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造现代美国公民的那场战争

在这个已经有太多答案的话题里，Lex Fridman 开门见山地问出了最难的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怎么爆发的？Capozzola 是麻省理工学院研究政治与战争的历史学家，他先给出课堂上的标准答案：1914 年夏天的一连串事件，把欧洲主要大国卷入了冲突。随后，他给出自己觉得更有用的版本：这场战争至少在一代人之前就已经开始。那时崛起中的德国大力投入陆军和海军，引发了欧洲的军备竞赛，也加剧了对非洲和亚洲殖民地资源的争夺。他说，到 1914 年夏天，战争在很多方面其实已经打响了。萨拉热窝的枪声，是“点燃火焰的那根火柴”。

在列强正面相遇之前，战事其实已经在别处展开。Capozzola 提到非洲、北非、中东和巴尔干：欧洲帝国习惯了对付弱得多的国家，打的是不对称的战争。他补充说，美国在 1898 年之后也跻身帝国行列：它接收了西班牙的前属地，既拥有了正式的殖民地，也养成了统治和以军事手段扩张的心态。按这种非正式的意义来理解，帝国不一定要在地图上涂满殖民地的颜色。

他提到，历史学家从来不喜欢“必然”这个词。无论短期还是长期，人们本来都可以做出不同的选择。不过，1914 年的帝国体系里，存在着他看不出能够不靠暴力化解的冲突。“它本可以不是这场战争，但很可能非打一仗不可。”他把责任归于这个体系，体系之内，他认为责任最大的是德意志帝国。这一判断的理由之一，是“梦游者”一说会让太多人轻易脱身，而他并不认为这一说法毫无证据。

奥匈帝国王储 Franz Ferdinand 遇刺之后的四周里，最后通牒、秘密同盟和军事征召一层层叠了上来。部队一旦开始动员，就没有哪个大国愿意做最后一个准备就绪的。每个政府都认为自己是在做防御性的动作，都设想最坏的情况也只是一场小规模交火或对峙，外交官之后还能收拾。外交失败了，小规模交火变成了大战。那个夏天，美国人只能在一旁观望，几乎没有影响局势的能力。

Capozzola 说，关键的转折出现在 1914 年秋天。德国起初大胆地向法国推进，用的还是上一场战争（1870 年普法战争）的打法，希望来一次闪电式突击，迅速结束战事。法国的抵抗比德国人预想的更有效，战线随之僵住，然后双方都开始挖掘。最初的战壕只有三英尺（约 1 米）深，目的是躲避炮火，后来加深到六英尺（约 1.8 米），再到十英尺（约 3 米），宽两英里（约 3.2 公里），里面铺设着电报线，后方还布置着整套医院。阵线一旦锁死，剩下唯一的念头就是把战争的强度开到最大：投入海量的兵力，付出海量的努力。这些都没有奏效。

过去三四十年间的工业革命，以机关枪和火炮的面貌来到了战场。绝大多数伤亡来自炮击，步枪乃至机枪扫射反倒排在后面。Capozzola 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战争的武器就是人：成千上万的人一波接一波翻出战壕，冲向敌军防线。这种打法能奏效一阵子，守住阵地却往往比夺下它更费力。于是双方又缩回各自的战壕里，等着下一天。

1914 年 8 月，英国、法国和俄国因战前签订的秘密同盟，彼此承诺共同防御，一起卷入了战争；德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也各自有同盟。被动员起来的，是整个帝国：士兵和原材料都来自世界各地，不仅仅是各国的军队。军官很快就理解了这场屠杀的规模，平民即便受到审查阻隔，也慢慢明白了。到 1917 年美国决定是否参战时，美国人并不是茫然地走进未知。他们看过照片、新闻片、伤兵，也读过血腥的报刊报道。他们仍然做出了选择。

