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曼从数据出发，兰德从公理出发，两人都为资本主义辩护

莱克斯开场先点出两人的交集。珍妮弗·伯恩斯是观念史学者，同时为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安·兰德写过传记。她把两人归为同一类人：个人主义者，对集体主义持怀疑态度，把个人当作分析的单位，再借这个视角为资本主义辩护。她说，把他们称为某种意义上的自由至上主义者，并不算错。关键在于两人走到这里的路径很不一样。兰德构建了一整套道德与哲学体系，即客观主义，把理性同个人连接起来，又把个人同资本主义连接起来。弗里德曼在论证上花的时间更长。他最终把自由确定为核心价值，称它是“他的上帝”。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价值在于它支撑着社会生活中的自由，也支撑着每个人自身的自由。

两人的思维方式几乎南辕北辙。伯恩斯说，弗里德曼有宏大的原则，但他非常重视经验。他的大部分学术生涯都在做历史研究和经济研究，从人们实际如何做决定的数据里取材，再用这些数据检验和修正理论。兰德经历过俄国革命，并从中吸取了很大的教训，所以在这一点上她也算重经验；但她的方法是公理式的：从理性作为人的根本能力出发，把这个想法推演到伦理、政治和艺术的各个领域。这种差异也体现在性情上。兰德是个纯粹主义者，她最爱说的一句话是“比你想的要早”，意思是社会还没有准备好，无法完整地接住这些理想。伯恩斯说，弗里德曼则是“半块面包也要”的人：能拿到多少先拿多少，然后再想办法把线往前推。

两人的友谊也遵循同样的分野。兰德希望身边的人与她持有相同的信念，关系一旦不合拍，她就会断交。弗里德曼也喜欢与观点一致的朋友，但他能笑着跟对手辩论。伯恩斯称他是“快乐的斗士”：他靠情绪、乐观和自信赢得辩论，兰德则常常因为发火而输掉。接触过兰德的人谈起她时，会说那是一种近似马克思主义的皈依，一下子就有了理解整个世界的动力，后来却又让人觉得受困。兰德越到晚年越固执。伯恩斯做研究时最大的乐趣，是捉到她更早、更开放的时刻，再看着她一点点变硬。弗里德曼则相信人应该能说出“我错了”。去世前大约两年，他对全球化提出了质疑，尤其是全球化对美国工人意味着什么。伯恩斯原以为他会越来越僵化，结果并非如此。她补充说，兰德绝对做不到这一点。

伯恩斯还指出了一种弗里德曼从未涉足的表达方式。兰德写小说，她用神话和心理的笔法，塑造出人们能从自身经历中认出来的人物。读者来信里有这样的话：“我读了《源泉》，现在我要离婚了。”还有一位女士告诉伯恩斯，是兰德让她去读了医学院，在那之前，她从没想过自己也能当医生。弗里德曼收不到这样的信。兰德自认为做的是理性的工作。伯恩斯认为，她同时也在做神话诗学的工作，把内在体验和一个智识与政治的世界焊接在一起。弗里德曼借用了美国的一些神话，比如镀金时代、边疆、移民和开拓者，但他并没有创造这些神话；他演奏的是一首早已存在的曲子。

莱克斯试着用几句话概括弗里德曼的生平，请伯恩斯纠正。米尔顿·弗里德曼（1912 年至 2006 年）被广泛认为是历史上影响最大的经济学家之一，1976 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芝加哥学派的领军人物，也是塑造了里根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他经历过大萧条、新政、布雷顿森林体系、冷战、中国的开放，以及 1970 年代的滞胀。伯恩斯认可这个概括，并列出了他的四项主要学术贡献：与安娜·施瓦茨一起重新解释大萧条；共同创立货币主义学派；预见并解释了 1970 年代的滞胀；以及持久收入假说，这一理论是与一群女性合作者共同发展起来的，伯恩斯承诺稍后会回到这一点。她说，这些成果共同构成了他所领导的芝加哥学派，与之并立的还有芝加哥的法律与经济学派，以及一代他只与之部分重叠的后辈学者。

他是亲身经历大萧条的人。1928 年到 1932 年他在大学读书，眼看着繁荣一点点消散。他放弃了布朗大学和数学，选择了芝加哥和经济学。大崩盘没有被预见到。1920 年代的制度经济学家把商业周期当作自己的专长，结果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周期降临，他们却拿不出像样的解释。伯恩斯说，芝加哥仍保留着一种以货币看待经济的余绪。他的老师们并不完全清楚发生了什么，但他们首先盯住的是银行危机：1933 年，每周都有数千家银行倒闭，美国可能已有三分之一的银行消失。这是弗里德曼获得的第一个印记：大萧条和银行体系有关。

伯恩斯希望读者听清楚的是第二个印记，因为后来的传说把弗里德曼塑造成了天生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他的教授们对社会危机焦虑不安，他们想要立即推出救济计划，要银行监管，要金融改革。“无论如何都谈不上自由放任。”凯恩斯的思想大约在 1936 年和 1937 年登陆美国经济学界，并俘获了大多数经济学家。对弗里德曼来说，他的想法早已定型，另有直觉。美国版的凯恩斯主义带着一个前提，并成为政治上的基本共识：资本主义暴露出了根本缺陷，它的繁荣与萧条会制造混乱，必须加以驯服。甚至有人认真主张，边疆的关闭意味着长期停滞，国家将永久性地变大。弗里德曼一点也不认同这些。他认为问题和钱有关。

