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GO 测量的距离只有质子的千分之一，随后一千名物理学家沉默了一个月

Lex Fridman 先从这件事的规模谈起。LIGO，即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Laser Interferometer Gravitational-Wave Observatory），由两台探测器组成，每台都带有 4 公里长的真空管道，两者相距 3,000 公里，同步运行。它们要捕捉的运动，比质子的宽度小一万倍，他说，这是科学有史以来尝试过的最小测量。它们捕捉的，是宇宙中最剧烈的事件泛起的涟漪，那些事件发生在数千万光年之外。Barry Barish 是加州理工学院的物理学家，因这项成果获得 2017 年诺贝尔奖，他是这次要让这个数字变得真切可感的嘉宾。

这个奖项表彰的是探测器方面的贡献，以及首次观测到引力波。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对话将从一个八岁孩子关于冰的问题，一直谈到黑洞的内部。仪器是贯穿始终的线索：这是一台倾听时空本身的机器，由一千多人共同建造，用来观测在地球生命还在学着变成多细胞生物时发生的灾变。

Barish 喜欢冰的故事，因为它很平常。大约八岁时，他问父亲：冰是由水构成的，为什么会浮在水上？父亲通常都有答案，这一次却没有。Barish 说，这可能不是他第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但却是他记得的第一个，也正是在那一刻，他明白了好奇心是有方法的：去图书馆，去找懂得更多的人，最后就是科学家所说的研究。

这个年纪的孩子问题太多，大人往往嫌烦，叫他们别问了。学校则训练学生去学习、完成作业，少拿问题去烦别人。Barish 认为，大多数在职科学家都是从这套流程里逃出来的人：他们仍然保留着孩子气，或者从没有被彻底打磨成型。他给本科生上课，他认为缺乏好奇心是教室里最大的短板之一，因为好奇心是人与生俱来的品质，而父母和学校却一直在想办法扼杀它。连谚语也站在它的对立面：好奇心杀死了猫。

他一直对水念念不忘。下雨时路面被打湿，过一阵子路面又干了。水去哪儿了？后来化学告诉他，水是由氢和氧组成的，而两者都是气体，那它们怎么会变成液体？直到上大学前，他并不算特别有科学头脑，但和所有人一样，他也曾抬头看星星。物理学学得越多，就越明白自己有多少不知道：宇宙的大部分是暗物质和暗能量，而在他读书的时候，这些问题甚至还没有被提上议程。他说，暗能量是一个完整的谜题，与爱因斯坦的宇宙学常数格格不入。暗物质很可能是某种奇异粒子；超对称是最合乎逻辑的候选者，但似乎行不通。他仍然希望，那些看起来复杂的答案，在真正理解之后会变得简单。

Barish 在芝加哥读高中，并在费米实验室（Fermilab）上过课，还常常看园区里的野牛。对他影响最深的是 Enrico Fermi。他说，Fermi 是最后一位既是实验物理学家又是理论物理学家的著名人物。大约 1933 年前后的几个月里，Fermi 做了两件令人惊讶的事。中子直到 1932 年才被发现，物理学家刚刚弄清楚原子核由中子和质子组成、外面还有电子。随后，Fermi 写下了一套关于 β 衰变的理论，也就是电子从原子核中射出的过程，这个理论持续了几十年，至今只被改进过。他把论文投给了《自然》（Nature），却被认为太过推测而遭到拒绝。于是他回到罗马的书桌前，把论文加长，最后发表在意大利本地的物理学期刊和德国的期刊上。

第二幕是实验。1934 年初，Frédéric Joliot 和 Irène Curie 用 α 粒子轰击铝，制造出了人工放射性，激发出的某种物质会以半衰期衰变。天然放射性材料很稀少；如果能人工制造，医学和工业就能用上它们。Fermi 的洞见，Barish 至今也没完全弄明白它从何而来：后续实验最该用的，是刚发现的中子，而非更多带电粒子。中子几乎没人见过，也很难大量获得，但它不带电，所以能直接进入原子核。这一系列实验为 Fermi 赢得了诺贝尔奖，也是通向核裂变的第一步。他还在实验室里发现，慢中子比快中子效果更好，并学会了如何把中子减速。