Fridman 不久前在乌克兰待了几周，他谈到距离会怎样影响人的心理。离前线一公里的地方，爆炸声仍会让人本能地一惊；而在基辅，人人都身在战争之中，感觉上却像是在看电影。Capozzola 说，欧洲的后方也存在同样的落差，只是比利时和法国例外，那里的战斗就在自家后院。休假回家的士兵，常常怨恨平民过着他们以为的奢侈生活。大西洋又把这种距离拉得更远。

美国能否置身事外？Capozzola 说，就军事力量而言，美国可以。但它不可能完全无视这场战争：战争影响着贸易、货物、农业和收成，也影响着移民还会不会穿越大西洋，到美国的工厂里做工。1917 年，美国选择了对德国和奥地利宣战。这是一场由一连串事件引发、出于选择的战争。1916 年，威尔逊刚刚凭借“让美国置身战争之外”的竞选承诺赢得连任。

1917 年初，德国最高统帅部认定自己被困在战壕里，必须撞出一个突破口。唯一像样的机会，是打破英国的海上封锁，在大西洋上击沉船只，其中也包括美国的船。德国人很清楚，这会把美国拉进战争。但在他们眼里，美国的陆军和海军都很小，国内在纸面上也分裂得厉害，于是判断美国士兵赶不及抵达前线。“他们赌了一把，然后输了。”法国的抵抗依然坚挺，美国的动员速度和规模，都超过了德国的预估。

1914 年至 1917 年间，美国公众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而且这场辩论并没有清楚地沿着党派界线划分：参战是否符合国家利益？美国士兵会不会沦为欧洲帝国的炮灰？1915 年卢西塔尼亚号（Lusitania）被击沉，1917 年又有更多船只沉没，舆论因此转向。国会的宣战投票明显偏向战争，远谈不上一致。Fridman 在之后的几次国会投票中也听到了类似的回声：时刻一到，没有人愿意做那个说“不”的政治人物，因为那看起来像是软弱。

Capozzola 更大的论断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界定了“美国公民”意味着什么。他把公民身份拆成两部分：一是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二是一种更为模糊的归属感，即觉得自己是美国人，爱这个国家或恨它，愿意为它献出生命。两者都被摆上了台面。过去从没有护照的人，突然需要护照了。谁算公民，以及作为公民要承担什么，正在被界定，也正在被执行。

人人都认得的那幅画，是 James Montgomery Flagg 画的山姆大叔：手指指向观众，配文是“I Want You”。它最初是 1916 年一本杂志的封面，标题为“你为备战做了什么？”，那时美国仍然保持中立。1917 年，它成了美国陆军的征兵海报；二战时再次启用，之后又被改编、戏仿，变成了网上的表情包。Capozzola 把它看作一扇窗，窗后是一个时刻：联邦政府即将向海外战争提出巨大的要求，大规模生产和大众传媒也以新的方式被动员起来，去制造我们今天所说的宣传。他坚持认为，历史学家同样应当关心那些被指着的人。没有这里开始的那种回应，就不会有此后全球性的美国力量。

山姆大叔最先要的东西之一，就是征兵登记。美国参战后不久，《选择性征兵法》（Selective Service Act）就通过了。所有男性都必须登记，最初是 21 至 30 岁，后来扩大到 18 至 45 岁，由政府机构挑选谁去服役。战争期间，共有 2400 万名男子完成登记，近 400 万人以某种形式服了役。至少 50 万人从未填过表格。Capozzola 认为，去当地邮局登记，是比宣战本身更难接受的要求。对德国宣战是一回事；亲手填写让本国政府把你送上战场的表格，又是另一回事，尤其是在联邦政府几乎找不到别的办法找到你的情况下。

在一个分裂的国家里，怎样让 2400 万人去登记？靠的不是自上而下。在今天被称为联邦调查局（FBI）的机构里，大约只有一百名探员。执法靠的是普通邻居的眼睛和社区的监视。1917 年之前，美国已经有一场规模可观的反战运动。之后，要维持有组织的反战运动就变得很困难，尤其是政府开始取缔抗议活动以后。普通人是亲手参与了这台战争机器的建造。

