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iver Anthony 唱出了打工美国的痛楚，随后拒绝了那台“机器”

Lex Fridman 开场先讲前一晚的事：他当时正在开放麦现场给 Oliver Anthony 发消息，一边看一个身材魁梧的男人坐在键盘前，为五个人外加 Lex 倾尽全力地唱《Great Balls of Fire》。那位演奏者满头大汗，留着长发，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Fridman 很欣赏那种勇气。开放麦的常客里，有人仍然渴望名声，有人已经放弃了它，或者从来就不想要它，他们只是为了纯粹的演奏而来。

Anthony 最早在鱼龙混杂的酒吧里演出，那些夜晚很多都很难堪。不止一次，他唱完一首，下一首却僵住了，唱到一半就走下台，把吉他收进琴盒离开。他不习惯社交性地喝酒，还没等表现糟糕，就已经觉得格格不入。场地只有现在这间录音室那么大，天花板上的瓷砖被几十年的烟熏得发黄。他常翻唱的，是能让人跟着一起唱的酒吧歌曲：Nitty Gritty Dirt Band 的《Fishin' in the Dark》，还有 Hank Jr. 和 David Allan Coe 的作品。

他举了一个他不愿忘记的反例：Johnny Staats，一位西弗吉尼亚州的曼陀林演奏者，拿过奖，本可以和任何人巡演，却仍然全职在 UPS 工作。Anthony 说，见到 Staats 时，你能看出他身上有一种快乐，而专业的演出圈大概会把这种快乐磨掉。Fridman 指出，乡村音乐可以走向欢快，也可以走向阴暗。Anthony 则更常走向痛苦，尤其是在他较新的歌里。他已经不确定现在什么才算乡村音乐，因为商业电台只播放好卖的东西，而很多好卖的东西并不重要。

Fridman 见过一张唱片被“打磨”到灵魂消失是什么样子。他说，大牌艺人会被送进一台机器里，把人身上原始的力量和独特之处磨得过于平滑。Anthony 的态度更加强硬。他说，把美国企业的那一套用在任何艺术的基本面上，都不会有好结果。那些房间里的人单独来看可能都很出色，可是凑到一起，就会冒出一套企业腔，灵魂随之消散。

照他的说法，原因是恐惧。员工是按合同来填补某个岗位的。如果他们把太多的人性带进工作，就会危及一份收入还算不错、又不会每天折磨人的工作。于是他们每天花八到十个小时当机器人，小心翼翼地不去得罪人，他把这称为一场反乌托邦式的噩梦。他用祖父的名字 Oliver Anthony，没有用 Christopher Lunsford，也是出于同样的恐惧：太过显眼会付出代价。Fridman 觉得“静默辞职”这种风潮尤其令人难过，也就是人到了，心却不在。公司随后又会奇怪，为什么自己在慢慢瓦解。

Anthony 把这个观察又往上推了一层。食品、农业、医疗和社交媒体都由企业结构所掌控和管理，于是社会本身也开始像一家大公司。他说，企业人力资源那一套，已经植入到整个思维过程里。想同时做一个完整的人，又做一个乖巧的好员工，很难两全，而且没人愿意惹恼人事部的那位女士，于是最省事的就是“嘀”一声照做。Fridman 也从工程师那里听到过同样的说法。照他的说法，Jim Keller 和马斯克是那种坚持要见到真相的人，而这类工作里没有客套话的位置。接着，其他队友会冲进来，修补龙卷风造成的破坏。

从 2023 年 8 月第一场演出起就一直跟拍 Anthony 的纪录片导演，以前曾为波音拍过宣传片。他形容那种文化是什么都只轻轻碰一下，从不肯用力碰任何东西。Fridman 补充了其余部分：这个部门的 Bob 提前两周半约 John 和 Debbie 开会，文件越堆越多，真正动手造东西的人则撞上了墙。士气就此死掉。在 Anthony 以前的工作里，他和同事们有半天时间都在议论楼上的人有多蠢。他原本希望音乐能成为一个出口。他说，那种心态，他至今仍在每天与之搏斗。

