 11 次澡，仍然洗不掉那股味道。

苏莱曼指出，以色列国防军前士兵即使参与过种族隔离，也能回到美国或英国，不受任何污名影响；而巴勒斯坦学生却遭到人肉搜索、被列入监控名单，还因为十年前的推文丢掉律所的工作。他告诉听众，去抗议现场听一听。在 40 万人里，你总会碰到四个傻瓜，因为抗议现场本来就乱。绝大多数人的诉求是自由、解放、停火，以及结束占领和种族隔离。犹太团体是一些最引人注目的行动的先锋，包括占领国会山和火车站，他们的口号有“不以我们的名义”和“永不再有，应适用于所有人”。

那么，抗议的整体情绪是反占领，还是反犹？苏莱曼说，把反锡安主义或反占领的人称为反犹，是极其懒惰的做法。巴勒斯坦人本身就是闪米特人。他补充说，美国穆斯林社区在犹太会堂遭到袭击时，曾站在会堂门口，也曾与犹太人站在一起。这是一场亲自由的运动，讲的是一个殖民实体把人赶出家园的故事，与反犹无关。抗议会不会走得太远？有时演讲者会跑偏。仅凭这些事件来评判整场运动，同时无视其反对的对象是一场种族灭绝，这是不公平的。他说，在他们这段对话进行的时间里，有 30 到 40 人被杀，这并不夸张，因为平均每天有 135 到 150 人死亡。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反犹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都在上升，两者都应当谴责。犹太会堂应当受到保护。但当前的首要任务，仍然是结束种族灭绝。

苏莱曼对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看法有没有变化？没有。因为内塔尼亚胡从职业生涯一开始就是这样的人，只是人们没有在听。他竞选时承诺永远不会有巴勒斯坦国，承诺要抹平加沙，还说阿拉伯人正涌向投票站，决不能让他们“感染”政策。从 1980 年代起，他的言论就已指向种族清洗。如今，他只是把这些言论付诸行动。苏莱曼认为，他也在努力保住自己的位子，因为他的任期所剩无几，所以在推动战争。更深层的问题是，这些主张足以引起共鸣，把他推上了台。苏莱曼说，“以色列安全是首要关切”这句话出自内塔尼亚胡之口，在他看来是不诚实的。他是一个自恋者、一个暴君，连许多以色列人都憎恶他，人质家属也清楚他根本不在乎他们。不过，占领的问题就在于占领本身。被视为温和替代者的雅伊尔·拉皮德（Yair Lapid），从巴勒斯坦人的角度看，推动的同样是带有偏见的议程。

以色列有权保卫自己的边界吗？苏莱曼重新表述了这个问题：以色列有责任保护它所占领的人。他指出，法律学者 Noura Erakat 曾写文章称，以色列受占领法约束。约翰·克里（John Kerry）曾说，以色列必须在做犹太国家和做民主国家之间二选一，两者不可兼得。苏莱曼说，以色列想占领、想否认，同时又想被当作正常国家对待。那些边界是划在被占领土上的，而且一直在扩张。他认为，有人说加沙不算被占领，理由是军队几年前就撤走了，这等于让以色列自己定条件，再由它自己解释。按照任何国际法标准，那仍然是占领：以色列控制着人员流动、空域和海域，控制着进出口，加沙没有机场，是因为以色列把机场摧毁了。要么结束占领，要么保护所有处于占领之下的人。

关于胡塞武装袭击船只，以及美国和英国轰炸也门，苏莱曼划了一条明确的界线：他不支持胡塞武装，也不支持他们的总体政策。他认为，这件事恰恰证明，美国更在乎航道，远甚于巴勒斯坦人的生命。他说，胡塞武装扣押船只、封锁航道，但按他的描述，在这场行动中他们没有杀人，并表示一旦达成停火就会停止。美国没有去促成停火，却轰炸了也门。接着，他谈到已故众议员 Eddie Bernice Johnson，她是 Betty McCollum 提出的一项法案的少数联署人之一，该法案旨在惩罚以色列关押儿童囚犯的行为。他说，成千上万的儿童被任意拘押、送上军事法庭、单独监禁，人权组织记录了针对他们的性暴力，却没有任何后果。以附加条件限制援助、防止以色列滥炸平民的主张，在美国主流政治中找不到立足之地。亲以色列的决议则很快在两院通过。