家族故事位于思想故事的底层。他的父母是来自东欧的犹太移民，一家人离开纽约，搬到新泽西州的拉威，经营一间小店。他 16 岁时父亲去世。他有三个姐姐，高中成绩都比他好，但最终去读大学的是他。他在罗格斯大学起初打算做精算师。两位导师改变了他的方向：一位是 Arthur Burns，与本期嘉宾没有亲属关系，同样是犹太移民，当时正在经济学界打拼；另一位是 Homer Jones，他曾在芝加哥跟随弗兰克·奈特学习，并告诉他一定要去芝加哥。他到芝加哥时本想跟数理经济学家 Henry Schultz 合作，后来觉得 Schultz 没那么聪明，便转而投入奈特的圈子。他仍在哥伦比亚大学接受统计学训练，并在那里获得博士学位。此后一生，他都在一个日益数学化的行业里做一个不随大流的人：模型简单，依据经验数据，预测可以公开检验，也可能在众人面前落空。

弗里德曼在国家经济研究局认识了安娜·施瓦茨，当时她还没有博士学位。两人合作研究美国经济中的货币问题，花了十二年。在这期间，弗里德曼到处演讲，坚持认为钱依然重要，却几乎没人相信他。他在芝加哥这样的名校任教，却被当成怪人。1963 年，他们出版了《美国货币史》，共 800 页左右，把美国历史重新讲了一遍，主角是货币本身：无论是硬币、绿背纸币，还是现代美元。大部分数据工作由施瓦茨完成。她跑到银行，要求查看账本，然后一列一列地加总：金库里有多少，存款有多少，市面上流通着多少。书里的图表，也都出自这些统计。

面对大萧条，他们算出经济中可用的货币量减少了三分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并不奇怪：银行一家接一家地倒闭，又没有存款保险；在部分准备金制度下，一家银行关门，存款人的积蓄就可能一并蒸发，而依托这些存款发放的贷款也会随之收缩。他们把这段过程称作“大收缩”，接着追问是谁造成了它。答案指向美联储。这家当时还很年轻的机构，本应在一场前所未有的流动性危机中充当最后贷款人。伯恩斯说，他们一直追查到人员层面。1920 年代的关键人物 Benjamin Strong 已经去世，见多识广的纽约联储失去了影响力，权力转到了一批官员手里，而在他们的叙述中，这些官员并不明白自己在看什么。当时的政策被称为“高超的无所作为”。

让这本书成为畅销书的，是它的反事实论断：美联储本可以阻止崩溃，却没有这么做。这样一来，大萧条就被理解为制度与政治的失败，并不能直接归咎于资本主义体制。此前看不起弗里德曼的经济学家开始说，这两个人抓住了什么东西。伯恩斯认为，这本书更长远的影响在操作层面：它成了美联储的操作手册。2008 年，美联储随时准备放贷。新冠期间，它又设计出新的救市工具。没有哪位主席愿意成为未来“弗里德曼与施瓦茨续集”里的反派。具体的做法会随金融体系改变，应对危机的剧本却没有变，这套剧本仍然出自他们二人写下的那本书。

为了给弗里德曼定位，伯恩斯先勾勒了一张地图。古典经济学，也就是亚当·斯密那个时代，几乎不用数学，更像政治经济学：关心国富、收入分配、良好的政治秩序，还有带着洛克色彩的劳动价值论，即劳动与自然物相结合，便形成了财产。转折点是边际革命，它像某些科学发现那样，几乎同时出现在好几个地方。价值不再是一个总量，而是取决于边际：你已经有一个苹果，再得到第二个对你值多少？答案是：不少。你已经有十个，从十个到十一个就没那么重要了。边际价值在递减。这一转向打开了数学的大门，先是图形，然后是微积分，还借用了“均衡”之类的物理学词汇。在德语世界，相信经济规律适用于任何地方的边际主义者，后来发展成了奥地利学派，与之对立的是历史学派，后者认为不同社会中的经济生活会有不同的发展路径。这条裂缝从未消失：普遍规律与历史偶然性之争。

在美国，同样的分歧映射到了资本主义问题上。几乎每个人都在用边际分析，争论的焦点在于国家的角色。那些把边际分析当作不必改造现有制度之理由的人，成了新古典经济学家，人数很少，弗兰克·奈特就在其中。那些想推动工厂法、工资法和“社会控制”的进步主义者，到 20 世纪时发展成了制度经济学，并且一度是主流。早期的进步派经济学家与社会主义和劳工激进主义走得很近，因此丢掉了大学的教职。到 1920 年代，这个行业变得更小、没那么激进，也相对平静。接着大萧条使权威们的声誉受损。制度学派的领军人物韦斯利·米切尔研究过商业周期，却没有预见到这一次。新古典派的重要人物欧文·费雪在 1929 年还说股票会继续涨。弗里德曼进入这个领域时，权威们的声誉已经受损，外部的政治局面里则有美国街头的失业者，还有欧洲和亚洲不断抬头的法西斯运动。