Capozzola 说，征兵直接冲击的是自由这项根本权利。它要求一部分人做出牺牲，名义上是为了所有人的安全。即便你反对这场战争，也得去打仗。法律为良心拒服兵役者留了一些条款，但只适用于出于宗教理由反对一切战争的人，不适用于出于政治理由反对这场特定战争的人。有几千人借此获得了豁免，但他们仍然要面对嘲笑、社会制裁和恐吓。个人自由和宗教自由，是最早失去的东西之一。

接着，《反间谍法》（Espionage Act）出台了。这段对话录制的 2022 年，这部法律又成了新闻。Capozzola 说，它是一部综合法案，大约有十条规定，真正与间谍相关的寥寥无几。其中一条最为关键：凡是会干扰军事征兵的言论或行为，一律违法。这一条被用来查封激进刊物和德语报纸，战时的言论因此受到了寒蝉式的压制。战争结束后，公民身份又添了几项内容：保卫国家，服兵役，被要求时为国赴死。国家提出这些要求，人们也就随之索取回报，要求言论自由得到保护，要求边缘群体得到平等对待。义务与权利在相互牵制中一同成长。Fridman 认为这是一次越权，它让美国人学会了不轻易信任高度集中的权力，哪怕那权力想把他们拽进一场并不认同的战争。Capozzola 则认为，这是一直存在的张力重新出现，只是被推到了现代的形态。

同一部法律还让联邦机构有权监视其他美国人。它们最留意三类人：妨碍征兵的人，搞工会组织和罢工的人，以及可能同情德国的人。落到实处，最后这一类实际上让所有德裔美国人都进了监视名单。范围起初并不大，很快每个机构都参与进来：财政部的特勤局、检查信件的邮政部门，还有动员了 20 万名志愿者的司法部。战争结束后，大部分临时机构都撤掉了，唯独监控国家的主干，在所有临时机制里留存得最完整。不论用联邦预算、联邦雇员人数，还是常备军规模来看，政府的体量都急剧膨胀过。事后它确实有所回落，却再也没能退回从前的样子。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否催生了军事工业复合体？Capozzola 把这个问题拆成两部分。战争牟利确实存在，战后也受到过调查，人们担心逐利动机起了过大的作用。不过，“军事工业复合体”这个词讲的是一种锁定：军事选择受产业塑造，产业又受军事目标塑造。他不认为这种锁定在 1917 至 1918 年间已经完成。那是冷战时期的现象，是靠两代人的紧密捆绑才形成的。即便在那时，欧洲各大国和美国的武器大多也由私营工业生产，只有较老的联邦兵工厂算是部分例外。

他更喜欢用一个比喻：拨盘还是棘轮。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军方与产业的关系像拨盘，迅速拧到高位，停留了一段时间，然后又拧了回去。冷战时期则更像棘轮：只能往上走，回不去。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的告别演说让“军事工业复合体”这个说法广为流传，他忧虑的正是这一点：不只是利益，还有一种担心，即没有人愿意让这台机器停下来，而普通美国人也没有任何声音能让它慢下来。

Fridman 疑惑，为什么像艾森豪威尔那样的讲话如今如此罕见，批评战争开支的声音又为什么常常绕开那台把社会拖入冲突的机器。Capozzola 说，从冷战到之后，美国并没有持续围绕国防体制展开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这类讨论曾摆在台面上：美国有奈委员会（Nye Committee），英国有皇家委员会，还有大量新闻调查报道，1930 至 1936 年间，随着欧洲再次乌云密布，相关讨论一直很热。如今，这类讨论常被推到边缘，并被当作阴谋论来看待。他希望在 21 世纪把这场讨论重新召集起来。

被问到与乌克兰战争的相似之处时，他很谨慎。简单地拿 1914 年来类比，并不太站得住。如果一定要找相似之处，乌克兰看起来更像 1911 至 1913 年间的巴尔干和地中海冲突：那些局部战争，后来被卷进了一场大得多的战争。要避免出现一场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关键在于不让体系锁死，不让局势升级到超出任何人的预料。在 21 世纪，核大国之间的热战格外可怕。让他夜不能寐的，也正是应该让美俄两国公民同样睡不着觉的那个事实。他提醒 Fridman，即便在 1914 年夏天，走向战争的步伐本来也可能有所不同。领导人需要退路，而且需要让这些退路真正走得通。