苏莱曼认为，“以色列人质”和“巴勒斯坦囚犯”这类说法本身就暗示：一方的苦难是对方造成的，另一方的遭遇则是罪有应得。加沙的 220 万人都是人质，每一个处于占领之下的巴勒斯坦人也是人质，那些未经公正审判、甚至连家人都联系不上就被抓走的人同样是人质。停火的四天里，约 150 名巴勒斯坦囚犯获释，之后以色列又在约旦河西岸抓走了 135 人。这就是他所说的没有触及根源。至于亚伯拉罕协议，他毫不留情：它们把亚伯拉罕的名字贴在军火交易上，让一些国家去追求见不得人的利益，同时抹掉了最主要的受害者。如果大型协议能坦诚面对巴勒斯坦人的苦难和问题的根源，他就会支持。和平不能被用来封口。和平进程之下，定居点照样在扩张。苏莱曼认为，内塔尼亚胡是在对以色列公众中的明显多数人说话，告诉他们永远不会有巴勒斯坦国。以色列会迁走 70 万至 80 万名定居者，再改换论调吗？

弗里德曼把经典的两难摆上桌面：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对马尔科姆·X 的“不惜任何手段”。苏莱曼说，这种二选一要成立，就得把金磨平棱角，把马尔科姆·X 丑化。他在南卫理公会大学（SMU）开课时，给学生看一些不标出处的引语，学生总是把引语归到错的人名下。他说，金的《超越越南》（Beyond Vietnam）演讲，放在人们脑海里那张明信片式的金的形象旁边，听起来相当激进。马尔科姆·X 本人从未参与暴力。他认为，只要求被压迫者坚持非暴力，却不约束压迫者，这很虚伪。苏莱曼也认同这一点，并主张把精力放在约束殖民权力上。马尔科姆·X 是最早就越战发声的非裔美国领袖，金随后也开口。马尔科姆·X 在 1964 年去过加沙，到过汗尤尼斯，并写文章把锡安主义与美国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苏莱曼回忆，James Cone 写过：马丁想把白人从种族主义中解放出来，马尔科姆想把黑人从种族主义的后果中解放出来，两种角色都重要。75 年过去，巴勒斯坦人的觉醒只会越来越强，苏莱曼认为，这让那些想要抹掉他们的人感到沮丧。

那么，大多数巴勒斯坦人支持 10 月 7 日的袭击，这一事实又该怎么理解？苏莱曼说：“你必须透过他们的眼睛，去看他们的世界。”用你自己的眼睛，看不到他们的世界。占领、检查站、不断扩张的定居点、被赶出家门的家庭、例行空袭、没有护照、粗陋的教育。而在另一边，主导着你生活每个环节的一方，许诺的却是彻底抹除。仅在 2023 年，他就提到过 1.3 万套新的定居点住房。任何声称能把人带出这种苦难的人，都会赢得同情，不管你是否认同他们的手段。他把问题掉过头来问：权力在以色列手里。他说，10 月 7 日之前的民调显示，以色列公众中多数人赞成终结两国方案，也不在乎巴勒斯坦人的处境；在这场种族灭绝之后，绝大多数人并不支持停火。Bassem Youssef 对皮尔斯·摩根讲过一个人的故事：一个失去肢体和父母、已经两三次沦为难民、看不到未来的孩子，会听信那个说要反击的人。