凯恩斯受的是新古典传统的训练，他在凡尔赛和会时就预言，德国会引发下一场战争。旧理论认为，经济衰退会自行修复：物价和工资下跌，直到企业觉得雇人、进货都很便宜，重新入场，繁荣就回来了。凯恩斯则说，未必如此。如今工人阶级的议价能力更强，工资不会顺着下跌到底；企业主可能因为恐慌而拒绝投资；人们也可能选择把钱攥在手里不动。结果就是陷入一个糟糕的均衡，怎么也出不来。这时政府必须出手，直接投资。他的学生理查德·卡恩（Richard Kahn）又补上了乘数效应：政府花出去的一块钱，会在经济里层层扩散。这场财政革命把经济学的重心从银行与金融体系挪到了联邦预算上。保罗·萨缪尔森把凯恩斯主义比作一种“南海病毒”：年轻经济学家立刻全部中招，五十岁以上的人一个也没染上。凯恩斯本人对数学很警惕，他批评过荷兰经济学家扬·丁伯根（Jan Tinbergen）数学经济学著作的第一卷，弗里德曼则批评了第二卷。不过，在华盛顿，数字成了专业权威的一层外衣。凯恩斯有一次到华盛顿赴宴，回到伦敦后对一位朋友说，那晚在场的人里，只有他一个人不是凯恩斯主义者。

伯恩斯说，自由放任的意思是任其自然，几乎没有人真正坚持纯粹的版本。把它推到极端，就意味着彻底的契约自由，没有最低工资和工时法，资本可以自由跨境流动，经济衰退时政府也不提供任何集中的救济。理由是工资必须跌到足够低，人们陷入足够的绝望，才会重新启动机器。大萧条期间，人道主义情绪让这种立场在美国几乎无法公开主张。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和莱昂内尔·罗宾斯起初希望周期自行走完，哈耶克很快就改了口。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态度更为强硬，甚至反对失业保险。伯恩斯不知道米塞斯在那些年如何看待大规模的苦难。她在美国人中间找到的，大多是小镇上的议论，还有胡佛回忆录里对梅隆主张的记载：清算房地产，清算股票，把烂的东西清除掉。一些美联储官员担心的，是今天我们所说的道德风险。他们认为，倒闭的银行需要受到纪律约束。

芝加哥的激进派走的是另一条路。对弗里德曼很重要的年轻教授亨利·西蒙斯提出了“100% 货币”：银行要持有全部存款，不能拿存款做边际放贷，这意味着对美国银行体系的彻底改造。芝加哥的这个圈子还主张脱离金本位、限制通货，并立即发放救济。伯恩斯指出，他们把这些措施当作紧急手段，并不视为国家与市场之间永久性的新关系。凯恩斯主义者则认为，时代已经永远改变。因此她认为，弗里德曼至少会支持新冠疫情初期的几轮救济。二战期间，他也曾为应对紧急状况而临时转换角色。危机中的灵活应变，并不违背他后来的政治主张，那正是他所受训练的一部分。

哈耶克是米塞斯的学生，当时在伦敦任教。他看着奥地利和德国的局势，担心西方民主也会走上同一条路。《通往奴役之路》的论点是：如果沿着同样的逻辑走下去，朝计划经济或大幅修改的资本主义迈出的每一步，最终都可能导向强制性的国家。他小心地强调，这一结果并非注定。奈特和西蒙斯早已把他视为志同道合的“老派自由主义者”。哈耶克后来遗憾自己没有直接回应凯恩斯，他把这份遗憾投入了朝圣山学社的工作，而把批判凯恩斯的任务留给了弗里德曼。哈耶克真正给弗里德曼的，是“竞争秩序”的概念：让市场运转起来的法律、规范和制度，其中包括基本的社会保障，以免不平等动摇整个体系。这正是与古典自由放任的决裂。哈耶克想在芝加哥谋一个经济学教职，弗里德曼拒绝了他。哈耶克不重经验。弗里德曼此前已经把考尔斯委员会那批数理经济学家挤出了芝加哥大学。他把哈耶克当作社会思想家来尊重，却不当他是经济学家；而他自己对凯恩斯的回应，打算既有经验，又有理论。这个回应就是货币主义。

伯恩斯用弗里德曼的一句名言概括货币主义：通货膨胀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货币现象。有点讽刺的是，这一研究计划的第一个重要成果，是一套关于通货紧缩的理论，也就是货币史著作中关于大萧条的那一章。他复兴了欧文·费雪的货币数量论，这几乎是一句老生常谈：钱多了，物价就涨；钱少了，物价就跌。他的主张是，这一关系在高度工业化的经济体中依然成立，而这恰恰是许多同行开始怀疑的地方。词频能说明问题。凯恩斯之前的教科书还在大量讨论货币和利率；二战后，这些词的出现频率急剧下降，税收和预算则越来越多。为了给战争融资，财政部曾在某种程度上主导美联储的政策，压低利率，好让国债顺利卖出。1951 年的《财政部与美联储协议》恢复了美联储的法定独立性，但美联储几乎没怎么行使这份独立。当时通胀看上去不成问题。弗里德曼和施瓦茨把视野拉长到150 年的历史，包括恶性通胀，甚至更古老的事例，并主张这是一条经济规律，偶然因素解释不了它。凯恩斯主义者则说，这已经不再相关。

