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退是一种选择：马克·安德森谈权力、审查与第二个咆哮的二十年代

安德森开场就拿数字说事，而且这些数字本身就足够吓人。美国的国债每隔 100 天就增加一万亿美元，这一数额已经超过国防部一年的预算，并且还在滚雪球式地扩大。他预计，很快就会变成每 90 天增加一万亿，接着是 80 天、70 天。若不加以扭转，结局就是恶性通胀的螺旋，美国将沦为阿根廷或巴西那样的国家。

这是他在莱克斯·弗里德曼播客第 458 期里说的第一句话，也是他第二次做客该节目。整场对话近四个小时，从对“咆哮的二十年代”的预测，谈到特朗普、审查机器、大学、H-1B 签证、AI 编程，再到上帝是否会占据人生的第三个三十年。安德森是 Mosaic 浏览器的共同创建者，网景和 a16z 的联合创始人，Meta 董事会成员，也是 Substack 的早期支持者；在特朗普过渡期间，他以志愿者身份参与工作，自称“无薪实习生”。

被问到 2025 和 2026 年最好的情形，他毫不犹豫地说：咆哮的二十年代。经历了新冠、政治纷争和种种其他事情，美国一直在增长，而加拿大、英国和德国停滞不前，其中一些国家现在可能正在倒退。地理是运气：一整块大陆的物理安全，资源丰富到这种程度，圈内的玩笑是，北达科他州的一个农场主踢翻一捆干草，就能挖出两万亿美元的矿藏。能源独立并不是能力问题。上一届政府选择了关停美国的能源，这一届则宣布要重新打开。

另外两个要素是人口和技术。五十年、一百年、两百年来，世界上最有干劲的人来到这里，在这里养育子女，造就了他所说的西方国家中最有进取心的人口。在软件、AI 和先进生物技术方面，美国遥遥领先，部分原因是最优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仍在源源不断地到来。制造业是明显的短板。他说，综合起来看，美国具备巨型繁荣的全部前提，而它的所有问题都是自找的。“衰退是一种选择。”

弗里德曼想听同一个故事的人性版本：为什么美国人的创业热情显得独一无二。安德森提到了《继承之战》（Succession）。第一季大结局里，洛根·罗伊在祖先的故乡苏格兰过得很糟，他说自己迫不及待想回美国，因为在那里“做爱可以不戴套”。这句台词是一种比喻，屋里的人都笑了，因为大家都明白它的意思。四百年来，扬基人、苏格兰-爱尔兰裔、南方人、得州人、加州嬉皮士、火箭科学家和艺术家，共同塑造了一种总能反弹的国家精神。在他看来，美国反复犯的错误，是想把这一切打磨成平庸无聊的东西。

他小时候经历过一次这样的重启。1970 年代像一场噩梦：能源危机，长达约 440 天的伊朗人质危机，通货膨胀，士气低落，吉米·卡特的“萎靡演讲”（Malaise Speech）是最低谷。里根上台时争议很大，他说这是“美国的早晨”，又说这是“山巅上闪耀的城市”，国家精神在之后十年里咆哮着回归。在他看来，最近十年又像是另一个七十年代。美国的个人主义大概在南北战争结束到 1931 年前后达到顶峰，那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期，美国从英国手中夺得了技术领先地位，之后又赢得了二战和冷战。只盯着曲线往上走是不够的。一个国家不只是一个经济区。

话题转到一本十九世纪的书：古朗士（Numa Denis Fustel de Coulanges）的《古代城邦》（The Ancient City）。作者是索邦大学的古典学教授，写于 1860 年代，显然把希腊和罗马的文献读了个遍。他重建了从草原南下的印欧人：那是一个战士民族，是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祖先，生活在没有现代技术、生存压力极大的环境里。他们的社会结构是家庭、部落和城邦，完全没有个人权利的概念。道德是尼采所说的“主人道德”：强就是善，因为强意味着能活下去。家长、部落首领或城邦首领拥有生杀大权。安德森说，这种社会形态是极端的法西斯加上极端的共产主义，而且只能放大到家庭的规模。

他们的宗教是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跳过基督教，直到尼采宣布上帝已死，在他的叙述里，最进化的现代世俗专家其实又退回了同样的结构：祖先崇拜变成了身份政治，自然崇拜变成了环保主义。身份政治按照新生儿的祖先是谁，来决定给他们贴上福利还是谴责的标签。印欧人一眼就能认出它。但他并不停留在批判传统这一边。每一代人都彻底重新发明社会，就是柬埔寨波尔布特的“零年”，也是苏联的做法，历史记录都很糟糕。传统本该是一种演化式的学习。陷阱在于：一边是长者统治，另一边在美国则是孩子主导议程。两个极端都不是好主意。

