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 亿人死亡，而一个人只有六分钟

Lex Fridman 开场就抛出了最黑暗的问题：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核战争会杀死多少人？Annie Jacobsen 的书《Nuclear War: A Scenario》从第一次发射一直写到核冬天，她没有含糊其辞。她给出的答案很黑暗，数字也很大：50 亿人。为了写这本书，她采访了退休的国防部长、核潜艇部队司令、战略司令部司令、联邦应急管理署（FEMA）署长，以及核武器工程师。这些人分属不同机构、不同年代，也有不同的党派背景。她说，他们的共同点只有一个：核战争是疯狂的。

这本书不谈政治较量，也不谈可能导致发射的各种姿态和安全部门的操作。她要读者看清楚的是：按钮一旦按下，接下来的事情有多骇人。头 72 分钟里，死亡数字先是几百万，接着是几千万，最后达到数亿。核冬天随后降临，几十亿人会饿死。负责核指挥与控制的人有几十万，他们待在一层大多数平民从没想过的帷幕之后，随时待命。当年为 1952 年“常春藤迈克”（Ivy Mike）热核试验设计方案的 Richard Garwin 告诉她，启动这场战争，只需要一个掌握武库的虚无主义疯子。

这场战争始于太空。一组名为 SBIRS（天基红外系统）的早期预警卫星部署在地球同步轨道上，距离地球大约是地月距离的十分之一，能在几分之一秒内看到洲际弹道导弹喷出的高温火箭尾焰。这一探测会触发美国的一项政策，名为“预警即发射”（launch on warning）：美国不会等着挨了核打击再还手，而是在来袭弹头还在空中时就发射反击。这一流程还需要地面雷达确认，但整个过程大约只需要两分钟。随后，总统会被告知，时钟已经开始走了。

在那项政策之上，还叠加着唯一总统授权（sole presidential authority）。Jacobsen 指出，在民主国家里，人们可能以为总统不能随便发动战争。但如果你是三军总司令，就能发动核战争，事实上，你是唯一能做这件事的人。总统不需要征求任何人的同意，不需要问国防部长，不需要问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也不需要问国会。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为她的书解密了这套授权的来历：战争会展开得非常快，快到只能由一个人负责。里根在回忆录中称这六分钟的窗口是不理性的，并问道：怎么能凭雷达屏幕上的一个光点，就释放世界末日？Leon Panetta 告诉她，他当白宫幕僚长时，注意到克林顿总是回避核武器问题；直到他自己当上国防部长，才真正感受到这份重量，因为总统会转向的那个人就是他。

总统上任时，都熟练地掌握着威慑的道理：庞大的核武库存在，就是为了让核战争永远不会发生。Fridman 和 Jacobsen 都认同，这套哲学在第一枚导弹离开导轨的那一刻就崩塌了。这里不存在什么“纽约之战”。冷战时期的规划者称之为“按钮战争”，而它至今仍然是这样。美国目前部署了 1770 枚核武器，意味着它们最快 60 秒就能发射，最慢也就几分钟；有些挂在轰炸机上的武器，可能需要一个小时。俄罗斯部署了 1674 枚，系统也差不多。全世界九个核武国家加起来，共有约 12500 枚弹头。

这些数字每年都有人追踪。美国科学家联盟（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的 Hans Kristensen 负责“核笔记”项目，缔约方申报数字，情报机构则要分辨哪些是公开的、哪些是藏着的。Jacobsen 关注的是速度：核武库几秒钟、几分钟就能发射。相互确保毁灭（MAD）的逻辑是，没人会发射，因为大家都会死。Jacobsen 采访过的每位顶级国家安全顾问都说，这种事可能发生，没有一个人说绝不会。

战略核武器是主力系统。美国和俄罗斯都保有“三位一体”（triad）核力量：井基洲际弹道导弹，能在约 30 分钟内横跨一个大洲；可携带核弹的 B-52 和 B-2 轰炸机，飞行时间以小时计，而且可以被召回；还有潜艇。陆基洲际导弹一旦发射，就无法召回或改变方向。1983 年，里根在一次记者会上说错了，他称潜射弹道导弹可以被召回。其实不能。Jacobsen 指出，掌管这套核武库的人，并不知道这一点。

战术核武器是为战场设计的小型弹头，俄罗斯近来拿来威胁的正是这一类。Jacobsen 说，所有军控条约都建立在同一条线上：不使用核武器。一旦越过这条线，就再没有退路。行话叫“以升级达成降级”（escalate to deescalate）。她翻译说，就是对方发射一枚，我们发射 80 枚，把对方打到停手为止。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那句话，她一再引用：我们距离核末日，只差一次误解、一次误判。