他和施瓦茨一起构建了货币总量指标，把存款和通货加在一起统计。那是一个没有信用卡的年代，股票市场很小，没有共同基金，旅行支票还算新鲜事物。他们最偏爱的是 M2。当时的支票账户不付利息，被视为在流通；储蓄账户付利息，则被视为不在流通。政策上的道理很简单，但在当时很孤独：如果美联储可以按照政客的便利随意踩油门或踩刹车，经济就会不稳定。应当让货币供应量按固定的 K% 速率增长。早期他甚至不肯给出具体数字，因为重要的是稳定。增长率一旦稳定，就会退到背景里，人们依据基本面做决定，而不必去对冲通胀或通缩。伯恩斯说，货币政策有一个悖论：做对了，你察觉不到它；做错了，它可能引发大萧条，也可能制造虚假繁荣。1964 年，他公开支持巴里·戈德华特竞选总统，在他生活的知识界圈子里几乎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同行们也把货币主义看作一套保守派的主张，不愿沾边。之后，《新闻周刊》给了他一个专栏。他的公众知名度和他的学说一起上升。

1967 年 12 月，他以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的身份发表演讲，这篇演讲成就了他此后的整个事业。他谈的是菲利普斯曲线。这条曲线由战后约十二年的数据拟合而成，显示通胀上升时失业下降，已经成了政策制定者手中的一份菜单：选定一个失业率，就接受与之对应的通胀率。弗里德曼说，这种关系在短期内也许成立，长期则站不住脚。通胀是有惯性的。工人看到店里的价格上涨，就会要求加薪；企业发现工资涨得太快，便会停止招聘，或者裁员。理论上，高通胀与高失业可能同时出现，而这种情形此前从未出现过。他还给出了一份时间表：货币供应量自 1966 年起就在扩张，接下来会先出现一轮通胀，随后是失业，而要回到常态，大约需要二十年。1970 年代，滞胀果然到来，通胀率在 8% 上下徘徊，有时突破 10%，失业率也随之上升。那些不喜欢他政治立场的英美经济学家，把自己的模型重新跑了一遍，承认他说对了。1976 年，他获得诺贝尔奖。伯恩斯指出，菲利普斯曲线至今仍在使用，只是如今加入了预期因素，并且只用于短期分析。弗里德曼的警告依然有效：如果一味盯着失业率，就可能把通胀这头猛兽放出笼子。

弗兰克·奈特把利润归因于企业家的职能，即在不确定性下采取行动，并认为由谁承担这份责任，是社会主义无法比拟的。他算不上资本主义的鼓吹者。伯恩斯笔下的奈特是个情绪低沉、有抑郁倾向的人，担心资本主义会滑向社会主义或法西斯主义。乐观的弗里德曼则和哈耶克一样相信，可以保留价格体系，同时建立社会保障。他想为资本主义写一套道德论证，一个简单的版本颇具诱惑力：在资本主义之下，付出努力就有回报，因此人人得到的都是自己应得的。他停了下来。出生时的禀赋差异太大，运气的成分也太大，这句话让他产生了后来所说的审美反应，也就是觉得不对劲。资本主义不能作为伦理的核心，市场纪律也不能，核心必须是个人自由。资本主义值得追求，原因在于它能撑起个人自由。二十世纪中叶的宏观数据显示收入在趋同；历史上，一个社会从封建农业转向市场，往往先出现收入趋同，之后才有分化。在他看来，不平等是需要具体政策去应对的问题，算不上这套制度的决定性动力；奈特和许多左翼批评者则认定它就是这样的动力。

他之所以从经济自由讲起，是因为他觉得美国人低估了它的价值，也就是留住自己挣来的钱，自己决定生意与工作的能力。正因如此，他反对最低工资，认为它既是一种社会危害，也剥夺了人们接受自己认可的工资的自由；他还主张把安全监管降到最低，理由是不安全的产品卖不出去。政治自由则是他想当然就拥有的东西。智利打破了他的这一习惯。皮诺切特的政府推行了经济措施，却没有政治自由。弗里德曼告诉对方，两者终究会走到一起；伯恩斯说，皮诺切特想知道的是怎样应对通胀。访问结束后，弗里德曼遭到猛烈抨击，被指为威权政权的支持者，其实他不是。他由此意识到，自己来自美国，所以谈经济自由谈得太多了。他随之调整：没有政治自由，经济自由也守不住。晚年，亚洲四小龙又展现出第三种模式：市场经济运转良好，没有自由选举，但也没有斯塔西，也没有克格勃。他把这种自由称为公民自由，伯恩斯认为，这是一个较晚才加入、理论阐述还不充分的补充。他相信中国会像智利最终那样走向民主。他没能活到看见，中国并没有走上那条路。

