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塔利克·布特林放弃了价值数十亿的狗狗币，随后勾勒以太坊的下一个十年

Fridman 开场就提到当周加密货币圈最离奇的一件事。2020 年 8 月，一位化名 Ryoshi 的匿名创始人推出了柴犬币，把它定位为狗狗币的山寨版。到 2021 年 5 月 10 日，它的市值已经超过 130 亿美元。项目方搞了一出噱头，把总供应量的一半转给了布特林。Fridman 复述了新闻中的版本：布特林销毁了其中 90%，当时价值约 67 亿美元；另外 10%，约 12 亿美元，他捐给了印度的 COVID-19 救助基金，并表示自己不想成为掌握这么大权力的核心。

布特林说，这件事的源头其实是真正的狗。狗狗币是杰克逊·帕尔默（Jackson Palmer）在 2014 年开的一个玩笑，后来却长出了一个社群。大约在 2016 年，布特林投了约 2.5 万美元进去，他还琢磨过要怎么向母亲解释“狗币”这种东西；这笔投资后来成了他最好的投资之一。2020 年末马斯克开始谈论狗狗币之后，它的市值一路冲向 500 亿美元。布特林因为新冠疫情滞留在新加坡，眼看着价格一天之内从约 0.8 美分涨到 7 美分，他卖掉了一半，换得 430 万美元，并把这笔钱捐给了 GiveDirectly；之后价格又跌回 4 美分，接着又涨了起来。那些从没听说过以太坊的人，却听说了狗狗币。据他听到的说法，柴犬币社群的逻辑是：如果排名第一的狗币市值有 500 亿美元，那排第二的至少也该值几十亿美元，所以他们把一半的供应量给了他。

他们并不是第一个这么做的。一个叫 Teller 的 Chainlink 竞争项目，曾经往他的热钱包里打了价值约 5 万美元的代币，还派出一支推特大军，宣称布特林也是其中一员。布特林把这些代币拿到 Uniswap 上公开卖掉了。柴犬团队则更聪明：他们把币打进了他的冷钱包。布特林解释说，在加密货币里，真正拥有资金的是一个 80 位数字的私钥。热钱包是把私钥保存在手机或笔记本电脑的内存里；冷钱包则是把私钥写在纸上，或者存放在一台从不联网的机器里。他的设置是一台放在加拿大的笔记本电脑，外加两张纸，一张随身带着，一张放在家里；把两个数字加起来，就能得到私钥。新冠疫情的旅行限制，让这个钱包几乎无法打开。他不确定柴犬团队是否知道这一点，也许他们只是运气好。

让几十亿美元的资产闲置下去，看起来太浪费了，于是他咬牙硬撑着把事情做完。他打电话让家人念出加拿大那张纸上的数字，在 Target 买了一台新笔记本，把两段秘密加在一起，然后用两天时间，把约 325000 枚以太币（ETH）转进了一个新的多签钱包。他说，这种操作十年前只会出现在赛博朋克小说里。由于 Gnosis Safe 和 Status 钱包配合得不好，他自己写了 JavaScript 来做确认，还审计了新钱包，并把整个过程称为一场马拉松。账面上，这些狗币约值 70 亿美元；但市场很薄，他完全不知道卖掉 100 万枚还是 1000 万枚会不会把价格砸崩，甚至不确定能不能真的拿到 2 亿美元。后来他澄清说，自己捐出了约 20%，卖掉了 80%：一批给了印度的新冠救助组织，另一批给了一家他暂时不愿透露名字的机构，因为对方想公开宣布自己。过了几个星期，他并不真的后悔。慈善机构那边的交易员拿到的钱比他预期的多，所以他本可以协调得更好；不过，他也在崩盘前几天就完成了大部分捐赠。在他犹豫不决的那些平行宇宙里，结局看起来更糟。

被问到柴犬事件之后还有哪些原则留存下来时，布特林回溯到了 2014 年。他在《比特币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他记得标题大致是《市场、机构与货币：一种新的社会激励形式》。文章的想法是，可以有代表某些事业的代币，人们因为支持这些事业而购买和接受它们。狗币慈善把那篇文章的一个卡通版本变成了现实。他说，加密货币不只是稍微好一点的储蓄技术，它也是一个机会，可以用新的方式建立服务于公共利益的数字机构。

在互联网上，公共物品就更加重要了。Fridman 的每一期节目都挂在 YouTube 上，任何人都能免费观看；如果设置门槛，影响力就会缩水。问题在于，YouTube 感觉是开放的，但它仍然是一家公司。Fridman 说，他第一次意识到 YouTube 并非永恒，是在乔·罗根（Joe Rogan）的节目库转去 Spotify 的时候，那种震动和意识到法币是中心化的一样。布特林在哲学上的目标，是把他称为现代文明命脉的“公共物品”，与一种假设脱钩：即一个中央机构可以代表公众，并把它自己对“善”的理解强加给所有人。谈论公共物品时，往往会带上中心化或趋同的包袱。他说，很多最重要的公共物品，往往是由那些与所有人意见都不同的“疯狂”个人做出来的。

