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在树下学会的，是拿捏暴力的分寸

一个十岁或十一岁的男孩被派下楼，去折公寓外那棵树上的一根树枝。接下来落在他身上的，就是那根树枝。站在树下，他必须算一笔账：这根树枝有多粗，折断之前能弯多少，此刻父亲的怒气又处在什么刻度上。拿回来的太细，就会被再派出去一次；太粗，后果就更糟。还有一条皮带，带扣是凸出来的，如果那一面打在皮肤上，会真的很疼，所以他得记住，要把带扣那一面朝里翻过来。

这是 Chamath Palihapitiya 讲给 Lex Fridman 听的第一个故事。他是 Social Capital 的创始人兼 CEO，也是 Facebook 早期的高级管理者，还是 All-In 播客的四位主持人之一。谈到挨打，他的口吻像是在复盘一个已经结束的项目。被问到在一个失调的家庭里、靠福利金长大的童年中，最艰难的时刻是什么，他没有顺着这个问题的字面去回答。他说，在一个以身体和心理虐待为常态的家里，你时时刻刻都处在高度警觉之中。那种状态是持续不断的。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些难得的安全时刻，就被刻得更深。

他举了数百个小例子中的一个。你走到门口，推开门，脑子里唯一的任务，就是尽快再走出去。“你走进这个家，基本上你只是在努力熬到能离开这个家的那一刻。”一旦这套系统装进去，就很难卸载。孩子在那一刻练就的，是拿捏暴力强度的本事，好让接下来的几分钟能熬过去，靠的不只是硬扛。

五年级或六年级时，他自愿去学校的幼儿园帮忙，给小朋友们收拾善后。学年结束时，老师带他和另外两个孩子去了 Dairy Queen。他从来没进过餐馆，家里也没有这笔预算。汉堡、薯条、一杯可乐，还有一个 Blizzard。坐在那里，他心想：这是什么？“我觉得自己太特别了，”他说，这句话的重点落在“太特别了”上。大多数人会把周日的快餐当成寻常事。对他而言，那是世界第一次把一样东西递到他手上，而别的孩子想都不用想就能得到。

第二个画面更具体。家里没有车。他跟着母亲去买菜，学会了用优惠券，专门去找打折的东西。他们住的地方附近，有一家叫 Loblaws 的连锁超市，每年年底都会把一块芝士蛋糕从 7.99 美元降到 4.99 美元。父母每年买一次，前前后后大概六七次。他和两个妹妹坐在电视前看除夕节目，把蛋糕切成五块。那感觉就像拥有了一切。在这套算术里，幸福与标价几乎没有关系，而与这样东西离日常生活有多远关系极大。

这两个画面，都是由别人的善意搭建起来的：一位幼儿园老师，还有一对在极度匮乏中仍记得买蛋糕的父母。他对那些年的总结是：一个高度警觉的循环，中间被几次发自内心的善意打断。Lex 问，那个循环现在还在他身上吗？Chamath 说，设身处地想想一个年幼的孩子，核心的教训是你一文不值。世上没有哪个孩子应该承受这种东西，所以如果它落到你头上，唯一能解释的，就是你不值得被好好对待。这个判决一旦写成，成年后的行为大多就只是一层层的补丁。

他说，放下怨怪花了很长时间。前三十五年，他把记忆分门别类地隔开，躲着不去想，转而四处寻找外界的认可。考上好大学，找到好工作，赚很多钱，用车子和衣服证明自己值得被爱，试图去填补一个很深的窟窿。窟窿没有被填上。接着，在六个月之内，他失去了最好的朋友，也失去了父亲。堤坝垮了，因为分隔的办法只在那个提醒你为什么要砌墙的人还在身边时才管用。提醒的人一消失，这套机制就失效了，他被迫陷入了一段失和的日子。

接下来他做的事情很不煽情。他给父亲的人生做了一次善意重构（steelman）：从对方的角度把一切重新走一遍，直到找到一个可以立足的同情点。然后，他对母亲也做了同样的过程，并判断她不完全只是受害者。她神志清醒，身体健全，当时也在场。“我从来没有为他们的所作所为辩解，但我已经能够原谅他们的所作所为。”他给出的理由是，父母做了那件最关键的事：他们移民，放弃了一切，留在加拿大，一点点攒下足够的钱，让他和妹妹们有了机会。