用中子轰击，究竟是一次实验上的直觉，还是爱因斯坦式的想法？Barish 说，两者兼有。这既需要认识到中子与 α 粒子相互作用的方式有何不同，也需要找到大量生产中子的办法，还要有一支能迅速完成的合作团队。理论与工程彼此滋养。此后再也没有人能在这么高的水平上两者兼顾。Barish 年轻时的梦想就是成为 Fermi 那样的人；他从来不喜欢无视理论的实验，也不喜欢远离实验的理论，所以他一生都在做与理论思路紧密相连的实验工作。他只能算 Fermi 的“一半的一半”，但精神上还算接近。

Fridman 是俄罗斯人，他问，Fermi 被人们记住为核时代的奠基人之一，这是不是一种悲剧。Barish 把视角放大了。几分钟前他刚赞美过好奇心，现在他提到了一本名叫《好奇心的棘轮》（The Ratchet of Curiosity）的书。棘轮只能朝一个方向转动。知识也是这样：一旦知道了某件事，就再也无法忘掉，而人也未必有足够的成熟来控制它。核物理就是例子。Fermi 本人，无论在他自己还是妻子的文字里，都是一个不问政治、用科学家的眼光看世界的人。投向日本的那颗原子弹是悲剧，而他也参与其中。Barish 不愿意把这当作 Fermi 的遗产。

Fridman 把同样的棘轮套用到人工智能和生物工程上：你上线一个系统，看看会发生什么；大多数时候，它还没有强大到能造成大规模伤害。但同样的好奇心一直推进下去，就可能做到。Barish 同意，这是另一个领域里的同一个道理。Fermi 英年早逝，战后不久就去世了，此前他对 Edward Teller 的氢弹以及美苏之间无休止的紧张局势已经有些愤世嫉俗。Barish 说，那些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多年的人，不得不说服自己：投下原子弹会带来持久的和平。但事实并非如此。

Fermi 的名字也和费米悖论联系在一起。在和 Edward Teller、Herb York 的一次午餐上，他坐下来问了一句，大意是：“他们在哪儿？”考虑到星系、恒星和类地行星的数量，为什么没有明显的访客，也没有响亮的信号？后来 Frank Drake 把这套推算做得更严谨；结论仍然是，如果我们是孤独的，那才是奇迹。Barish 的看法很直接：生命很可能存在于某处，智慧生命可能也存在，但交流比人们想象的要困难。我们所知的每一种通信渠道都以光速传播，而我们所知道的一切都不可能更快，这使得往返对话只能在有限的距离内进行。一百年前，我们甚至还没有意识到这个极限。把引力当作通信渠道？“为什么不呢，”他说，只不过引力效应很难探测，除非它来自黑洞这类天体。一些受人尊敬的同行一生都在寻找第五种力，或许它的作用范围比引力更远，而且不会像引力那样按距离的平方衰减。

牛顿给出了一个公式：力与两个质量的乘积成正比，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其中的常数 G 是一个世纪之后才测量出来的。它在两百多年里都是物理学中最成功的理论，没人发现它有什么违背之处。但它也从未解释过地球为什么会吸引苹果。第一道细小的裂缝出现在水星的轨道上，牛顿的计算与之略有出入。爱因斯坦在 1905 年用几个月解决了物理学的三四个最大难题之后，又花了十年时间研究这个问题，并在 1915 年提出了广义相对论，这是一种全新的引力理论。

1916 年，他写了一篇短文，没有花哨的推导。他注意到，如果把广义相对论的公式按某种方式写出来，它们看起来就像电磁学的公式。大约二十年前，电磁波才刚被证明存在：光、无线电以及其他一切。于是他大胆推断，引力也可能有波。Barish 说，这真是一大步跨越。这篇论文写得很糟，还有一个严重错误：引力强度的系数差了两倍。两年后，爱因斯坦又写了第二篇论文，在不承认错误的情况下修正了这个系数，并解释了如何产生这些波：关键在于四极矩，也就是三维振荡，偶极子那种正负电荷的振荡做不到。这依然是靠洞察，没有严格的推导。同一年，德国理论物理学家 Karl Schwarzschild 提出了黑洞的概念，他后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去世。爱因斯坦并没有这样做。