他想要的综合，是去中心化和开源，但又不天真。这些东西仍然需要一种可持续的方式来支付给做事的人，而且这条资金渠道不能变成控制的工具。在以太坊上，这类实验包括 Gitcoin Grants 的二次方融资。Uniswap 的 DAO 握有一大笔资金，它将来怎么用目前还不清楚，但可能会“非常好、非常棒”。他确实把以太坊看作为某些社会事业奋斗的一种途径：一个地球上任何人都能加入的开放金融体系，一个由五个国家的五个人就能组织起一个项目的世界。魔法的另一半在于，它始终是一个开放的平台。以太坊上会出现什么，取决于社区把它变成什么样子。

Fridman 请他谈谈政府监管的最好与最坏情形。布特林说，最好的情形是：区块链持续繁荣，可扩展性问题得到解决，人们谈论了多年的应用真正能在链上跑起来，不再被每笔 5 到 10 美元的手续费挡在门外。DAO 发明新的组织方式，艺术家找到新的资金来源，而且足够多的公众看到加密货币在做好事，于是它会像当年的互联网一样被纳入主流。总会有人想要监视所有人。如果赋权的效果更大、更明显，那仍然是一个好的世界。如果公司被 DAO 取代，企业所得税这一收入来源甚至可能消失，除非 DAO 在代码里嵌入某种偏向全球公共利益的倾向。

最坏的情形是道德恐慌。在他看来，政府无论把加密货币禁得多狠，也没法阻止区块链存在。它们可以把加密货币边缘化：禁止交易所运营，切断所有法币入金通道，禁止主流雇主用加密货币付款或接收加密货币，把整件事变成一种影响力小得多的小众亚文化。Fridman 指出了另一层张力：亿万富翁和特斯拉这样的公司在拥抱比特币，政府却在抵制。他认为，体面的资金进场，是革命会留下来的一个信号。布特林希望出现的是好的那种情形。

对于加密货币为犯罪提供便利这个老说法，他并不否认风险存在。不过，他觉得科技的其他领域正朝相反方向发展：线下监控每年都在增强，现实中的犯罪也越来越难逍遥法外。罪犯可以肆无忌惮的黑暗世界，在他看来不太可能出现。更现实、也更吓人的，是一个没有隐私、又无法在主流机构之外行动的世界，这里的机构既包括政府，也包括企业。他还补充说，许多政府已经对主权问题很焦虑。印度政府一心为印度，俄罗斯政府一心为俄罗斯，它们都不愿让美国借助外国科技公司，在所有事务上留下一道后门。

他还指出，支付处理商限制的活动范围，远远大于法律的禁止范围。它们之所以保守，是因为每一层都害怕下一层，同时它们也带着自己的道德判断。它们让性工作者的处境变得艰难，也给迷幻药物的研究带来很多麻烦，其中不乏完全合法的工作。Fridman 此前一直在和身处这片灰色地带的人交流。布特林的着眼点在制度层面，没有什么浪漫色彩。他说：“减少中间环节，通常肯定是一件好事。”

他们之所以淡化“Eth 2.0”这个品牌，布特林说，是因为最初的设想是一次性切换到一条新链。路线图变成了渐进式的：权益证明逐步推进，分片逐步推进，用户体验也更接近以太坊已经在推行的那种硬分叉。两项核心功能依然保留。权益证明是一种共识机制，不只是一种算法，它还包括参与者和激励。节点仍然需要就哪些区块已经到达、以什么顺序到达达成一致，并确保已被接受的区块不会被回滚。比特币、当时的以太坊，以及大多数区块链，仍然使用工作量证明。

两种证明的存在，都是为了获得他所说的“经济层面的女巫攻击抵抗力”（economic Sybil resistance）。在开放网络上，你没法做到一人一票；攻击者可以拉起一百亿个虚拟节点。因此，影响力与经济资源成正比。工作量证明通过全天候消耗专用硬件和电力，来证明这些资源。专用芯片（ASIC）拿走了大头，仓库里塞满了机器，成本里大约一半是硬件，电费倒在其次。他刚看到一则新闻，说伊朗想关停比特币挖矿，因为矿工在电价上出价压过了附近的城镇；而 Chia 的硬盘挖矿也造成了自家的硬盘短缺。比特币和以太坊每年都要向矿工发行约 4% 的供应量，以太坊约为 470 万枚以太币，总供应量约 1.15 亿枚。权益证明每年只需要发行 50 万到 100 万枚新以太币，因为验证者可以在普通电脑上运行。

他认为，安全性并不会因此变弱。当时大约有 500 万枚以太币在质押，价值约 150 亿美元，他认为这已经超过了攻击比特币的成本。许多攻击都可以通过自动罚没来应对：如果验证者为了回滚一个已经确认的区块而签署了相互冲突的消息，协议就会烧掉“他们”的币。审查攻击则更麻烦。被审查的少数派会另起一条链，社区则需要通过软分叉来选择那条链，此后攻击者在新链上也会损失币。这种社会协调能否真正奏效，目前还没有经过检验。沟通渠道包括 Twitter、Reddit、GitHub、Ethereum Magicians、ethresear.ch、Telegram 和 Signal。他认为，严重的攻击会以一种政治事实无法做到的方式变得显而易见。工作量证明下的恢复则更糟：你无法识别出究竟哪些矿工参与了攻击，所以要么保留所有矿工，要么更换哈希算法，把他们全部排除在外。

