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能避开伤痕，重点在于你怎么应对它

沃尔特·艾萨克森并没有给出一份操作指南，他给的是一个能让你并肩同行的人。你可以看到爱因斯坦在德国长大，身为犹太人；看到詹妮弗·杜德纳在夏威夷的一个波利尼西亚村庄里觉得自己是局外人；看到达芬奇从芬奇镇一路游荡到佛罗伦萨；也可以看到马斯克在暴力横行的南非长大，身边还有一位心理上很难相处的父亲。这次谈话的焦点，是马斯克新书里的一张照片：马斯克和金巴尔兄弟俩刚从一场反种族隔离的演唱会上下了火车，一个男人躺在路边，头上插着一把刀。两人踩进血泊，血黏在鞋底，怎么甩也甩不掉。

艾萨克森对弗里德曼说，那样的场面会留下一辈子都消不掉的伤痕。伤痕避不开，重点在于你怎么应对它。弗里德曼称艾萨克森是当世最重要的传记作家之一，他写过爱因斯坦、乔布斯、达芬奇、杜德纳、本杰明·富兰克林、基辛格，现在又写了马斯克。弗里德曼说，两人在录音之外已经聊了好几个小时。他希望，这本马斯克传记不管眼下引发多大争议，将来都能把童年艰难的年轻人引向世界上最难的那些问题。

弗里德曼开场就抛出了贯穿接下来两个小时的问题：艰难的童年，在伟大头脑的人生里扮演什么角色？是必要条件、催化剂，还是巧合？艾萨克森说，它并不是必要条件，童年幸福的人也能过得很好。不过，确实有很多非常有驱动力的人，是在驾驭童年留下的心魔。他引用奥巴马回忆录里的一句话：每个成功的男人，要么是在努力达到父亲的期望，要么是在努力洗清父亲犯下的过错。对马斯克来说，两者都成立。

马斯克和金巴尔向艾萨克森讲述了操场上挨打之后发生的事。马斯克被人推下水泥台阶，脸被打得很惨，金巴尔说他几乎认不出他了。他在医院里躺了将近一周。回到家，他被父亲埃罗尔·马斯克叫到跟前站着，挨骂一个多小时，父亲骂他蠢，还站到打他的那个男孩那一边。弗里德曼认为，这是马斯克一生中最具创伤性的事件之一，艾萨克森表示同意。

还有一所叫 Veld School 的半军事化营地，南非男孩常被送去那里。马斯克当时身材瘦弱，不擅长读懂社交和情绪信号，他自己谈起来时说，有阿斯伯格的特质。那样的营地让他受到创伤。第二次去的时候，他已经长到快一米八，还学了一点柔道。他想明白了：被打确实会疼，那就用尽全力一拳打在对方鼻子上。艾萨克森说，从那以后，“永远要打回去”的本能就一直刻在马斯克身上。

艾萨克森花了很多时间跟埃罗尔聊。埃罗尔已经没有埃隆的邮箱了，有时只好直接写信给这位传记作者。埃罗尔身上像《化身博士》那样，住着两个人：一个是很有天分的工程师，懂得在南非荒野里用云母搭营地，让营地不导热；另一个则会陷入黑暗的时期，进行纯粹的心理虐待。梅耶·马斯克早年就和他离了婚，她对艾萨克森说，埃隆最大的危险，是他会变成自己的父亲。马斯克自己也清楚这一点，他会谈起心里的恶魔，说有个叫 Diablo 的东西在他脑子里跳舞。格莱姆斯说，她能提前一两分钟判断“恶魔模式”什么时候会来。然后他又会突然缓过来，掏出手机给你看一段巨蟒剧团的小品，接着笑起来。

让弗里德曼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来自马斯克的第二任妻子 Talulah Riley，她与马斯克结过两次婚。她告诉艾萨克森，在这个男人心底，还站着一个大男孩，站在父亲面前。对他来说，爱与家庭都和那些心理上的折磨纠缠在一起。2008 年特斯拉快要破产的时候，他压力大到会呕吐，嘴里还会冒出父亲当年对他说过的那些话。金巴尔说他是个戏剧成瘾的人。艾萨克森看到，马斯克从那段童年里走出来，身上有很多面，几乎像是好几种人格：工程师模式、搞笑模式、魅力模式、远见模式，还有黑暗中的恶魔模式。

艾萨克森把这个比较落到了自己身上。他有一位最好的父亲，是新奥尔良的一名电气工程师，一辈子温和善良。这份幸运也许还带着一点诅咒。或许正因为如此，他没那么拼，也没那么狂热，不用急着证明什么。他得以去写马斯克、爱因斯坦、乔布斯，还有达芬奇。达芬奇被心魔撕扯，父亲甚至没有正式认可他的身份。艾萨克森说，童年温和的人心魔更少，驱动力也更少，他们往往会变成鲍斯威尔，而不会变成约翰逊博士那样亲自上场的人。他从没发射过可能飞往火星的火箭，没有推动世界走向电动车，也没有在工厂车间里通宵待过。遇到有风险的事，他会先算一算收益和损失。这也是为什么马斯克这样的人能把事情做成，而艾萨克森这样的人，只能把他们写下来。