Fridman 自己也在经历低谷，Jocko Willink 不断给他发消息，语气里满是一种荷尔蒙十足的口吻：“你还好吗，兄弟？”这样的问候很要紧，因为影响力本身就是一种分量。Anthony 也有同感。每一句话都可能对某个人很重要，而说出那些话的人，仍然觉得自己是个蠢货，从没料到会发生这一切。Fridman 热爱人，对人类总有一种总体上的乐观，所以当大规模的攻击、歪曲和造谣落到他身上时，他感到晕头转向。当足够多的人告诉你，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就会开始想躲起来。

Anthony 指出，几年前的 Lex 和现在的 Lex 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不同，所以每一次对话本质上都会不一样，哪怕这个人本身没变。从前的朋友对他的态度也有些不同了。他们明显少拿他开玩笑了，而 Fridman 一直都需要这种玩笑，因为那正是朋友表达爱的方式。有名的朋友仍然会拿他开涮，Joe Rogan 就没完没了地这么做，而且他觉得很舒服。普通人的公共生活，也以较小的方式被改变了。Anthony 是 Goodwill 的重度爱好者，一次会买十幅 8 美元一幅的画，那些画看上去像是一场失败的 Bob Ross 教学。现在他每次出门，都会和以前有点不一样。

有人跟 Anthony 说，他已经卷进政治了。他自己也不确定算不算。他认为，那些整天在 X（原 Twitter）和 Facebook 上争吵的人，往往出发点是对的：他们看到了不对劲的地方。问题在于，怎样把他们从那个四四方方的框子里拉出来。政治和波音一样，需要一股龙卷风，把规章手册放到一边，去问究竟是什么在毁坏生活质量。争吵常常只针对表象。信息经过算法预先分拣后送到你面前，于是待在那个从不挑战你的页面里反而更省事。他说，这种状态很像邪教，而人类太过复杂，这套东西根本行不通。

Fridman 提到他最喜欢的一段，出自 Anthony 与 Jordan Peterson 的对谈。两人当时正在随意聊现场音乐，Peterson 说着说着就转到了 Kierkegaard 那里：人群即虚假。人群的默认动机，是顺从某种叙事。演出者一旦对着人群说话，而不再对着其中的每一个人，他就是在对着谎言说话。Anthony 说，这一点对他的适用程度，比对大多数人都高。他甚至不为这首歌能取得这样的成绩而兴奋。从某种意义上说，那还让人不安。2024 年的人群带着一种革命般的强烈情绪，他真希望当时能用镜头把它拍下来。人们来，是为了这些歌，也是为了一些他们在别处找不到的东西。

这首歌打动了彼此投票取向不同的人，他认为，如果你的生意就是让人们彼此对立，这会是一件很可怕的事。他记忆中，这大概是少数几次让人感受到团结的时刻，就像“9·11”事件之后的那几天，他当时还在读四年级。左派和右派用的词不同，描述的却是同一种感受：当权者正在欺压工人阶级。Fridman 补充说，客气也可能很危险。苏联有很多客套，而客套底下埋着切尔诺贝利。官僚体系需要礼貌和文书才能运转，暴行却可能就在这一层层礼节底下发生。他借 Tom Waits 的一句话来说：一座小镇需要一点毒药，要有一些粗话、一些刻薄、一些猛烈，否则体系就无法自我纠正。让 Anthony 感到恐惧的是，那种客气是表演出来的，它只是在模仿一个健康社会本该给予的尊重。

Fridman 问这首歌是怎么写出来的，改了多少遍，哪几句让他念念不忘。Anthony 却调出了 TikTok 上的视频。2023 年 7 月，他发过一段片段，只有副歌和第一段主歌，是在农场拍的。评论已经在告诉他，他马上就要爆红了。几天后，有人留言说他应该把歌写完，说它可能会非常火。他说，正是这段零碎的东西给了他灵感。他之所以写这首歌，是因为他整天泡在工地上，走进那些糟糕的地方，和承包商打交道。八年里，他在工业领域的工作，就是与蓝领群体建立长期的关系。有些日子，他要和二十来个不同的人交谈。坐进工地的活动板房里，没有新闻摄像机在旁边，你就能听到真正撑着这个国家的东西是什么。