有人把矿工可提取价值（MEV）称为对以太坊的存在性风险。布特林说，这个问题在工作量证明和权益证明里是一样的，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叫它区块提议者可提取价值。谁来决定哪些交易进入区块、以什么顺序进入，谁就能赚到超过手续费的收入。以 Uniswap 为例：如果上一区块的 ETH/USDC 价格是 2700，而现在市场价格是 2680，提议者就可以吃掉这两个价格之间的自动化订单簿，再到公开市场上买回，赚取价差乘以深度的收益。抢跑则更不地道：如果有人发出一笔买入 5 枚 ETH、价格上限为 15000 美元的交易，你就先买进，再以 14999 美元卖给他。

这会损害用户体验，但更深层的担忧是规模经济。收手续费是一件简单的事：挑出出价最高的交易就行。提取 MEV 则需要精巧的算法。财富能买来人才，人才能做出更好的机器人，而剩下的资本则用来购买算力或质押，让这些机器人跑得更频繁。挖矿或验证都可能因此走向中心化。生态对此的最佳回应，也是 Flashbots 正在走的路线，就是：如果无法消除中心化，那就把它隔离起来。打造一个市场，让“搜索者”（searcher）去完成打包有利可图的交易束这项困难工作；区块提议者则只是“笨节点”，它们逐个询问每位搜索者愿意出多少钱，然后接受最高出价。

这是他喜欢的一条经济设计格言。有时候，中心化是消除不了的。你仍然可以遏制它、引导它，并让它远离那些真正需要去中心化的共识部分。他并不认为 MEV 是存在性风险。它是一种风险，而且可能是非常严重的风险，Flashbots 的方案也可能存在致命缺陷。他们的工作态度是：这是一个问题，有人正在做事，而且到目前为止，它正在被解决。

布特林说，一层（Layer 1）的扩容，是让链本身能够处理更多交易，同时又不让每个节点都变成超级计算机。最笨的办法是把区块做大。有人说他是小区块派，也有人说他是大区块派；他说自己一直是中间派。这里的权衡在于：让链容易“写入”（发送交易），与让链容易“读取”（运行节点并验证）之间的取舍。如果读取太贵，所有人就只能信任少数几个读取者，而这些人就能改变规则。如果写入太贵，所有人就会转向高度中心化的二层网络，这同样会损害自主权。比特币最初并没有真正的区块大小限制，只有一个因点对点消息而意外形成的 32MB 上限。2010 年，中本聪出于安全考虑把它降到了 1MB。布特林认为，大多数人当时都把它当成临时措施。随着每个区块的使用量从 100KB 升到 250KB，再升到 500KB，一派人认定这个上限永远不该再提高。

各种妥协方案纷纷出现：20MB 的提案，然后是“2-4-8”方案。“2-4-8”最初是小区块派的谈判立场，但大区块派一旦同意，它就被否决了。小区块派看重 1MB，有两个原因：他们真心相信验证要便宜；而且许多人相信“永不硬分叉”的规范。软分叉会让旧软件在新链上依然有效；硬分叉则需要升级。小区块派认为软分叉的强制性更低。布特林完全不同意。他说，软分叉会迫使每一个不同意的人默认跟着走；硬分叉则让人们必须做出选择：接受这项改变，还是不接受。他承认，软分叉确实更难被滥用来做出一些完全违背预期的事情，比如意外增发。隔离见证（Segregated Witness）是一个巧妙的技巧：签名被移到区块之外，多出一个旧软件根本看不到的扩展区块，容量因此提升到约 2MB，按旧规则计算却仍然不到 1MB。布特林一路上都站在大区块一边。硬分叉确实会提高链分裂的风险。因 bug 而分裂很糟糕；但他认为，因政治分歧而分裂，好过一方被迫吞下自己极其厌恶的多数派决定。在区块链上，各走各路的代价远低于国家分裂。

他对比特币现金（Bitcoin Cash）后来的遭遇感到失望。他说，反对派往往有正当的不满，却仍然缺乏执政能力，他们的文化是为了对抗，却不擅长权衡取舍。克雷格·赖特（Craig Wright）正好钻进了这个真空。Fridman 指出，赖特多年来一直声称自己是中本聪，并且不断起诉别人。布特林在录音里向赖特的律师喊话：我仍然认为你们的客户是个骗子，那就起诉他吧。他把赖特比作唐纳德·特朗普式的人物：不怎么有智识，却很擅长说出怨愤者想听的话。区块大小之争之后，大区块派普遍感到，比特币最初那种点对点现金的愿景已经被一群核心开发者取代了，这些人拿着一个尚未经过验证的闪电网络（Lightning Network）四处挥舞。布特林认为，这种愤怒有很多是正当的。赖特重复了这些说辞，又把自己是中本聪的说法当作吸引眼球的营销手段。