弗里德曼问，对于童年艰难的人，艾萨克森会给什么建议。艾萨克森说，我们每个人都有心魔，哪怕是在新奥尔良那样神奇的地方长大的人也一样。人生第一条规矩，是驾驭你的心魔：搞清楚自己有没有野心，是不是懒散，什么东西在啃噬你。达芬奇清楚自己是个拖延症患者，这种自知本身就很有用。艾萨克森说，比起马斯克，他更像金巴尔，共情的基因给得太多了。他执掌《时代》周刊时，这没什么问题，编辑部大约有 150 人，他都认识，相处得很愉快。到了 CNN，他就不是个好管理者了，因为他太在意别人会不会生他的气。

马斯克也对前特斯拉总裁乔恩·麦克尼尔说过类似的话。据麦克尼尔对艾萨克森说，马斯克会炒人，而且很粗暴，对眼前的人毫无同理心。马斯克的回应是，麦克尼尔炒不了人，因为他更在乎讨好眼前的人，多过讨好整个企业。讨好心太重，确实会让人成为不够强硬的管理者，但这并不代表这种特质没有用。约翰·亚当斯对富兰克林最严厉的批评，是说他“爱讨好人”，总想让所有人都喜欢自己。恰恰是这一点，成了他的超能力：制宪会议陷入僵局时，谈判《巴黎和约》谈不下来时，是富兰克林把各方拉到一起，逼着彼此让步。艾萨克森在 CNN 干了三年以后承认，他并不是那种适合在高压环境里当高管的人。马斯克则正好相反，他完全为那样的环境而生。当局势没那么紧张，比如车已经卖得够多、火箭也能降落回来的时候，他就会去想别的事，好让自己重新冲刺。艾萨克森说，对强度上瘾，是马斯克的超能力，这远比做一个好观察者的超能力要强得多。

弗里德曼稍稍提出了不同看法。马斯克不只是沉迷于风险和戏剧，他身上始终压着一个更大的使命，一种面向整体图景的共情。艾萨克森表示同意，并把话说得更清楚：他的共情更多投向人类整体，对会议室里那三四个人反倒没那么在意，这一点很关键。盖茨、拉里·萨默斯、马斯克身上都能看到这种情况：对人类的宏大目标充满热情，却有时对眼前人的情绪懵然无知，甚至冷酷。

艾萨克森说，马斯克受使命驱动的程度，比他见过的任何人都强，而且这些使命的格局是宇宙级的。第一个，是让人类成为能够航天、能在多颗行星上生存的物种，去火星。第二个，是让世界进入可持续能源时代，包括电动车、太阳能屋顶和电池组。第三个，是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并与人类的价值观保持一致。艾萨克森过去常常站在 SpaceX 旁边，看马斯克对团队说，如果你们做了某个决定，你们这辈子都到不了火星，接着又讲人类的意识为什么必须去那里。前十九次，艾萨克森以为这只是打鸡血的演讲。差不多到第二十次时，他信了。这个人确实是被这些东西驱动的。他对一个小小的工程决定发火，并不是在作秀，那是一种急躁，怕那个宏大的使命完不成。

马斯克小时候曾开玩笑说，他很爱看漫画。漫画里的人都想拯救世界，只是他们把内裤穿在外面，看上去很滑稽。他说到这里停了一下：“但他们确实是在拯救世界。”艾萨克森认为，马斯克对自己将要扮演的角色有一种史诗般的想象，就像那些漫画人物，有时荒唐，有时又确实是真的。这也是艾萨克森写传记的原因之一。杜德纳小时候总觉得自己格格不入，学校辅导员告诉她，女孩子不搞科学；她父亲把詹姆斯·沃森的《双螺旋》随手扔在她床上，她这才意识到辅导员说错了。达芬奇是私生子，是同性恋，是左撇子，还容易分心。弗里德曼说，读这些故事既痛苦又鼓舞人：如果你能与心魔并肩同行，不让痛苦把你压垮，就能做出伟大的事情。艾萨克森感谢他，说弗里德曼让传记的意义显得比他原先想的更有史诗感。说到底，重点还是在于你怎么应对它。

爱因斯坦的成功也不是按部就班走来的。他在德国长大，那时犹太人的处境越来越艰难，他说话很慢，是个视觉型思考者，总在走神、做白日梦。他逃离了德国那套死记硬背的教育，申请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却被拒了。那是苏黎世排第二的学校。艾萨克森想查出当年那位招生官的名字，没有查到。爱因斯坦毕业时没能排进班级前半段。他的博士论文不被研究生院接受，因此拿不到教职。他大约试过十四所中学，都没能被录用。1905 年，他在瑞士专利局当三等审查员。之所以是三等，是因为他没有博士学位，连二等、一等的资格都没有。

坐在那张凳子上，他一边干着本职工作，一边写出了三篇足以改变科学面貌的论文，另外还附了一段补充。把量子理论、相对论、麦克斯韦方程和光速摆在一起，便得出了物理学里最著名的那个方程：E=mc²。那是相当不错的一年。1906 年，他仍是三等专利审查员；1907 年依旧如此。直到 1909 年，大家才慢慢意会到，相对论有可能是正确的，甚至可能推翻牛顿的物理学。被误解、不受赏识的日子并不短，前后延续了好几年。