他不会把歌词记在笔记本上。他会用手机反复录自己，有时两个月里录上三十遍，直到一首歌真的成形。对于后来上了榜的歌，包括《I've Gotta Get Sober》，那过程几乎有点滑稽：在露营车停放的那个车棚里拍，把视频丢进一个来路不明的 MP4 转 WAV 工具，发到 TikTok 上，再把同样的音频上传到 DistroKid。录音里混进了蝉鸣，在他听来，简直像是上帝在场。他当时大概只有一万名粉丝。评论里已经有人说自己得到了帮助：别把灵魂卖掉，这是我很久以来听过的最好的音乐。

Radio WV 的 Draven Rife 看到了那段《Richmond》的片段，说他们必须把这首录下来。Anthony 告诉他，那就是他手里的全部。Rife 比他年轻，自己也写朗朗上口的歌，如今两人之间有点像兄弟。Radio WV 最初是为 Rife 正在打造的一个胡须油品牌做的假扮推广页面，因为他觉得护发市场已经饱和得太厉害。他之所以坚持下去，一方面是觉得这是一种召唤，另一方面是他希望录音听起来就是自己喜欢的样子。这和用手边现有的灯光来布置一档播客，是同样的直觉。Anthony 的法定姓名是 Christopher Anthony Lunsford。他的祖父 Oliver Anthony 生于 1930 年代的阿巴拉契亚：土地面的房子、七个孩子、艰难的日子。他用这个名字，是作为一种致敬。他两个名字都乐于被叫。

他是在 2023 年 8 月 8 日发布这首《Rich Men North of Richmond》的，那天他正在上班。它冲上了第一，播放和收听量达到数千万次。8 月 17 日，他写了一条帖子，Fridman 称之为“既美好又硬气”。他说，翻阅五万多条私信后，看到的是一幅残酷而真实的图景：自杀、成瘾、失业、焦虑、抑郁、绝望。他回绝 800 万美元报价时，音乐圈的人都会投来茫然的目光。他说：“我不要六辆巡演大巴、十五辆拖挂卡车和一架私人飞机。”他不想要体育场，也不想要聚光灯。他写音乐，是因为他正被心理健康问题和抑郁折磨。这些歌之所以打动人，是因为唱它们的人正在当下真切地感受着那些词句。“没有剪辑，没有经纪人，没有废话。只有一个蠢货和他的吉他。”

他决定转身离开背后的道理，就在那些私信里。人们心里燃起了一点火花，觉得自己也许真的有了一点力量。是那些人把这首歌推上去的，不是别人。即便不签约，他也能赚到数百万，并获得经济上的自由。他觉得，签约就等于拿那些人去换钱，再背叛他们。他和那些人一样痛恨那台大机器。他最不想做的，就是支持它、成为它的一部分。他希望看到它轰然倒塌、烧成灰烬。就在几个月前，他已经有了深爱的妻子和孩子，没有太多可以失去的。这一切都让他觉得不真切。他不想失去的，是那种感觉：即便自己还不够聪明，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他也能帮别人解决问题。

他努力去听从内心那个细小而有辨别力的声音，而暴食、欲望、药物、酒精，以及每天四个小时的 YouTube，最擅长把这个声音淹没。Fridman 认为，Anthony 在这场交换的两端都算是一种激励：对于那些因为他的歌而得到帮助的人是这样，对于那些必须扛过名声、金钱和权力考验的艺人也是这样。很多人在这股浪潮里卖掉了一部分自己。Anthony 的回答很直接：正直是他唯一拥有的东西。一旦失去它，你还算什么？他在把这首歌发出去之前非常害怕，因为他知道审视会随之而来。他每场演出结束时，还会说一段话：信息流让人感到渺小、无能为力，但“我们”永远比“他们”多。然后他又得问，“我们”和“他们”到底指谁。“我们”是人性、火、混乱、爱和生命。“他们”是权力结构，就是人类身上那种可怕的一面，它建起了苏联，如今在他看来，已经像一场全球性的流行病。