对布特林来说，关键的破绽在技术上。赖特把 256 位和 2 的 256 次方混为一谈，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就像“八十”与一个 80 位数字之间的差别，一个是很小的数量，另一个则比宇宙中存在的信息总量还多。他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论证，说比特币的椭圆曲线适合配对运算（pairing-friendly）。被追问时，他含糊其辞。布特林当面揭穿了他，包括在首尔的一场会议上站起来，质问为什么要让一个骗子发言。当时有些大区块派对他很生气；后来他们把赖特赶了出去，而赖特在社区拒绝他想要的改动之后另起炉灶，分出了 BSV。之后比特币现金又因为一项计划而分裂：这项计划要把 12.5% 的矿工收入转给开发者。布特林希望有一种有原则的币，它试图成为比特币，并始终如一地坚持大区块的价值观。他补充说，或许他不该再指望那些与自己无关的项目在乎他的价值观。

如果用笨办法扩展区块链，也就是不断调高参数，最终会变成大约二十台电脑在跑整个系统。分片则改变了架构，让每个节点只存储和处理其中的一小部分。它的比喻是 BitTorrent：没有哪个节点保存着所有电影，如果设计要求必须有这样一个全节点，它的抗审查能力就会降为零。区块链还有一个更难的要求：它们必须就究竟发布了哪些数据达成完全一致，并确认这些数据是正确的。悖论在于：你想要每秒 10000 笔交易，而每台机器只能亲自检查 100 笔，但每台机器仍然需要对另外的 9900 笔有所保证。

这些技巧可以层层叠加。在一条拥有 10000 名验证者的权益证明链上，随机抽样会为每个区块分配随机选出的 100 名验证者。他们签名，签名被合并，其他人验证的是合并后的签名，无需逐一检查区块本身。如果整个集合大体诚实，那么随机组成的委员会也大体诚实，攻击者也无法塞满某一个委员会。ZK-SNARK 则更进一步：它是一份简短的证明，说明某项计算确实被正确执行。即使一个委员会完全是恶意的，也无法为一个错误的区块伪造出有效证明，这比“51% 诚实”的假设又前进了一步。数据可用性抽样则检查这些数据是否确实被发布了。合在一起，一个个体就可以确信整条分布式链是正确的，而无需亲自检查超过约 1% 的内容。目前的提案是启用 64 个分片，数据结构中留有 1024 个分片的空间；分片太多，管理它们的逻辑本身就会变得昂贵。之后可以通过硬分叉把 64 再往上调。

他说，最大的扩展性来自分片与 Rollup 的结合。用户把交易发给一个聚合器（aggregator），理论上任何人都可以当聚合器，因此发送交易仍然是无需许可的。聚合器会剔除所有更新“状态”（余额、代码、合约内存）时用不到的数据，然后压缩剩下的部分。他自己 20 字节的地址，在一棵树里可以变成第 1874224 号索引，只需 3 个字节就能表示，原来则要 20 个字节。链上数据量大约能降到十分之一。计算离开链的方式有两种：ZK Rollup 会提交一个 SNARK，证明结果是正确的；Optimistic Rollup 则允许有人宣称一个结果，只有当别人提出异议时，才把所有数据发布出来，在链上重放一遍。输掉的一方会损失大量金钱，因此争议很少见，但代价很高。核心原则是：把压缩后的数据块放到链上，让所有人都能跟上状态；计算在链下完成并证明，链上只保留约 10% 的数据和 1% 的计算。可扩展性大约能提升一百倍。支付类 ZK Rollup Loopring 已经把手续费从约 5 美元降到了不到 5 美分。他预计，与 EVM 完全等价的 Rollup 还要几个月才会出现。Rollup 的一百倍乘以分片的一百倍，就是一万倍，即每秒几十万笔交易。

从长远看，布特林明确表示，ZK Rollup 会胜出。一旦你信任其中的密码学，它在概念上就更简单：没有挑战博弈，也不用为了防范别人对某个区块提出异议，而等待一整周的提现窗口。只要一个 ZK 区块连同证明一起上链，你就知道它是正确的，可以立即退出。它们今天还没有在所有场景中胜出，是因为 SNARK 仍然很新：十年前它还只存在于理论中，大约八年前在比特币会议上引起热议，三四年前才第一次能在以太坊上使用，直到最近一年半才足够高效，可以用于认真的工作。Fridman 顺带推荐了布特林在 vitalik.ca 上的文章。随后，两人转向了其他二层方案。

Polygon 很受欢迎，布特林在 Rollup 和侧链之间划了一条明确的界线。如果你的币存放在 Loopring、Optimism、Arbitrum 或 zkSync 里，那么即使生态里的其他所有人都恨你，你仍然可以强制把资产退出到以太坊主网。这可能代价不小，但你依然做得到。Polygon 是一条侧链，它的安全性部分来自自己的权益证明和自己的代币。如果 51%，他甚至说 70% 的 Polygon 代币持有者想拿走你的币，他们就能做到；而他认为，Polygon 的代币供应并没有那么分散。它为什么更快？一部分是因为它更愿意接受中心化带来的权衡；另一部分是因为，即便每条侧链的扩展能力只和以太坊相当，上百条这样的侧链加起来也能提供更多吞吐量。