谈到特朗普政府对“咆哮的二十年代”的贡献，安德森的说法是：它终于把政府那只靴子从美国经济、科技行业和普通美国人的脖子上挪开了。他给过去十年下的定性是“软威权”。这种威权没有卢比扬卡监狱那样的恐怖，也不会在凌晨四点敲门，它更像一层压抑的毯子：一种否决制（vetocracy），四十个人都要签字，任何一个人都能否决；同时，进步、技术、资本主义和成功都被看作坏东西。冒尖的人会被打压下去。在这股氛围之上，又压着一系列具体的政府举动：审查体制、去银行化（debanking）、故意削弱关键产业，还有一些社会政策，那些政策相当于把罪犯放出监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他把这整段时期叫作一场打压士气的运动，拜登任内则是这场运动的巅峰。

他不预测华盛顿，他已经学会了不去预测。围绕即将上任的政府所做的计划、人员安排和交谈，都指向一条路：先靠行政令快速行动，然后是立法和监管。他已经感觉到硅谷的风向变了，无论过去是支持还是反对特朗普。选举两周后，一些仍在公开反对特朗普的好莱坞人士告诉他，冰已经融化，“觉醒”（woke）的时代结束了，喜剧片或许又能拍了。各行各业的经营者也告诉他，过去十年的苦日子刚刚过去。

贝莱德的拉里·芬克是他举的一个滑稽例子。他说，芬克总是第一个跳进每一种愚蠢的社会潮流，把客户的投票权集中起来，逼迫公司接受某种意识形态立场，堪称“美国企业界这一切的伤寒玛丽”。过去一年，芬克一直在拼命后撤，包括退出了一个企业净零排放联盟。安德森把这比作理查德·普赖尔（Richard Pryor）的倒退走：看上去是在往前走，实际上是在退出房间。

纳斯达克的董事会多元化规则，催生了一个让他忘不掉的场面。规则出台时，他和彼得·蒂尔同在 Meta 董事会，大家得弄清楚，在座的人里到底谁算“多元化”。律师一本正经地解释，蒂尔因为 LGBT 身份而算数。而蒂尔本人写过一本书，名叫《多元化神话》（The Diversity Myth）。安德森说，蒂尔当时的表情像是吞下了一条活金鱼。后来，上诉法院把这条规则废除了。这个笑话的重点在于：规则一旦脱离现实到一定程度，你仍然得坐在那里，把它演下去。

弗里德曼接着问偏好伪造的问题：科技圈里到底有多少人真的讨厌特朗普，又有多少人只是顺着风向走？安德森在硅谷的整段时间里，那里的投票和捐款记录一直以民主党为主，捐款比例在 90% 到 99% 之间。他更关心的是前一千或一万人：创始人、CEO、高管、工程师、风险投资人。他越来越觉得，人们有信念这种想法大多是错的。多数人只是随大流。地位最高的人可能最容易如此，因为他们最在意地位。

他引用的“禁书哲学家”是泰德·卡钦斯基（Ted Kaczynski）。这位大学炸弹客是个疯狂的杀人犯，也是哈佛出身的超级天才。在他的疯狂言论中，有一个概念叫“过度社会化”（over-socialization）：现代西方精英过度关注同类人怎么想。在安德森形成现在的观点之前，他就注意到，每次晚宴聊的都是同一件事，每个人在每个议题上都意见一致，而这种一致恰好与当天的《纽约时报》一模一样。立场和五年前不同，但每一步大家都整齐地跟着转。哈佛和耶鲁持同样的看法，《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持同样的看法，福特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持同样的看法，谷歌和微软也持同样的看法。内容每十年都会变，但步调一致这件事从不变。

异端的想法不会出现在那些晚宴上。它们存在于一对一的私下交谈中，面对面，像一张耳语网络。这种心照不宣的暗号，其实就是一个玩笑：对方笑了，谈话就能继续；对方不笑，你就慢慢后退。笑是不由自主的，所以假笑一眼就能看出来，喜剧演员也因此能说出别人不敢说的话。现场的喜剧给人一种人多了就安全的感觉。接下来是由六到八个“思想犯”组成的另类晚宴，那是过去十年里最快乐的房间，因为没有人需要担心，每说三句话就会挨一次骂。在网上，直到马斯克收购 X、Substack 崛起之前，同样的模式以地下出版物（samizdat）的方式上演：公开平台上一片附和，底下是加密的群聊。WhatsApp、Signal 加上阅后即焚功能，真正释放了这股力量。有人把计时器设成七天，有人坚持只能一天；每隔一阵，就有人在发出激烈言论之前，把它改成五分钟。

Timur Kuran 写的《私人真相，公开谎言》（Private Truths, Public Lies），是安德森想拿出来讨论的书。偏好伪造分两类：心里信，嘴上却不能讲；心里不信，嘴上却非讲不可。哈维尔在《无权者的权力》里写到的那位菜店老板，属于后一类。1985 年的布拉格，店主每天清晨都要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标语摆进橱窗。谁都清楚这是假的，店主清楚，路人清楚，警察也清楚。这时候，标语已经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一种服从。由此带来的社会后果是，人们无从精确估计，到底有多少人和自己站在一边。若认同的人只有一成，你就会遭到清除；若是九成，你就能赢得革命。专制体制没法做出诚实的民意调查，人们只有在真正拿出立场来的时候，才能知道答案。