量子力学随后席卷了物理学，爱因斯坦在 1932 年移居美国之后，才又回到这个问题上。大约在 1935 年，他与 Nathan Rosen 合作，试图从理论中推导出引力波，却屡屡碰到无穷大：坐标奇点。如果坐标设置不当，这是四维相对论里学生常踩的坑。1936 年，他们把一篇题为“引力波存在吗？”的论文投给了《物理评论》（Physical Review），这时距离他提出引力波已经过去二十年。年轻的编辑 John Tate 把稿件送给了 Howard P. Robertson 审阅；Robertson 当时在加州理工学院休学术假，平时则在普林斯顿与爱因斯坦共事。Robertson 看出问题出在坐标上，并证明在柱坐标下这些无穷大都会消失。Tate 随后写了一份措辞礼貌的便条，询问爱因斯坦对审稿人的意见有何看法。据记录，爱因斯坦的回复是：他投稿是为了发表，并不是拿来给所谓的专家过目；于是他撤回了论文，此后再也没有在该期刊上发表过文章。他把论文改写、换了标题，投到了费城富兰克林研究所的期刊上。这是他最后一次写关于引力波的文章。

这场争论一直持续到 1958 年一次广义相对论专家会议。一位英国理论物理学家从理论的核心出发，给出了一个干净的推导。Richard Feynman 则按他一贯的风格说，如果引力波存在，它就必须做点什么，它必须携带能量。他设想了一个套着圆环的杆子：波使杆子变形，圆环相互摩擦，摩擦产生热，热就是能量。此后，理论物理学家普遍相信引力波应当存在，也应该可以探测到。剩下的问题是规模。要产生四极矩，需要两个天体互相绕行，比如地球绕太阳，或者两个黑洞。人们也可以像赫兹当年产生无线电波那样，在实验室里转动一根哑铃，但效应会弱得无望。自然界必须提供更强的源。LIGO 原本瞄准中子星，结果很幸运，黑洞才是更强的波源。

引力波的感觉是什么样的？Barish 用游乐园来比喻：一面哈哈镜把你照得又矮又胖，下一面又把你拉得又高又瘦。如果你每秒在两面镜子之间来回走一次，就对应一赫兹的波；每秒六十次，就是六十赫兹。事情就是这样：你会随着波的频率变高、变矮、变胖、变瘦。振幅极小。他说，空间本身就像一张非常坚硬的桌子；幸好，对普通人的生活来说，这种形变可以忽略不计。但它仍然就在你的口袋里。GPS 卫星通过光的传播时间来为你定位；如果跳过广义相对论的修正，在一条 10 米宽的路上，你就会冲出路面。

早期的探测使用的是 Feynman 设想的杆子：一根巨大的铝柱，周围布置灵敏的探测器，寻找额外的应变。对于如此微弱的信号，这不是好办法。合适的仪器是干涉仪。你把一束激光分成两条相互垂直的光臂，让它们在末端的镜子上反射，再让其中一束反向返回，使两条等长光臂的光相互抵消。如果一个波拉长了一条臂、压缩了另一条臂，光就会失去同步，抵消就会失败。应变是 10²¹ 分之一。把臂长做到 4 公里，你测量的就是 10⁻¹⁸ 米。而质子大约是 10⁻¹⁵ 米。这个效应比构成我们自身的东西还要小一千倍。爱因斯坦本人也不认为这种效应能够被测量；他当时没有预料到现代激光技术。