他仍然尊重这些项目的工作。以太坊现在就需要扩容。找不到对以太坊友好方案的应用，不会愿意等上十二个月；它们会转而去币安智能链（Binance Smart Chain）之类与以太坊毫无关联的平台。当时 Optimism 还没上线，Polygon 已经上线了。他们选择了先做功能、安全以后再说，他也和他们谈过，希望他们转向 Rollup，或者至少增加一条 Rollup 链，他认为这是他们应该跟进的方向。在更广泛的工程层面，以太坊试图遵循的一条原则是：当你发布一个粗糙的方案时，就选一个粗糙但向前兼容、将来能变好的方案。第一个版本的分片很可能没有 SNARK 和数据可用性抽样，但这些部分的接口应当从一开始就预留好。如果不这样考虑，你就会把自己逼进死角，然后花好几年去删除那些无法长期维持的功能。他举的例子是：某些操作的 gas 费用相对于它们实际消耗的 CPU 太便宜，后来不得不提高。

合并（The Merge）是工作量证明退场的方式。信标链（Beacon Chain）于 2020 年 12 月上线，已经运行了将近六个月，并且有意只在它自己内部达成共识：这是为了让它成熟，也是为了向社区证明权益证明是真实可行的。早期的合并设计要求用户和客户端迁移到一条新链。新设计则把旧链嵌入到新链之中：从过渡区块开始，每个权益证明区块都会包含一个“执行区块”，也就是今天人们使用的以太坊区块。这些执行区块不再需要工作量证明，而是要嵌套在权益证明区块之中。链中有链，架构上略显别扭，但对用户非常友好：客户端仍然遵循同样的规则，只不过检查的是嵌入关系，而不再检查哈希。合并之前的历史不会保存在新链中。合并前后仍会同步工作量证明历史的节点，之后便不再费心。归档数据可以放在 The Graph 或 BitTorrent 上。智能合约在严格意义上并不需要这些历史数据。

为什么这么慢？他说，主要是技术复杂度，社会层面的复杂度倒不算大。他们很幸运，几乎没有什么戏剧性的争执。权益证明和分片几乎从一开始就在路线图上：最早的权益证明博客文章写于 2014 年 1 月，那时项目才启动两个月。DAO 分叉也让社区分出了阵营。无法接受那次分叉的人转去了以太坊经典（Ethereum Classic），他们大多更像比特币派，而比特币派的人往往也喜欢工作量证明。以太坊经典并不打算转向。到信标链上线时，留下来的社区对转向权益证明已经非常支持。时间表这个让每个工程师都头疼的问题，布特林认为，现实的日期是 2022 年初，乐观的情况是 2021 年内。一个好的信号是：先有一份同时涵盖过渡过程和过渡之后状态的规范，再有一个同时运行两者的测试网，然后进行大量审计，接着在 Ropsten 或 Rinkeby 这样的现有测试网上跑一遍，之后才是主网。

吓人的事情往往发生在测试网上。2020 年 8 月中旬，在 Medalla 测试网上，各客户端对规则的理解不一致，其中一个被踢了出去，恢复花了好几周。部分原因是测试网上的币一文不值，没人急着升级。10 月，最终确认又失败了一次。开发者学会了如何优化，也亲眼看到超过三分之一的验证者掉线的完整过程：最终确认停止，不活跃的质押被“弱化”（weaked，也就是烧掉，只是不用“罚没”这个词），直到参与者重新恢复到三分之二，链才会继续运行。布特林说，亲眼看到这些边缘情况，让人们对主网更有信心。

2021 年 4 月 24 日，Prysm 客户端的一个 bug 导致约 70% 的信标链验证者无法出块。不过，证明（attestation，也就是真正负责最终确认的投票）仍然正常运作，因此链保持了相当的稳定。Nimbus、Teku 和 Lighthouse 继续出块。对他来说，这正是一个教训。以太坊没有比特币那种单一客户端的局面：多个实现遵循同一协议。当它们因为 bug 而产生分歧时，就是共识失败，而这类问题非常严重。单一客户端让比特币的这类事件更少见，但并非完全不存在：2013 年，比特币就曾在同一客户端的两个版本之间发生过共识失败。布特林认为，多客户端架构救以太坊的次数，比害它的次数还多。

2016 年的“上海 DoS 攻击”之所以得名，是因为它恰好在上海那场会议的第一天开始。它产生的区块，对一个客户端来说慢到致命，对另一个客户端却没有问题。当时的两个客户端是 Geth 和 Parity（布特林说，到 2021 年，前三名分别是 Geth、Nethermind 和 Besu）。攻击者无法同时让两个客户端瘫痪。矿工在不同实现之间来回切换，链经受住了持续一个月的攻击，团队也被迫冲刺，把 DoS 漏洞清理干净。比特币 2010 年的溢出漏洞则是反面例子：一笔交易有两个输出，每个约 2^63 聪，相加后越过了 2^64，发生回绕。节点以为输入足以覆盖这笔支出，结果凭空冒出了数十亿枚比特币。从发现到修复，花了大约 12 个小时。如果当时是多实现的世界，很可能某个客户端会出 bug，而另一个客户端会拒绝这种回绕，从而引发一场混乱的共识失败。这至少会迅速拉响警报，也让社区有了合理的理由去选择正确的那条链。