官方不愿给 Jacobsen 一个精确的飞行时间。她是在圣迭戈盖泽尔图书馆（Geisel Library）的 Herb York 档案中找到的。York 曾任五角大楼的首位首席科学家，当时 ARPA 正在改组为 DARPA（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他想要以秒为单位的数字，于是请来了 JASON 科学家团队去计算。助推段持续五分钟：火箭离开发射台，底部喷着火焰，这正是卫星能看到的。之后尾焰消失，太空中就无法再这样追踪它。中段持续 20 分钟，弹头在 500 到 700 英里的高度沿弹道飞行。末段是最后 100 秒，包括再入大气层和引爆。从苏联发射台到美国东海岸，总计 26 分 40 秒。

她的情景从华盛顿最恐惧的情形开始：一个虚无主义疯子突然发动攻击，朝鲜向首都发射一枚一百万吨级的弹头。麻省理工学院荣休教授 Ted Postol 替她算过，从平壤到美国东海岸是 33 分钟。无论哪种算法，大约都是半小时。Jacobsen 说，读者一旦看清这三个阶段，后面的决策逻辑就变得可以想象了，几乎像一首可怕的诗。核战争本身很简单，是人把它搞复杂了。John Rubel 在她的书里把这套体系称为大规模屠杀的体系。两个核超级大国共存了 75 年，她的消息来源之所以愿意开口，是因为他们大多已近暮年，并且认为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这种情形。她愿意承认的唯一亮点是：答案在于沟通。

潜艇会把那半小时的窗口压缩掉。一艘携带核弹、以核动力推进的潜艇，用她获得的说法，对文明的危险堪比一颗小行星：无法阻挡，也无法定位。前核潜艇部队司令、海军上将 Michael Conner 告诉她，在太空里找一个葡萄柚大小的物体，都比在海底找一艘潜艇容易。潜艇一直在移动，有美国的，有俄罗斯的，有中国的，也可能有朝鲜的。Jacobsen 在国防部预算文件中找到一张地图，上面显示这些潜艇曾经活动到离美国东海岸只有几百英里的地方。在这个距离上，从发射到命中不到十分钟。这些地图是事后根据水下监视画出来的，实时状态下，你找不到一艘潜艇。

潜艇在水下约 150 英尺处发射。导弹先被从发射管中推出，助推器在水面之上点火，随后进入助推段。Jacobsen 说，为了让核战争永远不发生，人们已经花掉了数万亿美元。她把这些潜艇称为“末日的侍女”（handmaidens of the apocalypse）。

美国有 400 座地下发射井，里面的导弹名叫“民兵”（Minuteman），源于美国独立战争时的民兵部队。华盛顿有个笑话，说这个名字可不是白来的：它们一分钟之内就能发射。总统下令之后，导弹 60 秒内离开发射井，飞行时长略超过 30 分钟。潜艇从接到命令到真正发射，视位置和深度而定，大约要 14 到 15 分钟。发射井的坐标谁都查得到，在谷歌地图出现之前，它们就已经标在地图上了，这是因为美国是民主国家。俄罗斯和朝鲜则使用公路机动发射车，也就是装在多轴卡车上的巨型洲际导弹，车子一直在动，因此很难被锁定。Jacobsen 说，美国不这么做，原因是公众不会接受一枚洲际导弹从城镇里开过。五角大楼正是以此为由，把潜艇当作第二次打击的保险。

“核足球”（nuclear football）是一只皮质公文包，由一名军事助手 24 小时随身携带，跟着总统，也跟着副总统。前特勤局局长 Lew Merletti 给她讲过一次叙利亚之行：克林顿和阿萨德的随从一起进了电梯，阿萨德的安保人员试图拦下那名助手，双方一度僵持。在 Merletti 看来，总统和这只包分开是不可能的。人们谈 UFO 机密时，仿佛那是保密等级的顶点，Jacobsen 对此一笑置之。从未泄露过的，是包里的《总统紧急行动指令》（presidential emergency action directives）。外界所知的，主要来自一名叫 Buzz Patterson 的助手，他把打击选项描述为一张覆膜的塑料卡片，像一家美式连锁餐厅的菜单。总统就从这份清单里挑选打击目标和武器系统。

三座指挥掩体共同运转这场战争。五角大楼下的国家军事指挥中心是跳动的心脏，夏延山是大脑，而内布拉斯加州的战略司令部（STRATCOM）下的掩体则是肌肉：战略司令部司令接收总统的发射命令，指挥约 150,000 人。那个掩体里，核打击顾问身边坐着一名气象军官。若总统问为什么打这个目标、不打那个，气象军官必须飞快地报出：几分钟、几周、几个月、几年之内，放射性沉降会致死多少人，而沉降的走向取决于风。Jacobsen 说，在这套机械化流程旁边摆着这样的人性细节，实在荒诞得可怕。接着，总统从钱包里掏出一张卡，口语里叫“饼干”（biscuit）。卡上的密码要与核足球里的某一项对上，五角大楼下的一名军官以一问一答的方式核实，命令随即传给战略司令部。到这里，就算完成了。