如果把这台仪器直接放在地面上，它就会失效，因为地球一直在动。隔离是个工程问题，不是物理问题。LIGO 工作在音频频段，从几十赫兹到几千赫兹，那里恰好是地球最安静的频段，也是我们的耳朵进化出来用以听声音的频段。解决方案的第一层很普通：减震器，就像汽车上的那种，四层都要有恰到好处的“弹性”，看起来像小弹簧，每一级都吃掉上一级漏下来的震动。被动隔离还不够。他们又加上了主动抵消，也就是类似 Bose 降噪耳机的做法：感知持续出现的环境噪声，再反向推回去。在减震阵列内部，他们放置了地震仪，用来测量残余运动及其方向，然后用小型执行器把它抵消。最终穿透过来的，只有地球震动的 10¹² 分之一。Fridman 称这是有史以来最精密的机器人之一。Barish 没有反对。他说，似乎没有人质疑 LIGO 是有史以来造出的最精密仪器这一说法。

让麻省理工学院（MIT）的 Rai Weiss 夜不能寐的，是真空问题。整台干涉仪都置于世界上最大的高真空系统之中：4 公里长的管道由不锈钢卷制而成，采用螺旋焊缝，真空度约为 10⁻⁹ 托。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的加速器也是一个更大的真空系统，但规模如此之大、真空质量又如此之高的，并不是它。在实验室里，人们用氦气来查找漏点。你没法用氦气包住四公里长的管道。你可以知道真空变差了，但要找到并修补一条裂缝，就是另一回事了。他们建造了测试舱，包括用于主动隔离的测试舱，并与麻省理工学院附近的一家小公司合作，那家公司希望把稳定的平台商业化，用于微电子领域。Barish 回忆说，天文学家常常认为这笔钱是浪费。而出钱的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

他们最终听到的那次碰撞，发生在 13 亿年前，那时地球上的生命正从单细胞向多细胞转变。这一信号跨越了整段历史，才抵达一支最初只有约一百人、后来扩展到一千多人的合作团队。Fridman 问，要带领理论学家、工程师和一大堆各有主见的人，需要什么。Barish 的目标就是大家都挂在嘴边的那句老话：整体应当大于部分之和。如果随意把人凑在一起，通常会得到更少，因为他们的工作会相互重叠。团队的结构必须依赖彼此的才能组合，那是任何一个人单独都做不到的事，这样，团队才会感到自己做到了任何个人都无法独立完成的事情。

首要任务是吸引全世界最优秀的人，让他们愿意用几年的时间投入其中。唯一有效的说辞，是这项工作比他们独自能做的事情更有意思。管理各路人士的自我，靠的是艺术，不是科学。浪漫的目标起了作用：这件事从未有人做过，在科学上很重要，而且挑战巨大。LIGO 所需要的激光器，是三家原本彼此竞争的机构各自擅长的领域；Barish 把这三家都拉了进来，共同研究一个他们原本不会去碰的对象，作为一个更大团队的一部分，这个团队可能会发现连激光工程师都没有瞄准的东西。发表论文是一个很小却很能说明问题的仪式：一千多人必须就一句话的措辞和论文标题达成一致，这样每个人才真正感到自己是贡献者。

失败是内建的，Barish 说，就像做前人没做过的事情时，机械工程里的情况一样。NSF 在 1994 年资助了建设。大约五年后，也就是 1999 年，他们拥有了一台基础仪器，但它没有主动地震隔离，也缺少后来增加的几项功能。起初，他们坚持使用自己实验室里测试过的技术。机器能运转，只是表现不佳，也没有探测到任何引力波。随后又是将近十年的同一循环：连续数月寻找信号，弄清楚是什么限制了它们，再花数月修复，然后再次运行。最终他们明白，需要迈出一大步，其中包括主动隔离。NSF 又拨给他们一亿美元。他们进行了重建。2015 年，仪器重新开机，几乎立刻就观测到了两个黑洞的第一次碰撞。

一些同事当场就有了顿悟的时刻。论文中的图是原始数据，旁边摆着爱因斯坦方程的数值解；两者看起来一模一样，而且相隔大半个美国的两台探测器都观测到了它。这已经很有说服力。但科学家仍然不能自欺欺人。仪器是新的。他们必须检验，重建本身不会产生这种形状的信号。接下来，是一个身为计算机科学家的 Fridman 很能体会的顾虑：他们必须让自己确信，系统没有遭到入侵。探测器并不接入互联网，但仍然有可能被实际接触。心怀不满的前研究生在波形与理论相符的情况下，几乎不可能是幕后之人，但团队还是把这一点查了一遍。