三十五岁上下，按照任何一般的标准，他已经算得上成功。可他父亲不在乎。头衔、钱、报纸上的剪报，没有一样能打动他。这位老人在意的是品格，是 Chamath 怎样对待自己的家人，以及当他不在了的时候，Chamath 是否已经准备好领导这个家。这让他耿耿于怀。他原以为自己抵达的是一条终点线，终点会颁发奖牌。他轻声告诉 Lex，父亲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你”。他不知道这是不是正常的，但对他来说，那就是正常。他一直在等一枚迟迟不来的金星。后来他认为，父亲是用自己的办法赔礼：握着他的手，手指彼此交扣。两人的关系确实修复了，只是修复发生在父亲去世之后。

钱能买来幸福吗？他说，买不来，但它能买来一层舒适，让你有余裕把这个问题的音量调得更大。想象桌上摆着一百样东西，旁边立着一块牌子，写着“幸福在此”。世界用天鹅绒绳把这些体验隔开，于是价格越高，看上去就越幸福。住公寓的人羡慕有房子的人，有房子的人羡慕更大的房子，而那个人又羡慕拥有私人岛屿的人。开车的人羡慕坐飞机的人，坐飞机的人羡慕坐商务舱的人，坐商务舱的人羡慕头等舱的人，头等舱的人又羡慕私人飞机。大多数人走到第五、第六件，就以为幸福真正藏在第七件到第一百件之间。“我试过一百件，又回去，然后试到了 400，”他说。幸福并不在那里。

他引用了一项研究，同时说明自己不确定它是否可靠。研究认为，金钱与幸福感之间的相关性在约 5000 万美元时达到顶峰。超过这个数额之后，你已经有了房子、舒适的生活，家人也被照顾得很好，于是只能去琢磨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更多、更好，并不是答案。”你走的是一条只属于你自己的精确旅程。“你玩的是一场只有你自己是玩家的游戏。其他人都是闯入者，”而设计这套玩法，是你自己的工作。他承认，自己仍然会退回去，四处奔走，问别人怎样做才能让他们更喜欢自己。这条路是死胡同，从来没有行得通过。

在他看来，金钱最糟糕的作用，是把你的人格放大成一幅 360 度全景图。社会暗示，钱越多，人就越好，事实上也比钱少的人更有价值。这同样是谎言，但众人的关注很容易让人变成自己的漫画。接着他把这个说法翻了过来。在硅谷，一个人一旦拿到大笔的钱，往往就会变成他本来注定要成为的样子：更友善，更好奇，也更混账，更抠门。社会给了他们一张出狱免费卡。面具还在，但对他们的期待降低了，于是你能看见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性情。这很有用，它让你能很快分辨出，谁能给你的游戏加分，谁是拖后腿的人。

Lex 问，金钱会不会让他与现实脱节，无论是作为一个人，还是作为一个观察文明的分析者。Chamath 说会，因为金钱是一种抽象，它让你可以停止在意。接着，他引用了 René Girard 的模仿理论：我们争夺的是那些被告知很有价值的稀缺之物，比如 Twitter 上的粉丝、金钱、赞誉和名声；而 Girard 为这个循环提供的唯一出口，是替罪羊。他认为，眼下光是成功，就足以让一个人成为那只本该释放世界紧张情绪的替罪羊。他觉得这一步是走错了的。如果你把自己变成了一幅漫画，并把自己喂进那套结构里，那你什么也没有推进。

他的外号是“Dictator”（独裁者），这个绰号来自扑克。他们自家的牌局一片混乱：大佬们自尊心都很强，总有人趴在栏杆边围观。总得有人立规矩、讲卫生。他在意牌局的完整性，总得有人愿意喊停。人们让他别再发号施令，这个名字就这样留了下来。被问到史上最伟大的牌手是谁，他毫不犹豫地说：Phil Hellmuth。单挑（heads up）是计算机给你优势最大的局面，因为它最容易用博弈论最优（GTO）来求解。再加入第三个人，这些建议的价值就会断崖式下跌。Chamath 说，在对阵排名前二十、训练得像 AI 一样的常规选手的一系列单挑中，Hellmuth 几乎全部获胜。这意味着他的打法与 GTO 呈正交关系，在上面叠加了人类的判断：在这个局面下，我应该打 X，所以我打 Y。Magnus Carlsen 在国际象棋里也做着类似的事，走出奇怪的变化，直到第六步，已经没有 GTO 的应对了。接着，Chamath 说出他认为仍然更强的一个人。他说，Phil Ivey 是这个圈子里最全面、最冷静、最嗜血的猛兽。Ivey 能看穿你的灵魂，看到你希望他停下为止。两人交过手。“他把牌局碾碎了。”