这是怎么办到的？一来，他是视觉型思考者；二来，专利局比起给一位要他循规蹈矩的教授当学生，要自在得多。当时瑞士刚刚采用标准时区，瑞士人在意巴塞尔的钟楼和伯尔尼的钟是否在同一时刻敲响，于是这间办公室里全是用光信号为远处的钟校时的装置。爱因斯坦在脑中想象，如果与一束光并肩飞驰，会看到怎样的景象。假如能追上它，光看上去该是静止的，可麦克斯韦方程又不容许这种情况。他说，想到这里，手心都冒汗了。接着他跨出关键一步：当你运动得极快时，你看来同步的事件，在迎面而来的另一个人看来，未必同步。光速恒定，时间则依赖于运动的状态。这种跳出框架的飞跃，让 1905 年成了他的奇迹之年。艾萨克森把马斯克也归入同一类思维：通用汽车和福特放弃电动车之后，他说自己知道怎样改变世界的轨迹；在俄罗斯那顿醉酒的午餐上，别人拿他取笑，还朝他吐口水，他回到达美航空的航班上，便开始算火箭实际要花多少金属和燃料。乔布斯身边的人，把同样的东西称为“现实扭曲力场”。它让人抓狂，也让人去做自己原以为做不到的事。

弗里德曼问，马斯克、乔布斯、爱因斯坦和达芬奇是不是用相似的方式思考。艾萨克森认为，他们都是视觉型思考者，也许是因为童年时都有某种轻微的缺陷：达芬奇是左撇子，还有点阅读障碍；爱因斯坦有模仿言语的倾向，喜欢重复别人的话，说话也慢。艾萨克森跟着马斯克走过工厂的生产线，看到他盯着星舰助推器上猛禽发动机下方的隔热罩，问为什么非得是这个样子，能不能削薄一点，或者干脆去掉一块。2018 年，特斯拉正处在每周生产 5000 辆车的生死关头，马斯克盯着那些往底盘上拧螺栓的机器，把 Lars Moravy 叫过来，问为什么这里要用六个螺栓。工程师解释说，碰撞测试和压力方面都有要求。马斯克说，你在脑子里把它推演一遍，受力会这样走、那样走，四个螺栓就够了。他们做了测试，结果他是对的。艾萨克森说，这样的例子他能举出五百个。马斯克几乎每天都在脑子里推演一个工程或制造难题背后的物理。

听上去平平无奇的那一部分，恰恰是最特别的地方。马斯克关心的不光是产品怎样设计，还要在脑子里推演它如何被制造出来，也就是那台造机器的机器。艾萨克森认为，美国这四十年大量外包制造业，就在这件事上没有做好。你若不懂自己设计的东西怎样造出来，就很难成为出色的创新者。因此，马斯克让设计人员的办公桌紧挨着装配线，让他们亲眼看着图纸一步步变成实物。端到端的掌控，同样出自这种本能。乔布斯的 iPhone 好比京都的枯山水庭院：硬件只能搭配苹果的软件，iTunes 商店也曾只为苹果的设备服务，经过精心打理，本身便是一件美物。

马斯克刚加入特斯拉时，是执行董事长兼出资人，还不是首席执行官，那时候什么都外包：电池在日本生产，电池组在泰国一家烧烤店里组装，然后运到英国的莲花工厂，装进莲花 Elise 的底盘。那是一场噩梦。后来他走向另一个极端：从丰田手里接下弗里蒙特工厂，软件自己做，喷漆自己做，电池也自己做。艾萨克森说，这种控制欲是马斯克性格的一部分，也正是特斯拉能持续创新的原因。弗里德曼把自动驾驶看作同一个故事，只是规模更大：先用 Mobileye 的方案，再转向自研系统，然后去掉那些数据不够丰富的传感器，接着坚持只靠视觉就能做到。去掉雷达是个大动作，所有人都反对，到现在还有人在争，还在尝试新一代的雷达。

这还要回到第一性原理。人类开车只靠视觉，没有雷达、激光雷达或声呐，所以物理定律并没有规定纯视觉的自动驾驶做不成。这后来成了一条信念，马斯克在时间节点上也一直过于乐观。为什么不用激光雷达当拐杖，就像看星星要借助望远镜那样？因为那样没法大规模生产几百万辆车，而且也不能依赖谷歌地图之类的高精地图，否则车子在炎热的日子里，永远没法从新奥尔良开到斯莱德尔。以前的全自动驾驶，靠的是几十万行规则代码：看到红灯就停，遇到自行车道就这样那样处理。FSD 12 则要求只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基于特斯拉司机每周约十亿帧的驾驶画面来训练，只挑最好的人类司机，也就是拿五星评分的网约车司机，这是马斯克的说法。ChatGPT 回答“哪五位教皇最好”，靠的是吞下数十亿段人类写下的文字，它不去翻一张名单。这会是靠吞下视频实现的真实世界 AI。