一个月之内，他们已经说服了自己，而在此期间，一千多名合作者始终保持沉默。他们又花了一个月去弄清楚所看到的东西，这样就能由自己来完成科学解释，不把一个谜团抛给世界。Fridman 把这种沉默视为团队紧密无间的证据。Barish 开玩笑说：是紧密无间，还是强权独裁。人可以靠恐惧统治，也可以靠爱统治，这句话可以追溯到马基雅维利。在这个时间尺度上，它本来不必成为一个成功的故事。它完全可能花上一个世纪。

到谈话的时候，探测器因为疫情已经停止运行。在停机之前，它们大约每周都能观测到某种引力波事件。随着当时正在进行的升级，Barish 预计，重新开机之后大约每隔几天就能探测到一次，而且这些事件并不都一样。他说，幸运的是，它们受到的限制来自技术，不来自科学。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希格斯玻色子，它是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巨型加速器上发现的，这也是一项重大发现，Barish 同样参与过。此后进展缓慢，因为希格斯玻色子淹没在一大堆无法排除的其他物理过程之中，犹如大海捞针。LIGO 的信号很弱，它的背景则取决于如何隔离地球的震动，以及激光功率。改善这两者，科学的大门就会打开。自 2015 年以来，每次升级都在把一次探测变成一门新的天文学。

他提到了伽利略。伽利略并没有发明望远镜；他只是把现成的透镜对准天空，看到了木星周围的卫星，并开启了用肉眼之外的工具理解宇宙的习惯。四个世纪以来，望远镜一直在变好。引力波天文学仍在缓慢爬行。Barish 对工程师很乐观：只要物理学没有划出不可逾越的界线，他们迟早会造出足够精确的装置。下一台大型仪器仍在设计之中，欧洲和美国的想法不同，但目标至少要提升十倍。灵敏度提高十倍，意味着探测距离远十倍，也就是探测体积大一千倍；而更远，也就意味着更早：研究的将是宇宙学，而不仅仅是天体物理，是宇宙的演化，而不只是其中的天体。

他说，诺贝尔奖不能成为目标；每年只颁发一次，自 1900 年以来也就颁给了几百位物理学家，还得靠运气。它的好处在于，能让科学上一次登上几天的头版，还有个意外的效果：让政府里的律师和商人肯听科学家的话。获奖之后，人们在他谈论全球变暖时会多留几分注意。而从庞大的实验团队里挑出几个名字，这种不公平也是硬币的另一面。就科学而言，电磁波望远镜只能看到宇宙中大约 4% 的东西。如果引力没能揭示出那些普通望远镜从不显现的天体，他会大为震惊。早期宇宙中的光被阻挡，直到几十万年后它才变得透明；引力波不会以同样的方式被阻挡。原则上，它们可以直接研究大爆炸本身。我们目前还做不到。光学天文学用了四百年才走到今天这一步。

他希望早期宇宙的图景能帮助解开一个物理谜题：我们为什么会存在。他说的并不是哲学意义上的问题。在实验室里，碰撞产生的物质和反物质一样多，它们相互湮灭，化为能量。早期宇宙本该如此，最终什么也不会留下。然而，我们看到的宇宙全部由物质构成，反物质只存在于实验室中。一定存在某种不对称，物质比反物质稍微多一点，而目前的物理学无法解释这一点。Fridman 问，反物质是否具有可以利用的引力场。Barish 说，原则上，反中子星会有不同的表现，但我们已经找得够努力了，无论看向哪里，遇到的都是普通物质。一项空间任务 eLISA 与其说是竞争者，不如说是互补的：三颗相距数十万公里的卫星，彼此之间用激光连接，观测一个三角形在较低频率下的形状变化，就像在伽利略的可见光之外，又加上了红外和微波。困难之处在于，要让卫星上的自由质量体彼此隔离。一次测试任务表明，相关工程技术已基本具备，目标是 2030 年代。Barish 又笑了，说：“这就是工程问题。”