被碾压是什么感觉？Chamath 把扑克看成其他系统的缩影：经营公司，投资。成功就是正的期望值。你会有一些牌打得完美，但仍然会犯错；他也一样。“你的失误减去我的失误，就是优势。”如果他犯的错比你少，他就赢钱。把这个道理套用到公司上：你手里有一批人力资本，而你会在产品上做错，会对它错误定价，或者在人员配置上过度投入。你的客户面对的替代选项，也都在犯错。他们的失误减去你的失误，就是谷歌、Facebook、苹果的期望值。套用到投资上：每一次你买入，都有人在卖出。有人以每股 40 美元把谷歌卖给了你，而你一直持有。对方的一个大失误，减去你的一些小失误，就是你赚到的钱。

别人的失误，你能做什么？几乎什么都做不了。那是别人的牌局。你可以设法影响他们，甚至在理论上去破坏他们，但那只能算边际上的优势。他说，人生的成功，归根结底取决于你如何控制自己的失误，而控制的方法，恰恰是多犯一些错。你必须冒险。你想要一段深入连接的关系，光待在家里是得不到的。你得出去，保持真诚，给自己一个受伤的机会。如果你受了伤，那是他们的失误。如果你不真诚，那是你自己的失误。社会告诉你不要犯错，因为它会审判你。成功的人则明白，真正带你抵达目的地的，是犯错的周期。你去观察这些错误，弄清它们的根源是心理上的还是认知上的，然后把它修正。

Lex 追问：你说“失误”的时候，是不是总在拿某条理想的 GTO 路线作比较？Chamath 承认，“失误”是个不好的代理词。他之所以用它，是因为这是社会使用的词，最能引起共鸣。真正的名字应该叫学习。Lex 拿神经网络的损失函数打了个比方。“失误”这个词的副作用，是让人变得保守。把语言的重心转向最大化成功，人们就会承担更多风险。Chamath 补充说，更具腐蚀性的是，社会奖励的总是传统的选择，而且常常根本不让人去面对失败的处境。顶尖学校就是例子。不存在一个反事实的世界，让同一个 Lex 既去了 MIT，又去了俄亥俄州立大学。没有这种对照，系统就无法追求真相。它只能告诉你，如果你没考进去，你的人生就完了。

高中时他几乎没有朋友，只有几个点头之交。高度警觉伴随着羞耻。他不想把任何人带进那个家，也无法想象自己会被人接纳。出乎意料的回报是，身边没有人替他定义应该期待什么，于是他逃进自己的脑子里，给自己设定目标。他在渥太华长大，那时正赶上电信行业的繁荣期：Nortel、Newbridge Networks、Mitel、Bell Northern Research。他读《福布斯》和《财富》，盯着富人榜看，告诉自己将来也要成为那样的人。也许那些人并不是他真正想成为的样子。他们是一根救命绳，给野心指了个方向，让他的心智保持了相对完整。如果当时他身边有一个生活在正常中产家庭里的亲密朋友，他大概就会向往那种生活。可他从没见过，所以他也从没想要过。

在最好的一年里，他父母两人加起来的收入是 32,000 加元，一家五口。大多数年份只有两万出头。他从十四岁起就开始打工。最糟的工作，同时也是最好的一份，是汉堡王的打烊班，从晚上 6 点干到凌晨 2 点左右。渥太华紧挨着魁北克边境。安大略的饮酒年龄是 19 岁，魁北克是 18 岁，那一年的差别就很关键。他认识的同学会跨过边界去喝醉，回来后吐得一塌糊涂，把店里搞得一团糟。打烊之后，他要把这些全部收拾干净。这份工作让他明白，自己不想一直干这种活。但它并没有推动他去追求中产阶级的安稳，因为他没有见过一个可行的、这种生活的样本。他的渴望，是由两个他从未见过面的本地富人，以及杂志上对比尔·盖茨和巴菲特的专访所框定的。