为什么内战仍与独立战争、二战一道界定着美国的身份认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却逐渐从记忆中淡去？Capozzola 的回答是，那是另一种战争：是分裂，是在美国本土作战，是美国人打美国人。林肯与后方的关系，既不同于威尔逊，也不同于罗斯福。交战双方的部队绝大多数是靠社区和州组织的志愿征募入伍的，南方邦联的士兵中只有大约 8% 是通过征兵入伍的。对团、对民兵、对他们为之争战的国家，士兵有着多重的忠诚。胜利之后，这些多重忠诚形成了一种联邦民族主义，此后一直塑造着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则从未获得同样清晰的叙事，说明它为什么非打不可。

Capozzola 喜欢说，美国是 1917 年 4 月才正式参战的，但美国人几乎是立刻就投身到了这场战争中。大约 5 万名美国人加入了加拿大或英国的军队。数以百万计的人自愿参与人道援助。他认为，现代战争催生了现代人道主义，这在中立时期就能看出来。那些希望国家置身事外的人，同样在思考和争论这场战争，并担心英国的宣传、德国的间谍活动，以及交战双方干预美国选举的企图，已经成为新闻报道的内容。墨西哥的革命又为西半球增添了一场危机，与欧洲的危机叠在一起。

这场被认为能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并没有做到。在德国，战败带来了怨恨和相互指责，还有一位观察者所说的政治“野蛮化”，为纳粹的仇恨政治铺好了道路。在美国，没能赢得和平，和打仗一样重要：威尔逊试图建立一个国际秩序，美国却没有加入国际联盟，此后一代人都为此付出了代价。亚洲的情况则不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日本是一次繁荣，财富大量涌入工业化和军事化；到 1930 年代，军方接管权力时，展示的正是 1914 至 1918 年间积累起来的力量。

1919 年的巴黎和会上，威尔逊是核心人物。他受到尊重，但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对他也心怀怨气，因为它们觉得自己付出的牺牲更大。这些大国想保留帝国的经济结构，同时削弱德国，使其无法再度崛起。随后签订的和约延续了帝国之间的根本冲突，让德国财政破产、陷入饥荒，并滋生出一种怨恨政治，使德国几乎不可能真正融入欧洲的秩序。对于那种整洁的反事实推论，即如果英国当初没有参战，或者希特勒当初考上了艺术学院，这个世纪就能被挽救，Capozzola 没什么耐心。历史是多因的。1930 年代的欧洲本就不稳定，西欧的民主制度纷纷崩溃，无论顶端有没有一个富有魅力的极权者。没有希特勒，世界所得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会是另一副模样，但这并不等于说它就不会是一场灾难。

Fridman 问起 Norman Ohler 的《Blitzed》。这本书认为，甲基苯丙胺在第三帝国和希特勒本人身上扮演了很大的角色。批评者说，这本书拿一个变量来解释一切。Capozzola 读过这本书，也有了很多历史学家那样的感受：这个问题我们以前怎么没想到？Ohler 并不是受过学术训练的历史学家。Capozzola 对拿身份压人没有耐心：写好历史不需要学位。他喜欢把这本书当作一扇窗，却不把它当作万能钥匙。毒品解释不了第三帝国。它的价值在于帮人看清支持希特勒的是怎样的人，看清用能改变精神状态的药物让士兵留在战场上的做法，也看清到 1940 或 1941 年时，这个政权靠着多少东西勉强撑着。各方的战时宣传都把那些烟雾与镜子描绘得比实际更强大。