他心里有一个梦想：在那些他认为已经坏掉的体系旁边，建一个平行的体系。如果艺人讨厌场馆和票务被垄断，那就去找别的地方演出，因为很多小镇都渴望听到他们从来听不到的音乐。在弗吉尼亚农村，他看到的是粮食不安全与空荡荡的农场并存，而全国有一半的人因为吃得不好而肥胖。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解决它并不需要哪个油头粉面的企业混蛋点头。Fridman 在这首歌里听到的，是美国人在废话堆得太高时重新振作的那种习惯的配乐。Anthony 补充说，这个国家的多样性，早在这个词被挪作他用之前就是一种力量：说着不同语言、信奉不同宗教的人，并不是为了露营度假才漂洋过海的。他们是厌倦了国王告诉自己该信什么。

Fridman 想花几个月时间，沿着美国的小镇公路自驾，和建筑工人、水管工、女服务员、石油钻井队的人聊天：这些人做的是实实在在的事，赚得不多，却有着很少被展示出来的丰富内涵。Anthony 这些年一直在听这些人讲话。即便就在最近几天，很多私信仍然是以“嘿，我就是个无名小卒”开头。修建、维护那个所有人都生活其中的结构的人，却最少被看见。与此同时，他说，电视上却有一些最头脑简单的人被奉为偶像。他的朋友 Jocko 并不是那位海豹突击队员，每周要工作七八十个小时，在切萨皮克湾隧道工程上干活。他爬过 Anthony 不会去爬的高处，也下过 Anthony 不会去的地底。几乎没有人会知道这些。

他干过的最疯狂的一份工作，是在北卡罗来纳州马里恩的 Perfect Air，那是一家商用空调工厂，现已关闭，工资也不高。招来的人，要么是有前科、在别处找不到工作的人，要么是高中辍学的“蠢蛋”，他这样形容自己，那年他十八岁，身边的同事却大多五六十岁。他说，这些人比大多数名人有意思得多，在他看来，那些名人既无聊又没头脑，还离普通人很远。一个叫 Denise 的女人，在他旁边的装配线上干活。她和丈夫曾经制造过甲基苯丙胺，丈夫顶罪进了监狱，她则在缓刑中。除此之外，她是一位非常和善的女士，是那种最好意义上有个性的人。Anthony 说，从北弗吉尼亚往西南开两个半小时，你就像到了另一个星球。那才是他心目中的美国。现在的乡村音乐，常常只是人们在模仿那样的人。

一些手艺之所以在消亡，部分原因是它们在文化中并不受欢迎：农业、水暖、电工、采矿、水下焊接。他认为，只要把灯光打在这些行当上，就能改变整个国家看待这些工作的方式，甚至让它们变得酷起来。他早先想做监狱演出和戒毒所演出，想让自己沉浸到那些房间的心理状态里，这个想法一度搁浅，他想把它重新捡起来。西弗吉尼亚有个人，他的土地就挨着 Anthony 的，他全职在 Lowe's 工作，想卖掉土地，好盖一些小木屋，因为他十九岁的儿子需要心脏手术。大多数人能看到的，只是那个拖着木料的家伙。而在这背后，是一位努力不让儿子离开的父亲。Anthony 更大的梦想是，如果说还能留下什么遗产，那就是去组织和保护那些仍在承担教会旧日角色的人，把那些从小船上掉下去的人捞回来。

Fridman 问，他人生最低谷的完整经过是怎样的，那是在音乐之前，也是在爆红之前。Anthony 说，这几乎与你身处何处无关，关键在于你觉得自己处在什么位置。他十七岁高中辍学，离家出走，一直都有权威问题。他不想听父母的话，也不想上大学，而是想搬到山里去住。他让一个女孩怀了孕，十八岁，或者说快十九岁的时候有了第一个孩子，那时他在空调厂和几个有过重罪记录的人一起干活。从那时起，一切都变成了被动应付。他和大多数人一样，一份工作换一份，直到他不再相信自己。在镜子里面对那样的自己，比喝醉、只做最低限度的事还要难。你其实并不在乎自己是死是活。

他对抑郁的定义是一种压倒性的麻木感。以前重要的东西，都不再重要。你在任何事情里都找不到意义、目标或兴奋。对于那些自杀的男人，他认为几乎从来都不是因为某一天特别糟糕。你会好几周、好几个月都在对自己抱有负面看法，该做的事情一件件地跳过，很快，你就堆起了一座由没打理好、被忽视的东西组成的大山。爬上去，看起来像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山的另一边，有一条省事的岔路：把大脚趾放到扳机上。他失去的一些朋友，看上去往往都还好。男人会把它藏起来。到了那一步，爱与快乐几乎看不见了。你眼里只剩下恐惧、责任，以及一座你不确定能否爬上去的大山。

