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债留给他们：Tim Dillon 谈喜剧、审查，以及一个让人觉得被坑了的国家

Lex Fridman 开场就问单口喜剧演员 Tim Dillon，希望墓碑上刻什么。Dillon 的回答是一张催款通知：“这座墓还没付清费用。”他希望墓地的在世亲属被不停催款，电话里威胁说，如果不还钱就要把遗体挖出来。在他看来，把一笔别人还得自己去收拾的债留在世上，既悲凉，又非常好笑。

Fridman 从这个玩笑里听出一种不朽。债务还在，愤怒就还在，死者也会一直占据别人的心思。Dillon 举了母亲闺蜜的例子：她丈夫在自家车道上开枪自杀，留下一大堆债。遗孀从来没有一个干干净净哀悼的机会。她会去看他，说自己恨他；她的孩子们无法理解，明明是个显然在受苦的男人，怎么会恨他。她的回答是，他选了自私的路，“把我们坑惨了”。Dillon 的结论是：人可以离开地球，但还是个麻烦。

这种爱、怒火和未了之事交织的情感，贯穿了 Dillon 成长时身边的那些人。他讲了一个朋友酗酒父亲的长故事：这个人不肯工作，谎称自己去上班，有一次指着他和朋友坐的那桌竖起大拇指，结果让他们俩背上了一千美元的酒账。同一个人还让 Dillon 遇上过两次船只事故；第二次之后，他一把抓住 Dillon，说自己不能再和他来往了，因为他在想办法自杀。快乐的表面之下，住着一个想死的破坏性的人。Dillon 仍然认为，那些快乐也算数，而家人在盘点一个人的一生时，并不太把它当回事。

Charles Bukowski 的墓碑上写着“别试（Don’t try）”。被问到怎么看待这句话作为人生建议，Dillon 说，它对很多人是有用的，因为真想去试的人，无论如何都会去试。让他不舒服的，是那一整门靠励志演讲、人生教练和导师吃饭的生意：他们让每个人去开公司、当颠覆者、拼命硬扛，却从不说人到底该做什么。他说，这种推销对大多数人来说“极不现实”。

他认为，他那一代人从父母和老师那里得到的建议更糟：追逐你的梦想，你可以成为任何你想成为的人。没人问过梦想是什么、是否现实、梦想破灭了会怎样，甚至没人问它会不会让你快乐。他问：如果你是想让某人成功，还有比这两条更糟的建议吗？Fridman 用一个移民家庭的故事进行反驳。他的父母引导他去找科学家、律师或医生这类稳定的工作，而他对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那股热情，从来没有被允许。他说，有时候人需要父母或导师告诉他：别管别人怎么说，去做那件疯狂的事。

Dillon 承认个案的存在，然后把镜头拉远去看统计数字。他在喜剧挣到钱之前穷了十年，并不需要 Gary Vaynerchuk 来告诉他去追。他还有一种适合这份工作的生活：会讲故事、不怕丢脸、在台上百无禁忌，还能自在地出现在家庭聚会上，哪怕没有一份正经工作。他认为，人们可以把自己硬塞进任何一个毫无天赋的领域，这种想法只是一种幻想，只有极少数人能办到。很多人喜欢机器人，但这不代表他们在 Fridman 的世界里有位置。喜欢一样东西，和天生就为它而生，是两回事。

Dillon 会买家用机器人吗？会，马上就买，当伴侣用，而且他只是半开玩笑。他想开始用机器取代朋友和家人，还想象过四台机器人一起过感恩节的场景。对他来说，真正的问题是，机器人在他身边能待多久，才会变成一个必须换掉的麻烦。他想象它每天早上像他姨妈那样打来电话，一聊就是一个小时的新冠死亡人数。

Fridman 喜欢人，但走在街上时仍会冒出一个阴暗的念头：他们中间似乎很少有人是不可或缺的，很多人看上去都是靠一根线吊着。人工智能会重塑各个行业、抹掉许多工作岗位，而美国在缓解冲击方面很不擅长，这让他担心节奏太快。他说，新冠疫情已经证明了这一点。Dillon 用的比喻是赌徒。美国熟悉的是大起大落：上午 9 点，在场外赛马投注站门口抽着烟、端着咖啡，发誓要把输掉的翻本，同时也知道赢的滋味是什么样。平稳日子的那段中间地带，恰恰是这个国家最不擅长的。