下达命令之后，战略司令部司令应当跑出大楼，登上那架“末日飞机”。这架飞机的目的地是美国上空的一个盘旋航线，这样在地面系统被摧毁之后，核武器仍然可以从空中发射。这一预案从 1950 年代起就已存在。9·11 那天，小布什就在这架飞机上。战略司令部的一位副手在一个封闭的小范围会议上，用一句话说出了让 Jacobsen 挥之不去的悖论：没错，威慑会奏效；但如果它失效了，一切都会崩解。

一次晚宴上，Jacobsen 遇到一个她认为本应更清楚这些事的人，对方告诉她，这一切不会发生，因为美国有强大的拦截系统。她说，对方错了。美国的陆基中段拦截弹总数就是 44 枚，没有别的：40 枚在阿拉斯加，4 枚在加州的范登堡空军基地。测试的成功率大约是 50%。这个项目目前处于战略暂停状态：导弹还在那里，但让它们变得更有效的工作已经停止，因为已经无法再提升。把这 44 枚拦截弹和俄罗斯 1674 枚部署弹头摆在一起，算术本身就构成了答案。

在她的情景里，拦截弹必须在第 9 分钟左右发射，这时助推段已经结束，地面雷达确认有洲际导弹来袭。火箭的头部装着一个外大气层杀伤器（Exoatmospheric Kill Vehicle），里面没有炸药，靠高速撞击摧毁弹头：一个以大约 20 马赫飞行的物体，要在太空中撞上另一个物体。Jacobsen 说，能够实现这种拦截本身就很了不起。而它只有一半的时间能成功，这才是实际运行的状况。这里没有“打一发、看结果、再补一发”的余地，时间不够你打一发、发现没打中，再打第二发。所以在书里，她让系统一次发射四枚，这也符合她听到的说法（一到四枚），因为你还要考虑下一枚导弹。结果四枚全部未命中。她说，把 10% 的拦截弹用在一枚弹头上却没打中，这完全在情理之中。

很多人会想到类似“铁穹”（Iron Dome）的系统。美国确实在陆上有萨德（THAAD），在海上有宙斯盾（Aegis），它们能逐个拦下一些小型火箭，但招架不了大规模齐射，本来也是为战术目标设计的。萨德的部署点全在海外，宙斯盾则都在海上。9·11 之后，国会一度考虑把宙斯盾，甚至萨德，摆到西海岸对准朝鲜，但至今没有落实。哪怕只漏过一枚核弹，就是全面的核战争。她说，弹头增加不是解法，拦截弹增加也不是。

上面这一整条链都假设探测是准确的。但已知至少有六次险些酿成大祸的时刻。前国防部长 William Perry 向 Jacobsen 讲述过 1979 年的一次经历。那时他还不是国防部长，只担任国防研究与工程副局长，当晚轮到他值班。有人告诉他，俄罗斯已经发射了导弹，既有洲际导弹，也有潜射导弹，他正准备通知总统六分钟窗口已经开始。原来，一盘模拟核战争场景的 VHS 训练录像带被误插入了五角大楼的系统。这次虚假的攻击同时出现在五角大楼下的掩体和战略司令部的掩体里，因为两者是相连的。Perry 描述了那一刻的停顿，说它触及了他的精神、头脑和内心。Jacobsen 说，这是她听到过的关于那一秒的唯一第一手故事。系统里的人过去把谈论这件事视为禁忌。Perry 一生都在造武器，后来却认定这一事业是疯狂的。他想到自己的孙辈将要继承那些核武库，而那些武器的起源故事里，并没有多少智慧。

五角大楼的大多数核战争推演依然是机密。最近一份被“解密”的战争推演，名为“Proud Prophet”，几乎全部被涂黑。解密的作用，只是让几位参与者开口说了说。1983 年，全球约有 60,000 枚核武器（峰值时达到 70,000 枚），里根下令进行这次推演，所有重要的人物都参与了。无论战争怎样开始，有没有北约参与，最后都以世界末日告终。Jacobsen 说，此后的 40 年里，政策的应对方式是更加依赖威慑，而威慑本身不过是一句宣示：威慑会奏效。Proud Prophet 展示的是威慑失效之后会发生什么。前战略司令部司令 Hayden 将军对朝鲜大放狠话，说：他们发射一枚，我们就发射一枚。Jacobsen 说，真正的作战原则更接近于：他们发射一枚，我们发射 80 枚。

最让她感到寒意的，是地理位置上的限制。如果一个疯子从朝鲜发动攻击，美国必须以洲际导弹还击，而这些导弹的射程不够，无法绕道，必须飞越俄罗斯上空。Leon Panetta 证实了这一点。你要在相互放狠话的时候，请对手相信，从头顶飞过的这 82 枚弹头不是冲着莫斯科去的。俄罗斯的早期预警卫星系统名为 Tundra，存在严重缺陷。西方研究俄罗斯核力量的主要专家之一 Pavel Podvig 告诉她，Tundra 可能把阳光误认成火焰，把云层误认成发射。多年来，俄罗斯官员一直称他们没有“预警即发射”的政策，而是会等挨了打再还手。美国专家常把这种说法视为宣传。Jacobsen 说，在这次访谈的两年前，普京公开表示立场已经改变：一旦看清导弹的飞行轨迹，就会发射。