弗里德曼描绘了这些人做事的方式：他们带着对墙在哪里的笃定草图走进黑屋子，踩到一块乐高，疼得要命，然后调整方向。好的想法往往就是在路上撞出来的。在他看来，几年前 Autopilot 就不再只关乎汽车了。随着与安德烈·卡帕西合作的 Software 2.0 工作展开，它逐渐变成了关于机器人 Optimus 的事：能理解世界的具身系统。一百年后，汽车也许只会被人记成一种不错的交通工具，真正被记住的，会是让机器能看见世界的那套技术栈。特斯拉一边推进愿景，一边跌跌撞撞闯进下一个房间，不断发现自己究竟是什么：汽车公司、AI 公司、机器人公司，还是能源公司。

艾萨克森说，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三样东西。第一是敢于冒险，因为除非愿意冒险，否则没人会不带手电筒和地图走进黑屋子。第二是能反复迭代的头脑，能跑起反馈回路，处理信息，让事情真正运转起来。第三，你要接受自己会把东西炸掉。猎鹰火箭的前三次都炸了，星舰第一次试飞飞了三分半钟，也炸了。他说，波音和 NASA 这样的机构，已经不愿意在不知道出口在哪里、也没有照亮出路的情况下走进那间黑屋子。当年乘五月花号来到这里的人，还是从纳粹手里逃出来的难民，都冒着很大的风险才来到这片土地。如今，美国的裁判多过冒险者，那些说“太危险，你不能这么做”的律师和监管者，也比愿意创新的人多。两种人都需要，但比例失调了。

艾萨克森押注，五十年或一百年后，马斯克除了太空旅行之外，最被人记住的会是真实世界的 AI。这不只是 Optimus，还包括自动驾驶汽车，两者几乎是一回事，都是用 GPU 集群或 Dojo 芯片来处理真实世界的数据。大语言模型（LLM）也有用处，特别是拿来跟聊天机器人东拉西扯的时候。通用人工智能是终极目标，而其中最难的，是真实世界里的 AI，艾萨克森认为，在这一块，Optimus 和全自动驾驶遥遥领先。弗里德曼委婉地对“东拉西扯”这个说法提出异议：人们为文字坠入情网，也为文字兵戎相见。艾萨克森的回答很简短：智慧就藏在数学里。

这种搞怪并不是可有可无的支线。艾萨克森把它当作一个释放压力的阀门，就像 Polytopia 和《艾尔登法环》那样。马斯克的幽默感很强，而且他的转换非常突然。在会议室里，他还处于恶魔模式，满口黑暗的话，比如“你要是死了，辞职申请就会被批准”。然后，不知什么东西突然弹起来，他就调出巨蟒剧团的《荒谬走路部》，开始大笑。他好像有好几种模式：工程模式、黑暗模式、模拟人类的模式，还有一种搞怪又兴奋的模式。艾萨克森猜想，他大概把《银河系漫游指南》读了太多遍。道格拉斯·亚当斯写过，如果有人终于发现了宇宙的秘密，它就会被换成一个更复杂的秘密；他还写过，这件事其实已经发生了。艾萨克森认为，正是这种幽默，帮马斯克走出了最黑暗的那些时期。

艾萨克森在马斯克传记的开头引用了两句话。马斯克在《周六夜现场》上说，他重新发明了电动车，还要把人送上火星，难道你们真以为他会是个冷静正常的家伙？乔布斯的那句话放在旁边：那些疯狂到以为自己能改变世界的人，才真的改变了世界。艾萨克森说，要先承认马斯克有时候确实疯，然后再通过故事找出这股疯劲在哪里起了作用。在一次中止的倒计时与星舰首飞之间，马斯克飞到迈阿密，在一场广告销售大会上第一次见到 Linda Yaccarino，当场让她出任 CEO，然后飞回来参加发射。你会想把他的手机收走，免得他凌晨三点发推；你也会想叫他别那么疯。然后是莎士比亚《一报还一报》结尾的那句：出色的人，也是由缺陷塑造出来的。艾萨克森说，他不认为能把这根线从布料里抽出来，同时布料依然完好无缺。

更难开口的，是残忍这个词。艾萨克森刚开始采写乔布斯时，沃兹尼亚克就曾经琢磨过：乔布斯非得那么刻薄、那么粗暴，那么离不开戏剧冲突吗？快到尾声时，在一场 iPad 发布会上，乔布斯因病瘦得厉害，艾萨克森又把这个问题拿去问沃兹。沃兹说，如果换成他来管苹果，他会对每个人都更好，每个人都有股票期权，大家会像一家人。说完他停了停，笑着说，如果换成他来管苹果，大概就做不出麦金塔，也做不出 iPhone。乔布斯对艾萨克森说过类似的话，马斯克后来也是这个意思：你们这种人喜欢戴天鹅绒手套，喜欢让别人喜欢自己，说话爱裹糖衣。乔布斯说自己是工人家庭出身，没有这份奢侈。东西烂，就得说它烂，否则他身边全是 B 级选手。艾萨克森承认，他在 CNN 的时候，那里需要重新塑造，有些东西需要炸掉，而他没有动手。所以他写的，是那些做得到的人。