这就留下了一个现实问题，悬在访谈的剩余部分之上。如果人工智能让大量工人失业，社会能接住他们吗？Fridman 对失业本身的担心，还比不上他对算法会如何影响公共讨论、制造信息孤岛、加速信息扩散的担心，这些都会让每一次岗位更替的冲击变得更猛烈。他仍然希望，技术创造的机会会多过它毁掉的。Dillon 也希望如此。他们共同的恐惧，是一个像赌徒一样的国家能不能扛过中间那段过渡的岁月。餐桌上的那个机器人本身，他们并不怕。

Dillon 自己也做视频和播客。他说，过去的把关人是坐在房间后面、叼着雪茄的那个人，现在变成了算法；他和 YouTube 的员工聊过，那些人似乎也看不懂它。他的一期节目标题是“马里布刀战”（Knife Fight in Malibu），这是房产经纪人形容当地房市的一个说法。结果，算法显然把它听成了温蒂汉堡店里的捅人事件。节目被降了权重，播放量下跌，连 YouTube 的员工也无法完全解释原因。

Fridman 勾勒了这个系统实际的运作方式。内容的数量远超人手：每天有几十万小时的视频，几十亿条推文。像特朗普这样的特殊情况，会专门开会处理。其余的一概交给算法，直到举报堆积到足够高，才轮到人工去看。YouTube 的过滤大多仍依赖标题和一点简介，因为平台没有能真正解析视频内容的模型。它还会根据观看行为的聚集来推断危险。如果你看了 QAnon 和“地平说”的片段，又兴致勃勃地看完了“马里布刀战”，系统就会提高这一期节目具有社会危害性的概率。

Dillon 为了在节目里嘲讽而去看阴谋论视频，这意味着他自己的观看记录，可能会把下一条推荐视频的颠覆性权重往上推。这些聚类由系统自动生成，并非人工划定。另一期节目的标题是“炸掉迪士尼世界”，本意是邀请观众想想一个荒唐的点子，结果 YouTube 生气了。Fridman 怀疑系统是不是听成了“去迪士尼世界简直炸了”。没有人能给出确切答案。在喜剧圈，结果是冒出了一种新的集体症状：算法妄想症。Dillon 说，一年前还没人知道“影子封禁（shadow banning）”这个词。现在，喜剧演员会互相打电话，问自己被限流到什么程度，每次扑街都被归咎于平台“在针对我”。

在那个时间点前后的平台之争中，Fridman 说，亚马逊把 Parler 从 AWS 上撤下来，是最明显令人不安的一件事。竞争性通讯渠道所依赖的基础设施，一旦暗中插手，就会决定谁输谁赢，在他看来，这会造就一个更危险的世界。Dillon 表示同意。人们常被告知，如果不喜欢 Twitter，就该自己做一个服务，但实际上，你必须和少数几家公司打交道：亚马逊、Facebook、谷歌、YouTube、Twitter。亚马逊掌握着云，谷歌和 YouTube 掌握着流量和广告。他管这叫卡特尔。

不管你怎么看 Parler、Alex Jones，或是那些出格的言论，Dillon 说，国家一直都有压制异见的动机，这是它维持权力的方式。旧世界只有三大广播网和几家报纸，它们要么被收买，要么乐于配合。互联网那片“西部荒野”，给了像他这样的人嘲讽权贵的空间。他认为，这种清理不会止步，社交媒体最终会被净化成 Instagram 正在变成的样子：一个买运动鞋、卫衣和牛仔裤的地方。信息的自由交流，还像是旧互联网的样子。而新的那个，哪怕是对一个自称资本主义者的人来说，也是想要消费多过思考。