有人率先举起了手，这一轮是马斯克。大家都在看他会不会被干掉。如果他安然无恙，第二只手就会举起来，接着是两只、四只、八只、十六只，然后就像 1989 年的柏林墙那样突然崩裂。人们突然意识到自己原来是多数。精英负责形成观念，大众决定跟随谁。Eric Hoffer 的《狂热分子》（The True Believer）是配套的读物。在安德森的经验里，马斯克和特朗普是他认识的仅有的两个私下和公开说法完全一致的人，正是这种一致性让他们能够促成转变。特朗普接管共和党，靠的是把支持者本来就相信的话大声说出来，而传统共和党人不敢这么说。审查的诱惑在于，只要不让人说，就能让人不去想。一旦这种压制松动，它会迅速瓦解，因为能量一直被封在瓶子里。

他对自己所在的圈子做了个百分比估计：20-60-20。20% 是当下主流观点的真信徒。另外 20% 不认同，但一开始只是少数派。中间的 60% 过着正常的生活，有工作，有孩子，也有自己的爱好，默认会跟着前面那 20% 走。在硅谷，这 60% 花了十年时间搞“觉醒”，现在正在实时转向，他们是真的累了。Kuran 警告的是反方向的摆动：那些人现在会声称自己一直支持特朗普，或者从没支持过 ESG，或者从没想过要取消那个人。他说，民主党正走向一场内战，一边是向中间去激进化，一边是变本加厉。与此同时，哈佛依旧是哈佛，《纽约时报》依旧是《纽约时报》。

弗里德曼追问了一个尖锐的问题：马斯克正在成为地球上最有权势的人，这枚至尊魔戒怎么不会把他腐化？安德森对这个前提不以为然，马斯克手里可没有核武器。争议的很大一部分，来自马斯克说出了一些真话，比如英国有组织的儿童性侵丑闻，此前一直被压着，直到他提起，整个国家才陷入公开讨论。一个人的权力只是能说真话，我们该为此担心到什么程度？在十年里人人都在对一切撒谎之后，他想把这个实验好好做下去。谈到政治里的钱：希拉里在 2016 年的花费是特朗普的三倍，结果还是输了；2024 年，卡马拉·哈里斯在拜登已经花过的基础上，又募集并花掉了 15 亿美元，而特朗普的花费大约只有其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这个话题在八年里几乎消失了。数据显示，选民其实是有发言权的。

弗里德曼讲了一个让他耿耿于怀的故事。一位他很欣赏的历史学家，持异端观点，却拥有终身教职，因为嘉宾名单而拒绝上这档播客。名单上有特朗普，弗里德曼还公开表示想和弗拉基米尔·普京对谈，这位学者不想在教职会议上惹麻烦。嘉宾名单里超过 80% 是左翼人士。安德森想知道这个人有没有终身教职。他有。那他就应该用上。终身教职制度唱了七十年同一首歌：熬到教授的位置，就可以说自己真正想说的话，而不会被解雇。学术自由已经不存在了。整个道德根基几乎 100% 由纳税人出资，却是虚假而腐烂的。

大学靠四股联邦资金运转。第一是学生贷款项目，规模达数万亿美元，增速快过通胀。第二是科研经费，学校可以从中抽走高达 70%，用于统筹开支。第三是运营层面的免税。第四是捐赠基金层面的免税。拿掉这些，再加上州立大学的州政府拨款，它们会立刻全部破产。开办一所替代性的大学，在认证环节就被卡住了。教育部并不直接认证大学，它认证的是非营利性的认证机构，而这些机构的成员正是现有的大学。既有大学掌握着谁能拿到联邦学生贷款的钥匙。你猜它们会有多热心地为一所新大学做认证。他把这称为政府出资的卡特尔。

弗里德曼认为，领导层可以从内部修好斯坦福和麻省理工，比如用削减经费施压、开除行政人员，把学生和教师重新放回核心位置。安德森把这称为《南方公园》里的“内裤小矮人”逻辑：第一步，收集内裤；第三步，赚钱；第二步，问号。政治上的形式是：我们必须做点什么，这就是一件事，所以我们必须做这件事，中间没有任何因果链条。如果校长不能开除教授，那谁来管大学？是教授，以及他所说的失控学生，两者形成了激进化的反馈循环。有终身教职的教授很清楚，自己能熬过任何一任校长。政府官僚也明白同样的道理。这就是抵抗：他们就坐在那里，不动声色地抵抗。