“这是我听过最蠢的话”，艾萨克森说，这句话他从贝索斯、比尔·盖茨和乔布斯那里都听到过。乔布斯甚至还曾把它用在全食超市卖的一杯奶昔上。埃罗尔·马斯克也用过，他让埃隆站在自己面前：这是最蠢的事，你是最蠢的人，你这辈子什么也干不成。乔恩·麦克尼尔也问过，非要这样不可吗？艾萨克森的看法是，未必。不少成功人士要和气得多。不过，有时候你确实得比那些拿着“年度最佳老板”奖杯的人，更不留情面地说实话。“A 级选手”这个说法，也会对那些已经全力以赴的人传递一种信号。马斯克走进推特时，情形就是这样。

收购前一天，马斯克让年轻的表弟安德鲁和詹姆斯，还有几位自动驾驶团队的人，一起审阅代码。他坐在二楼，用笔记本电脑看推特工程师写下的东西，然后他们决定裁掉 85% 的员工，理由是这些人必须全身心投入。心理安全感、心理健康假、远程办公，这些都是推特的旧信条。艾萨克森猜测，是一位表弟，或者罗斯·诺丁（Ross Nordeen），提议不要一股脑全部裁掉，先问一句：你愿不愿意全身心投入？要高强度，要到现场来，需要多久就投入多久，午夜前把这一项勾掉，否则你不适合这里。艾萨克森说，他二十多岁时比五十多岁时更拼。人在不同阶段，属于不同的阵营，而且不必是整家公司，一个团队也可以这样。问题在于，推特一直处在另一个极端：有瑜伽室，还有那句口号，说员工绝不能在心理上感到受威胁。马斯克每次听到这个词，都会冷笑一声。他喜欢“硬核”和“强度”这些词，把紧迫感当作运营原则。改名、让那只小鸟消失，也是同一种本能。在他看来，可爱的小鸟叽叽喳喳地叫，就不硬核。

2022 年初，马斯克正处在巅峰：特斯拉卖出了一百万辆车，猎鹰九号助推器接连回收，他是世界首富，也是《时代》年度人物。但他不想停下来品味这一切。他卖掉了自己的房子。1 月、2 月、3 月，他开始悄悄买入推特的股票。在奥斯汀超级工厂的夹层上，Luke Nosek、Ken Howery 这些朋友，后来还有格里芬和梅耶，一起吃饭时，话题是他为什么要买推特。在座几乎没人用推特，只有梅耶用。看起来，他似乎会接受一个董事会席位，签一份停止收购的协议，然后停在大约 10% 的持股上。接着，他去了拉里·埃里森在夏威夷的住所，却没有好好度假，反而开始狂发消息，其中包括那句“推特需要一条喷火的龙”。他觉得，帕拉格·阿格拉瓦尔带不动这家公司再上一个台阶。在温哥华，格莱姆斯与他会合，两人通宵打《艾尔登法环》。凌晨 5:30，他发出了收购要约。

4 月底到 10 月，这笔交易一路磕磕绊绊。有人问艾萨克森，马斯克到底想不想退出。他说，得看是哪个埃隆，在一天中的什么时段问。早上，他会说特拉华州法院要强迫他接受，于是跟律师谈，见奥斯汀的投资银行家，对方提出了几种办法，包括退出、留下，或者压价。另一些时候，他又会发消息说，这会很棒，会是一次加速，让他能按二十年前设想的那样去做 X.com。直到 10 月初，马斯克在加州发布 Optimus 的时候，律师才告诉他，这场官司他大概率打不赢。那时候，他已经想通了，有时候还挺开心。他们在股市收盘后策划了一次“闪电交割”，好让他发出信件，以“有因”为由解雇帕拉格等人，借此挽回大约 2 亿美元。这既是为了钱，也是一招柔术式的反制：他们在数字上误导了我，我是被逼着接受的，所以我要拿回点什么。

接着事情变得狂热起来。他分三轮把员工压到只剩 15%。平安夜那天，在一次会议上，有人坚持说不能关掉萨克拉门托的服务器机房，因为要留冗余，他说不需要。随后他在去奥斯汀的飞机上让机组掉头，降落后亲自动手拔掉了服务器。金巴尔本来想跳过这次收购，在区块链上另起一个网络。他们算过，区块链的速度不够快，撑不住每天十亿条推文；萨姆·班克曼-弗里德开出的条件，也是同样的前提。事后回看，艾萨克森觉得，另起一家公司或许更干净，没有历史包袱。但要从零开始积累几亿真实用户，难度极大，Mastodon、Bluesky，甚至 Threads 都证明了这一点。自动驾驶团队给推特一年的代码打了分。艾萨克森给一个小组起名叫“三个火枪手”，他们翻查了内部 Slack 里几百条消息，凡是发过“那个混蛋马斯克要接管了”之类言论的人，都被列进了名单。他们没有看私信。即便如此，这已经超出艾萨克森或大多数人会做的范围。每一步，几乎所有人都说，够了，这样会把东西毁掉。确实有些性能下降，但没有下降到他日常用的服务里有一半都出问题的程度。马斯克的做法是，先质疑每一项需求，然后删、删、删。还有个推论：如果删完以后你没有再加回 20%，说明你删得不够，因为你太畏手畏脚了。他是不是删过头了？大概是多删了 20%，这正是那个公式的结果，而他们大概也在把人重新招回来。