所以，他像马尔科姆·X 一样，呼吁把暴力和道德推理中的不对称指出来。他引用的是马尔科姆·X 的刀子比喻：如果有人把一把刀捅进我的后背九英寸，然后拔出六英寸，这算不上进步。真正的进步是治愈伤口，而你却不愿承认那把刀还在。那些不肯承认国际人权组织乃至以色列人权组织（如 B'Tselem）已经认定的种族隔离、占领，以及正在发生的种族灭绝的人，不是和平的伙伴。

弗里德曼说，想到即便现在开始愈合，也要花很长时间，这让人痛心。要几代人。人们不会忘记被杀害的父母。苏莱曼的回答是整场对话中最沉重的几句之一：过去的创伤不能为当下的杀害辩护，对未来的恐惧也不能为当下的杀害辩护。世界最紧迫的任务，是结束这场暴行。他相信愈合，也相信他的民族的内心：有抵抗，有韧性，有勇气，甚至包括那些饱受折磨的年轻巴勒斯坦人依然能够笑。他在那些人心里看不到黑暗，看到的是光。当务之急，是让他们能够活下去，停止被杀。

为什么周边国家不接收巴勒斯坦难民？苏莱曼听出了这个问题里的抹黑。他提到尼基·黑利（Nikki Haley）在问为什么没人愿意接收巴勒斯坦人时，发出了他形容为“令人深感不安”的笑声；还提到本·夏皮罗（Ben Shapiro）说，以色列人喜欢建设，阿拉伯人喜欢炸东西、住在污水里。这些说法的潜台词是，巴勒斯坦人无法被治理。他说，逃离大屠杀的犹太人也听过类似的说法：1939 年，约有 30 万名德国人申请到美国避难，只有大约 1 万人获准入境；船只被以国家安全威胁为由拒之门外。散居各地的巴勒斯坦人，无论去到哪里，都成了科学家和医生。正确的问题应当是：这些人为什么会被赶出自己的家园。

加沙四面都被封住，没有地方可去。苏莱曼说，事实上，他们并不愿意离开。他们想留在自己的土地和房子里，延续传给他们的生活方式。那些因为治病或者持有其他国籍而出去的人，谈的也都是回去重建。“炸不走我们心中的巴勒斯坦，饿也饿不走它。”他认为，以色列的关键失误在于：以为把每一栋楼都夷为平地，人们就不会再想回去。弗里德曼称巴勒斯坦人是一个骄傲的民族。苏莱曼提到东耶路撒冷的人，国家派来的闯入者已经坐进了他们的客厅，他们还是走回那个家，说自己不会离开，他借此说明那种韧性。流散在外的人不让巴勒斯坦离开心里，留在当地的人则不会离开自己的土地。他说，世界应当让占领者承担更多问责，而不是去告诉被占领者该怎样忍受。

弗里德曼问了一个私人问题：如果苏莱曼的家人当年没有逃离，他现在生活在加沙，会做什么？他经常想这个问题。在华盛顿的一场抗议中，他对人群讲述了 10 月之前不久收到的一条新闻推送，上面有他自己的名字。这类推送他经常收到。这条写的是一名 16 岁的奥马尔·苏莱曼在约旦河西岸被杀害。他举起照片，意识到那本可能是他自己。他想，为什么上帝选择让他不在那里；他希望，上帝选择的是他们这些不在那里的人，为仍在那里的人发声。他既感激有机会说话，又感到内疚，因为那些身在当地的人承受着当年把他父母赶出家园的那种仇恨的主要冲击。

巴勒斯坦人常常援引原住民的例子，包括美洲原住民。这个类比哪里站得住，哪里站不住？苏莱曼发现，自己与美国及其他地方受过不公对待的原住民之间，有一种强有力的联系。他说，美国人生活的土地是偷来的，浸透了原住民的鲜血，又建立在被奴役的非洲人的劳动之上，这种罪恶必须正视。这就是团结的力量，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同样可以看到。这个类比在规模上可能不够准确。他说，从河到海，面积还不到美国的五百分之一。最初的谎言是：这是“没有人民的土地，留给没有土地的人民”。问题在于，那片土地上本来就有人，他们被强行驱逐，至今仍在一小块土地上遭受暴行。