在 Facebook，公司一边摸索，一边定义 Web 2.0 的那些年，他和扎克伯格申请了一些如今听起来已经很平常的专利，包括 cookie 和跨站 JavaScript。他创造了“数据科学家”（data scientist）这个词，因为一位来自谷歌、物理学博士出身的人，不肯接受“数据分析师”这样的头衔。“你可能认识的人”（People You May Know）是 Facebook 第一个真正规模化的机器学习产品，它采集通讯录，猜测缺失的关系，并用简单的连接运算让关系图变得更密集。命名由扎克伯格负责：新闻流就叫 News Feed，而不是听起来像药名的发明。Chamath 引用贝索斯的说法，事情成功之后，人们总会编出一套叙事谬误，因为它能喂饱自我。诚实的版本是：他们是擅长概率思维的人，想尽快把错误犯完。“快速行动，打破常规”（Move fast and break things），用社会上的话说，就是要快速犯错。他每周主持一次会议，唯一的目标是看到 1000 个实验，从最蠢的到影响最大的都有。大家因为尝试而受到表扬。十二次实验，十二次失败，你就是最棒的。

Lex 请他分别替“快速行动，打破常规”的正反两方做一次善意重构。这句话后来已经被浓缩成一个有毒的硅谷的简称。Chamath 说，正方的理由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的空间，增长得比我们所知道的快，因此失败模式必须被视为常态。获取知识的速度才是胜负所在，只要你积极地吸取教训，这就不意味着草率。反方的理由是：一个系统一旦足够大，开放式的实验就会产生一些事先并不清楚的社会影响。假如立普妥（Lipitor）对除南亚人以外的所有人都有效，那么一万次实验就可能夺走数百万人的生命。波音不会为了 2% 的效率去重塑一个机翼，而创业公司发布一个功能却可以这样做。当一个行业变得关键时，你就得放慢脚步。Lex 担心，Facebook 和 Twitter 是在摘走了一颗最容易摘的果子之后就急速扩张，而没有去探索剩下的可能性空间。

如果让 Chamath 执掌 Facebook 一天，最大的机会，就在于尽可能地接近 AGI，元宇宙算不上最大的机会。35 亿月活用户，既有认知信号，也有情绪信号，还有最好的机会去做出一个多模态模型，能够预判一个系统应当如何对刺激作出反应。这要怎样赚钱？时间一长，你会成为 Spotify、电视，甚至是那辆知道你该去哪里吃饭的汽车底下的推理层，然后把它授权出去。他说，能长久存活的公司，都会悄悄地往技术栈的下层走。你绝不会为了生存而往上层爬。苹果从软件一路走向裸机。谷歌把信息组织成了一个底层基质。如果你足够幸运，成为了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应用，那就开始往下挖。越是消失在幕后，你就会变得越大，也越难被取代。

在他看来，未来十到十五年，两大构造性的转变会让这一切成为可能：能源的边际成本趋近于零，以及算力的边际成本趋近于零。太阳能加电池墙，已经是有史以来最便宜的时候了。这个成本与账单之间的差距，源于约 1700 家美国公用事业公司的监管俘获，它们守着一张脆弱的电网。未来十年升级输电线路，是一项 2 万亿美元的工程。与此同时，一亿户房主可以在任何天气下变成一座座小型发电厂，并把多余的电卖回给数据中心。用 Clayton Christensen 的话说，跨越鸿沟只有两种方式：要么把价格砸下来，要么让产品变得不可或缺。纯电动车和屋顶太阳能属于前一种，如今补贴让这笔账变成了能赚钱的生意。他认为，亚马逊或家得宝会想要拿下这一亿户房子的客户关系。如果能源不再需要进口，那么大量围绕资源展开的战争就失去了理由。

在算力方面，有人说 2 纳米、3 纳米晶体管意味着摩尔定律已经终结，他对此并不以为然。他说，应该盯着每秒万亿次浮点运算看，尤其是 GPU 和 ASIC。五年后的 10 亿美元，能买到的机架，可以训练出今天的 10 亿美元都无法训练的模型。所以，如果让他执掌 Twitter 或 Facebook，他会把它们放到 AWS 上。在 2020 年代和 2030 年代，每个人都应该待在公有云里，因为底层的核心部分，比如 Snowflake 之后的数据库、带有 AI 层的分析，如今都有超过 1000 亿美元的市值在背后推动迭代。自建数据中心，会让组织承受与整个行业对齐的压力。特斯拉是那个证明规则的例外：和 iPhone 一样，最好的汽车必须从底层开始掌控。系统集成商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是赢不了的。