从物理上讲，黑洞是这样一个区域：时空弯曲得极其强烈，连光在内的任何东西都无法逃出。光在引力场中本来就会弯曲；如果时空弯曲得足够厉害，光就会被困在里面。这是概念，还不是黑洞的起源。最常见的说法是恒星之死。像太阳这样的恒星，通过核聚变产生热和光，先烧氢，再烧氦，然后是更重的元素，直到铁，此时聚变已经不再有利可图。恒星一直处在燃烧产生的向外压力与引力向内的拉扯之间。燃料耗尽之后，它会坍缩，也就是超新星爆发；如果母恒星足够大，剩下的质量会被挤压到小得多的空间中，形成黑洞。太阳太小了。通常的门槛是至少 3 个太阳质量。双星系统中的黑洞可以来自双星。这是第一种解释。但它不一定就是 LIGO 所观测到的。

谜团在于质量。他们观测到的系统有 140 个太阳质量。人们认为，这么大的恒星在它们所处的环境中并不稳定，因此它们不应当作为母恒星存在。也许较小的黑洞相互吞并，于是越长越大。也许有些黑洞是原初的，形成于大爆炸，是披着同样引力外衣的另一类天体。如果这样的天体数量很多，它们就可能解释部分甚至全部暗物质。引力波可以开始区分这些不同的故事：质量分布、自旋、系统是否摇晃，以及随着观测时间向更早推进，这类天体的数量如何变化。位于我们银河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很可能是通过另一种方式形成的，与星系的形成过程有关。“黑洞”这个词掩盖了不止一种起源。

Fridman 觉得无限致密、连光都吞噬的天体令人不寒而栗。Barish 却把它们看作机会。物理学有一桩尴尬：两个都很出色的理论。量子场论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实验里，几乎能解释你能撞出来的任何东西。广义相对论在高速和长距离上表现极好。但事情本不该如此；我们想要的是一个统一的物理理论。几十年来，人们一直在尝试统一它们，但大多停留在纸面上。Barish 持有物理学界的常见看法：我们需要实验线索。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实验里，引力无关紧要。在普通的黑洞天文学中，粒子物理无关紧要。而在黑洞内部，两者都必须同时成立。他认为我们离答案还很远。弦理论是最受欢迎的候选者：数学很美，却几乎没有预测能力，因为它生活在十一维之中，多出来的七维必须卷曲在无法观测的极小尺度上，而且卷曲的方式并不唯一。如果不能从理论唯一地推导出我们的世界，就无法做出预测。暗能量至今无人理解，也许有朝一日会提供线索。以他目前能看到的前景，他无法想象这两个理论如何结合。

人类会殖民银河系，或者能接近甚至超过光速旅行吗？Barish 说这太超前了。单程火星之旅其实并不遥远，问题是是否会有人去。他认为，探险者一定会去。他并不设想文明大规模殖民，而是更像南极那样的存在：我们没有殖民南极，因为那里是冰天雪地，但我们在那里维持着一个能够自给自足的科考站。他去过。作为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的成员，只要身体条件允许，他就能乘坐贵宾航班：从美国飞到澳大利亚，再到克赖斯特彻奇，然后搭乘七到八小时的军机前往海岸边的麦克默多站（McMurdo Station），那里大约有一千人。他们没法预测降落时的天气。飞到一半时，机长宣布要“折返飞行”，于是他们折返，在克赖斯特彻奇等待，然后再试一次。随后，他们才飞往南极点。

南极点的夏天，气温是零下 51 摄氏度，湿度为零，海拔约 11,000 英尺（约 3,350 米），因为那里从来不够暖和，雪不会融化；虽然很少下雪，积雪却不断堆积。你降落时身处高海拔、低温和干燥的环境中，身体必须慢慢适应。那里的人很少，不到一百人；他去的时候大约五六十人，冬季只有一半左右。在海岸边，麦克默多站有温室，能够自给自足。而内陆的定居点并没有发展得太远。Fridman 用计算机的异地备份做类比：如果地球毁灭，火星不像南极，它将是人类物种的一个备份。Barish 没有反驳。他只是还无法想象人们像住在城市里那样住在火星上，而不只是住在一个科考站里。这又把他带回了德雷克方程中那个未知的因子：文明能持续多久。我们才刚刚学会利用电和磁进行通信。他对近期比较乐观，但对未来几千年则不确定，比如我们自己制造的病毒，相当于核战争，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东西。