这种模式仍然备受质疑。比特币派谈论共识失败的风险。风险投资人则认为，资助三支团队成本太高，而且“不够专注”，他们很喜欢“专注”这个词。布特林说：“以太坊不是那样，但尽管如此，它依然很了不起。”在所有以太坊都要依赖信标链之前，把它当作一次试运行，持续一年，在他看来是很值得的：你能真切地了解质押是什么感觉，激励机制究竟如何运作。

如果比特币加闪电网络就能“解决一切”，那世界为什么还需要以太坊？布特林说，比特币一直吸引他的，是去中心化：任何人都能加入的开放系统，不会因为创建者玩腻了就走向消亡，并且能够抵御运营者破坏规则。这些原则的适用范围远不止货币。比特币是一条用于货币的区块链，以太坊从一开始就是通用型区块链。以太币（ETH）是一种资产，你也可以在上面构建 DeFi、ENS（以太坊域名服务）和预测市场，还可以记录非金融类的信息，例如某份证书是否已经签署，某把密码学密钥是否已经吊销。没有区块链，去中心化计算机网络能做的事情很有限；有了区块链，其中许多限制就消失了。智能合约是这种通用性的核心：底层逻辑公开运行，或者至少能生成零知识证明，证明规则得到了遵守，这样你就不必持续信任某个中心化的行为者。

他并不认为金钱是世界上唯一的问题，也不站在“用加密货币取代法币就能结束战争”的阵营里。铸币税大约只占政府收入的 5% 到 10%。假设从一个“邪恶”的国家那里拿走这部分收入：它会停止轰炸阿富汗，还是削减福利？如果你认为它会停止轰炸，那你对政府的看法就太乐观了。去中心化的开放货币仍然有真实的价值。世界上很多地方的货币远不如美元稳定。比特币能给这些人的，只是比特币，而比特币本身也很波动。以太坊则既提供以太币，也提供稳定币。意识形态纯粹的人会说美元也会崩溃，但委内瑞拉玻利瓦尔的情况仍然糟糕得多。一个全球开放的金融系统能有所帮助，但前提是它不仅仅是一种货币，而且手续费不能是每笔 5 美元，否则没人会为非金融应用付这笔钱。

马斯克曾说，狗狗币应该把出块时间提高 10 倍、区块大小提高 10 倍、手续费降低 100 倍，“那它就稳赢了”，还开玩笑说布特林害怕狗狗币。布特林想把这个说法纠正过来：他一点也不害怕。他去日本拜访过最初的那只狗，她还活着。以太坊在 DEF CON 大会上的活动接受狗狗币，他自己也持有不少狗狗币。从某种精神上看，以太坊本身也有一点点像狗狗币。技术上的反对意见，与比特币的区块大小之争如出一辙：不做新的架构，只是不断调高参数，会让链更难验证，也更容易被操控。如果狗狗币能桥接到以太坊，人们就可以在 Loopring 里每秒交易上千次。如果狗狗币能在自己的链上复制 ZK Rollup 的技术，那也很好。跨链桥仍处于起步阶段。狗狗币与莱特币进行合并挖矿，而如今狗狗币的规模已经更大，回头看这似乎是个更糟的选择。早期的以太坊上有一个 BTC Relay，那是一份用来验证比特币区块的合约，后来手续费太高，兴趣也就消退了。如果用 SNARK 之类的技术来实现，成本可能会低一些，但转移资产需要双向验证。以太坊能验证任何东西，比特币则需要一次（软）分叉。如果狗狗币想搞一个双向转移的分叉，他会称之为一次很棒的合作，并认为一些多签基金甚至可能会为此设立悬赏。

他说，不要把复杂或恶意的图谋强加到马斯克身上。他是一个喜欢狗的人，就像布特林喜欢狗一样。他把一辆车发射进太空，就是为了好玩。他越来越多地按照“最有娱乐性的结果最可能发生”来行事，而狗狗币正是在整个行业越来越严肃的时候，最有娱乐性的加密货币。Fridman 问到 Chainlink 和预言机。布特林认为，链下数据是必需的，比如稳定币价格、肯尼亚或斯里兰卡那种 Etherisc 式的农作物保险，以及预测市场。Chainlink 占据了这一设计空间中快速、自动化的那一端；Augur 则位于慢速的那一端，在现实已经有了结果时，你往往只需以 99 美分卖掉即可。他很高兴这个项目存在，也提到它在 Twitter 上的“青蛙大军”可以变得非常激烈。他不希望预言机进入以太坊的基础层。如果链本身断言一个美元/ETH 的价格，那就等于在发表地缘政治声明。想象一下美国爆发内战、出现两种美元：预言机该选哪一种美元？让一层（Layer 1）保持为纯粹的、确定性规则的平台，把预言机交给二层去做。