他根本不会去做一个社交网络。头十年，平台为苹果和谷歌攫取了数万亿美元和数十亿用户。下一波浪潮，也就是 Facebook、腾讯、TikTok、Twitter、Snapchat，把这些平台拆散成了碎片，又以同样的方式攫取了一轮。下一个原子级的单位就藏在眼皮底下，那就是创作者。他说，Lex Fridman 和 MrBeast 在五年内都将接近十亿人；他们还没有攫取到数万亿，也许他们根本不想去攫取。创作者已经在运营自己精选的信息流和社群。这正是趋势所在。如果 AGI 成为推理层，创作者仍然可以为一个更聪明的生产者支付一笔抽成。不过，首先得解决网络内部一个已经坏掉的东西，而他认为那不是技术问题。“围攻式刷屏”（brigading）确实存在。真正的问题是心理上的。人们失去了对自己的信心，而这一点，表现为评论区里一种恶毒的排斥。

他说，你可以发一条帖子，讲自己从火场里救出了一只狗，结果仍然招来仇恨。试着替评论者做一次善意重构：我守规矩，我很努力，可我并没有在你认可的价值体系里得到回报，这让我很愤怒。他的父亲以前喝醉了，就叫他出去折一根树枝。今天，人们则是去 Twitter 上发泄。一个想要做大做密的网络，必须针对这个边缘情况去设计，因为毒性会毁掉产品，哪怕像素再完美。他看到了两种可能的办法。现实身份认证会给刻薄言论加上成本，但也会因为害怕报复而压制言论。一种经济性的叠加机制，也就是你想说得越多，就得付出越多，能在保留更多言论自由的同时，让说话不再是没有代价的。他倾向于后一种。Lex 提出了第三种选择：一个个性化的算法，以长期增长为目标，既有刚好够用的批评，也有刚好够用的多巴胺。Chamath 说，那就是一个富有同理心、全面发展的 AGI 朋友。他认为，对计算机来说，认知其实已经是个解决了的问题。真正难的叠加层是同理心，也就是原谅却不为之开脱的能力。

特朗普该不该被 Twitter 封禁？不该。Chamath 对双方都做了善意重构。支持封禁的理由是：这个人鼓吹对抗，缺乏体面，游走在违法的边缘，而且一旦被逼到角落，可能会让信徒去做出一些让民主受创多年的行为。反对封禁的理由是：一个经过合法选举产生的声音，借助极端性，展示了封闭的机构如何保护自己的阶层；而把他噤声，恰恰证实了第一修正案是一场被操纵的游戏。Lex 设想，Twitter 看了一项指标，显示产品让人多么难受，于是把责任归到了特朗普身上。Chamath 的反对理由落在衡量上。平台过度重视活跃的评论者，也许每一百个消费者中只有一两个人，却把他们当成了整体的幸福感。封禁背后没有任何科学方法，这一举动暴露出深层的机构偏见。总的来说，他希望总统和有争议的声音都留在平台上。

谈到 Kanye West 的反犹太言论，Chamath 同样做了双方的权衡。一方面：他是一个能影响潮流的人，他的话传遍世界，对这种种族主义没有任何容忍的余地，尤其是出自一个言论会被放大的人。另一方面：人生会从和谐走到失和，再走向修复。经历过复杂离婚的人都知道，那个时刻有多么失和。因为 Kanye 很有名，公众看到的是一个可能需要帮助的人。这些话无可开脱。但朋友们依然应当帮他。Chamath 说，自己的离婚也让他痛彻心扉。最难的部分是告诉孩子们。在那一刻，既没有名气，也没有钱，只剩下“核心家庭”这一观念的破灭。他为那三个孩子的韧性感到由衷的骄傲。

每当他觉得自己明显不如别人时，那个毫无成效的循环，就是丢掉内心的认可，去做一些能让别人注意到他的事。修复来自他遇到的伴侣 Nathalie，她既有同理心，也有担当。他难相处的时候，她能设身处地站在他的位置上，然后却不肯轻易放过他。他称她为友谊里的勒布朗·詹姆斯，是那个分布里的 GOAT（史上最佳）。一句他从前从未真正理解的非洲谚语，“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走得远”，终于触动了他。打从出生起，他就用一套糟糕的工具独自应对一切。五六年间，她把他从木棍带到了磨尖的石头，再到火，最后到锻造的刀。他还有一个朋友 Rob Goldberg，无条件地爱他，几乎从不要求他负责。他认为，大多数人身边一个这样的人都没有。从外面看，Kanye 正处在一个比低谷还低的时刻，他在寻求关注，就像那些没在健康家庭里长大的人常做的那样。一位医生曾告诉他，自我价值感可能是一团乱麻里的一个死结。要做的，就是慢慢地、不可预测地、长时间地把它们一个个解开。