Fridman 担心，有些解释特别“粘”。一提到类固醇，Lance Armstrong 的整个职业生涯就都成了药物的故事；一提到甲基苯丙胺，军事天才和邪恶就都从人身上脱落，转移到了分子上。他说，这很危险，因为它消解了责任。它还会把希特勒变成一个怪物，而不是一个会在早上情绪化、会有希望也会悲伤、抑郁、愤怒的普通人。这里的教训是，许多领导人都有作恶的能力。当民众的怨恨遇上合适的、有魅力的领袖，发动军事冲突就不是一次孤立的历史意外。希特勒并没有怪物版本暗示的那么独一无二。

对非学院派讲述者的同样开放，也延伸到了 Dan Carlin 的《Blueprint for Armageddon》上。Fridman 称它是最引人入胜的一战通俗讲述之一。Capozzola 说，历史学家之间会相互争论，但对方拿身份压人时，他没有耐心。大学里的历史学家依赖当地人去记录口述历史、保存文献。历史既是一门社会科学，也是一门讲故事的艺术。首要的工作是把事实弄对，即使事实本身是模糊的。William Shirer 的《第三帝国的兴亡》表明，坚持以原始史料为依据有多难。Carlin 想做的，是让人感受“身处其中是什么滋味”，他常常通过一个士兵或一位平民的故事来做到这一点。Capozzola 说，历史想象力教给人的是谦卑：其他人曾用别的方式安排生活，而且也活了下来。它还教给人一个更难的念头：如果你被放进那个时空，你也可能做出同样的事，无论是勇敢还是邪恶。

那句常被引用的话是：不吸取历史教训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Capozzola 补上了另一半：不了解历史的人，根本没有机会重蹈覆辙。我们并不是这颗星球上第一批面对这些问题的人。Fridman 打了个比方：十几岁时第一次恋爱又分手，会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悲剧，觉得自己是第一个经历这种事的人，尽管《罗密欧与朱丽叶》早就讲过同样的故事。提醒自己人的处境本来如此，无论是个人层面还是社会层面，都是有益的。

民族主义是破坏性的，还是赋能性的？Capozzola 把它和爱国主义区分开来。爱国主义是一种情感，是对国家的热爱，也是参与民族主义的必要条件。在一个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组织起来的世界里，民族主义是一种信念：你和素不相识的同胞在共同做一件事，并且愿意为此付出，无论是纳税，还是上战场。那种公民式的民族主义是好的版本。问题在于，能否在不排他的前提下拥有它：不必憎恨和恐惧他者，不必通过与其他所有人划清界限来界定自己的国家。他说，美国有一个值得捍卫的包容传统，也有一个值得警惕的族群仇恨版本。他不打算把图景描绘得过于美好。美国往往更容易通过反对某个对象来界定自己，比如冷战时的苏联、今天的中国，而不是讲清楚自己为了什么。这或许是人性使然。文明面临的难题，是学会如何塑造不会引发全球战争的竞争者，或者如何把敌人变成对手。你与竞争者竞争，与敌人交战。

Capozzola 希望大家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吸取的教训是：人命并不便宜。交战各方都以为，只要向前线多投入人力和物资，就能靠军事手段解决政治问题。1918 年，其中一方确实赢了，可它并没有解决当初那些政治问题。最终为此付出代价的是普通人，付出的是性命。那些被告知自己的生命不值钱的人，把这笔账记了下来。这份记忆在整个 20 世纪重塑了欧洲乃至世界各地的大众政治。一名士兵或平民的死亡，带来的远不只是一条生命的消失。它会化作怨恨、愤怒和仇恨，一代代地回荡下去。

Fridman 在乌克兰看到了大规模代际仇恨的诞生：它直指整个民族，针对的对象从来不只是某届政府和某位领导人；可以一夜之间形成，却需要几十年和一整套制度性的努力才能加以引导。他追问，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时，是否把这笔账算进去了：一枚炸弹即便命中的是军事目标，会制造出多少年的仇恨？一百万个恨你的人里，有多少人会变成恐怖分子？他认为五角大楼恐怕没有这样一张图表。Capozzola 同意，这又是同一个想法：用军事力量解决政治问题，同时也挥霍了世界上许多人原本对美国的善意。