Fridman 希望相信，在真正的危机中，最高层的某个人会拿起电话，绕开政治上的纷争。Jacobsen 希望如此，但并不相信。俄乌战争期间，新闻报道曾短暂称一枚俄罗斯导弹击中了北约国家波兰。这是一场误报，但作为突发新闻播了好几个小时。36 小时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Mark Milley 承认，在那段时间里，他无法联系上俄罗斯的对口人员。地面战争正在进行，核武器处于戒备状态，而两国军方最高层的人却打不通电话。

和总统一起待在房间里的人，并不是在煮咖啡、慢慢谋划。总统身边有国防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或许还有副主席，而他们同时还有另一项任务：政府持续运转（continuity of government）。在为反击出谋划策的同时，他们还要考虑炸弹落下后如何让政府继续运作，这意味着要离开五角大楼，转入掩体。Jacobsen 从历史文献中学到了一个术语：干扰总统（jamming the president）。这种做法从未被验证过，但主张克制的人担心，军方顾问会立刻推动激进的反击。她说，速度不利于明智的判断。房间里的争论焦点，是打哪些目标，而不是打还是不打。

那些鼓吹战争的人，是否真的相信核战争可以打赢？记录表明，是的。苏联 1949 年拥有原子弹之后，解密的早期规划文件显示，1950 年代负责核指挥的将军和海军上将们相信，即便死去数亿人，美国仍然可以打赢这场战争。这是当时的主流想法。直到后来，才有了里根与戈尔巴乔夫的联合声明：核战争打不赢，也永远不应该打。在那之前，人们是在准备打赢这场战争。

Fridman 问，认知能力是否应该纳入这一讨论。Jacobsen 并不把它当作年龄歧视。她说，判断力和认知能力，是核发射中最关键的两个问题。她审视了一组候选人，一个有认知问题，一个有判断力问题，然后问：那个相对年轻、深思熟虑、有远见的公务员在哪里？她知道这听起来像是幻想，但她希望它不是。她认为，任何战争中，三军统帅的品格都很重要，因为二战以来的战争，都是由年轻人去打的。而在核武器面前没有余地：必须由一个人做决定，同时特勤局试图把他转移走，战略司令部又在催促下达发射命令。

战略司令部司令会拒绝执行命令吗？她向洛斯阿拉莫斯的核武器工程师 Glenn McDuff 提过这个问题，他曾经负责实验室的机密博物馆。他的回答是：你中大奖的机会都比这大。不服从命令的人，当不上战略司令部司令。新冠疫情期间，特朗普与朝鲜之间的互动从威胁转向友好，战略司令部的领导人比她以往见过的任何时候都更公开地向国会作证，抗命的问题也因此被提了出来。Jacobsen 说，对 McDuff 的回答，她还要补充一个前提：如果司令判断总统的行为不可靠，那就会进入非常激进的领域。在与奥巴马政府首任网络安全负责人 Touhill 将军交谈之后，她指出，核指挥系统本身仍然运行在模拟系统上。没有数字接口的东西，无法被黑客入侵。她真正担心的网络问题，是城市遭受打击之后，通信会发生什么，届时混乱会接管一切。

有人告诉她，华盛顿最大的恐惧，是一场晴天霹雳般的突然袭击，目标是首都，以五角大楼为瞄准点。她的情景就是这样开始的。她不确定哪一种更糟：是把后果逐一细致地写出来，还是国防部几十年来一直把这些后果记录在案。这些数据从广岛和长崎开始，之后又涵盖了 200 多次大气层核试验。科学家们精确到毫米地知道：在距离爆心 7.5 英里的地方，汽车的内饰会自燃，松针也会引发更多火灾。一百万吨级的火球，相当于 19 个美式橄榄球场那么大的火，温度达到 180 million 度，也就是 1.8 亿度。什么都不会剩下。

随后是冲击波，以每小时几百英里的速度向外推进，像推土机一样碾过一切。联邦应急管理署的手册描述，建筑在六、七、八、十英里之外倒塌后，会堆成 30 英尺深的废墟。随后是巨型火灾。三度烧伤是人们熟悉的恐怖，她问道：你知道还有四度烧伤吗？那是风在许多英里之外把人的皮肤从脸上撕下来。蘑菇云的柱体会以每小时 300 英里的速度产生吸卷效应，几英里外的人都会被吸进去。她对 Fridman 说，你看到那朵云的时候，里面就是人，是人的残骸和各种物体组成的一团，宽达 30 到 40 英里，遮住了太阳。之后才是辐射病。