Fridman 不确定消费主义一定会扼杀细致入微的讨论。你可以卖出一千万件卫衣，同时依然进行艰难的对话，或者嘲讽一位总统。Dillon 开玩笑说，应该在 Alex Jones 的讨论中间插播一则广告，卖一件印着安然标志的假公司卫衣。他更深的担心是一切趋于扁平化。孩子们的经历、最亲密的朋友和初恋，现在都发生在网上；文化显得千篇一律，有意思的人物被磨平了棱角。他怀念那样的场景：有人背着书包来上高中，带着一张旧 CD，里面是一支你从没听过的乐队。主流文化一直都是主流，他对此并不天真，但他认为，当大量被推广的东西把人们圈进一套不断变化的理想里，要保持独特就变得更难了。长篇播客仍然让他有些希望，说明人们渴望更硬核的交流。

Dillon 上过 Alex Jones 的节目，也请 Jones 上过自己的节目，还在大选前一周，和他在《The Joe Rogan Experience》里坐了三个小时，当时的观众可能有 1500 万人。他称那是他参与过的最酷的广播时刻之一。Fridman 描述 Jones 的方式，和他形容其他狂放人物一样：像爵士乐手一样玩弄各种观点，不总是立足于事实，有时大吼大叫，有时莫名其妙地愤怒，有时——尤其是和 Michael Malice 在一起时——又出人意料地温情。之后，大批的人都对 Fridman 说，Jones 很危险。

Dillon 不认为 Jones 本人是主要的危险。更大的危险，是把政府的每一个批评者都归进同一类，然后把他们清除掉。他说，Jones 最大的问题是桑迪胡克枪击案（Sandy Hook）：那是一条他明确越过的线。有些阴谋论的拥趸很聪明，很多人则精神状况不佳。Jones 的一部分受众跟踪骚扰失去孩子的家庭，指控他们是演员，在假装自己的孩子死了。Dillon 没有看过那些报道的全部内容，也不知道 Jones 到底煽动了多少骚扰，但他认为，“一次又一次踏进那片领域”，并且把一切都当成假旗行动，才是真正的危险。Dillon 还补充说，Jones 在 Jeffrey Epstein 等事情上说对了，却没有得到任何认可，因为一次冒犯性的失误就会把账全部抹掉。

他还给 Jones 记下了其他的表现：有抵制种族怨恨的一面，也有反犹主义的暗流，还有激烈的反跨性别、反同性恋的政治立场，尽管他也会卷入文化战争的争论。早期的 Jones 谈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世界贸易组织、9/11、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和波希米亚林地（Bohemian Grove），那时几乎只有深夜节目的主持人 Art Bell 也在谈这些。Dillon 认为，Jones 是在支持特朗普、聚拢了大批观众之后，才变得人人避之不及的：他又上了 HBO 纪录片，还被做成了一首热门歌曲，旧录像也被翻出来一大堆。那他是不是就该在所有地方被封禁？Dillon 认为，私营公司不该把一个毫无自辩之力的人赶出去，而银行拒绝为 Jones 提供借记卡和账户，这让他感到不安。他仍然承认，对于威胁、人肉搜索和犯罪，是有界线的。他说，这条线一直在移动，却几乎没有任何透明度。他每天醒来都在琢磨，自己的某个笑话会不会被断章取义地剪出来。在他看来，那些靠说话吃饭、却仍为平台审查叫好的人，很奇怪。Fridman 提议搞一个公开的小型陪审团：由社会各方代表公开讨论下架的事，而不是关起门来开一场会，最后只扔下一句“暴力”。

谈到 Parler 和 1 月 6 日事件，Dillon 做了一个沉重的更正：他说，那名警察是被灭火器猛击，而不是被枪击。他并不否认 Parler 上有人想把一切烧光。要分清一句放狠话和真正的威胁，极其困难。他也曾用玩笑的口吻威胁要杀掉封他账号的人；他父母以前常说要互相杀掉对方，结果什么也没发生。他认为，只要不伤害无辜的人，社会就需要给人们留出谈论推翻政府的空间。照他的说法，4chan 之类的网站，往往只是一个说最离谱的话的地方，因为这样可以泄压。