如果让领导人坐进同一个房间，能否停止战争？Capozzola 的回答是：能，但前提是领导人从民众那里明白，民众自己希望战争停下来。美国的核冻结运动，以及苏联内部要求开放的压力，把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带到了雷克雅未克。那两个人在房间里做出选择，但他们都被推着走，而且都知道自己被推着走。他说，历史爱好者常把过去想象成领导人之间的会面：张伯伦、丘吉尔、希特勒、斯大林。丘吉尔那句“我们绝不投降”之所以有分量，是因为它也是英国民众愿意做什么的体现。领导力是一门动态的艺术：一边塑造人们想要什么，一边清楚自己也受制于这些想要。

Capozzola 当时正在备课，准备讲一门美国总统选举史，一直讲到 2024 年的大选。美国是不是一个分裂的国家？就修辞和日常政治而言，当然是。不过，和其他时期相比，它远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分裂，最显而易见的比照对象，就是 150 年前的那场内战。区别也不只是美国人还没有打起来。今天的美国是一个社会、一个经济体，无论在国内还是在世界舞台上，都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和 1861 年的样子完全不同。政治修辞会一直保持极端，但那并不等于国家已经断裂。

他说，真正不一样的是党派性。政治学者把当下称为高度党派化：两党在根本立场上越来越对立，距离也越拉越远。人们说国家分裂了，指的多半就是这件事。国家本身未必分裂，分裂的是政治。Fridman 怀疑，这种分裂也有一部分是假象：大多数人在基本问题上其实看法接近，而媒体与政治机器需要一个蓝营和一个红营，连感恩节餐桌上的家人都会因为投票给谁而闹翻。Capozzola 认为，美国正在实时摸索这一点。两党制而非议会制的结构，也许会放大这种效应。可放眼世界上的议会制国家，同样的分裂叙事、同样的情绪政治也在蔓延。其中有些内容，经过电视和社交媒体的放大，看上去并不像它表现出来的那么真实。

Fridman 经历过布什对戈尔、奥巴马、特朗普、拜登，也经历过每次都有一方指称另一方“做了手脚”的例行说法：2016 年的俄罗斯干预，还有在奥斯汀一条河边跑步时，一个陌生人拦住他，坚称 2020 年的选举“显然被操纵了”。Capozzola 的立场很直接：美国的选举制度根本上是健全可靠的。登记、计票和认证所投入的时间、资源和精确度，对民主制度至关重要。无论左右，当有人说“被操纵”时，他们是在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寻找唯一的答案。在左派那里，这可能指选区划分操纵（gerrymandering）或选举人团（Electoral College）；在右派那里，可能指投票安全，或者主流媒体对信息的控制。两边都把感受表述为“我的选票没有被计入”。更深层的担忧则是：“我的选票不算数，我的声音没人听。”

Fridman 把话题推向另一个不那么让人安心的版本：选举结果接近，利益巨大，有权势的人很多，完全违法的操纵结果也并非不可能。Capozzola 并不否认这段历史。选举干预可以一直追溯到 18 世纪，不必非举 Lyndon Johnson 在得克萨斯州的例子不可。1850 年代，支持蓄奴和反对蓄奴的移民涌入堪萨斯，为的就是左右结果。重建时期，三K党在投票站门口把黑人选民拦在外面。这段历史并不新鲜，只是高度党派化让利害关系显得更加生死攸关。他说美国的选举制度是健全的，并不是为了安慰谁，也不是为了鼓励自满。他的意思是，这是美国人必须去做、必须去维护的事：让制度尽可能与党派政治隔开，让公众要求选举公平、安全。这也包括，无论你支持哪个政党，都要愿意接受失败。