她写道，那些挺过爆炸、冲击波和火风暴的人会发现，自己完全只能靠自己。争夺食物和水的斗争随即开始。奥巴马时期的联邦应急管理署署长 Craig Fugate 向她提供了这些细节。应急管理署会为小行星撞击等低概率、高后果的事件做预案，在一般灾害中，它则做人口保护方面的规划。Fugate 告诉她，在一场突然袭击式的核打击之后，根本不存在什么人口保护，所有人都死了，这既是比喻，也几乎是字面意义上的。到了那一步，你只能希望自己囤过补液盐。在她的情景里，联邦应急管理署署长会被从路上拉上直升机，送往 Mount Weather。人们想象中的避难所，比如军事基地，靠的是柴油运转，燃料一旦耗尽，发电机就停了。

第一个小时过后，轮到整个地球了。Brian Toon 是核冬天理论最初五位作者之一，也是 Carl Sagan 的学生。他告诉她，如今更好的气候模型显示，核冬天比五角大楼曾经斥之为苏联宣传的 1980 年代版本还要糟糕。在她的情景里，第一次发射 72 分钟后，炸弹停止落下。接着是大火。按国防部的数据，每件核武器会引发 100 到 300 平方英里的超级大火。1000 到 1500 件武器，会把森林、城市和高楼变成烟尘扬入空中，Toon 说，总量约为 3000 亿磅，太阳随之熄灭。冰层形成，像爱荷华州这类地方的水体会冻结十年，农业彻底崩溃。八到十年之后，冰雪消融，但臭氧层已经被撕碎，阳光本身变得有毒，病原体和瘟疫随着融化的冰雪一起到来。小型动物繁殖起来，大型动物，包括人类在内，则走向灭绝。Toon 把它比作 6600 万年前那颗小行星，它消灭了恐龙和 70% 的物种。他认为，核战争很可能会造成同样的结果。区别在于：面对小行星，你无能为力；面对核战争，你还能做点什么。

还有人能活下来吗？Carl Sagan 在《寒冷与黑暗》（The Cold and the Dark）里设想过人类退化到最原始形态的样子：社会组织瓦解，法律失效，人们为了一点残存的食物彼此争夺，又回到打猎和采集的生存方式。爱因斯坦也讲过类似的意思：被问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用什么武器打，他说自己无从得知，不过第四次世界大战会靠棍棒和石块来打。为了想象被埋藏的东西会是什么样子，Jacobsen 去了土耳其的哥贝克力石阵（Göbekli Tepe），那是已知最古老的考古遗址。她访谈了 Michael Morsch。他读研究生时，于 1990 年代初和 Klaus Schmidt 一起发现了这里。当地人知道山上有一棵许愿树。Morsch 说，他被一块石头绊了一下，那石头后来被证明是一根 12,000 年前刻有人像的石柱顶端。建造这里的是狩猎采集者，没人知道他们为何要建。

这幅画面让她可以作为一个生命有限的地球人，去思考核战争之后，真实的世界究竟会是什么样子。未来会不会有人成为考古学家，重新发现我们？文明会不会重建，重新造出计算机？她希望我们永远不必知道答案。被埋藏的东西，反而带着一种奇怪的乐观：如果你能看见那棵许愿树，你会问他们许了什么愿，然后再问自己想许什么愿。她认为一切都始于饭桌上的交谈。把注意力放在某个话题上，对话就会展开。她说，把文明的长线拉开来看，会让人更想同对手多说几句话。Fridman 问到“大过滤器”（Great Filter）：也许其他文明也碰到过类似核武器的东西，然后失败了。她不确定，但登上月球的第六个人 Ed Mitchell 给出过一个她愿意借用的答案。1971 年返航途中，他低头看着正处在越战之中的地球，然后又望向银河深处，经历了一种类似“近生体验”（near-life experience）的感受。他感到，人的内在生活与外在生活是相连的，就像人与整个星系相连。她说，这就是许愿树的宏大版本，而这种想法正是能够缓和冲突的那一类想法。

她的书《Phenomena》讲的是美国政府对超感知（extrasensory perception，ESP）和念力（psychokinesis）的秘密研究史。她的职业生涯大多在与战争机器打交道；她发现，军方和情报机构对人的心智，从来没有失去过兴趣。在科学出现之前，超自然力量统治着人们。统治者会去德尔菲神谕（Oracle of Delphi）那里问，将会发生什么。大多数人以为超感知项目始于 1970 年代，但档案显示，它们在二战结束后就开始了，原因在于纳粹有一套规模庞大的神秘学项目，包括超感知、念力和占星术，希特勒和希姆莱都深度参与其中。战后，纳粹的文件被一分为二：一半交给苏联，一半归美国所有。一场超能力军备竞赛就此开始，逻辑和核竞赛一样：每一方都在猜测对方手里有什么。