他说，如果你不给人们医保，那你总得给他们点别的东西。每当一位被人憎恨的政治人物或媒体人物去世，一方在墓前跳舞，另一方就斥之为恶心，然后角色互换。“你得让这个国家的人能享受敌人的死亡”，因为他们中很多人没有别的什么可享受的。Fridman 理解，当生活充满痛苦时，愤怒是一个泄压阀，但他仍担心，如果这股怒火没有出口，就会变成仇恨。Dillon 能理解平台为什么慌了：网上互相放狠话，突然和“咱们约在某个地方见”挂上了钩。虚拟的怒火有了实际的见面地点。当然，几乎可以肯定有矫枉过正的地方。但他仍然理解那种紧张。

让他无法忍受的，是缺失的那个问题。无论是波特兰和西雅图的骚乱，还是国会山骚乱，很少有人去追问，这些想法为什么会流行起来。那些早已信誉扫地的纲领，法西斯主义和极权共产主义，为什么又大张旗鼓地回来了？人们为什么对现状厌倦到，要去从那些早已死过很多人的理论里寻求慰藉？他给出的部分答案是：一顿 Chili’s 的饭、一次体检，再加上一份薪水稍微高一点的工作。他并不认为这就是全部，他也知道，有些参与骚乱的人日子过得还挺不错。但在他看来，翻涌上来的怒火，像是一种跨越党派的共同感受：自己被坑了，却无力对抗科技巨头、政府、银行和媒体。把人逼到那一步，下一步可悲地开始像是暴力。他还说，这种文化并不具备救赎的能力。它把种族主义、恐同或反犹主义当成无法摆脱的固定身份，这让人感到无力，还可能溢出为反社会的行为。他甚至用了一个粗俗的玩笑，说可以原谅 O.J. Simpson，因为他在 Twitter 上很冷静。这个段子意在说透一个道理：一个没有回头路的社会，会把人扔掉。

Dillon 说，他的政治立场一直摇摆不定，他认为这比死守一件固定的球衣要健康。在他关注政治的这些年里，两边的站位已经调换了。他记得 Ann Coulter 曾为小布什推动阿拉伯世界民主化的计划辩护，那时美国右派相信国家建设。后来，它变成了“美国优先”和孤立主义。民主党人曾经是主张多边外交的鸽派，在他听来，现在却像鹰派了：Rachel Maddow 动不动就在琢磨要不要对俄罗斯投核弹，在叙利亚的存在感很强，到处和普京对着干。Fridman 在奥巴马身上也看到了类似的转变。他起初很欣赏奥巴马反对伊拉克战争，后来却看着他主导了无人机行动，而且始终无法收手。

Dillon 认为，总统受制于那些比任何一届政府都活得久的派系。他引用前中情局官员 John Kiriakou 对每日情报简报的说法：情报官员会走进来警告说，如果你不去做 X、Y、Z，你任期内就会发生恐怖袭击，而这些警告往往依据的是没有得到佐证的“蓝皮书”材料。不想让自己的执政记录上出现爆炸事件的总统，就会照办。照这种说法，华盛顿有很多人在永久的战争中有经济利益。那些不由选举产生的国务院、国防部，加上波音、雷神和通用动力这些承包商，混在一起，就是特朗普所说的“沼泽”，也是其他人所说的“深层政府”。Dillon 说，深层政府是真实存在的，自由派记者也写过相关的书，而特朗普其实并没有真正想要抽干这片沼泽。在他看来，对于一个已经过了巅峰的帝国来说，左右对决的赛马式框架实在太简单了。

特朗普是以《The Apprentice》里一个粗俗的纽约角色身份进入这个画面的，并非以政客身份，之后他在一场原本看上去会是Hillary Clinton 对 Jeb Bush的竞选中，当选了总统。Dillon 认为，美国人觉得寡头已经连装都懒得装了：先是两个犯罪家族轮流执政，然后来了一个几乎只为自己着想的流氓。他最不喜欢特朗普的一点，是完全缺乏同理心，包括对那些在国会山事件之后即将被送进联邦监狱的支持者。他最喜欢的，是他敢于揭穿废话，敢于打破第四面墙，面对“普京杀人”，他会回敬“我们这儿也杀了不少人”。这种天赋并没有和实际工作配对。Dillon 开玩笑说，特朗普一边批评深层政府，一边又想要一个更深的深层政府，还任用了自己的女儿和女婿。在他看来，把某人从每个平台上永久封禁，包括 Grindr 在内，依然是一种反应过度，只会重新分配权力：Twitter 的 Jack 现在好像比总统还大。他说，那些为封禁叫好的朋友，相信一件事：他们讨厌的人，总会是被封口的那一个。他从来没有对任何人，包括他自己，有过这样的信任。