查理·芒格被问到该如何修复通用电气的文化时，说他连一家餐厅的文化都修不好。做生意的人不会想着修好一家糟糕的餐厅，只会另开一家。安德森希望这个判断是错的。10 月 7 日之后，捐赠人和董事会成员，比如 Marc Rowan，确实在努力。一位顶尖理工大学执行委员会的朋友正在加班加点地干。他很希望看到有终身教职的教授变得勇敢起来。问题在于，这些地方里是否有哪怕一所真的在这么做。纳税人还没有看清这场危机。等他们看清了，经费就会蒸发，而引线其实已经点着了。

安德森第一次被要求实现互联网审查，是在 1992 年，比 2013 年早了二十多年。当时他在一所公立大学的一个联邦资助研究项目里，时薪只有 6.25 美元，老板希望浏览器能拦住裸照，不让它们显示出来。那时还没有 ImageNet。他一度设想过一种“乳房检测算法”，随后便打了退堂鼓。他一方面不知道该怎么做，另一方面也不想做一台审查引擎。他现在说，实际情况是，没有哪个互联网服务能做到零审查，也没有哪个国家拥有无限制的言论自由。第一修正案有十二三项最高法院划定的例外：煽动、恐怖分子招募、虐待儿童、儿童色情。你总会需要一台这样的机器。机器一旦存在，它就是至尊魔戒。

这一转向大约发生在 2012 到 2013 年间，也就是奥巴马第二任期开始的时候。同时涌入的是一批激进化程度很高的学生，他们是在伊拉克战争和金融危机之间上的学，一入校就发起了封禁运动。民主党注意到了。高管团队和董事会几乎都是民主党人，奥巴马时期的幕僚，以及联邦调查局和情报系统的人员，都在这些圈子里流动。那枚魔戒就摆在桌上，他们拿起来就跑。最初的议题是仇恨言论和虚假信息。仇恨言论一开始还算有理：不能说 N 字词。之后，正如乔丹·彼得森所描述的，它变成了任何让人感到不舒服的东西。安德森举手说“这个观点让我不舒服”，却不算数。虚假信息是后来的事，是“通俄门”骗局的后果，而且更加危险。冒犯性至少还可以争论。真相则不同，西方文明用了八百年才学会，真相不是某个专家委员会可以宣布的。过去是上帝和国王来宣布，我们现在已经没有那样的东西了。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把新冠的“实验室泄漏”说法定性为虚假信息。公司内部的人这才意识到，事情已经彻底失控。按他的说法，这套体系大约从 2013 年运转到 2023 年，然后以三种方式崩溃：Substack 以言论自由平台的身份创立，并顶住了媒体和平台的压力；马斯克收购 X 是致命一击；扎克伯格现在是第三种。乔恩·斯图尔特在史蒂芬·科尔伯特的节目里露面，是引爆公众讨论的时刻。在那种氛围下，你必须相信新冠完全是自然起源，否则就会被扣上法西斯的帽子。斯图尔特说，很难排除一种病毒出现在武汉病毒研究所 300 码之外的可能性。Nicholson Baker 发表在《纽约杂志》上的文章，是第一篇把这件事彻底揭开的主流报道。安德森记得，有一次董事会会议之后，大家互相看了看，一致同意不需要再审查这类内容了。接下来的问题是，他们当初为什么要审查。再往后的问题是，整个体制还剩下什么价值。这就是那根一拉就能抽出整件毛衣的线头。

弗里德曼说，扎克伯格上乔·罗根的节目，是一件勇敢的事。安德森现在把他和马斯克、特朗普归为第三类：公开和私下的表态保持同步。扎克伯格运营的服务有超过三十亿人在用，却没有马斯克那样的灵活余地。CEO 是孤独的。你没法跟高管们推心置腹，因为他们各有各的议程；你也没法和能解雇你的董事会交心，除非像扎克伯格那样手里握有控制权。只要内部保持一致，公司能扛住大多数外部压力。一旦内部团队出现裂缝，坚固的东西就会变成液体。政府施压是例外。任何自认比政府还大的 CEO，很快就会被打回现实。他说，推特的几任 CEO 都有同样的经历：天天挨打。

弗里德曼追问，政府的施压是否已经越过了刑事界线。安德森的回答很明确：明目张胆的违法，重罪，显而易见的重罪，他能说出具体的法条。他说，三份公开记录就足够了。“推特文件”（Twitter Files）在他看来，对他在其他每一家公司所见的情况有 100% 的代表性。众议员吉姆·乔丹主持的“武器化问题”委员会，也就 Facebook 发布了一份类似的报告，约 2000 页，依据的是公司交出的文件。扎克伯格在罗根的节目里也讲过这件事。2020 年和 2021 年，政府认定第一修正案不适用于这些公司，于是打电话给企业，施压、威胁、恐吓，强迫其审查内容。无论是言论管控体制，还是去银行化（debanking），都没有任何正当程序。