弗里德曼问，马斯克和乔布斯的成功，有多少要归功于招募并管理优秀的团队。艾萨克森曾经问乔布斯，他做过的最好的产品是什么，原以为他会说麦金塔或者 iPhone。乔布斯说，那些产品很难做，他做过的最好的东西，是做出这些产品的团队，从 Jony Ive 到蒂姆·库克，再到 Eddie Cue 和 Phil Schiller。马斯克很能吸引人才，身边有格温·肖特维尔（Gwynne Shotwell）、Linda Yaccarino，SpaceX 的 Mark Juncosa，特斯拉的 Drew Baglino、Lars Moravy 和 Tom Zhu。不过，他并不是本杰明·富兰克林那种意义上的合作者。艾萨克森说，富兰克林那批开国元勋，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团队：杰斐逊和麦迪逊负责头脑，亚当斯负责热情，华盛顿负责品格，富兰克林则负责让大家互相妥协。先读宪法，再读《Abbey Road》。两者都好，只是不在同一量级。

方法可以很具体。猛禽发动机当时看起来像一丛意大利面，又很难量产，马斯克换掉了负责人，然后花了好几个月开跨级会议：直接跟下一级的员工坐在一起，用一连串问题追问，看谁能冒出来。在那些戴着口罩、处于新冠疫情期间的会议室里，一位留着脏辫的年轻工程师杰克·麦肯齐（Jacob McKenzie）用平淡的语调回答，也没有慌乱。午夜过后，马斯克打来电话：你还在吗？杰克还在公司加班。马斯克让他负责猛禽发动机的团队，现在他们每周至少能造出一台。马斯克也会看走眼。Brian Dow 曾带领内华达的电池工厂冲刺产能，又被调去做太阳能屋顶，在博卡奇卡的尖顶屋顶上连夜装板，满身是汗，而马斯克还在问为什么一条支腿要用四颗螺丝。几个月后，他被解雇了。艾萨克森认为，留下来的人都有自知之明。Tim Zaman 在自动驾驶上累到精疲力竭，去了下一家公司又觉得无聊，于是回到特斯拉。他明白了，与其无聊，他宁愿累。招人的三道筛子是：卓越、可信赖和冲劲。在推特，可信赖就意味着忠诚，艾萨克森说，马斯克认为一半的人不忠诚，他的判断偏了，实际大约是三分之二。在 SpaceX，忠诚不是问题，卓越是默认前提。问题在于，你愿不愿意搬到博卡奇卡这个弹丸小镇，全身心投入。

在时间管理上，马斯克自成一派。乔布斯曾经同时管理皮克斯和苹果，但那只是一段时间。马斯克则每隔几个小时就切换一次：从如何植入 Neuralink 芯片、手术机器人能跑多快，切到猛禽的隔热罩，再切到全自动驾驶的模仿学习。推特董事会接受他报价的那天晚上，全世界都在报道这条新闻，他却去了博卡奇卡，盯着猛禽发动机上一个有甲烷泄漏的阀门。艾萨克森猜想，现场的工程师大概都在想：这人刚买下推特，我们要不要说点什么？之后他和金巴尔去了布朗斯维尔路边的一家小馆子，坐着听音乐，几乎没人注意到他。艾萨克森曾称他是很会多任务的人，却被人纠正过。马斯克其实是一件接一件地做：高度专注一小时，然后玩一局 Polytopia 或发几条推文放松，接着做下一件事。他在忙星链和中情局的事情时，并不会同时担心那辆两万五千美元的汽车。

弗里德曼听出了一层道理：一天里有很多分钟，只要能把专注与紧迫感同时拿捏住，就找不出理由做不成大事。艾萨克森觉得，那种猛烈的紧迫感是真的，但有时也是人为煽起来的。周五晚上 10 点，博卡奇卡发射场上只有寥寥几人在干活，距离发射还有八个月，马斯克却下令突击：明天之前要有两百人到场，不然我们永远到不了火星。弗里德曼说，切换任务本身就是维持强度的办法，因为我们大多数人没法永远只盯着一件事。达芬奇完全无法专注，所以未完成的画作比完成的还多，而这种漫游的状态，也让他看见了自然中的规律。马斯克恰好相反：每隔几个月就来一次突击，比如一百块太阳能屋顶，或是黎明前把星舰的穹顶造好。这很鼓舞人心。艾萨克森也希望人们能够欣赏那些既能做好事情、又懂得享受成功、享受当下与宁静的人。马斯克的大缺陷在于，他没法细细品味一个时刻，也没法品味成功本身。这正是硬核强度的另一面。