封禁让 Dillon 这样的人更加担心自己说的话，他认为，这会带来平庸和自我审查。但他仍然想去戳人痛处，因为那才让他笑得出来。界限已经模糊：喜剧演员是评论员，评论员也是喜剧演员，还有人正儿八经地劝他去竞选公职。在批评者眼里，幽默成了坏点子的源头，于是“我只是个搞笑的，别管我”这套说辞越来越难站住脚。Fridman 提出，幽默可以像 Jordan Peterson 那类知识分子一样，改变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Dillon 不愿意把幽默定义成某一种东西。你可以既好笑又正确，也可以既好笑又错误；如果你的目标只是正确，你可能会正确，却不好笑。好笑必须放在第一位。

他坚持认为，大多数喜剧不过是：一群人在购物中心的小房间里讲一个小时的笑话，观众吃着炸鸡条，喝得微醺，心情稍微好一点。少数大牌喜剧演员在体育馆里做的也是这一套，而他们的文化影响力被大大夸大了。他的叔叔们很喜欢 George Carlin 抨击军工复合体，结果却投票给了里根。喜剧演员上台坦白自己是瘾君子、骗子、自恋狂和烂人；只有精神病才会听完这些，还指望他们给自己指路。Fridman 仍然在 Dillon 身上听出一种很像 Carlin 的头脑，一个会让人思考的人。Dillon 讨厌自己被“正确”这件事拴住。在他看来，最好的喜剧会嘲讽左、右、中间派，还有那些不在乎的人，而文化随即就会急着把更深层的真相装进一个政治的盒子里。Bill Hicks、Carlin 和 Richard Pryor 点出的那些问题，至今还在。Fridman 引用 Steven Pinker 的观点，认为世界在暴力和机会上变得更好了，也许部分原因是嘲讽让权力有所收敛。Dillon 给出的实际标准则更为悲观：他们揭露了军国主义和腐败，却没有提出方案。这本就不是他们的工作，他自己也不会告诉人们该投给谁。

在 Dillon 看来，QAnon 是一个即兴拼凑出来的阴谋论，它会吞掉自己的批评者。他把它比作一个吸毒者当场编故事：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事件不断变化，所以最后连 Jones 本人也会被说成是“受控的反对派”。等到有人宣称拜登和特朗普换了脸，你就得是个“十足的白痴”才会信。他把事后的感觉形容成一场派对后的大学宿舍：正午的太阳，啤酒的馊味，一个培根鸡蛋三明治，还有那种恍然大悟，发现自己居然曾经相信Nancy Pelosi 吃小孩。有些信徒是走投无路，他觉得最可悲的，是那些本可以去观鸟却偏偏陷进去的富人。短期来看，他乐观地认为，特朗普、QAnon 和疫情隔离都会退潮，人们会重新关注身边的人，而不是 Pelosi。长期来看，他很悲观，因为一些他几乎看不懂的力量，正在把社会切割开来。Fridman 仍然希望，身边的善意能通过社交网络扩散开来。他们都认为，Twitter 在这一点上是失败的。

Fridman 引用了 Dillon 的一条推文，说阴谋论之所以流行，还有一个被低估的原因：其中有些是真的。Dillon 认为，肯尼迪的死背后是有权势的人，他们能靠暴力威胁来左右局势，凶手并不是一个毫无背景的孤身枪手。他希望重新审视 9/11。他并不认为小布什按下了按钮，他看重的是：美国入侵了伊拉克，十九名劫机者中有十五人是沙特人，而官方说法的很多部分至今仍然站不住脚。Fridman 说，9/11 也是他自己的生活与阴谋论世界和 Alex Jones 产生交集的时候：报道看起来像是被刻意隐瞒，好去推动一台战争机器。Dillon 还认为，无论是教会还是政府里，都可能有一些有权势的恋童癖团伙，能够掩盖他们的行踪。QAnon 原本有一些“真相的碎片”，然后就彻底疯了。任何把圣殿骑士团和 Chrissy Teigen 扯到一起的理论，多半都是错的。