谈到查尔斯·霍斯金森（Charles Hoskinson）和以太坊早期的分道扬镳，布特林宁愿让事实说话。一些密切关注霍斯金森的人告诉他，2021 年的霍斯金森和 2014 年的霍斯金森不一样；2021 年的布特林也不一样。两人到 2030 年有可能重聚，但不必成为最好的朋友。他说，Cardano 非常强调大型学术证明；以太坊则更愿意使用启发式方法，因为它想做的事情更多、更快。IOHK 的研究仍然产出了一些有趣的成果。他个人认为，严格的形式化推理被高估了，因为协议在模型之外失败的概率，至少和在模型之内一样高。2013 年的自私挖矿研究表明，比特币“50% 诚实多数”的说法，在假设参与者理性、网络条件现实的情况下，门槛会降到 0 到 33% 之间。传统共识研究几乎不建模激励机制，它假设参与者是十五家可以线下起诉的机构。加密世界里没法起诉。2017 年底前后，他曾在 BitShares 或 EOS 提出的某个共识方案中发现过一个模型内部的 bug。即便如此，你想要实现的目标，永远无法被完整地写成形式化语言。他注意到，AI 安全领域的人不断重新发现这一点：把你想要的东西写成规格非常困难，而优化器越强大，你就越需要小心。

他的写作面向的是好奇的局外人，学术体系内部的人并不在他的读者之列，所以传统学术圈的人有时会说他鲁莽。你大概两种分析都需要，分阶段进行：先是粗略但快速的公开反馈，然后再做更多形式化工作。互联网已经改变了协作方式，研究的正确结构没有理由还停留在十五年前的样子。不同生态拥有不同的态度，是健康的。以太坊可能在某些问题上是错的，而其他链则可以充当存在性证明。

谈到 AI 安全，他远远看去的印象是，这个领域可能还不够形式化。实践中常见的是“我找到了几个小技巧，分类准确率从 0.684 提高到了 0.773”，往往说不清背后的原因。这对理解系统、想象可能的失败方式都很不利。甚至还有一场正在进行的争论：像 GPT-3 这样的模型，规模扩大后是否会持续变得更聪明，还是它们永远学不会某些推理类型。密码学则是一种混合体：在其假设之下非常形式化，但对于因数分解或椭圆曲线离散对数问题在经过几十年尝试之后是否依然困难，它又非常非形式化。至少，这些非形式化的赌注建立在少数许多人都在关注的基础构件之上，而 ZK-SNARK 把一个大命题归约到了这些构件上。共识机制仍然更像艺术，科学成分还不多，因为它是加密经济（crypto-economic）系统：它要对人做出假设，而数学无法证明 51% 是否会保持诚实，也无法证明另外 49% 能否协调起来分叉。

NFT 让他感到意外。在一场科技会议的“高估还是低估”小组讨论中，他说 NFT 被高估了，回头看他的判断相当错误。他个人很难理解，为什么要为独一无二性花大价钱。如果他有一座豪宅，挂的会是复印件，或者彩虹猫（Nyan Cat），而不会挂蒙娜丽莎。让他高兴的，是开头谈到的那个公共物品的循环：有价值的工作如果无法养活它的创作者，它要么根本不会被做出来，要么会被做成中心化的替代品，控制权集中到少数人手里。艺术家铸造 NFT，是为长期资金不足的创作工作多开了一条收入来源。至于“骗局”，他坚持认为这是一块灰色地带。2017 年 BitConnect 在越南一场会议上那段三分四十八秒的疯狂推销演说，是纯粹骗局币的顶峰；尽管加密货币整体已经更大，这类东西现在反而少了很多。然后是一个光谱：技术上没问题、社区却很可疑的项目；社区很好、项目却无力兑现承诺的情况；还有真正优秀的作品。比特币 SV 是他举的“80% 骗局”的例子：它是一条真实存在的链，有 512MB 的区块，你甚至可以拿来做文件备份；但它由赖特掌舵，社区有一半近乎疯狂，还做出显然不实的声明。波场（TRON）是一个可以使用的平台，但它还抄袭过 IPFS 的白皮书。他不会把比特币或莱特币称为骗局；认真地想让莱特币成为莱特币的人，就已经足够了。真正的骗局，是关键人物有意撒谎。有缺陷或错误的想法，只要出于善意，就不是骗局。金钱只会把每场部落式的争斗变成“Mac 对 PC”之争，就好像每台笔记本上都贴着十股苹果股票。那些在 1983 年花 500 美元买下 Mac 的精英，如今手握 4000 万美元，热衷于谈论地缘政治。正是这些，让各路追随者的“军队”充满了干劲。

布特林向 SENS 基金会捐过款。他希望，眼看着父母和祖父母慢慢死去这件事，能像智能手机普及之后“在城市里迷路”那样，逐渐从公众意识中消失。他在推特上置顶了尼克·博斯特罗姆（Nick Bostrom）的一篇文章，文章认为死亡几乎是不道德的：有一条龙在杀死每一个人，包括你的家人，那么不积极地与之战斗，就说不通。在过去五年里，他认为人类已经开始看到胜利的最初裂缝。“永远”需要有一个定义：超大质量黑洞最终会填满宇宙，所以我们大约有 10^16 年可以努力。要活到几千年，需要的工作量会大得惊人。第一批问题解决之后，人们开始活到 150 岁，届时还会出现十个以一半速度致人死亡的其他问题。奥布里·德格雷（Aubrey de Grey）的“长寿逃逸速度”论证是一种安慰：多出来的几十年，正是解决下一批问题的时间。不要低估人类的智慧。从 1950 年的 ENIAC 到 2020 年的电脑，相隔七十年；而他和 Fridman 很可能都还有至少七十年可活。他认为，新冠疫情把激进的生物医学推到了公众视野中，并提醒人们：光靠比特和推文救不了世界，疫苗才救了世界。