奈特的文章《竞争的伦理》把经济生活看作一场游戏，并追问什么样的规则能让游戏持续下去。在伯恩斯看来，反垄断法、法治，以及弗里德曼的货币增长规则，都是在用人人都能看见的规则，取代那种可能被利益集团左右的自由裁量。她说，双赢是真实存在的，不过要加上一个很大的星号：它也可能让人觉得自己是输家。智利有过多年增长，不平等也有所下降，公众却依然认定社会是腐败的。统计数字说服不了人们放弃这种感受。货币本身就是一种社会信任，信任一旦破裂，货币体系也会随之破裂。在这样的背景下，伯恩斯在档案中发现了弗里德曼 1938 年的一篇论文，他在文中已经主张今天我们所说的全民基本收入。他写道，发达社会已经决定人不应该挨饿，问题只在于怎么做到。在每个人之下设一个底线，随收入增加递减发放，最初以食物成本为基准，既不干预价格体系，也不需要资格审核的官僚机构。相比之下，最低工资会把非熟练劳动力挤出市场。收入底线方案之所以夭折，是因为在一个习惯于判断谁“值得帮助”的国家里，它显得太个人主义了。它的一个变体则以劳动所得税抵免（EITC）的形式留了下来。伯恩斯指出，新冠期间的现金发放遵循的也是同一种模式：尽快把钱发出去，让人们自己花。她说，这个最初的构想纯粹、优美，却完全不切实际。

伯恩斯曾称弗里德曼是最后一位伟大的保守派，她指的是美国政治上的身份认同，并不是柏克式的传统。二十世纪美国保守主义中，融入了很大一块自由意志主义、支持市场、反对国家干预的成分。批评者认为，保守主义本该守护制度和有机的共同体。伯恩斯回应说，在美国，市场已经变成了一种传统，而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自由选择》，以及那部电视系列片，都是这一综合体的核心。她认为，这个综合体已经碎裂成若干块，还没有重新拼合起来。他推动的全球开放市场，如今同时遭到左右两翼的抨击。在经济学内部，他在另一种意义上也是保守的：他回到了数量理论，抵制那些难以读懂的数学论文，并坚持着一门不再时髦的计数功夫；而大数据时代又让这门功夫重新变得受人尊重。伯恩斯说，伟大的保守派，是能让旧观念焕发新生的人。

她也怀念中期那场论争的深度。1960 年代末和 1970 年代，保守派确实在辩论观念：刺激政策可能带来的通胀风险，以及“伟大社会”计划让人陷入福利陷阱的说法。研究讲求经验，争论也是公开的。里根多年跟踪这些讨论，成了它们的情绪化传播者。相比之下，伯恩斯认为特朗普定义的是一个以态度、冲动和感觉为主的时代，观念则是事后才拼凑上去的。媒体环境的速度也是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之一。有人问，如果弗里德曼看到 2024 年的局面，会怎么看。伯恩斯说，他会喜欢 DOGE（政府效率部），但会对关税和保护主义感到担忧。他认为，二战后的和平是靠贸易编织起来的。他会反对阻止日本制铁这类企业投资。他拥护里根，并淡化了他不喜欢的部分；特朗普的风格就没那么好接受了。这届政府的开支算不上财政保守。弗里德曼担心的主要是政府只增不减，而不只是债务本身，他甚至认为赤字可能让政客变得谨慎。伯恩斯仍然认为，他会担心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受到威胁；他也不喜欢极低的利率，因为资本应当有它的价格。

她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认为，通胀终结了新自由主义，还帮助特朗普再次当选。弗里德曼在 1967 年就已经预警过的 1970 年代通胀冲击，打击了那些为价格稳定而设计的制度：税率档次没有按通胀指数调整，通胀把人推入更高税率，却并没有让他们变得更富裕；折旧规则也不再鼓励新建工厂。随后沃尔克的加息冲击重塑了银行业，因为对银行存贷款利率的法定上限被市场超越了。她写道，后来反对那套秩序的人忘记了，通胀本身正是那套秩序的产物；而现代货币理论又宣称政府支出无须担心。通胀回来了，也为一位可能带来深刻变革的总统打开了大门。历史的教训，是要用更长的时间尺度去看。她还补充说，特朗普自己的政策也可能引发更严重的通胀，最终让他栽跟头。如果弗里德曼为政府效率部出谋划策，她认为他会从价格入手：让房价自行形成，甚至用游客收入为国家公园提供资金；这是她个人希望他们不要采纳的建议。他会去找那些保护既得利益者的职业执照制度；华盛顿特区规定托儿中心的工作人员必须有大学学位，这正是他痛恨的那类壁垒。他宁可让福利通过税收体系发放，也不愿通过一套靠纸质流程运转的官僚机构。哈维尔·米莱（Javier Milei）比起芝加哥，更接近奥地利学派，弗里德曼会支持他现在就处理通胀，而不是拖到以后。至于“追求平等胜过自由，往往两样都得不到”这样的警告，伯恩斯认为这句话的口气也太大了。自由必须意味着普通人能够创业、留住自己挣来的钱，而不仅仅是给已经富裕的人减税；教育也依然要有人买单。

通胀也吞掉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二战后，西方工业国的货币按政府设定的比例相互兑换，各国还可以拿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弗里德曼主张浮动汇率，让价格而不是行政设计来决定汇率，这个想法在当时听起来很离谱。美元印得越多，就越不值钱；欧洲国家如果不断用本国货币换成美元，等于把通胀输入了自己的国家，于是它们转而要求兑换黄金。1960 年代，黄金外流已经很明显。1968 年尼克松上台，弗里德曼给他写了一份备忘录，称这个问题是一处化脓的伤口，必须马上切开，否则就会爆发。尼克松把备忘录归了档。他喜欢那种似乎在听取弗里德曼智慧的政治收益，却不打算照着做。财政部眼看黄金就要耗尽，戴维营会议上，他们关上了黄金窗口，同时在同一场紧急行动中推出了价格管制，名为“新经济政策”，无意中呼应了苏联同名的政策。弗里德曼对价格管制极为愤怒，却对关闭黄金窗口感到满意。他希望一步到位，走向浮动汇率。

