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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twork 联合创始人兼普通合伙人 Nikhil Basu Trivedi 与 Harry Stebbings 讨论早期投资、合伙决策和有限合伙人。他优先关注产品市场契合的早期迹象,并认为基金规模会影响获得高净回报倍数的难度。 他的判断反映了公司早期投资模式及其与所讨论企业的利益关系。AI 和投资回报预测是 2023 年访谈时的观点;视频标题中的 99% 数字没有得到对话内容的支持。
- 1Canva 作为例外Basu Trivedi 说,尽管 Canva 在多个方面偏离 Shasta 的惯常模板,早期使用和留存仍说服了团队。他所在的机构投资了 Canva。
- 2基金规模的取舍他认为大型基金更难获得高净回报倍数,同时承认自己作为小型基金管理人的偏向。
- 3增长信号先于市场他将早期产品证据排在创始人和市场规模之前,但仍会评估公司可能成长到多大。
- 4预测,而非已兑现他认为 The Farmer’s Dog 可能成为自己最成功的投资,但没有提供已兑现收益或计算方法。
- 5对 AI 保持谨慎他对价格和竞争表示担忧,同时预计长期仍有机会。访谈并不支持标题中的 99% 数字。
要点建议
- 对于出色的公司,可以考虑突破固定的投资模板。
- 评估早期增长信号时,除了收入,也要看重复使用、留存和口碑传播。
- 区分基金毛回报、净回报和实际现金分配。
- 创始人擅长融资本身不能证明其能够建立持久的业务。
- 当估值上涨速度快于证据积累时,后续投资决策需要纪律。
- 2023 年的讨论中,AI 投资机会和结果仍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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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风投经验与 Canva
Basu Trivedi 讨论初级投资人和投资规则中的例外,并回顾 Shasta 投资 Canva 时看到的早期证据。
Nikhil Basu Trivedi 说,Shasta Ventures 的一位合伙人在他职业生涯早期建议他,不要受名片上的职位头衔限制。他认为初级投资人应该学习完整的风投流程:寻找项目、做决定、赢得投资、提供帮助并最终退出。他的另一条原则是,出色的公司可能值得突破基金的常规规则。
Stebbings 问,创始人是否应该绕过初级投资人,直接找合伙人。Basu Trivedi 说,答案取决于具体的人和对话:初级投资人也可能思考周到,并有助于促成投资。他承认自己有偏向,因为他当初就是从 Insight Partners 的实习生和分析师做起。
他说,Canva 在几个方面都不符合 Shasta 的惯常做法:公司位于悉尼,通过估值上限为 2,500 万美元的可转债融资,当时尚无收入。他回忆,当时每月活跃用户有数十万,月增长率为 30% 至 40%。这些是他的事后数字,他所在机构与该公司有投资利益。
他说,团队看到用户每月创作数十万份设计,早期同期群持续回访,并将 Canva 用于多种用途。在公司发展 SEO 策略之前,增长主要来自自然传播。对他来说,这些早期产品市场契合信号,比基于地域或创始人背景的疑虑更重要。
基金规模、融资与 AI
两人讨论大小基金的激励及创始人的融资选择。Basu Trivedi 解释自己对高价 AI 融资轮的谨慎态度。
访谈时 Footwork 正在投资其第一只规模为 1.75 亿美元的基金。Basu Trivedi 认为,小基金在回报倍数上可能胜过大基金,并说规模超过 10 亿美元的基金要实现 5 倍净回报极其困难。Stebbings 举出的 6 倍毛回报例子没有扣除费用和业绩分成;两人关于基金规模的论点是判断,而非已证实的普遍结果。
两人讨论了最大化基金回报倍数与最大化管理人赚取美元金额之间的激励差异。Basu Trivedi 说,大基金规模和管理资产规模可能变成地位象征,使缩小规模变得困难。他承认,自己的早期投资专业机构对小基金有偏向。
Stebbings 指出,大机构可以按更高估值向创始人提供更多资金。Basu Trivedi 说,约束有助于早期团队找到产品市场契合,但并不认为更小的融资轮总是更好:合适的合伙人、公司和资金需求都很重要,有些业务早期确实需要更多资本。他自己机构的商业模式也使他在这场讨论中有利益关系。