艾萨克森在《创新者》里提出过一个问题：改变历史的，是个人，还是群体？他提到了基辛格。基辛格正是艾萨克森第一本书的主人公，他为中东和平奔走穿梭外交期间，对艾萨克森说，自己当哈佛教授时，以为历史是由宏大的力量和群体决定的。可是走近一看，他才发现一个人能带来多大的不同。他指的是萨达特和果尔达·梅厄，大概也包括他自己。艾萨克森说，传记作者有个不太光彩的秘密：他们把叙事写得过于依赖某一个人，多少会扭曲历史。但有时候，历史确实是由某一个人推动的。马斯克就是这样的例子。也有些时候，历史是一股力量和一群人彼此接力的结果，比如戈登·摩尔、鲍勃·诺伊斯、安迪·格鲁夫，再到沃兹尼亚克和乔布斯在一家商店里看到那种微芯片，决定创办苹果公司。

他稍稍偏向于高估乔布斯、马斯克、爱因斯坦这类人能做成的事，同时也会追问一个历史层面的问题：就算这些人不存在，那些群体会不会照样把它做出来？以狭义相对论为例，1905 年那篇论文发表之后，又过了四年，人们才真正弄明白：相对的不只是观测到的时间，时间本身也是相对的。十年之后的广义相对论，艾萨克森不敢断言，今天的我们是否已经拥有它。iPhone 也是一个例子：一千首歌、电子邮件、互联网，再加上一部能揣进口袋的电话，美好到让人离不开。可从松下到摩托罗拉，许多公司都没能想通这一点，而且很可能还要再等一段时间。电动车的情况更清楚。通用和福特这样聪明的公司把 Bolt 压垮了，他说这话是字面意义上的：他们真的把车砸了，因为已经决定停产。十二年前，航天飞机即将停飞，当时没有人在发射火箭。有读者会说，特斯拉是 Martin Eberhard 和 Marc Tarpenning 的功劳。他们帮忙搭起了公司的框架，理应被称为联合创始人。可真正让世界做到每年一百万辆电动车的人，是马斯克。艾萨克森说，五年之后，烧油的汽车会显得很过时。这其中的九成，都要归功于埃隆·马斯克。

弗里德曼问，马斯克打算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从眼下这种日程里退下来。艾萨克森认为，他大概会很讨厌退休。他离不开那种压力、戏剧性，还有全情投入的感觉。他从来没有看着埃里森的海滨别墅说，也许我该去那里待一段时间。艾萨克森说，马斯克很早就明白，度假会要人命：他一度假，就被 PayPal 赶出了公司；他去非洲，又得了疟疾。他做的都是百年级的项目，他的思考跨度之长，本身就很特别。早年间，艾萨克森参加过两个小时的火星殖民会议，讨论将来的治理结构怎么设计，人们穿什么，机器人怎么运作，会不会实行民主。那时他们还在努力造火箭。发射前的紧张时刻，马斯克会突然问起几年后才会用到的发动机，或者问材料订得怎么样了。Robotaxi 从 2016 年起就是他的热情所在，可到现在，还没有哪辆没有方向盘的汽车接管高速公路。他总是在看得很远的未来。艾萨克森说，这也是人们写这类书的原因之一：让一个被告知不要搞科学的年轻女孩读《The Code Breaker》，能说一句“我也可以成为那样的人”；也让某个原本打算去当监管者的人，决定去做乔布斯所说的那种推动人类前进的人。

弗里德曼请他完整讲讲方法。艾萨克森说，第一步是搞清楚大脑是怎么运作的。是什么让爱因斯坦实现了那一跃？又是什么让马斯克看着碳纤维火箭，却说要用不锈钢？聪明人遍地都是，通常成不了什么大事。你必须有创造力、有想象力，用乔布斯的话说，要敢于“与众不同地思考”。有位导师告诉他，干这一行的人，最后只会成为两种人：布道者，或者讲故事的人。他想做讲故事的人。每当需要传达一个想法时，他就会想起那六个字，它们应该写在卡片上，钉在书桌前方：“让我给你讲个故事。”马斯克是怎么找人才的？那就讲讲杰克·麦肯齐的故事。《圣经》就是这么写的，开篇第一句是“起初”，之后全是故事。第二，保持时间顺序。一个四十岁的人，是从三十九岁、三十八岁一点点长出来的。他在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的编辑爱丽丝·梅休，还促成过《总统班底》的出版，她会在书稿页边画一个记号，意思是：每件事都要在恰当的时候发生。如果《圣经》这样讲就够好，那你也够用。学界曾经看不起伟人史观，也看不起强加叙事框架的写法。Doris Kearns（后来改姓 Goodwin）因为用一个人的视角写《林登·约翰逊与美国梦》，被拒绝授予终身教职。这才让非学院出身的人也能写传记：David McCullough、Robert Caro，接着是 Jon Meacham，然后是艾萨克森。讲故事，是我们形成世界观的方式。