这就是 All-In 的背景。他说，Jason Calacanis 的忠诚超出了理性的程度：那是那种哪怕是要帮你处理尸体，也会随叫随到的朋友。另一面是，J Cal 不相信别人对他的爱能像他爱别人那样多，而这种落差会让其他人抓狂，也正是这档节目好听的原因之一。David Sacks 是 Chamath 情感上联系最深的人，他们可以一年不说话，然后一聊就是四个小时。David Friedberg 同样有过动荡的成长经历，他赢得尊重，更多是因为他走过的路，而非结果，还因为他把孩子们放在生活的重心。Sacks 从哲学和历史的内核出发推理；Friedberg 则把事物抽象成系统。Chamath 说，争论而不至于闹到你死我活的秘诀，在于观点要强烈，但持有的程度要弱，并且愿意去替你可能并不相信的立场做善意重构。他们有时会在剪辑中去掉“让我们来做一次善意重构”的开场白，粉丝应当按这个方式去听这些争论。

“能源趋零”不是一时兴起的即兴发挥。他为此花了两年时间。逻辑树是一幅马赛克，它的根是能源的增量成本趋近于零；家庭与公用事业公司之间的对立，只是其中一根枝杈。他用几千万到一亿美元的投资去检验那些短线，依据概率、下行风险，以及自己承担得起多少次失误来决定投资规模。之后，他再重新做一遍承销式的评估。他是偶然走到这里的。Fortress 的 Drew McKnight 请他为一家稀土矿企的 IPO 做背书。Chamath 原本以为，在硅谷，支持一座矿山会让他被整个圈子口诛笔伐。Jim Litinsky 则带他梳理了能源、供应链，以及美国与中国的对比。他做成了这笔交易，之后又做了另外七笔，赚了钱。更重要的是，他犯了足够多的错误，从而看清了一个论点。“你只要还在等待完美，才去押注自己或一家公司、一段感情，或者别的什么，那就已经太晚了。”

从这个角度看，他读解乌克兰战争。美国拥有能源盈余。资本开支高效、又有利于气候的太阳能，是一股顺风。我们当下也处于非零利率的环境中。他指出，二战时期的 10 年期利率大约是 1.07%；其他战争往往会迅速开始、迅速结束，因为当钱不再是免费的时候，长期的战争很难融资。按照 Chamath 引用的数据，拜登政府的可支配预算约为 1.58 万亿美元，而下一年的利息支出约为 4550 亿美元，相当于每一美元预算中有 29 美分要用来付利息。在能源自主的方向上冲刺，同时又无法在 5% 的利率下为战争承销数万亿美元，那么美国与俄罗斯开战的可能性，除非出现核武这类道德上的越界，看起来就很低。做一次善意重构：假设普京动用战术核武器，他最大的两个能源买家，印度和中国，已经在劝他放慢脚步；而他会成为二战以来第一个跨过那条线的人。撇开军工复合体的喧嚣不谈，金融和资源方面的理由，让战争变得更不可能。他认为，在零利率的世界里，我们早就身处战争之中了。Jerome Powell 不断加息，“大概比任何其他人都更能阻止[战争]”。

如果看不见的手如此强大，那普京当初为什么要发动入侵？Chamath 说，他不知道。他补充说，这里没有专家，连 Phil Hellmuth 也不是。理论上存在一组最优决策，但只要对手把你带离了 GTO 路线，你就必须随之调整。动用战术核武器将是极其悲哀的时刻；他认为，世界和乌克兰人都有足够的韧性去克服它。他怀疑，拜登团队尽管有老年政治的种种代价，却留着一份尚未启用的“破窗”预案，即金融制裁，再加上欧洲的经济衰退，这会在美国输送液化天然气的同时，缓解能源上的困境。Lex 觉得文明正悬于一线。Chamath 希望普京能多陪陪自己年幼的双胞胎孩子。他说，看着自己的孩子，很难不去想保护未来这件事。