好莱坞常被人解读为一场庞大的撒旦阴谋，但它更多的时候只是无聊、悲伤，里面全是没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人，或者得到了却问“那又怎样”的人。他引用了一句他归于《Lord of War》的台词：世界上最糟糕的两件事，一是得不到你想要的，二是得到了。名气让人孤立；奥运金牌得主会抑郁；这里确实有真实的虐待和恐怖，也有很多在寿司桌旁的抱怨。Fridman 对围绕 Bill Gates 的阴谋论感到困扰，在他看来，盖茨是把个人电脑推广开来的人，后来又把大笔钱砸进了疟疾防治。Dillon 给这类亿万富翁的建议是：别去跟那些叫他们“敌基督”的人争论，而是要更擅长回应对地球工程、公共卫生政策，以及他们对社会应当如何的那些打算的正当批评。他说，扎克伯格在这方面尤其糟糕。马斯克更能保持与现实的接触，哪怕他给孩子起的名字说明并非如此；而特斯拉车主则会不停地谈论那辆能自动驾驶的车。

谈到 Jeffrey Epstein，Dillon 不认为他是自杀的。他认为，是同监室的人为了钱动的手，背后有摩萨德、英国军情六处和中情局中的某种势力施压，那是一场与 Ghislaine Maxwell 的父亲有关的“蜜罐”情报行动。他不接受“一个坏人单打独斗”的说法：他拿出另一个掠食者来，此人在被指控涉及一名 14 岁少女之后，由 Les Wexner 送了一处价值 6500 万美元的房产，这笔交易是一桩优待，还有多本护照，以及那种庇护。他猜测，麦克斯韦总有一天会悄悄达成交易、坐一段轻松的牢，或者被杀。Fridman 想知道，机构是更多地被无能驱动，还是被有组织的恶意驱动。Dillon 越是研究这些机构做过的事，就越觉得无能这种说法缺乏说服力。他仍然承认，很多阴谋论其实是心怀怨气的人在解释自己的无能为力。两种说法都可能是真的。如果肯尼迪遇刺、9/11 和官方的坦诚能让人满意，这一类内容就不会存在。空白会被像 Jones 这样的讲故事的人填上，这是一门独属于美国的营生：他们好奇心强，有时说对，有时错得离谱，而且常常东拉西扯。

有人问他史上最好的喜剧演员是谁，Dillon 不肯选一个。George Carlin 很难被驳倒；Dave Chappelle、Louis C.K.、Joan Rivers、Sam Kinison、Richard Pryor、Bill Hicks、Maria Bamford、Katt Williams 和 Chris Rock 也都是。他说，伟大的喜剧演员，都能在那个时刻找到最好笑的方式去沟通，并借此说明更大的真相。他早期受到的影响，来自 Hicks 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说的一句话：他“支持这场战争，但反对士兵”。这种话放在办公室里是行不通的，这正是夜场喜剧的意义所在。Patrice O’Neal 是他心中最让他笑得比谁都厉害的当代喜剧演员。播客起初是喜剧演员反应比较慢才开始采用的形式，后来它成了变现的途径，而在疫情期间，它几乎成了必需品。YouTube 明星早已靠年轻观众把许多喜剧演员从高位上拉了下来。Dillon 说，他在为《The Tim Dillon Show》投入真正的资源、搭建数字基础设施上起步太晚，那时他还以为这份工作就是台上讲段子。

他 25 岁才出柜，他说这已经很晚了。他不接受那种迪士尼式的版本：爱情要求彻底公开地诚实。人可以对所有其他人撒谎，却依然深爱着某个人。他从等待中得到的并不是“是保守的小镇拦住了我”。他高中的同学早就出柜了。他选择了懦弱的做法，因为他想被人喜欢，他称之为人类的通病。教训在于承认自己的懦弱，而不是去怪一个永远不会完美的社会。他现在仍然怀有的恐惧，都和工作有关：不再好笑、让观众失望、以粉丝讨厌的方式改变，或者没能为三到五年后做好铺垫。这与一位 NBCUniversal 的前 CEO 所描述的张力相似：一边要把当前的盈利模式榨到最大，一边又要为公司未来将立足的位置做准备。