让他打开心扉的，是一点新约的内容：使徒身陷牢狱、面对死亡，却怀着喜乐写作。他说，视角才是全部的关键，这也是为什么像 Kurt Cobain 那样的故事，至今仍让他想不明白。Andrew Huberman 的一个观察让他印象深刻：人们会坚持给狗按时吃药，却忽略自己的药，因为他们在狗身上看不到那些缺陷、罪过和令人厌恶的地方，却会在自己身上看到。若是长时间不照顾自己的身体，自我价值就会降到零。觉得有某种比自己更大的存在，即便在他如此不堪的时候仍然爱他，这个念头促使他戒了酒。就他自己而言，时间线几乎有些不公平：这一切在一个月之内就都发生了。他看到一些朋友，哪怕只有一丝微光，也能重新活过来，即便他们背着三万美元的信用卡债，做着讨厌的工作，车子发动不了，女朋友也走了。这种信仰能把一个人推得很远。他认为，任何人都不该独自去面对那座大山。

Fridman 补充说，先丢了工作、接着又丢了伴侣，整个支撑系统可能一下子从一个男人身下被抽走。Anthony 看到过一些朋友进入一段感情，一年之内就变成了空壳，因为他们是在向别人借自我价值感。Fridman 说，人有一层最根本的底色，在那里你是孤独的，必须独自坚强。若在自己经历过的一切里否认神，Anthony 就是个傻子，但人也可以把自己与这一点隔绝开来。金钱买不来那些让生活值得过下去的东西。Fridman 说他见过战争，战争会剥走房屋和财产，留下的残渣却是同一样的东西：你所爱的人。Anthony 在演出前依然紧张，手会出汗。自从九月以来，他就没有真正唱过那些老歌，因为只有真切地去感受它们，才是唯一诚实的唱法，而这很耗费心力。歌曲像梦一样降临，你不抓住，它们就消失了。他不会为了凑数，硬写那种关于卡车、啤酒和女孩的歌。

如果有人已经站在自杀的边缘，Anthony 给出的实际建议是：走到外面去。2019 年，他卖掉了一座不大的房子，在弗吉尼亚找到了 92 英亩地，大约每英亩 1100 美元，然后每月为这块地付 600 美元。他从 Waverly 一个狩猎俱乐部花 750 美元买了一台露营车，拖到离公路一英里远的地方，又以零利率贷款买了一台小型久保田拖拉机，重新修整了一条旧伐木路。这给他的婚姻带来了很大压力。他说，那也是他真正开始生活的时候，是他重建自我的开端。祖父那一代人，靠种烟草来攒钱交地税。两代人之后，Anthony 觉得自己被召唤着回到那种纯粹之中：养牲口，把它们放进冷冻柜，看着生命成长。

之后他又买下了一座永续农业农场，那里已经闲置了六七年，有香草、果园和蓝莓。他的梦想，是把这里打造成人类心智自我修复的理想场所：有合适的动物、食物、树木、野生生物，还有合适的声音和气味。Robert F. Kennedy Jr. 早些时候来过这块地，设想是等 Kennedy 那边的其他事务缓和下来，就办一个某种疗愈中心。无论那项合作最终能否实现，这个目标依然成立。他们养着产蛋的鸡和肉鸡，还有猪、绵羊和山羊；计划在春天养牛，包括和牛与安格斯牛。他希望在这块地上为退伍军人提供大型动物疗愈，因为那种放松与回报，是屏幕给不了的。