相关法律是《美国法典》第 18 编第 241 条和第 242 条，一条针对政府雇员，一条针对私人主体，涵盖剥夺权利以及共谋剥夺权利。政府雇员，或与他们共谋的私人机构，剥夺宪法权利都是违法的。其中一些权利在宪法中有明文列举，有些则没有。宪法并没有说，你只拥有它列出的那些权利。去银行化，也就是使用金融体系的权利，与言论自由适用同样的法律。企业会辩称自己是受害方，他认为这种说法确实站得住脚。处在中间位置的人，比如接受联邦资助的第三方审查机构，斯坦福互联网观察站就是明显的例子，在他看来是在充当政府的代理人，而且已经暴露得很严重。

一项法案怎样变成法律，这套说法本身就像卡通。企业所受的约束，大多来自监管：成千上万条足以毁掉一家公司的规则，再加上赤裸裸的行政权力，也就是政府打电话告诉你该怎么做。Facebook 曾打造 Libra，这是一种面向三十亿人的全球支付加密货币，并且已经准备好了反洗钱控制措施。两名参议员写信给各大银行：我们并没有说你们不能和 Facebook 合作，但如果你们合作，你们业务的每个方面都会面临大幅加强的监管审查。他说，这就好比欣赏街角的一家餐厅，然后附带一句：要是有人把燃烧瓶扔进窗户，那可就太可惜了。接着，这一切会以白宫打来的电话收尾，告诉你该怎么做。这是国王才有的权力，总统本不该拥有。按实际作用排序，立法是最不重要的工具，威胁则是最重要的工具。

他列出的解决办法是：选出不这样做的人；推动透明化，包括彼得·蒂尔在《金融时报》上主张的大范围真相与和解程序；展开调查；最终提起诉讼，因为要起到警示作用，就得有人进监狱。后两项要看新政府怎么做，他不替新政府发言。托尔金笔下的至尊魔戒既无比诱人，又必然带来腐化。甘道夫即使是为了结束战争，也不肯戴上它。那些起初以为自己是在捍卫民主的爱国者，最后变成了威权主义者、反民主者，甚至反西方。他不知道今天这些人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应该意识到。

罗伯特·米歇尔斯提出的寡头统治铁律，是安德森通过詹姆斯·伯纳姆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The Machiavellians）了解到的。他称这本书可能是二十世纪最好的政治学著作。经典理论列出三种政体：民主、寡头和君主，分别是多数人、少数人和一个人的统治。米歇尔斯问过民主是否曾经存在，他做了历史考察，结论是几乎从未存在过。随后他走进了一个在他看来地球上最民主的私人组织：德国汽车工人工会，其宗旨是让全世界的工人团结起来。结果他发现，最上层只有六个人，牵着全体会员的鼻子走。每个工会都有一个吉米·霍法，而二号人物是他的儿子。无论是工会里的 2.5 万人，还是全国的 2.5 亿人，大众都无法自行组织起来，只有少数人能够组织。人类历史上每一种政治结构，都是一小撮有组织的精英统治着人数庞大却分散的多数。

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尝试过大约两年的直接民主，结果一团糟，此后再没有重来。加州的公投制度叠加在立法机构之上，在他看来是一场灾难。好消息是，美国的开国元勋们明白这一点。他们设计的是代议制，把寡头统治建进了制度里：国会、行政和司法，再加一层：众议院按人口分配名额、两年一选，参议院按州平等分配、六年一选，立法必须两院同时通过。他们中很多人只有二十多岁，是政治领域的爱因斯坦，属于“形状旋转者”（shape rotators），而非“文字脑”（word cells），学过希腊、罗马和文艺复兴史，他们的研讨笔记后来成了《联邦党人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这套制度已经延续了将近 250 年。他不愿意拿它去换任何东西。

任何机构里，最简化的检验标准都是：谁能让谁被解雇。一个年薪 20 万美元的报纸专栏作家，和一个薪酬 2 亿美元的 CEO，谁的权力更大？他见过专栏作家让 CEO 被解雇，却从没见过反过来的情况。CEO 会一直管下去，直到股东、管理层、员工、《纽约时报》或者参议院来抢走这个位子。眼下的一个实例是《洛杉矶时报》。一位生物科技企业家大约八年前以 5 亿美元买下了它，大概又为维持运营烧掉了 5 亿美元，每年还要花去大约 5000 万到 1 亿美元。这家报纸长期为一连串左翼候选人背书。11 月大选前夕，老板表示报纸不会为总统选举背书。编辑部炸了锅，记者们对他的恨意如同千个太阳一般炽烈。八年来，一直是记者在管报纸。现在老板亲自出面，制定方针，撤换人员，还主张所有者的权力。在员工和雇主的较量中，雇主最终能否获胜，并不是那么清楚。