为什么巴勒斯坦是一片圣地？苏莱曼说，这是先知们的土地，对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都有深远意义，是亚伯拉罕的土地，承载着把多个民族联系在一起的历史。历史在这片土地上书写了悲剧，也书写了神圣。在他的定义里，伊斯兰教是顺服独一的神，并在这种顺服中获得平安，这是所有先知带来的生活方式，即一神信仰。《古兰经》说，穆斯林不在先知之间做区分。亚伯拉罕、摩西、耶稣和穆罕默德，都以同样的平安祝词来称呼。摩西印证了亚伯拉罕，耶稣印证了摩西，穆罕默德印证了耶稣。神没有改变。穆罕默德把先知的使命比作一座房子，每位先知是一块砖，他自己是最后一块。

弗里德曼问，耶稣是否比其他先知更强调爱。苏莱曼借用金与马尔科姆·X 的对比来回答：有差别，但被夸大了。他不认为摩西忽略了爱，也不认为穆罕默德忽略了爱。立法有所改变，神圣的精神没有改变。在他看来，没有哪位先知背叛了在他之前到来的信息。他们属于同一套教导：与造物主和谐，接受来自这一源头的引导，当人们这样生活时，地上就会有一种更伟大的存在。

苏莱曼长期与不同信仰的人保持着友谊。10 月 7 日之后，这些关系受到了什么影响？“复杂，非常复杂。”这不只涉及穆斯林和犹太人。在他看来，基督教锡安主义是美国对以色列那种坚定不移、无条件承诺的根源。这对巴勒斯坦基督徒来说是毁灭性的：以色列可以轰炸加沙一些最古老的教堂，禁止巴勒斯坦基督徒前往圣墓教堂、伯利恒和耶路撒冷的圣地，而美国的许多基督徒却背过身去。面对种族灭绝，他对人们有更高的期待。有人告诉他，他们想说话，却说不出口。他说，这还不够。他宁愿关注那些站出来、立场一致的声音，也不愿盯着那些失职的人。反伊斯兰恐惧症的盟友，不能同时纵容反巴勒斯坦的偏见。他推荐了Reverend Munther Isaac 的圣诞布道《废墟中的耶稣》（Jesus in the Rubble），并提到路德宗牧师 Mitri Raheb。前共和党籍国会议员、巴勒斯坦裔基督徒Justin Amash 发帖说，他的家人死于一次教堂轰炸。苏莱曼的结论是，驱动这一政策的仇恨哲学，根源是世俗的。

批评者引用《古兰经》的经文，把伊斯兰教说成战争的宗教。苏莱曼说，客观按百分比算，《古兰经》中谈战争的经文比《旧约》或《新约》都少，也有研究可以佐证。比数量更重要的是语境：经文历时 23 年陆续降示，是对先知受迫害的回应。如果穆斯林相信遇到人就该杀，人类早就没有了，而现在全球有 20 亿穆斯林。他提到的历史，是穆斯林在医学、科学、数学等领域做出的贡献。穆斯林确实没有达到伊斯兰教的标准，但在暴力行为中，穆斯林所占的比例并不比其他信仰群体更高。那么，美国为什么流行相反的叙事？因为这种说法为国内外对穆斯林施加更多暴力提供了便利。针对主要是穆斯林国家的战争，还有两党政府都推行过的监控项目，都是例子。伊斯兰恐惧症很方便，它还能转移人们对其他暴力的注意，包括政府自身施加的暴力。