Fridman 担心，媒体和政客有巨大的动机把国家尽可能平均地分成两半，因为愤怒和 50:50 的对决最能带来点击。最愤世嫉俗的版本是，这台媒体机器眼睁睁看着民主被烧毁，因为火本身就是流量。Capozzola 说，Fridman 对这种激励结构的描述达到了 100% 的准确。历史学家接着给出修正：也许你高估了媒体的因果力量。美国人民比他们所消费的媒体更聪明。即便只看福克斯，或只看 MSNBC 的人，也清楚自己在看什么。他不认为媒体能成为解决方案，也不认为回到 20 世纪中叶三家电视台讲同一个故事的年代，是值得恢复的黄金时代。

在他看来，推特并没有改变“美国公民”的含义，它改变的是公共生活的日常声响：更吵闹，更响亮，也更去中心化。它的悖论在于，它在根本上是一个民主化的平台，剥夺了那些曾经掌握话语守门权的机构的权力；但它同时根本算不上民主机构，它是一家营利公司，按营利公司的原则运作。他说，美国人民有权按自己的判断去监管或重塑它，其他主要媒体平台也一样。

特朗普总统被封禁，正好说明了两面。推特是一个有服务条款的平台，它认定特朗普违反了条款，于是封禁了他。有规则就得执行。直接、可预见的后果是，数百万美国人觉得推特在政治上选了边，或者他们原有的这一看法得到了证实。至于非预期的后果，历史学家只能说它们总是存在，而我们还不知道，政治人物以这种理由被排除在平台之外，长远意味着什么。Fridman 通常反对审查，他把两种情形都推到最强的一面来检验：压制可能把普通的支持变成对殉道者的崇拜；拿掉一个大嗓门的极端分子，则可能让更冷静的声音相对更有分量。但他仍然认为审查是一条滑坡，尤其是新冠疫情期间，推特、YouTube 等平台已经更像媒体，而不像一家普通公司。Capozzola 抓住的是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在民主社会里，民主的政体不应当把塑造公共对话的权力交给营利公司。

推特有没有能力发动战争、左右选举？Capozzola 用的比喻是海浪冲刷沙滩：媒介本身不是行动者，重要的是行动者怎样使用这个平台，以及平台的结构是怎样设计的。Fridman 并不满意这个比喻。一条推文是媒介加上病毒式传播，因此一个声音，甚至一个戏剧化的观点，都可能产生不成比例的影响。这意味着平台有一份责任：不能仅仅因为某个声音能带来互动，就去加速它。Capozzola 的历史学家式安慰是：这一切终将过去。在它过去之前，平台的结构和算法都可以接受民主机构的审视。他不会详细预测 2024 年，历史学家通常不喜欢预测未来，但他说那一年绝不会平静。拜登表示会参选，但事情还没有定论。特朗普不喜欢去打自己赢不了的仗，在场外当造王者，或许更对他的胃口。一位中间派救星，是许多人共同的梦想，但初选制度不太可能实现这一梦想。

Fridman 问 Capozzola，作为历史学家，他该不该采访特朗普。Capozzola 提到一个很少上新闻的损失：特朗普被封禁时，他的账号也被删除了。那个账号的记录是历史学家理解这个时代最有价值的资料之一，如今只能靠部分存档和重建，对历史记录来说，这是实实在在的损失。他并不主张“不要去谈”。希特勒和斯大林留下的访谈少得可怜。与一位在世的、有争议的领导人对话，在历史上十分珍贵，但也可能立刻引发冲突，结果取决于对话如何进行。记者和历史学家共同的挑战，是不要离研究对象太近，也不要被对方利用。与在世的人谈话，意味着要用其他记录去交叉印证对方的说法，像玩“两真一假”的游戏那样去辨别。历史学家有三四十年的时间去查证其他所有的故事，记者却要在一天之内完成。Fridman 补充说，无视一位得到大量民众支持的领导人，对那些公民是一种不尊重。相比一场好的对话，他更担心的是审查带来的怨恨。