在财政部内部，这种想法就是异端。弗里德曼的渠道是乔治·舒尔茨，他是高层任命的官员，后来当上了财政部长。当时在财政部的保罗·沃尔克，能感觉到弗里德曼的影子似乎就在上司耳边。伯恩斯说，舒尔茨所做的，是在没有任何正式宣告的情况下，让布雷顿森林体系慢慢消散。政策语言从“价格稳定的体制”转向“价格可以变动的体制”，世界就这样滑了进去。如果当时有另一位经济学家在耳边低声警告灾难将至，并主张恢复黄金兑换，政府可能会更用力地抵抗。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也打开了资本管制的口子。过去资金进出一个国家都要登记；这些约束的解除，是全球化的前奏。弗里德曼对尼克松始终态度矛盾：他认为尼克松聪明，却不诚实，是个为了争取中间派多数，不惜牺牲自己标榜的经济原则的人。与此同时，弗里德曼的老师亚瑟·伯恩斯担任了美联储主席，执行的政策相当宽松，弗里德曼认为那几乎是有意违背他的建议。整个十年里，通胀都在 8% 上下徘徊，还一度超过 10%。卡特的执政，既栽在外交上，也栽在没能压住物价上。

里根喜欢弗里德曼，弗里德曼也喜欢里根。弗里德曼已经退休，但仍在一个顾问委员会任职，能直接向总统进言。他讲授的理论，是他多年来反复讲的那一套：通胀是货币现象，由糟糕的政策造成，而且会自我加速，唯一的出路是发出可信的信号，表明政策已经改变。阵痛是真实的，但时间很短；另一头是稳定的物价。沃尔克接受了这个大框架，甚至尝试了弗里德曼的具体技术，也就是盯住货币总量。试行一年多以后，货币总量就不再按预期运行了，因为通胀以及由此带动的金融去管制，已经改变了“货币”的含义。真正奏效的，是把利率提高到足够高的水平，超过 20%，建筑业失业率一度高达 25%，让民众和市场相信政府是认真的。可信度在经历了十年“现在就打败通胀”的喊话之后已经丢失，要把它买回来，代价高昂。在这个过程中，弗里德曼低声对里根说：这是对的，不要动摇。他从不肯把功劳归给沃尔克，却把功劳归给里根；他还给出了一条很务实的建议：要在四年任期的头两年把最痛的部分做完，这样到 1984 年竞选连任时，局面已经好转，你就能从中受益。事情正是这样发生的。伯恩斯认为，弗里德曼在防止里根动摇方面所起的作用，比他自己承认的还要大。

1992 年有一段弗里德曼谈电子支付的视频，常被人当作他预言了加密货币。伯恩斯的态度要平淡得多。她认为，他确实看出计算机与货币终将走到一起，他大概会承认加密货币有其用例。但他不会接受那种更强的意识形态版本，即未来会有大量私人货币相互竞争，或者出现一种没有国家背书的货币。他早就回应过哈耶克的《货币的非国家化》。他的回应有两层。第一，即便设计出多种竞争性货币，社会最终也会收敛到一种，因为人们只想要一种自己认得、放心的单位；在过去有过选择的地方，实际使用的人也很少。第二，国家总会介入。他说，理论上完全可以不这样，他能在模型里给你画出没有国家的运作方式；但在现实中，无论古今，只要货币供应对太多人和事产生连带影响，政府最终都会插手。他还说，货币体系的变革只会发生在重大危机之中。人们转向加密货币，往往是在国家已经搞不定货币的地方。恶性通胀也无法持久，因为它痛苦到让人难以承受，政治压力最终会推翻制造它的政府。

这些观念是怎样形成的，有点像地下室里的故事。弗里德曼在芝加哥的第三、第四年，和几个朋友占用了一间旧储藏室，伯恩斯称之为“七号房间”。这个圈子的核心人物是弗兰克·奈特：他是个极有魅力的老师，常常前一句说一种观点，后一句又说相反的，行文充满限定和反讽，学生只能各自抓住片段，试图拼出一个完整的世界观。他们还觉得，自己找回了整个学界已经遗忘的东西，一种与正式课程并行的使命感。伯恩斯找到过一些非经济学课程的书单，上面在页边标着价格；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论自由》旁边写的是五毛钱。弗里德曼自己为政治自由主义另外安排了一门课程，并和朋友们一起把它讲透。这群人散了十年，又陆续回到芝加哥：乔治·斯蒂格勒被聘到芝加哥，Aaron Director 是罗斯的哥哥，本来就在芝加哥。弗里德曼早期发表的统计学论文之一，就是反驳奈特的。奈特把风险看作可以计算的，把不确定性看作无法用图表描绘的黑天鹅。弗里德曼则说，不确定性他也能画在图上。伯恩斯称之为一场弗洛伊德式的“弑父”。后来这个家庭还发明了一套用数字表达分歧的编码：一号表示“你是对的”，二号表示“你是对的，我错了”。他们认为，用数字可以提醒对方：说出“我错了”很难，但大家仍属于同一个充满爱的小国。