他说，他职业生涯里最值得的一次冒险，是没有计划就来到洛杉矶，结识了一位合作者，然后就在车库里拿着手机，试着把东西拍得好笑。好笑让他戒掉了毒品，好笑大概也让他走出了柜子。只要他还在搞笑，好事就会发生。恐惧才会让人无法成为更好的自己。他谈到自己的母亲：在一个爱尔兰天主教家庭里，她总被说成“古怪”，那个家从不用“精神分裂症”这个词。他十三四岁时，她的病情急剧恶化，在这次访谈之前十年多，她被送进机构治疗。他在纽约时会去看她。他爱她，也怀念那个已经不在的她；严重的精神疾病让人在真正的死亡到来之前，就要先和一种失去和解。她让他从六岁到十二岁一直去试镜、表演，因为她看出了他的天性。他说，这是父母能为孩子做的最好的事。他对死亡的恐惧，主要是把它当成一个提醒：要留下一些特别节目和长篇吐槽，好让人们日后回看，那就是一个在疯狂年代里，用几次笑声让人生稍微好过一点的艺人。

给二十来岁的人的建议是：不要听任何人的，包括他的；交几个真正的好朋友，并坦诚地聊聊自己在什么时候最有活力。试着找一份能重现那种感觉的工作。如果你能在有产出的地方找到快感，你可能就不需要毒品、酒精、性瘾或赌博了。他推荐拥抱错误，但不会叫任何人像他那样把人生点着，因为其中有些错误差点让他彻底完蛋。他认为，社会把选择的力量抬得过高，已经到了不健康的程度。人天生就有某种天赋，有人是交易高手，有人是运动员、浪漫的人或旅行者，要做的是找到它的形状。你未必能成为 Warren Buffett，或是历史上的运动员；你也可能是一个出色的教练，或者只是特别喜欢做交易的人。一旦某个地方让你觉得黏住了、对了，那就留下来也没关系。并非每个精力充沛的人都需要 Bill Gates 那种像导弹射向大气层一样的不安分。有些人在吊床上最有活力。

对自己，他追求的是一种停战状态，而不是自爱或自恨，因为两者都会把一个成瘾者带进糟糕的境地：比如戒酒十一年后的一杯庆祝酒，或是吃了一个芝士汉堡之后的一连串失控。他并不急着搬去奥斯汀。他喜欢 Joe Rogan 正在做的事，会随着形势的发展考虑，但他预计自己还要在洛杉矶再待一年。他认为，喜剧还会在洛杉矶和纽约留存一阵子；有才华的人离开，也会像以往一样有人接替。奥斯汀可能成为一个巨大的科技中心，却未必会成为喜剧中心；而当所有人都富起来之后，纽约和洛杉矶的喜剧也没那么好玩了。他说，在购物中心里为需要笑的人表演，依然比为对冲基金经理和 Instagram 模特表演要有意思得多。Fridman 正在考虑把科技公司开在哪里，觉得奥斯汀是一个不用多想就值得一试的选项。Dillon 的收尾态度是耸耸肩：做任何事都没有什么充分的理由，所以你要磨练对什么是对的那种直觉，然后去做。

对 Dillon 来说，人生的意义最终归结为一个回望式的问题：这段时间是否过得值？一段相当不错的旅程，做成了不少事，也兑现了自己说过要做的承诺。他读过的那些最通透的人，似乎都落在了幽默上：不把一切都当真，接受荒诞。笑声可以是爱；一支疫苗或一台有用的机器也可以。Carolyn Knapp 那句关于在任何能找到的地方寻找爱的话，接近他认为我们为何存在的原因。Fridman 希望 Dillon 能继续做这个时代重要的声音之一，因为他对社会和政治话语中的胡说八道毫无畏惧。Dillon 感谢他，并说，连 Fridman 这样智识过人的人都喜欢这期节目，这恰恰说明我们真他妈的完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