从文件看，中情局确实认为超感知有某种合理性。它不可控，也不可靠，但它确实存在，而情报机构关心的与其说是它为什么有效，不如说是怎么用它。后来，安慰剂效应也掺了进来。军方接手之后，试图教人如何变成通灵者，Jacobsen 认为这是个灾难性的主意。这些项目至今仍未停止。海军就有一个项目，它的依据是反恐战争中的报告：某些士兵会突然知道，因为路边炸弹的缘故，不能走那条路，他们把这叫作“蜘蛛感应”（spidey sense）。她觉得书里最有分量的，是托马斯定理：人们把某件事当作真的，它的后果也就真的会发生。她指出，安慰剂（placebo）这个词可以追溯到 Henry Beecher 医生，而按她的讲述，这也和中情局有关。Fridman 问她，这个起源故事是否让她不安。她对中情局的感受既复杂，甚至有矛盾，她认为记者本来就应该如此。她最初接触中情局，是因为 51 区的空中侦察，那套系统是为了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而建的。她采访了第一位驾驶 U-2 飞越苏联的人 Hervey Stockman。之后她写了《Surprise, Kill, Vanish》，才了解到定点清除项目。那是另一套问题了。

在 Jacobsen 的描述里，51 区是一个绝密军事设施，位于内华达测试与训练靶场之内，而它本身又是一个绝密设施之中的绝密设施。它最初是中情局远离公众视线、试制 U-2 的地方，之后又用来研制 A-12“牛车”（Oxcart）。这是 1960 年代初中情局的一款 3 马赫隐身侦察机，之后才有了电影里出名的双座 SR-71。她访谈过 75 个人，这些人在那里待过很长时间，经历大多发生在 1990 年代以前，相关内容至今仍然保密。基地指挥官 Colonel Slater 曾驾驶 U-2 执行“黑猫”任务，飞越中国上空，去侦察罗布泊的核设施。有一天，这群人想在内华达沙漠中间吃龙虾，于是从马萨诸塞州空运过来，快到龙虾都不需要加冰。那些人如今都已不在了。她庆幸自己拿到了这些细节。

51 区真的有过外星人吗？她采访过几百人，涉及国家安全、军事和情报项目的各个层面。就她个人而言，她没有任何理由相信外星人来过地球。她没有掌握任何能让她得出这一结论的信息。在今天“外星人就在我们中间”的叙事中，很多主要人物都出现在她的《Phenomena》里，其中包括一些从根本上相信这件事的天体物理学家。她和他们的看法不同。塑造她想法的，是她对中情局战略欺骗的第一手了解。U-2 在 70,000 英尺的高空飞行，阳光照在机翼上，对于不相信飞机能飞那么高的人来说，看起来就像 UFO。正因如此，中情局专门设立了一个 UFO 虚假信息办公室，由 Todos Odarenko 负责。并非每一次目击都是 U-2。但她看到，几十年来同样的故事不断重复，她认为这是一个什么都能装的筐，目的是把公众的注意力牢牢拴在那里，而不是这里。

她建议大家去搜一搜 Paul Bennewitz 的事。1970 年代末到 1980 年代初，他以为自己见到了 UFO。空军情报部门与中情局，以及另外 17 个机构中的部分单位，对他实施了一场欺骗行动，把他彻底毁掉，最后送进了精神病院。原因是他在柯特兰空军基地看到了本不该让他知道的技术。Jacobsen 认为，这件事之所以很少被认真讨论，是因为谈 UFO 的人分成两派：一派确信外星人就在身边，另一派自称“怀疑论者”，而后者往往自我感觉良好。她两边都不站，说自己是不可知论者。托马斯定理在这里再次生效：“我们正被欺骗”这件事对许多人来说成了真，后果也随之成真，于是螺旋越转越大，中心也就消失了。她给自己留了一扇门：或许她是错的，外星人确实混在我们中间。她用中国的气球来反驳这种观点。国防部把领空守得极严，一只气球都能登上头版。所以，当几名国防部官员说他们对一架无法解释的飞行器失去了天空的控制，她一个字都不信。她还提到 Jacques Vallée，这位被她称为 ufology 祖师爷的科学家，立场与她截然相反。Vallée 对她说过关于此事最有意思的一句话：这是情报问题，不是军事问题。她顺着这句话能想到的最近的东西，是意识。Fridman 则认为，飞碟故事把外星文明实际可能的样子简单化了。

在《Area 51》的结尾，她提出过一种解释，多年来招致许多批评：罗斯威尔事件是斯大林策划的一场黑色宣传骗局，一架飞行器上载着经过外科手术改造、体型像孩童的飞行员，模仿的是《世界大战》广播剧在美国引发的恐慌，目的是压垮美国的防空系统。在这期播客里，她第一次在录音中点出了这个信息源。他是 Al O’Donnell，一位工程师，负责为 200 多次美国大气层核试验中的 186 次完成武装、接线和引爆，是曼哈顿计划的老兵，参加过“十字路口行动”，被人称为“扣扳机的人”。她认识他的孩子和孙辈。他是哽咽着说出这件事的：他参与过一个美国的对应项目，有人在人体实验中死去，他希望把这件事写下来，让同样的事不再发生。如果给人太大的权力，他们就会滥用。他结婚 60 年的妻子和孩子，是在书出版之后才知道这件事的。家人把他叫到跟前，请他说这不是真的。他说，是真的。他告诉她，可以公开他的名字。她说，要说这个信息源不可靠，就得先解释：为什么他持有的保密等级比几乎所有人都高？他就是那个给核弹装引信的人。