阿克萨之所以重要，苏莱曼说，是因为穆斯林尊敬所有曾在那里行走、礼拜过的先知。穆罕默德在“夜行登霄”（Al-Isra' wal-Mi'raj）那一夜，曾在这里带领其他先知礼拜，之后升天又返回。阿克萨还是第一个基布拉（qibla），即礼拜的最初朝向：在穆斯林转向麦加之前，礼拜时面朝的是耶路撒冷。伊斯兰教有三大圣地：麦加、麦地那和耶路撒冷。看着士兵践踏礼拜者，喷洒臭鼬水，在斋月里施放催泪瓦斯，按身份证件类别或年龄阻止人们进入，这让人痛苦。然而，一个人的神圣，仍然大于任何一座礼拜场所的神圣。他说，先知穆罕默德曾对克尔白本身说，信徒的尊严比这座建筑更有价值。在他心里，加沙的一个孩子、瓦埃勒·达杜赫这样的人，比阿克萨还要重要。这座清真寺仍然是穆斯林身份认同和巴勒斯坦事业的核心。它是先知之地，就应当以先知的方式对待它。

10 月 7 日之后，苏莱曼看到美国有许多年轻人开始对伊斯兰教感兴趣，其中包括一股《古兰经》TikTok 热潮，有人第一次读《古兰经》，并在视频里分享。他认为，这些人看到加沙人身处人间地狱，却仍以信仰而非粗话或绝望说话，于是开始追问其中的秘密。他从未见过这么多人皈依伊斯兰教，还有更多人只是对这一信仰的“工程学”（engineering）有了欣赏。作为入门，他推荐了 whyislam.org 和雅金研究院的网站 yaqeeninstitute.org，然后说，没有什么比得上去一座清真寺。走出舒适区，让你的世界变得复杂一些，去听一场讲道，去认识人，去提问。穆斯林喜欢被问到自己的信仰，因为他们已经厌倦了别人替他们谈论。巴勒斯坦人对巴勒斯坦问题，也是如此。他开玩笑说，皈依只需要 20 秒：没有水池，也没有洗礼，只需念沙哈达（Shahada），即见证独一的神，并见证穆罕默德是最后的使者。这意味着接受六大信条，包括相信耶稣、摩西和亚伯拉罕。之后是礼拜、斋月、按留存财产的 2.5% 缴纳天课（zakah），以及有能力时朝觐（Hajj）。苏莱曼说，许多人发现的美，在于简单：一位神，一个人类，一群先知，一个共同体。

对一个巴勒斯坦裔美国人来说，今年的斋月会格外艰难。苏莱曼希望斋月前能停火，之后转向重建。每个斋月，针对巴勒斯坦人的侵害似乎都在加剧；斋月最后十夜对阿克萨的冲击，让整个穆斯林世界的斋月都变了味。这一次，如果杀戮继续，他们就等于走进了一场仍在持续的种族灭绝之中。社区里的气氛沉重到他从未见过。自 10 月 7 日以来，每一场讲道都必须提到这件事。他身边的人，有人失去了 20、30、40 位亲人。如果难民开始抵达，或者有病人经埃及转来，这件事会变得更加贴近个人。他反复想起的一节经文出自《麦尔彦章》：“你的主不会忘记。”他们的希望寄托在造物主身上，寄托在来世。神会恢复一切，今生不行，来世也会。苏莱曼说，加沙人拥有那团永恒的火焰，因为他们从来不曾被物质世界挟持，也从未真正拥有过它。“除非你相信地狱之外还有天堂，否则你无法在人间地狱中活下去。”

四五十年后，他希望看到什么？他没有从边界谈起。他说，随着难民人口增长、狂热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抬头，以及气候变化带来的大规模流离失所，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模式正在变得难以为继。世界要作为一个整体来运转，不能再让各国把边界之外的人，以及边界之内与自己不同的人，都视为威胁。人们必须开始把人当人看。是什么让他在火中一直走下去？他不认为有谁能给他成功或失败，除非得到神的许可。他不从观众那里寻求动力。他想成为一个更大计划的一部分。他从加沙人的韧性中获得激励，也从父母、祖父母，以及那些拒绝被抹除的巴勒斯坦人身上获得激励。能量来自上方，榜样就在身边。弗里德曼感谢他在艰难时期发来的私人问候，最后引用金的话作结：道德宇宙的弧线很长，但它终将弯向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