在他看来，20 世纪后期的意识形态认为，自然是好的，对自然的干扰是坏的。右翼版本把市场当作自然，保守派版本则把传统文化当作自然。COVID 让很多人改变了想法：自然并不安全，默认结局是数千万人死亡，唯一的出路是人类的智慧。这种框架对把衰老当作工程问题来看待更为友好。默认的结局是 78 亿人全部死去，最后十年在衰弱的痛苦中度过，除非人类的智慧阻止它。计算生物学正在把身体这团乱麻，变成工程工具可以施展的对象。另一条路线对肉身这个“载体”没有那么浪漫：脑机接口（如 Neuralink）、意识上传，以及在信息空间而非生物空间里获得永生。他希望把所有平行的赌注都押上：更好的身体、更好的脑部扫描、更好的冷冻技术，还有一台最后手段的冷冻箱，让像哈尔·芬尼（Hal Finney）这样的人有朝一日能够醒来。硬科幻则为离开生物学提供了一个现实理由：类似突破摄星计划（Breakthrough Starshot）那样的探测器，可能在 2060 年代之前出发，飞往四光年外的半人马座阿尔法星，以大约 10000 g 的加速度加速到光速的 20%。人类承受不了这种加速，机器人却可能承受得了。两人都认为，意识是算法的属性，与脑组织本身无关；Fridman 担心，复制品和无限的生命会消耗掉生命的意义。布特林举的历史例子是：有些哲学家认为战争赋予国家以意义，这种观点最终导向了一个“疯狂的奥地利人”，他的士兵曾向布特林的祖父母开枪。没有了生存意义上的战斗，生命照样有意义。商业、意识形态，甚至暗黑破坏神的硬核模式，都能提供有限性。他现在和初中同学一个也不联系了，和高中同学还有两个保持联系。他记得有一项研究说，一个人和 25 年后的自己，差异大约相当于两个不同的人。你可以拥有那些让生命有意义的哀愁，而无需任何人死去。

关于生命的意义，布特林说，金钱教给他的是一门减法的课。钱能带来的最大好处，是让你操心的事变少，拥有的东西却不一定更多。存款不为零，你对失业的恐惧就少一些。有六个月的生活费，离开一份与价值观相冲突的工作就容易得多。钱再多一点，你就不必非要工作能赚钱，也可以选择更省事的饮食和交通。如果把钱当成一台会不断送东西给你的机器，你反而更容易把机会浪费掉。钱不再是问题之后，意义就成了问题。他指出，学校既是一种极权制度，也是一个物资充裕的乌托邦：十二年里，资源有人提供，选择也有人替你做。成年人要承受的，正是自由的重量。就连他做以太坊的头五年，也谈不上多么自主：去韩国讲，去台湾讲，把某一部分做完好让链能上线，发明一套权益证明算法。新冠疫情期间他困在新加坡，有了大把独处的时间。他决定让这段时间有点意义，开始把播客当作听众来听。在 Optimism 的 Karl Floersch 推荐下，他一口气听完了 Hardcore History，听了大约十期 Fridman 的节目，还听完了 45 小时的《第三帝国的兴亡》（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

1930 年代和 1940 年代之所以让他着迷，是因为它们逼着人去追问邪恶从何而来。大屠杀确实发生过；可如果你和人们喝杯咖啡，一百次里有一百次，他们看起来都很好。他自己的学校经历充满了善意，这让后来遇到的恶意更难理解。开始做以太坊后的六个月内，就有人为了以太坊如果变成公司，谁拿多少股份而争吵；他建议做成非营利组织，结果不知为何惹恼了一些人。结合加密世界的观察和那段历史，他形成了一个可以用的直觉：大多数邪恶来自恐惧，贪婪倒在其次。2016 年的 DAO 分叉是他个人的低谷。DAO 被黑之后，出现了有争议的协议修改，以太坊经典随之分裂出去。以太币（ETH）最初约为 13 美元；后来某一天，ETH 跌到 12.50 美元，而 ETC 只有 0.50 美元，于是人们认定，以太坊经典是比特币社区搞的心理战（psyop）。其中有些确实属实；把问题归咎于“外国人”，也是政府在避免面对内部异见时常用的办法。有人呼吁用商标诉讼阻止交易所上架以太坊经典。他说，把国家机器当作武器去对付另一种加密货币，是极其不道德的，也违背了这个项目自称所坚持的自由。他在一定程度上也参与其中，对其中的过火行为感到后悔。比特币的区块大小之争也是同样的模式。当你害怕，如果不采取行动，整个世界就会崩塌，那么忘掉自己的原则就变得很容易，为了拯救你在乎的那个具体的东西，什么都愿意做。Fridman 把这一点归结为勇气：面对恐惧，应当保持同情，不应转而仇恨。布特林表示同意。每个人都既有作恶的能力，也有爱的能力。要做的，是建立那些更青睐后者的机制和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