工作节奏是随季节变化的，也很有社交色彩。在芝加哥教书的六个月里，课堂气氛对抗性很强，有的学生很喜欢，也有学生觉得思路被压住了。接着是六个月，他去新罕布什尔或佛蒙特，那里有一间与住宅分开的工作室，白天深入钻研，晚上经济学家朋友开车过来，一直争论到深夜。那一带离达特茅斯学院的图书馆不远，借书很方便。每年夏天往返时，他都会在纽约停一停，与施瓦茨对齐进度；那时电话很贵，信件很多，这场合作维持了十二年。罗斯·弗里德曼是这个体系的另一半，她性格内敛，与丈夫的外向形成对照，早期参与过消费函数的研究，后来放弃了学位，因为在她所处的世界里，婚姻和孩子与做经济学家无法兼得。她推动了《新闻周刊》专栏和《自由选择》的出版，而《资本主义与自由》基本上是她把弗里德曼零散的笔记整理成书的。她几乎没有留下痕迹：她整理了他的档案，却把自己从里面拿了出去。伯恩斯引用过一句至今仍让人心痛的话：罗斯嫁给米尔顿时，失去了一半的交谈对象；大卫出生后，另一半也失去了。伯恩斯的判断，正是中文提纲也强调的那一点。拿掉施瓦茨、罗斯和其他与他共事的女性，他的学术履历就会薄很多。

兰德把她的体系称为客观主义，并常说她能单脚站着把它背出来：认识论讲理性，伦理学讲自私，政治学讲资本主义。理性是人的定义性能力，因此存在客观实在，人可以认识它；因此资本主义是理性得以绽放的社会制度；而理性作为个体的能力，教会人去追求自己的利益。她所说的，更接近自我实现，而不是践踏别人。在《源泉》里，彼得·基廷踩着别人往上爬，是一种假的自私，因为窃取别人的作品，就是背离了真实的自我。另一股动力来自尼采式的价值重估。兰德说，西方文化已经把利他当作善，而这条路通向共产主义，也导致个人被贬低。因此需要一套新的道德准则，抬高自私，把人们被告知是恶的东西重新命名为美德。伯恩斯说，这是世界上野心最大的智识工程之一，但它也是在逆着人类道德的实际演化方向飞行。纳撒尼尔·布兰登曾恳求她别再用“自私”这个词，兰德自己也有一部分喜欢这种挑衅。奈特写过，伦理不能从竞争中建立起来，因为那就成了强权即公理。伯恩斯顺带一提，奈特当时还没有读过安·兰德。兰德做了奈特说没人会做的事，而且是在一个虚构的世界里：人们靠道德行为和运气取得成功，孩子和残障人士几乎不出现。

《源泉》讲的是建筑师霍华德·洛克的故事，他的设计过于前卫，这本书传达的是“忠于自我”的一个强硬版本。书中，一个对手问洛克怎么看他，洛克的回答是，自己根本不把他放在心上。莱克斯背诵的那一幕里，建筑学院院长本以为洛克会恳求再给一次机会，于是追问，谁会允许他那样去设计。洛克回答，这根本不是要点，要点在于谁能阻止他。伯恩斯听出一股“别惹我”的硬气，任何与当权者抗争的人都可以拿来借用。她原以为莱克斯可能会引用另一句台词，那句话的意思是：他并不承袭什么既有传统，自己正站在一个新传统的开端。伯恩斯认为，这是兰德对自己的写照。这本书先后被十二家出版社拒绝，一位编辑威胁要辞职；后来它在二战中期靠口碑成了畅销书。那时美国人正在做集体牺牲，而令人意外的是，他们偏偏想读一个绝不妥协的人的故事。一批被征召的男性，在远洋邮轮上读的就是它。有人告诉伯恩斯，这本书在印度至今仍很热门，被视为循规蹈矩的文化中一缕清新的空气。兰德清楚，她写的是给人生刚起步的年轻人看的东西；她还说，自己是用早年在列宁格勒做编剧时学来的手法，来做亲资本主义的宣传。伯恩斯指出的缺陷在于，这套体系借助一个虚构的世界来论证，那个世界里的事物符合应当的样子，与实际情况有距离。弗里德曼的整套方法则恰好反过来。

在她身边，纽约形成了一个名叫“集体”（The Collective）的小圈子，年轻人彼此传阅《阿特拉斯耸耸肩》的草稿。艾伦·格林斯潘也在其中，他后来说，兰德让他的思维超越了狭隘的技术层面。他们自认为是个人主义者，结果却在音乐、艺术，甚至餐桌的样式上都与她保持一致，因为持不同意见就等于不理性。默里·罗斯巴德遭遇了一场公开审判，还收到过一张被撕成两半的美元。纳撒尼尔·布兰登当时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名加拿大学生，他被召去接受“纠正”，聊到通宵，带着女朋友来，又跟着兰德去了纽约，还换用了一个含有“Rand”这串字母的姓氏。他们认定，理性要求他们成为情人，但配偶要被告知。《阿特拉斯耸耸肩》遭到猛烈批评，兰德陷入抑郁；布兰登则创办了一个研究所，要向世界讲清楚评论家没看懂的东西，然后又把第二段婚外情瞒了好几年。1968 年的决裂，也就是客观主义内部的分裂，让她把自己的前情人兼合作者赶了出去。伯恩斯的一个转折点是，这次决裂反而帮助了这些观念传播：它们脱离了兰德的掌控，流入了学生自由意志主义运动和保守主义运动。关于性的理论认为，欲望表达的是你最高的价值，伯恩斯认为这是客观主义中最不令人信服的部分。关于性别的理论认为，女人应当崇拜她的男人，这与兰德自己的生活完全不符；伯恩斯把它解读为一种补偿。对于《源泉》中的强奸场景，伯恩斯首先把它当作言情小说的套路来看。苏珊·布朗米勒想痛斥这一场景，从图书馆借来一本书，书一翻开就停在那一页。有人问兰德是不是女性主义者，伯恩斯说，她几乎是反女性主义者；她过着个人主义的生活，没有与其他女性形成集体认同，还会谴责男同性恋者，哪怕这些人正被她小说里的同性情欲暗流所吸引。