Footwork 通常寻找已经进入市场、显示早期需求迹象的产品,而不是最热门领域中估值很高的团队。Basu Trivedi 批评基础模型初创公司规模很大的种子轮,认为部分资金会立即流向昂贵硬件。这是他的投资观点,并不能证明这类融资都会失败。
Stebbings 认为,一些广受报道的 AI 融资条款并未完整披露,并声称某些融资部分采用了无上限可转债。两人没有为这些例子提供文件。随后他们讨论拥有多年现金跑道但没有产品市场契合的公司:Basu Trivedi 说,资金跑道必须支持真正的试验和最终进展。
他说,退还资金或改变方向需要与创始人坦诚沟通。Stebbings 认为,既然已经支持了团队,可能值得给他们时间迭代,并以 Slack 的起源为例。Basu Trivedi 同意,前提是团队有紧迫感、在测试想法且沟通透明;不断重复同样无效的工作则不同。
增长信号与创始人判断
他排序早期产品证据、创始人和市场,并讨论如何评估创始人。他也反思信心与合伙决策。
在投资因素排序上,Basu Trivedi 把早期增长信号放在第一位,创始人第二,市场第三。增长信号不一定是收入:使用频率、留存、口碑传播和用户表示离不开产品,都可能是早期证据。他说,自己愿意承担更多市场风险,因为市场规模尤其难以预测。
访谈时 Footwork 已投资 11 家公司:6 家种子轮、5 家 A 轮,平均首笔投资约 450 万美元,范围为 200 万至 900 万美元。这些是公司当时的数据,并非当前投资组合数量。Basu Trivedi 说,尽管他把市场排在增长信号和创始人之后,团队仍会反复询问一家公司可能成长到多大。
Stebbings 指出,投资重大公司的投资人经常低估其最终市场。Basu Trivedi 同意,出色的产品可以扩大或创造市场,这也是他降低市场规模权重的原因之一。Stebbings 仍希望从方向上判断公司是在顺应还是逆着更广泛的趋势前进。
他在评估创始人时犯过的一个错误,是把融资能力等同于建立业务的能力。Basu Trivedi 说,善于讲故事的人可以吸引人才和投资条款,但未必能建立产品市场契合。Stebbings 反驳说,向投资人、客户和员工推销也很重要;Basu Trivedi 同意这本身并不是失败信号。
为了检验清晰度和坦诚度,他有时会让创始人设想投资后的第一次董事会,并指出最重要的讨论问题。他希望对方既能认识到什么在起作用,也能认识到什么尚未奏效。两人都重视自信与对未解决问题保持坦诚的结合。
Basu Trivedi 承认,自己创办的机构尚未通过现金分配证明实力,这让他感到不安。他希望 Footwork 体现他与联合创始人 Mike Smith 的价值观。如果第一次与创始人会面后,他仍不断思考并进一步研究,他会把这视为值得继续调查的信号,同时承认这不是完美测试。
Footwork 的两位合伙人使用四分制:一人必须强烈支持投资,另一人不能强烈反对。Stebbings 质疑中间分数是否会造成模糊。Basu Trivedi 说,强烈反对可以提示实际下行风险,而合伙人即使不喜欢某笔交易,也可以承诺共同推进;信任和共同价值观使这成为可能。
他回忆,自己对一些投资支持较少,是因为缺少早期产品证据或价格较高,尽管其他合伙人支持后证明是正确的。因此,他试图对同事的信念保持开放。他说,Footwork 内部不把交易功劳归给个人。
投资后的第一年,两位合伙人都会参加董事会并共同与创始人合作。Basu Trivedi 承认,这种做法不寻常,也无法无限规模化,但他说这有助于建立真正共享的合伙关系,并带来互补技能。这也是对 Footwork 向创始人提供的服务的介绍。
合伙关系与有限合伙人
Basu Trivedi 讨论投资委员会和 Footwork 的 LP 选择,并介绍公司寻找项目和支持创始人的方式。
当内部推销交易的能力或政治资本超过交易本身的实质时,合伙决策可能失灵。Basu Trivedi 也反对一概要求新投资人等一年才做第一笔交易:如果投资人找到了出色的公司并真正理解它,他认为就应该争取投资。
Footwork 根据三个标准选择有限合伙人:个人关系质量、对方是否见过并能推动世界级表现,以及机构使命是否让合伙人认同。他说,机构原计划募集 1.5 亿美元,获得约 4.5 亿美元的资金承诺,最终募集 1.75 亿美元。