给想要打造下一个 Facebook 或苹果的人的建议，要先从一句警告说起。如果你的前提是要先做成一件成功的事，那你已经输了，因为你是在玩别人的游戏。从外部看到的成功，是一个脆弱的定义。他认识不少比他富有得多、却已经彻底崩溃的人。他看到 TikTok 上那些骑着自行车的孩子，会想起自己当年没有的东西，而那看起来就像成功。如果你立志要赚一百万、一亿、十亿，你就一定会失败。把重心放在影响力上，你可能会变得非常不快乐；幸福可以是它的副产品，但你应该首先去追求个人的幸福。马斯克就是一个被逼到不得不牺牲这份幸福的人。Chamath 一时兴起买了一瓶 Burnt Hair 香水，把收据发了邮件，八秒钟后收到了一个笑脸。他希望这些平凡的小举动能被看见，因为马斯克生活的其余部分实在艰难得残酷。为什么像马斯克这样的人这么少？也许地球上只有大约五十个人，面临这样的选择；也许其中有十个人得睡在工厂的车间地板上。就算给再多钱，Chamath 也不会去坐那个位子。

对于一家想要做大事的公司来说，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在他看来有点愚蠢。它会让你变得有局限。你需要全身心投入，而且要用严格的边界去界定这种投入。他的流程单调而有纪律，一直都是如此，除了例外的时候；而那些例外，也是有纪律的。把投资压缩成一个数字，就是年复合增长率，就像篮球上的伟大，是一个职业生涯里的总得分。他的复合收益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超过了 30%，他心目中的英雄们也一样。而他现在认为，下一次跃迁是哲学层面的：一个由某种哲学创造出来的系统，他正在努力触碰，却只有放手才能突破。他总是回家吃晚饭。假期和周末都是定好的。他 6:45 起床，给孩子们做一顿不完美的早餐，再做一杯拉得很标准的拿铁：20 克进、30 克出，耗时 30 秒。8 点到 9 点，他练分化训练（推、股四头肌、拉、腿后肌群）；9 点到 10 点，他和心理治疗师谈论如何松开童年的那些死结。午饭在家里和 Nathalie，以及他们一岁大的孩子一起吃。周三是阅读日，除非遇到紧急情况，否则不开会。周五以夫妻心理咨询收尾，这是正式地和周末告别。

会议通常只开十到十五分钟。真正有价值的仪式，不在会议本身，而在于尊重团队的时间，让别人也能按时回家吃晚饭。比起一个滔滔不绝的人，他更尊重那种两年都不开口、然后说出一句不那么显而易见的话的人。Facebook 之后，他创办了 Social Capital。他不太愿意给建议，但他认为，决定成败的招聘失误只有三类：一是普通的表现者，但人品非常好；二是没有坦诚地展示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其品德要到后来才暴露出来的人；三是表现极为出色，却不是一个好人。第一类人，他把他们比作软骨。只要不是非换不可，你就不会去替换它，前提是他们占比不超过公司的一半，并且与一个世代级的天才只隔一两度，比如一位勒布朗·詹姆斯，或者一位科比，这样他们才能感受到卓越是什么样子。他说，另外两类人会注入毒素。开除他们。当他遇到一位正在融资的 CEO，他从不要求看简历，也几乎不看业务。他会花几个小时，只说八到十个词，同时留心那些会导致这个人失败的偏见。当然，势头一起，规则就被抛到一边；然后，硅谷就会一拥而上。

他自己的成绩单，是一种自我施加的纪律。十一年间，在数十亿美元的投资上，赢家与输家的比例为 23 比 1。他与红杉资本、Accel、Benchmark、Kleiner 等机构的相关性，尽可能接近于零。在一个狂热的市场里，这意味着孤独；而在市场崩溃的时候，它却显得弥足珍贵，因为正是相关性，会把一次爆雷变成传染。公开的失误是这份工作的一部分。他指出，即便是最优秀的射手，命中率也只有 52% 左右。对手的防守你控制不了，你能控制的是准备。被问到谁会成为世界上第一位万亿富翁时，他仍然说是能源转型。在他的哲学里，大部分财富并不属于你自己：出生的地方，恰好夹在婴儿潮一代和千禧一代之间的年龄，就像巴菲特夹在沉默的一代和婴儿潮一代之间那样，以及在硅谷之风刮起之时，恰好跌跌撞撞地进入了电气工程。直接的贡献，则是最后一个变量。清洁而充裕的能源，将重塑数十万亿美元的 GDP；如果你拿下了一家公司的三分之一，而这家公司又占据了一场 10 万亿美元转变中的 30%，你就抵达了 1 万亿美元。他希望在“元素周期表的郊区”多做些工作；他不相信，如果没有材料科学上的飞跃，今天的核能能够超越实验台的规模。他已经有一年时间，在室温超导体的周围徘徊。他认为，零能源与零算力，还会让计算生物学取代湿化学。