这本马斯克传记，比他写过的大多数书都更依赖观察：他在五英尺之外，观察了一百多个小时，即使马斯克在玩 Polytopia，或是在发火，他也在场。他不确定，自鲍斯威尔为约翰逊博士作传以来，还有没有哪位传记作者拿到过这样的机会。他尽量不让自己挡在故事前面。访谈依然重要。他总共访谈了 140 到 150 人，全部列在书末，也全部具名。他说，书里不用匿名引语，哪怕要打两三通电话，才能让某人愿意公开发言。他刚当新奥尔良记者时，第一天去跑一起凶杀案，从公用电话里把稿子报回去，城市版的编辑问他，有没有跟家属聊过。编辑说，去敲门吧。他敲了门，一个小时后，对方还在说，还把毕业纪念册翻出来给他看。第一课是：只要你愿意听，人们就愿意说。在新罕布什尔州，他跟 David Broder 和 Tim Russert 学会了“敲门”，但不设引导性的问题，只说一句：我在琢磨这次选举，你怎么看？说完就闭嘴。跟马斯克打交道，还有第三个诀窍。他会沉默一分钟、两分钟，甚至四分钟。别去填补那片空白，你能比他耐得住。如果没有非说不可的话，保持沉默永远不会错。剩下的，就靠真正的好奇。人们分得出你是真想知道答案，还是在设套让对方出丑。富兰克林那篇谈交谈的文章也讲了同样的道理：提真诚的问题，然后倾听；对方哪怕只有一点点想法的萌芽，也要承认是对方的功劳。富兰克林在费城组建消防队时，就是去“皮围裙俱乐部”抛出问题：为什么我们没有这样的组织？要做成需要什么？会有什么好处？

谈到客观性，艾萨克森说，他想做的是诚实，他觉得这与客观相差不远。写作时，他心里始终装着读者是谁。他并不是在为马斯克写。这本书他没有寄给马斯克，也不认为马斯克已经看过。他面对的读者，只有一位，那就是思想开放的人。一段故事会不会得罪当事人，或让当事人高兴，只算次要的考量。真正要问的是：有了这段故事，读者会不会更理解这个人？弗里德曼是个浪漫的人，他问，爱情在这些人的生命里有多重要。有时候，那些左右人类进程的人，与人类整体的关系，要好过他们与身边那些具体的人的关系。Mileva 是爱因斯坦的第一任妻子，是他的思想陪练，还帮忙算过狭义相对论的数学。可爱因斯坦待她并不好，还让她签下一纸保证，承诺不打扰他工作。她提出离婚，而他当时拿不出这笔钱，那时他还只是专利局的职员，于是他开出一个条件：总有一天，1905 年的几篇论文里会有一篇拿到诺贝尔奖，到那时要是离婚，奖金就归你。她找其他科学家商量，然后接受了这笔赌注。1919 年，他果然拿了奖，钱全归她，她在苏黎世买下了三栋公寓楼。第二任妻子 Elsa，与他更像是出于方便的结合，浪漫的成分并不多。有时候，人真正需要的是一个能替自己扛起那些自己不愿扛的事的伴侣。艾萨克森说，他的书并不是什么激励人心的感情指南。他通常在夜里写作，不是吃过丰盛的早餐以后才写。他先拟一份按时间顺序排列的大纲，能长达一百页，然后把场景归拢起来，让星舰或得州工厂的一个决定，能够落在同一章里。每当他停顿下来，就讲一个故事。他不需要什么过渡句去宣布主旨，直接开口：“那是一月份的一天，在得州的工厂里……”

给年轻人的建议，要从柏拉图（或者说苏格拉底）讲起：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过。你不必搞清楚这一切的终极意义。你要搞清楚的，是自己为什么在做眼下做的事，这种自省，是艾萨克森年轻时缺的。这种审视应该时时进行：我为什么要说这句话？我真正的动机是什么？我要当心自己许下的愿望。艾萨克森早年在《时代》周刊时，一心追着更高的位置往上爬，抓住机会做到了主编，又去了 CNN，这才发现自己并不擅长经营复杂的组织。他宁愿被别人管理，也不想去管理别人。他不惧怕死亡，也不常去想，不过他讲起乔布斯的故事：正因为终有一死，人才能专注，才能找到意义。马斯克也说过，他觉得硅谷那种追求永生的执念，是再糟糕不过的事。从西西弗斯的遭遇就能看出，被判永生有多惨。古希腊时，有人跟在国王身后，轻声说一句 memento mori，意思是“记住你终将一死”。做传记作者的一个好处是，你知道自己留下的，是一排写满有趣人物的书架，也许还有某个十七岁的生物系学生，决定要成为下一位生物化学家。艾萨克森更常想的，是回家。卡特里娜飓风之后，他担任新奥尔良重建管理局的副主席，明白了自己拥有的一切，都来自这座美丽又多灾的城市。他解决不了全球层面的大挑战，却可以在杜兰大学教书，可以坐进城市规划委员会，操心短期出租的问题，也可以投身于一个社区，因为孤独的人往往是因为不属于任何群体。他引用了 T.S. 艾略特《四个四重奏》里的诗句，并要求把出处写明，大意是：探索不会停止，所有探索的终点，是回到出发的地方，并第一次真正认识它。他说，如果这是莎士比亚的戏剧，这里就是第五幕。你回到出发的地方，并努力确保别人也能从新奥尔良出发，走出一条了不起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