弗里德曼把比尔·阿克曼归入有勇气的一类，因为他敢于公开追打记者。安德森指出，在 10 月 7 日和哈佛风波之前，很多人并不知道阿克曼，但他作为激进投资人已经很有名了，大约三十年了。这套本事，用《Taken》的意思来说，就是在没有正式多数的情况下掌控局面：持有 5% 的股份，其他投资者纷纷响应，根深蒂固的管理层被迫改变。安德森自己在公司内部也曾是这套手段的承受者。如今阿克曼把这套打法带到了大学和报社，他财力雄厚，又有打官司的经验，并且在实时地向场上其他人示范。安德森说，他确切知道，阿克曼自己的投资人对他表现得相当支持，因为他们中有很多人同意他的观点。阿克曼是冲在最前面的先锋，他推动的，是一件本来就有更多人相信的事。

安德森很谨慎：他不在政府里，不在人员任命的会议室里，也不代表任何人发言。他是无薪实习生，是志愿者。罕见的情况在于，一位在任者离开了四年，现在又回来了。第一任期开始时并没有成型的班子。共和党的体制内充斥着布什时代的人，其中很多是“坚决反特朗普派”；配齐政府人员花了两到三年，他们真正掌握政府的时间大概只有十八个月，然后新冠就来了。那一任期的官员遭到了法律上的围攻，有人入狱，许多人被去银行化，包括总统的妻子和儿子。眼下的关键问题是，第二任期能否匹敌第一任期。从这次的任命来看，情况要好得多：人才储备更深，既懂游戏规则又愿意参与的人更多；内阁以及二级、三级职位上，三四十岁的人越来越多，取代了老人政治的格局。

弗里德曼担心围绕特朗普的人会阿谀奉承。安德森说，任何有权势的领导者身边，现实都会被扭曲，包括 CEO 身边也一样；而特朗普到了这把年纪，似乎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用来佐证的是那些接受任命的人的水准。他参与过 HHS（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面试小组，事先并不知道候选名单，看到 Jay Bhattacharya 的名字时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安德森认为，Bhattacharya 在巨大的压力下证明了自己，如果出任 NIH 负责人，将是一次巨大的升级。FDA 的 Marty Makary 情况也是一样，CDC 的人选也是如此。他最近和奥兹医生花了不少时间，奥兹是一本关于医疗体系的活百科。Steve Feinberg 出任五角大楼的二号人物。安德森公司的两位合伙人也将进入政府任职。他说，按平均水平来算，这可能是 1990 年代以来最好的白宫团队，甚至可能要追溯到 1950 年代，也许是艾森豪威尔时期。

谈到 DOGE，他同样声明自己不在其中。它是一个有十八个月时限的委员会，为行政部门提供建议，本身并不是正式机构。它的三条线分别是：钱、人和法规。最受关注的数字是 2 万亿美元。联邦机构有多少个？大约在 450 到 520 个之间，没有人说得准。在联邦政府工作的人有多少？正式全职员工约 400 万，外包承包商可能多达 2000 万，同样没有人说得准。大多数联邦办公楼至今仍然空着。两年前，最高法院否定了行政部门可以在没有对应立法的情况下设立机构、颁布法规的观念。今天存在的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并没有在执行国会通过的法律。上一届白宫没有对此采取任何行动。这一届白宫可以主张，撤销非法法规、削减开支和编制，是在遵守最高法院的裁决，本身并不挑战法律。

华盛顿之所以愤世嫉俗，是因为它见过从里根到克林顿—戈尔时期的每一次失败尝试。新的变化是社交媒体。这些人可以绕过媒体，把开支摊在阳光下，还能绕场庆功。安德森把这种局面比作一种马基雅维利式的三明治：总统代表一人的统治，民众代表多数人的统治，夹在中间的国会和常任官僚体系则是寡头。在专家们看来，一笔 300 亿美元的宽带计划（最后没给任何人接上宽带），或者一笔 400 亿美元的充电站计划（只建成了八座），都只是舍入误差。平摊到三亿纳税人头上，300 亿美元每人约 100 美元，相当于一顿外出吃饭、一次请保姆的钱，或者一次去公园的花销。他说，对纳税人的轻视已经到了惊人的地步。另一个明显的信号是拨款截留（impoundment）：按照上世纪末形成的解释，行政部门不允许少花钱，所以每年 9 月 30 日，都会有数千亿美元的预算被突击花掉，刻意花在没有成效的地方。这不是开国者的本意。

关于 H-1B，安德森在圣诞节前后那场围攻里一言不发，但把所有内容都读了一遍。他并不在政府里推动这个议题。他在华盛顿已经多次提出硅谷的标准论点：把全世界的人才吸引过来，新来的人创办公司、创建产业，为美国本土人创造比以前更多的工作机会，这是一个没有取舍的正和飞轮，凡是反对的人都会被扣上种族主义者的帽子。他很大程度上相信这套说法。他的公司和旗下的企业就像一个联合国，他合作过的人来自大约八十个国家。最优秀的人本来就会到这里接受教育，只要给技术学位配上一张绿卡就行。他自己也出身于威斯康星州农村的一个小镇。几乎没有人能走出那一步，进入高科技行业。中西部、南部、阳光地带和深南部，都没有形成向高科技输送人才的渠道。正是这些人把人送上了月球，建起了二战时期的战争机器，修建了铁路和电话网络，建成了底特律和克利夫兰。发明电视的 Philo Farnsworth 就在荒僻之地长大。地图上的这片空白，同时也是特朗普的大本营。