他在大自然里找到、却在文明世界里找不到的，是确定性。文明则是绝望、混乱、无序，缺少结构，充满不确定。大自然的体系一直深入到土壤里的微生物层面。细菌改良土地，植物补充养分，树木引来鸟类。真的龙卷风也会有，但看着那套结构运转，会让他重新相信，有某种比自己更大的力量在起作用。坐在一条没有公路噪声的小溪边，静静地看大地自顾自地运转，是他所知道的最有力的良药。Fridman 曾在亚马孙雨林里独自待过一天一夜，若把弗吉尼亚的小溪算作 3 分，他给亚马孙打 11 分：昆虫、鸟类和猴子组成了一支乐团，除了没有机器的轰鸣，它们几乎是安静的。远处偶尔传来的电锯声，是文明对森林所做之事的无可否认的象征。Anthony 那颗躁动的“猴子脑”，看到为了住宅区开发而被砍倒的树木，就想把一切烧个精光。他说不清那种感觉，只知道它并不好。

科技是一件礼物，却少了一道围栏。Anthony 可以打开 YouTube，学怎样更换卡车的刹车片，结果点开一个短视频，接着又看了四个，直到看着别人往脸上扔派时才想起刹车的事。Fridman 很讨厌那种多巴胺循环的作用。长时间待在大自然里，几天不碰网络，感觉恰恰相反；他也不喜欢 X 和 Instagram 对灵魂所做的事。Anthony 的看法是，信息流模仿的是健康的人所需要的东西，然后只给你即时满足的那一小片。真正长久的满足，始终没有到来。

他说，当下有一种奇特的恩典，那就是这还只是一段时间。普通人理论上几乎能接触到全世界的所有信息，却仍然记得之前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在很短的一段时期里，AI 仍然比我们更需要人类，我们对它的需要还没有那么深。他认为，如果这段时间过去，哪怕要再过两三代人，那种改变也会无法挽回。他的建议具体到几乎有些好笑：去看看真正在流行的东西，比如劈柴、水管修理、打铁，然后想办法把这些做成真实的体验提供给人们。Fridman 觉得，有责任去戳破硅谷的泡沫，也要戳破反科技的泡沫。工具无论如何都会来到。问题在于，如何把它们做出来，同时又不把文明拖进一个只求黏住注意力的黑洞里。在那里，你不去读陀思妥耶夫斯基，而是在 Instagram 上看别人抖来抖去，过了五分钟又觉得难受。

他对这个问题的非专业诊断，是一个岔路口。过去十年或二十年里，现实世界变得越来越灰暗，街道越来越脏，工作越来越糟，问题越来越没人管。网络和游戏却以惊人的速度变得越来越沉浸。逃避于是变得合乎情理。他并不反对科技；邪恶在电脑出现之前就存在，而且常常以更阴险的形式出现。2025 年，一个人仍然可以架起摄像头，搭建一个在人类历史上从前都不可能存在的平台。不过，如果一直不守住现实世界那一边，人们甚至不会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最后剩下的，只有 Instagram 上的姑娘们。Fridman 与 Epic Games 的 Tim Sweeney 一起检验过这种恐惧的另一面。和真正的朋友一起玩堡垒之夜（Fortnite），基本上就像带画面的电话聊天。他认为，只有你不断回到物理现实里，这才有效：一起去打猎，一起去钓鱼，几个哥们在林子里。Anthony 在《Modern Warfare 2》里花了几百个小时，也因此结识了真正的朋友。他从来没有通过短信就化解过与妻子的一场争吵。那需要有一个人真真切切地坐在屋里。

他认为，孤独是许多症状的底层原因。在数字世界里，每个人都彼此相连；而实际上，每个人都很孤独。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蓝领群体的自杀、地方结构的瓦解，都是需要人们在现实中更多相处的问题。Fridman 厌倦了看着左右两派失去理智，朋友们滑向极端：一边是对特朗普的“疯魔症”式敌视，另一边是对激进左派的漫画式想象。在他看来，特朗普和拜登归根结底，都是“里士满以北的富人”。坐在那些位置上，权力会让人腐化。若要为两人说一句有人性的话，那就是，他们都真心爱自己的家人。Anthony 的收尾，是他在台上常用的那段话：人们拥有的权力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允许它存在。无名小卒总是比站在顶端的人多。我们只有一段短暂的窗口期，去弄清楚该拿这个事实怎么办。