外交是第一选项，战争是第二选项。当两者都不管用时，Jacobsen 在《Surprise, Kill, Vanish》中写道，还有第三种选择：秘密行动，包括暗杀。她说，冷战期间中情局卷入其中的记录，是无可争议的。艾森豪威尔时期的一个计划甚至叫作“健康改造委员会”（Health Alteration Committee）。现代的说法是“定点清除”和“行政行动”，无人机打击说到底就是另一种叫法的暗杀。中情局长期担任首席法律顾问的 John Rizzo 与她交谈，一直谈到法律上能公开的边缘。他曾是强化审讯项目的替罪羊，但谈起这些项目是如何被合法化的，他没有怨气，语气平静：只要总统说它合法，它就合法。第 12333 号行政令写着美国不搞暗杀，但它可以被另一道命令覆盖。这是 Rizzo 亲口说的。

军队在第 10 编（Title 10）下运作，规则是为战区设计的。中情局则在第 50 编（Title 50）下运作，用她的转述，意思就是总统想要什么，总统就能拿到什么。在她公开谈论之前，Title 50 很少被提起；如今，行动人员自己也会在播客上聊起它了。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 Osama bin Laden 一案。美国当时与巴基斯坦并未交战，因此在那里动用军事力量并不说得通。于是，时任中情局局长的 Leon Panetta 制定了一套“抓捕或击毙”的方案，实际执行起来就是击毙。海豹突击队、三角洲部队和特种行动部门，都在北卡罗来纳州一处秘密设施里演练同一个任务，最后是海豹突击队拿到了出动许可。海豹突击队隶属第 10 编，所以出动前必须被“洗羊”（sheep-dip）到中情局的账上。这个说法源于 51 区：空军的 U-2 飞行员曾被转入中情局，去做违法的事。突袭当晚，在法律上这是中情局的任务。中情局可以进入巴基斯坦杀人，军队却做不到。他们身上没有任何标识。这种可否认性的源头，是越战时期的 MACV-SOG，它的跨境任务在地面上被称作“自杀任务”：队员穿的几乎是睡衣，用的是中情局的武器，武器没有序列号，一旦有人被俘，政府就能说：我们不认识这些人。

没有人完整地向她讲述过一次暗杀行动，因为这些都属于机密。侦察方面的事，她听过很多。行动前需要对目标“建档”（make book on the target），照片要层层上报，确认此人确实是 Imad Mughniyeh，以免杀错人。Mughniyeh 是真主党的行动负责人，在 Osama bin Laden 之前，他是全球头号通缉的恐怖分子。二十年间，人们甚至连一张照片都没有。后来他在沙特阿拉伯现身。她说，考虑到沙特的敌人是谁，这是一场肮脏的游戏。据 Billy Waugh 的说法，大约在 2005 年，一名为中情局与摩萨德联合行动执行侦察任务的海豹队员惊慌失措，于是改派 Waugh 去。那时他已经七十多岁。24 小时之内，他就摸清了那座房子。他先在街对面一家苏丹人开的咖啡馆里坐着，然后钻进咖啡馆和公寓之间的一个垃圾箱，拍下 Mughniyeh 从公寓楼出来的照片：他肩上搭着干洗店的衣架，在自家街区里很自在。照片被送到站点，Waugh 离开了这个国家。Mughniyeh 后来死于大马士革的一枚汽车炸弹。摩萨德领了功。她说，中情局往往乐于这样。

Waugh 之所以让她谈起“意愿”，是因为他的经历。他是她书中服务年限最长的中情局行动人员，却从来没有为私人旅行打过包。他根据机构的命令到过 62 个国家，越战中获得过八枚紫心勋章；72 岁时，他在阿富汗参与追捕 Osama bin Laden；82 岁时，他又参与了追捕卡扎菲。89 岁那年，他带着一个巨大的行李箱来到她家，箱子里是挂在衣架上的干洗衣物，准备去一趟丛林，前往“Oscar Eight”遗址。从河内回来的出租车上，他从她丈夫送给他的那只小包里，拿出了一面卷起来的美国国旗。他不想让她在出发时看到这面旗，因为带着它是不合法的。他带着这面旗，是为了纪念 50 年前在那里牺牲的朋友，之后把它送给了她。现在它挂在她的办公室里。她说，这份东西的价值，不亚于任何一次能解密的任务，因为这个国家是由人组成的。谈到 Alexei Navalny 之死时，她回到了记录本身：冷战早期开始，俄罗斯就在暗杀异见人士。她讲了克格勃杀手 Khokhlov 的故事：他敲开了目标的门，之后良心受到冲击，叛逃了，后来被钋毒害，却幸存下来。在她看来，纳瓦尔尼的遭遇像是俄罗斯一贯行事的方式。与中情局的项目相比，她从俄罗斯的项目中看到了一种她在美国一方没有找到的残忍，而在美国的档案里，她看到了一条试图保留某种民主理想的线索。她小心地说明，这不是“公平的较量”，因为杀人本身就不公平。