硅谷没有完蛋，但它正处在一个艰难的时刻。他这一代人，包括 Andreessen、扎克伯格、Dorsey、马斯克和 Sacks，在成为政治家、对更广泛的系统表现出同理心方面，做得并不好。想要生存，就得从“快速行动，打破常规”转向“找到正确答案，并且愿意花时间去找”。他曾考虑竞选加州州长，最后打消了念头；但他仍然认为，科技界人士应该与华盛顿合作，而不是对它嗤之以鼻。谈到“觉醒”（woke）式的运动，他又回到了 Girard：模仿，争夺稀缺的资源，然后组织起来驱逐一个替罪羊。除非那个人确实有错，否则这个循环还会继续。极左和极右都在争夺某种稀缺的东西，而中间的大多数人其实早已知道，替罪羊并不是原因。这套机制正在衰败。Jordan Peterson 在 Lex 的节目里说，自己曾经被“取消”过无数次，却仍然留在原地。Chamath 被“取消”的规模，其大小一点也不小。一位 CEO 朋友给他发来了一份一步一步的手册。核心思想是：为你能控制的事情道歉，而不是为别人的错误道歉，并且要让这份道歉是真诚的，因为人们能看穿那种空洞的道歉，也能看穿接受它的那群人。

他不喜欢给建议，却还是说出了一句他希望当年有人告诉过他的话。“我们人人平等。”你将与内心的一个魔鬼搏斗，它会告诉你，你不如许多其他人，而原因要等你长大很多之后才看得清。去找那些远方的人，就像他当年从杂志里找到那些人物原型一样；或者找一两个真正亲近的人，让他们提醒你这并不是真的。否则，你就会向那头野兽屈服。这并不是世界末日，你还是会恢复，但这需要大量的精力，有时停下来会容易一些。如果你有很棒的父母，那就去拥抱他们。然后去做那些能让你获得认可的工作，在那里你能感受到自己的精通，并且不在乎别人怎么想。如果你没那么幸运，就相信你的朋友，或者相信他。在你感到自己低人一等的那些时刻，调节自己的反应，就是保留选择余地的办法。他至今仍在与之搏斗。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比别人更好，他只是把“比别人更好”表现出来，作为一种补偿。目标只是能像其他人那样感受世界，假定他们拥有一个正常的人生。

他是否信任自己拥有绝对的权力？不信。他仍然布满偏见，也不想承担那份重量。有一次，在一场大型的家庭牌局里，他不得不裁定一个 100 万美元的底池，而裁定的结果对他自己有利。他恨不得给自己一枪。他打牌，是为了在对阵职业选手时被逼到自己能力的边缘，而他喜欢以小幅的优势取胜。以那种方式赢下，因为那是他自己的牌局，让他觉得恶心。而裁定另一侧的那位先生，又让情况更糟。Lex 说，那正是你真正希望掌权的人，而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系统，它偏偏产生不了这样的人。

在他看来，生命的意义，就是有机会好好享受这一路的风景。他并不太相信遗产。他希望自己会被遗忘。少数人因为正面的事迹而被记住；而被记住的那部分，大多是负面的，况且他总归也会离开。乔布斯的妹妹写道，乔布斯临终的话是：“哇哦，哇哦，哇哦。”Chamath 把这句话理解为：家人在身边，还有你做过的那些酷炫的事情一闪而过，然后模拟又重新开始。万一这是真的，他并不想把这件事看得太重。他真正地爱过，也感受过和其他人一样的情绪；他从孩子那里得到过深刻的快乐，和朋友们一起傻笑，还有美酒、美食。到了某个时候，还要求更多，就会让他变成一个糟糕的人。“够了。”他提醒说，千禧一代和 Z 世代即将继承一大笔财富，他们最好在钱到手之前，先弄明白如何获得幸福。否则，他们会很痛苦。Lex 开玩笑说：“那就多去 Dairy Queen 吧。”Chamath 说，这招只灵了第一次。第二年，老师 Miss Bruni 又做了一次。第三次，效果就淡了。正是稀缺，让冰淇淋显得格外美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