Fridman 在 Anthony 的 Instagram 上看到过一只三条腿的猫，想听听它的故事，部分原因是他之后想读一首 Bukowski 的诗。邻居是一位住在单宽活动房里的老太太，喂着三四十只猫。一个下着大雨的周六早上八点，她开始大喊，说有只猫卡在她的车里。她打着了火；发动机罩底下，一只小猫的前腿被水泵皮带轮缠住，几乎整条腿都快被扯断了，四脚朝天地被夹在那里。Anthony 的妻子是兽医技师。他们借来一把看着很吓人的厨房刀，把猫弄了出来，又花了一千多美元缝合伤口，好让它能康复。他们给她取名 Hop。他不忍心让他们给猫实施安乐死。

Fridman 称这是人类最了不起的事情之一。明明还有那么多别的猫在受苦，却在这一只身上花这么多钱，从理性上讲是不合常理的。人们还是会这么做，因为他们看见了眼前的这个生灵，就会愿意为它赴汤蹈火。Anthony 把这和狗吃药的问题联系起来。对动物，人的同情心很容易生出来，因为它们没有政治立场，也不会反驳。他说，现实是，我们每个人都只是那样的生灵。成年人依然是迷失的孩子，而我们并不会给他们同样的、无需理由的爱。接着，Fridman 读了 Charles Bukowski 的《一只硬汉的历史》，诗里写一只断了尾、中过枪、被车压过的猫，拖着身子爬到猫砂盆边，最终站了起来。在一次访谈里，醉醺醺的 Bukowski 把这只猫举起来，说真正影响他的是这个，跟 Céline 没有关系。Anthony 只是安静地回应：他喜欢这一点。Fridman 把 Anthony 的音乐和人生也这样看待。两个人都经历过不少糟心事，但两人都没有经历过那只猫所经历的一切。

被请求演奏时，Anthony 选了《I Want to Go Home》，这是较早的一首歌，也最贴合这场对话：老狗，还有主，让他没有被送进精神病房；传了四代的农场卖给了外地人；树被砍倒，水泥在生长，人们照着富人的话去做。他手里的吉他是 Paul Beard 手工做的共鸣吉他。原先那把在亚马逊买的便宜 Gretsch，是妻子送的 300 或 400 美元礼物，却没能扛住一场一万人规模的演出，吸盘式拾音器也出了问题，Paul Beard 于是主动联系他。他把琴弦整体降了一个全音，因为那种沉闷、略带走音的质感，让他想起弗吉尼亚旧时的民谣和蓝调，那些来自卡特家族一带的音乐，离他母亲那边 Ingles 家族的故乡只有二十英里。Oliver Anthony 的音乐，内核上就应该让人感觉像是 1930 年代的弗吉尼亚。

今年的巡演构想，不是去那些人人都会订的大城市场馆。以爱荷华州为例：在城外四十五分钟车程的地方找一块农田，解决出入口、疏散和安保问题，请一位懂得如何运作专业演出的推广人，建起一个不会被垄断方的合约锁住的场地。他说，如果音乐人都厌倦了 Ticketmaster 和 Live Nation，那就去田野和街道上演出，然后把这些场地留下来，好让任何艺人都能使用。去年他自己的大部分演出都设有 25 美元的票档。行业里的专业人士，包括一些与他合作的人，都嗤之以鼻。演出结束后，一些穿着别人旧衣服的孩子走过来，说能到现场，对他们来说意义很大。

他会继续替其他乐队承担费用，让他们能来、能帮忙拉人气，然后再离开。建起场地的风险由他来承担。这个场地可以由当地政府或农场所有或管理，放在非营利组织的框架下，并且可以租用。如果他一年只能做成二十个这样的场地，那就是二十个常年有音乐、能聚集社群的地方，一个企业美国无法腐化的庇护所。Fridman 即将出国去见各国领导人，而且，更重要的是，去看同样的人在截然不同的地方是什么样子。Anthony 能提供的，是弗吉尼亚或西弗吉尼亚的林地，还有狗，以及一项相对较新的尝试：用小剂量的裸盖菇素（psilocybin）来缓解舞台上的紧张。在那里，他把土壤和树木当作一个系统来看，找到了一种在别处找不到的平静，尤其是如今他透过神的视角去看它的时候。他对 Fridman 说，能在现实中见面是一种荣幸，而 Fridman 以一种好的方式，正是他所期待的那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