合伙人希望投资人类型和出资金额多样化,单个 LP 不超过基金的 20%。他说,Footwork 有约 15 家机构 LP,包括 6 所大学的捐赠基金、基金会、母基金和家族办公室。他认为,如果捐赠基金过于集中,可能同时面临相关的资产配置压力。
两人讨论了愿意在首次基金中较早承诺出资的 LP 数量很少。Basu Trivedi 说,Footwork 一些最大的支持者此前并没有认识合伙人很久;一家知名机构虽然出资较少,也帮助建立了可信度。这些是他们募资过程中的例子,而非普遍适用的公式。
Footwork 的募资材料列出了曾与两位合伙人共同担任董事的人,以及主动表示愿意投资的人,为潜在 LP 提供参考对象。Basu Trivedi 推测这有所帮助,但说自己没有询问这些页面是否影响了 LP。他建议除了书面策略,也要评估管理人的投入程度和决策方式。
他认为寻找项目是自己当前的弱项:两位通才合伙人在运营机构的同时,可用于接触项目的时间有限。Footwork 会审计日程,目标是将超过一半时间用于会见新公司和寻找新投资。他认为直接支持创始人是机构的强项,但这是他对自己公司的评价。
谈及风投平台服务,他认为少数机构真正帮助了企业,但许多服务同样是为了让基金自身扩大规模。出色的公司需要自己建立招聘等运营能力。Stebbings 质疑通用的人才团队是否具备应对每个专业职位的领域经验。
投资得失与家庭
他谈到一项预期可能成功的投资、错过 Figma,以及成为父亲对时间的影响。回报预测没有被表述为已兑现收益。
Basu Trivedi 预测,按美元收益和内部收益率计算,The Farmer’s Dog 可能成为他最成功的投资,甚至超过 Canva。他认为这家企业的优势在于独特洞察基础上的简单业务,以及宠物护理领域强劲的需求。他没有提供已兑现收益或计算过程;这是他对自己投资公司的预测。
他提到的一个重要错失机会是 Figma。他回忆早期见过 Dylan Field,欣赏他的思考能力,但自己偏好先看到产品市场契合证据,因此在产品发布前犹豫不决。他称赞愿意投资并等待的早期投资人;这个例子说明他偏好的筛选方式也有代价。
成为父亲让他更加意识到控制力的有限和时间的价值。他描述自己如何保护晚上与女儿相处的时间,并在更晚时工作补回来,同时承认自己总体上觉得效率降低。这一变化也让他对需要多年投入时间的投资更加挑剔。
AI、后续投资与 Footwork 的未来
两人讨论 AI 热潮和基金指标。Basu Trivedi 反思后续投资错误及公司的未来目标。
谈到 AI 时,Basu Trivedi 说,在 2023 年的热潮中,他不确定许多 AI 优先投资是否适合 Footwork,理由包括价格高、竞争激烈以及可能与基础模型提供商的用途重叠。他仍预计长期会有值得投资的机会。标题中 99% 的失败数字没有得到访谈支持;他的说法是谨慎的投资判断,并非对这一比例的测量预测。
他说,自己听说一些 AI 应用的年度经常性收入快速增长后又下降,因为新鲜感消退、用户流失。由于没有指出具体公司或数字,这只是轶闻。Stebbings 补充说,企业的小规模试用不应与全公司部署混为一谈。
Basu Trivedi 不喜欢用管理资产规模衡量风投成功,更偏好已返还的美元。Stebbings 同样质疑汇总投资组合企业价值,因为基金可能只持有很小的股份。两人都区分了基金规模、账面估值和实际现金分配。
他在 2020 至 2022 年期间的一项投资错误,是在上一轮后不久就按 6 至 7 倍加价的融资轮中继续按比例投资,而风险并未减少多少。Footwork 仍计划为有选择的后续支持预留资金:他介绍,在 1.75 亿美元基金中预计投资约 20 家公司,首笔支票为 400 万至 500 万美元,初始投资共 8,000 万至 1 亿美元,其余用于后续投资和可能的资金循环。
他称赞 Union Square Ventures 和 IA Ventures 有纪律,并认为它们表现出色,但没有提供基金层面的回报数据。他还称 Accel 投资人 Vas Natarajan 是一位善于思考的董事,并提到双方在 Frame.io 的共同工作。这些是个人评价,并非经过独立验证的业绩比较。
展望五到十年后,Basu Trivedi 希望 Footwork 可能增加一两位平等合伙人,并与少数优秀创始人合作。他说,在现金分配和 DPI 显现之前,公司基本面可能已显示进展。这是机构的愿景,并非已经实现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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