要么你相信维韦克·拉马斯瓦米的强硬论点：美国中部的文化已经腐朽到无法做到祖辈们做过的事情，要么另有原因。过去六十年里，哪所教育机构想要威斯康星州的农家男孩？他说，所有机构都拒绝了他们。哈佛和北卡罗来纳大学在最高法院的诉讼记录显示，招生中的种族考量荒诞到近乎漫画，就像至尊魔戒会预言的那样，其中包括充满粗俗刻板印象的短信，以及因族裔不同而相差可达 400 分的 SAT 录取线。亚裔学生必须考得高得多才能被录取；在硅谷和医学界，有句老话说，哈佛出来的亚裔一定是爱因斯坦，因为否则他们根本进不去。他不相信有哪一所机构真正遵守了这项裁决。10 月 7 日之后，人们也开始能够公开谈论一件事：犹太申请人的比例被人为压低到接近人口的 2%；而在此之前的一个世纪里，犹太人在精英校园中的比例，已经从被排斥上升到了最高约 30%。

让他震惊的是 2004 年《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报道引用了亨利·路易斯·盖茨和拉尼·吉尼尔的话，问哪些黑人学生被录取了。当时，哈佛这类学校录取的黑人学生中，一半都是在美国境外出生的，来自尼日利亚、其他西非国家或西印度群岛。卡马拉·哈里斯和科林·鲍威尔，是他举出的西印度群岛背景的例子。如果平权行动的目的是弥补美国的奴隶制，那么招来一个从未经历过这段历史的尼日利亚人，在他看来就是对美国黑人的莫大侮辱。六十年来，这个国家一直在做一场社会工程实验：把本土出生的人，无论是白人、亚裔、犹太人还是黑人，排除在高技能移民所填补的那些稀缺教育名额和工作岗位之外。谷歌的 L7 工程师岗位也只有那么几个。在整场圣诞节期间的争论中，他没有看到一个人一边拍桌子要求增加高技能移民，同时又拍桌子要求让已经在美国的聪明孩子进入那些名额。一个都没有。

更细致的情况，让这句口号更加站不住脚。硅谷大多用 O-1 签证，这是一种超级天才创始人签证，有实际的举证门槛。H-1B 大量流向少数几家大型科技公司（它们大批量招人），以及 Cognizant 这类咨询工厂。后者的模式是让大量印度员工住在公司宿舍附近，做中端的 IT 咨询，年薪 6 万到 10 万美元，远低于硅谷的 30 万美元。创业公司大多用不了这个项目。高技能移民还只有四个长期的“人才洼地”：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澳大利亚。这四个国家从其他所有国家抽走人才。希腊危机之后，聪明的年轻人都走了。乌克兰和俄罗斯的人才也在流失。西方把掠夺自然资源视为殖民主义的极端恶行，却把抽走人力资本视为正义之花。美国的全国优秀学生奖学金项目（National Merit）已经通过 PSAT 和 SAT，在不区分种族的前提下找出了前 0.5% 的学生，颁发 2500 美元奖学金。有多少大学把它当作选拔系统来用？零所。他们去挖的是篮球人才。SAT 本身已经被弱化，去掉了较多的一般智力（g）因素，变得更容易靠辅导提分，这是对有钱家庭的补贴，而他的家乡小镇根本没有这种条件。满分 800 分已经无法区分那一百名左右本可以送进麻省理工的顶尖学生。乐观的预测是两件事都做：保留高技能移民，同时给中部地区的家庭公平的机会。那样就能化解这个问题。

有人问他，2025 年做软件的人该怎么办，安德森说，我们正处在一场货真价实的革命中。AI 编程是他一生中软件领域遭遇的最大地震，也许是软件诞生以来最大的一次，因为代码可以被验证，这意味着合成数据、自我训练和强化学习都适用。它已经非常出色了，YouTube 上到处都是十分钟做出应用的孩子。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会编程的人仍然最擅长让 AI 写代码，因为他们能够评估成果。他九岁的孩子在上编程课，计划一直上到 18 岁。不会写代码的人，仍然可以直接对 AI 说：“教我怎么写代码。”他提到可汗学院的免费课程，以及最初为孩子设计、如今内置了 AI 的 Replit。AI 在解释代码、为 Stripe 写粘合代码、生成游戏美术和配音，甚至起草商业计划书方面，都表现得非常出色。威廉·吉布森那句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适用：未来已经到来，只是分布得还不均匀。1980 年代末，一本著名的书《美国程序员的衰落》（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American Programmer）预言这份工作即将终结。结果程序员岗位暴增了一百倍。他的判断是，十年之后，编程岗位会多出一个数量级，那时的工作是统筹调度 AI，因为对代码的需求实际上是无限的。