Capozzola 说，纯粹的民主不必等到人类登上火星才能实现。答案也不是拨一个开关就行，人和激励机制都得先准备好。能做的是逐项试验：比如排序选择投票（ranked-choice voting）和决选，它们或许比只选出一个人更能体现真实的偏好；参与式预算（participatory budgeting），让大家决定公共资金怎么花；而最迫切的是，让外交政策的制定更加民主。在现代美国历史上，军事和外交决策异乎寻常地与大众参与隔绝。技术本身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技术加上人的创造力，或许可以。至于美国能否赶在有人登陆火星之前走到这一步，他并不知道。他选举课上的学生，一生都是在布什诉戈尔案（Bush v. Gore）和 9·11 事件之后度过的。他们把党派对立和激烈的选举当成了理所当然，也不记得曾经有很多温和的民主党人和自由派共和党人。这门课一方面是为了寻找组织政治的其他方式，另一方面也是要让学生安心：美国人以前也经历过为争夺选票而展开的激烈斗争。他希望，历史知识能让围绕某个候选人的情绪降降温。心平气和的时候，智慧更容易来到。

他的著作《Bound by War》从太平洋的视角讲述了美国一个世纪的力量历程，尤其是美菲关系，因为常见的叙述过于偏向欧洲。他从 1898 年写起：美国入侵、征服并吞并了菲律宾。这场战争常被误描述为只是一场与西班牙的战争，但它是一场定义性的冲突。它是美国第一场长期的海外战争，也是第一场发生在后来被称为发展中世界的地区的战争；其反叛乱的形式，以及从中积累的经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 9·11 之后被一再重复。这本书关注的是在美国陆军和海军中服役的菲律宾人。他们处于一种根本上的讽刺处境：替统治自己国家的殖民者作战。这种讽刺延续至今。在全球民调中，菲律宾人对美国的好感度高于任何其他国家的民众，甚至高于美国人自己。1986 年，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在一场有争议、几乎可以确定被操纵的选举之后，被名为“人民力量”（People Power）的群众运动推翻。里根政府在一个带有强烈个人色彩、十分痛苦的抉择中，没有扶持这位冷战盟友，这一决定受到了 Paul Wolfowitz 等新保守派声音的影响。随后，民主化浪潮席卷拉丁美洲、韩国和东欧，直到 1989 年 6 月，Capozzola 说，它在天安门广场撞上了一堵墙。他从中得出的教训是：领导人与民众之间存在一种动态的互动，有时奏效，有时不奏效，而不能简单地说自由在某些地方行得通、在另一些地方行不通。

Capozzola 毫不犹豫地说，美国最伟大的总统是林肯：他有个人领导力，有根本的道德品格，也有处理政治的能力，既会下短局，也会下长局；必要时能与敌人合作，也能挡住他们。华盛顿有政治家的品质，懂得交出权力。林肯更擅长治理，而不是竞选。1860 年的选举一团乱，结果原本有多种可能；1864 年的大选在内战期间举行，连任也绝非稳操胜券。今天的领导人中，有没有这个级别的人？Capozzola 说，两种说法都对：我们身边没有成群的林肯，同时我们也确实在美化过去。杜鲁门的例子就很典型：他卸任时民调惨淡，任内常被说成不称职、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事后看，他像是一个赢得了长期博弈的人。胜利者书写故事。泽连斯基、普京、特朗普、拜登、奥巴马、布什和克林顿会被历史如何记住，目前并不明朗，要看这些国家的历史如何展开。对于那些从未经历过持续对抗的年轻人，Capozzola 在毕业演讲的草稿中写的是：历史教你比身边的环境更乐观。人很容易得出结论，认为政治、对面的那个人、这个星球，你都无能为力，于是放弃。长远来看谁输谁赢无人知晓，但放弃的人总是输家。人类在比今天困难得多的处境里，也展现过韧性和创造力。被问到生命的意义，他认为从历史学家到神职人员之间的距离，比看上去要近。宗教给出的答案往往有一个历史性的核心：把过去与现在统一起来。即使没有信仰，历史讲述的也是共同的人类处境。如果故事只钻进战争和萧条的苦难，就不完整，它还需要蓝莓和蝴蝶。Fridman 以威尔逊 1917 年说的“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收尾，并引用了 George Santayana 1922 年的回应：只有死者才见过战争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