五年前，如果有人问监控问题，Jacobsen 会用国家安全局（NSA）的“干草堆”来回答。情报机构依然找不到那根针，却还在不断堆更大的草堆。真正的变化在于，民用科技公司替国防部完成了生物特征采集的工作。在《First Platoon》一书中，她写到阿富汗的一群年轻士兵，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了一项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试图采集该国 85% 人口的生物特征：指纹、面部、DNA、虹膜扫描，这些工具能让人被标记、追踪和定位。之后，中国在类似的项目中也仿照了这套做法。与此同时，人们把可以识别身份的面部照片和自己写的叙述上传到 Instagram、Facebook 和 X，这些图像随之进入了各种数据库。洛杉矶机场附近、国防承包商扎堆的埃尔塞贡多（El Segundo），那里的警察局长手机里装着人脸识别软件。他让 Jacobsen 绕到街角去，自己低头看了一眼，等她走回来时，他已经掌握了她的身份、资料和照片，而他甚至没有举起手机。反恐战争期间，ARGUS-IS 无人机被人们斥为“老大哥”：它能在 20,000 英尺高空看清高尔夫球上印的字。它的首席工程师之一 Pat Bilgin 后来告诉她，人们主动交出的关于自己的信息，已经超过了这架无人机能从天上看到的全部内容，因为人们是心甘情愿交出的。在战区，那条链条是：找到、锁定、终结。终结，就是无人机打击。

关于广岛和长崎，她采访过各种立场的人，大多数亲历者认为，这两颗弹结束了战争。最有意义的一次交谈，是与 Al O’Donnell 的谈话。他是冲绳战役的老兵，本来被列入进攻日本本土的名单，几乎必死无疑。对他来说，这些武器救了他的命，救了他的战友，也结束了战争。希特勒有没有可能先造出原子弹？Jacobsen 在研究回形针行动（Operation Paperclip）时，读到 Albert Speer 的回忆录，里面记录了希特勒的拒绝：不，那是犹太人的科学。按照这段记录，是种族偏见让德国没能造出这种武器。Fridman 问，这两颗弹是否也传递出一个信号，使此后 70 多年的威慑成为可能。Jacobsen 没有完全接受这个说法。更让她困惑的，是在城市已被摧毁、战争已经结束之后，人们仍然决定研制热核武器。曼哈顿计划内部有人管它叫“那个邪恶的造物”。原子弹毁掉的是城市，热核武器毁掉的是文明。她说，人们总是想要更多的权力，字面意义上的更多力量。这就是危险所在。

她在书的开头引用丘吉尔的话：人类的故事说到底是战争的故事，除了短暂而动荡的间歇，世界从未真正和平过；在有文字记载之前，相互残杀的争斗就已普遍存在。战争会永远存在吗？乐观的回答是，我们可以进化到超越战争。我们的祖先还没有发展出足够的意识，去造出今天我们拥有的这些工具；希望在于，我们能够超越依靠蛮力的阶段。她说，自己只想扮演一个小角色：作为讲故事的人，把信息带给大家，让人们能够和朋友、家人一起提出这些问题。问一句“为什么我们不能进化到超越战争”，这个问题本身就已经是答案的一部分。Fridman 在结尾说，这本书提醒我们，人类文明会在本世纪终结。Jacobsen 纠正了他用的动词：应该说“可能终结”，不是说它一定会终结。正如人们常说的，现在是时候从悬崖边退回来了，也是时候趁我们还能对话，把这场讨论展开了。Fridman 补充说，AI、网络和自主武器只会让这个世纪更加复杂。

那么，什么让她对人类文明抱有希望？她说，自己本质上是个乐观的人，即使面对的是沉重的题材，她也相信进化。她有两个孩子 Jet 和 Finley，还有她的丈夫。让她有所触动的是“遗产”：做一个好的榜样，把自己所知道的传递下去，相信下一代。她采访过的那些冷战派也说过类似的话：看看我们这个文明已经做到了什么，看看它正在走向哪里，无论是系外行星旅行，还是人工智能。人类对冲突的渴望需要被重新调整，因为新技术带来的危险，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普通人能跟上的速度。Fridman 感谢她，她也感谢他。最后，Fridman 引用肯尼迪关于保密的一句话作结：在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里，“保密”这个词令人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