小型科技公司并没有萎缩。他看到大公司和创业公司都在经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 AI 招聘热潮。弱形态的公司只是把 AI 加在一张早已存在的幻灯片上，作为第六个要点，比如 Gmail 在他想回复邮件时，提议帮他总结邮件内容。强形态的公司则从零开始重建，把 AI 放在第一位。Cursor 就是例子，他刚刚还见到一支团队在打造原生 AI 的邮件系统。当变革足够强大时，你就得重新构思产品，这通常意味着要成立新公司，因为现有企业不会这样做。克莱顿·克里斯坦森的《创新者的窘境》（The Innovator's Dilemma）就是原因：管理良好的大公司往往因为管理良好而无法转型，它们一直在为现有客户做优化。创业公司存在的意义，就是打破那层玻璃。他在等待第一家组织架构围绕 AI 重新设计的公司出现：比如由一位工程副总裁管理一百个编程智能体，或者由 AI 担任副总裁，又或者一个自主智能体为自己搭建一门生意。系统还没有完全成熟，这需要一位愿意打破所有规则的创始人。

他不会在 OpenAI、Meta、谷歌和 xAI 之中预测 2025 年的赢家。眼下有五六个价值万亿美元的问题悬而未决：大模型还是小模型，开源还是闭源，合成数据是否管用，思维链和强化学习能走多远，芯片，以及政策，而美国和欧盟在政策上都不及格。2022 年 12 月，看上去 OpenAI 会独占一切。如今至少有六家世界级的模型公司，产出的结果非常相似。一旦知道能造出通过图灵测试的模型，一年之内就能再造出五个。规模化依然需要数十亿美元，能出得起这笔钱的，只有超大规模云服务商和外国主权基金。OpenAI 从非营利转为营利，需要一个新实体以公允市值买下资产；它上一轮融资规模约为 1500 亿美元，这意味着一上来就得募集 1500 亿美元。幻觉问题是创造性与正确性之间的分叉点，已经有律师提交了引用编造内容的法律文书。在数学、代码这类可以验证的领域，合成数据和强化学习或许能消灭幻觉。这本身又是一个价值万亿美元的问题。训练数据已经与人类产生过的全部文本相差不到两倍；有些实验室正在雇用医生和律师，手工写出更多内容。有多少国家希望自己的教育、医疗和政治，由一个被训练成极端左翼加州政治观念的模型来运行？他认为没有几个。欧盟正在确立一套极为严苛的监管制度，以至于美国 AI 公司目前都不会在那里推出新产品。在他看来，这次选举把美国从一条社交媒体式 AI 审查的时间线，拨向了一条可能相当不错的时间线，而加密货币作为面向数十亿智能体的可编程货币，又重新变得可能了。

在 X 上，他本不该发推。即时的全球传播是它的优点，一条断章取义的推文则是它的危险。他曾让整个印度一夜之间都讨厌他，头版和电视新闻在各个时区都在报道。他应该多写长文，而 Substack 已经成了长文的中心。杨立昆（Yann LeCun）是他认为对大语言模型作为发展路径最聪明、最可信的批评者，并且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理论，认为它们是进化上的死胡同。安德森在大语言模型上投资不遗余力，同时也用杨立昆的论点来拷问那些乐观派。至于 AI 三巨头中的另外两位，他称其为极左派，几乎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末日论推动了具有毁灭性的立法；而杨立昆作为反末日论者和开源倡导者，在对抗这种论调方面很有用。Andrew Huberman 让他戒了酒，这毁掉了他晚上喝的威士忌，他打趣说，也毁了他的情绪健康，却改善了身体健康。他无视了关于利用自然光助眠的建议；对着蓝光屏幕待上三个小时再睡，才算是男子气概的考验。对他来说，成功就是贡献，外加对幸福的祛魅。杰斐逊说的幸福，指的是希腊人所说的那种圆满，与第一个冰淇淋甜筒毫不相干。他花了三十年研究机器，又花了十五年研究人，而也许最后的三十年属于上帝。本·霍洛维茨引用他父亲的话：如果一个人没有真正的宗教信仰，他就会编造一个假的，而假的宗教结局通常很糟糕。Eric Voegelin 认为，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在深层意义上都是宗教，正是尼采在上帝死后所预言的那种宗教。安德森说，“觉醒”（woke）有圣徒、经文和罪，却没有救赎，也许是你能设计出的最危险的宗教。弗里德曼以托马斯·索维尔的话收尾：要意识到自己有多无知，本身就需要相当多的知识。安德森看上去还能再聊二十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