Barish 先想当作家，然后才想当物理学家。家里没有人上过大学；他没有导师，但总是随身带着一本平装书。母亲爱读侦探小说，他读得厌了，大约在十二三岁时，找到了他所说的真正的文学。当然，没有什么比俄罗斯文学更好。Fyodor Dostoevsky 的贡献有两方面：他是第一位以多重叙述者、复调手法写作的严肃作家，也开启了存在主义文学。在疫情隔离期间，Barish 重读了Albert Camus 的《鼠疫》，发现这是一本关于对人类之爱的书，正适合在疫情之年阅读。与大多数存在主义者不同，Dostoevsky 至少部分是有宗教信仰的。Barish 最喜欢的是《白痴》。梅什金公爵是一个近似基督式的笨拙者，有些不食人间烟火。Barish 常自嘲是白痴，因为他觉得自己对世界过于天真，或许是天生的；他与那个角色有精神上的共鸣。

Aleksandr Solzhenitsyn 给他的感受，更接近 Viktor Frankl：人性中的残酷与冷漠，以及人在极小的快乐中找到幸福的能力。他说，描述一个人在劳改营里熬过一天、还真能从中找到乐趣，这一点相当了不起。政治上的教训更加尖锐。斯大林很可能相信自己是在为世界做好事。作恶最好的方式，就是相信自己在行善；否则，作恶就太难了。古拉格体系是对此最清楚的描绘，而 Solzhenitsyn 是最有资格把它揭示出来的人之一。Barish 提到的最近的一本书是非虚构作品：作者是一位在过去五年内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性，她访问了各个年龄段、各种职业的人，询问他们在苏联体制下的生活。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很多人回首往事，都觉得以前更好。他说，在美国，我们以为自己知道建设更好世界的正确答案。他对此并不那么确定。

他承认，给年轻人的建议并不深刻：要有梦想，尽力去追逐；并且要乐在你大部分时间所投入的工作中。他没有追随最初的梦想。大约十五岁时，他上了高中里最严肃的一门文学课，而《白鲸》治好了他想当小说家的念头。他记得有一章读起来像一百页那么长，极其详尽地描写白鲸的鳍。他心想，如果这就是伟大的文学，那就算了吧。三四十岁时再读，他才找到了问题所在：不同于写实的俄罗斯小说，《白鲸》是一个巨大的隐喻，而十五岁的他大概还不认识“隐喻”这个词，更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在乎一条鱼。老师给他的书也许选错了，也许选对了，因为他最终投身物理。

至于哲学层面的“为什么”，也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在物质与反物质之外存在，他说自己大概不太擅长。简单地说，个人层面的问题是：除了你自己之外，你是否对别的什么有过积极的影响：对别人，或者对像引力波这样的发现，只要它对别人有意义，就超出了作为一个个体而存在的范畴。他并不是真的害怕死亡，但对此感到伤感。他年纪已经够大，知道自己大半生已经过去；他喜欢活着；他能想象自己病得很重、不想再继续，但他现在还不是这样。他希望这趟美好的旅程能再长一些。他并不害怕死亡本身。让他难以处理的，是意识之谜，也就是我们能够思考这件事本身。被问到希望百科全书如何评价他时，他说，他希望自己帮助推动了科学前进，也希望自己是一个在如何生活上足以作为榜样的人。Fridman 又补充了仪器的比喻：这台仪器与其说是人造的，不如说是许多人的集合，是人类最好的样子。如果人类无法长久，至少我们建造了这样的东西。Fridman 最后引用 Werner Heisenberg：宇宙不仅比我们想象的更奇怪，它比我们能想象的还要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