莱克斯指出，二十世纪伟大思想家的名单上，往往有西蒙娜·德·波伏娃和汉娜·阿伦特，几乎从不见兰德。伯恩斯给出的理由不止一条。很多人就是不喜欢她，觉得她的思想很浅，因为它们和人类的其他图景接不上。崇拜者则觉得它们很深，因为她对任何事情都不想当然。她也没有把自己编织进某个知识共同体，因此很难追溯她的影响。伯恩斯自己那本书，是最早把兰德当作美国历史人物来认真对待的著作之一，因此也招来了不少反驳。她是一位在一个厌倦体系的时代里，构建宏大体系的思想家；离 1848 年已经很久很久，她却在造一种近似反向的马克思主义。至于观念如何获得力量，伯恩斯关注三个方面：思想者本人，重新加工这一观念的读者，以及让它产生共鸣的社会条件。兰德的可信度来自她对共产主义的亲身经历，她的影响是自下而上扩散的。人们读到这部小说，有人没意识到自己在吸收某种政治主张，后来却发现自己不那么喜欢罗斯福了，或者会重新考虑戈德华特。客观主义的读书会是自发的，没有资金，也没有人策划。弗里德曼则是自上而下传播的，在那些你要交钱才能进去的大学课堂里。然后，观念遇上了事件。没有 1970 年代的滞胀，弗里德曼的学说传不了这么远。兰德则恰好赶上了冷战时期的美国，那时的人们在问，在一个由公司、庞大的军队和一个走上世界舞台的国家组成的大众社会里，作为个人意味着什么。

观念一旦掌握了国家，伯恩斯就会引用阿伦特对共产主义的分析：它是一种讲逻辑的意识形态，逻辑沿着自己的结论一路推进，经验却不肯配合，于是一种理性崇拜就会想办法去扭曲经验。她说，这就是放大了的共产主义，它的动力来自对一个更有道德的世界的梦想，也来自无权者起而反抗的梦想。法西斯主义在她看来，则是为一些更黑暗、更原始的东西开了绿灯，那些平时被压抑的冲动，获得了允许释放的结构。莱克斯从两者中都听出了嫉妒；伯恩斯则把共产主义的燃料区分为不公，把法西斯的燃料区分为替罪羊式的归咎。她下一本书的冲动指向后现代主义，原因在于她已经熟悉那种传播路径。原版的后现代理论很难读；她让学生读德里达，学生都很痛苦。但它还是一点点流传到了大众中。从德里达怎么走到网上的流行话语？答案和弗里德曼那些技术性著作走到 YouTube 上的《自由选择》，走的是同一条路。客观主义是一群自称个人主义者的人，却服从于一位有魅力的领袖。后现代主义起初是要打破二元对立，但在大众形态中，它又把二元对立重新刻了回去：压迫者与被压迫者，成了人们戴上就能看世界的一副眼镜。她认为，两者背后都是后基督教时代对意义的追寻，以及传统供给意义的方式已经不够用。

她的研究方法，是在档案里与逝者对话。她的博士论文写的就是兰德，时间在小布什第二任期间，那时就连反对保守派的人也觉得，美国保守主义研究得太少。她把兰德称为通往右翼的一剂“入门药”：用神话诗学的笔调重新讲述的弗里德曼式经济愿景。读了之后，有人想读非虚构作品，有人则去为政客或智库工作。她先读主要著作，不先看别人的评论，然后顺着书信追下去，直到一章成形。她说，教学不能再沿用弗里德曼那种老派的压制式风格。她带来的是热情，尽可能公允地呈现观点，还有集体细读，她认为这项能力正在衰退。学生也应该像弗里德曼那样，自己安排一套平行课程。对于让你生气的书，冷静胜过期待：她从来不会对兰德生气，只会想“又来了”或“这要惹出麻烦”，她还会努力去找其中的幽默，因为这些人归根到底也是人。有些观念会把人拉向人性更糟糕的一面，历史记录可以把这一点展示出来。莱克斯补充说，审查可能比观念本身更危险。关于我们是拥有观念，还是被观念拥有，伯恩斯引用了凯恩斯的话：多数人都是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原创思想很少见。人生来就置身于各种思维传统之中，大多数人从未注意到它们。思想史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把人们早已带在身上的地图指给他们看。你可以训练自己，成为一个自主的观念消费者。伯恩斯说，平均而言，大多数人并不是，这也没关系，他们想把人生用在别的事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