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部大片都是一家创业公司，巧克力河会要了它的命

2004 年，一个来自纽约州北部的男人，从没拍过电影，也没在电视行业干过一天，却向资本市场提出要创办一家影视公司。二十年下来，与 Thomas Tull 和传奇影业相关的作品包括《蝙蝠侠》三部曲、《宿醉》系列、哥斯拉、《盗梦空间》、《侏罗纪世界》和《300 壮士》。与此同时，他领导了一笔 5000 万美元的种子轮，用来让猛犸象复活；他是匹兹堡钢人队的少数股东；他还在 Ghost Hounds 乐队里弹吉他，跟滚石乐队一起巡演。Lex Fridman 用了两个多小时，想找出这些平行人生背后那套单一的判断体系。

被问到拍出一部史诗需要什么，Tull 先从观众的角度回答：要有好故事，这意味着要有好导演和出色的剧本，既能把标志性的角色写出自己的风格，又尊重原有的神话。他创办传奇影业时没有任何经验。与 Christopher Nolan 合作拍下五部电影，他称之为纯粹的运气，因为当时还没有人知道 Nolan 会成为那个时代最好的电影人之一。他说，每一部电影都是一家小小的创业公司：有自己的预算、自己的团队，也有自己的工作方式，以及自己失败的方式。

Fridman 问，这家小公司的 CEO 是谁。Tull 不愿把它简化成某一个职位。一部大片是全方位、360 度的工作：数字特效、观众真正相信的演员，还有一个阵容，即便每个名字在纸面上都很出色，也要有化学反应。你先拿到一叠叫作剧本的纸，然后要让观众相信你放到屏幕上的每一样东西。导演是战场上的将军；一个强势、亲力亲为的制片人，又会改变作品的质地。这里没有公式。如果没有导演和剧本作为基础，这件事很难做成。

自 2004 年以来，这个行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时 DVD 还是摇钱树。Tull 创办传奇影业的商业理由，比爱电影要简单得多。电影是一个 300 亿美元的行业，周围却没有机构资本。同等规模的其他行业，几乎都有私募股权和一群围绕它转的基金，唯独电影没有，这让他既困惑又着迷。他说，电影行业的运作方式，和他研究过的任何行业都不一样。他和自己纠结了很久，才认定只要有纪律，就真能赚到钱，于是去资本市场募资。他认为，这仍可能是他职业生涯里最难的一件事：一个没有任何经验的人四处走动，请别人相信他。

他很幸运，与华纳兄弟合作，当时由 Alan Horn 执掌华纳兄弟。Horn 是一位创意主管，拥有哈佛 MBA，也明白 Tull 想要什么。后来 Horn 执掌迪士尼，经手漫威和《星球大战》。Tull 说，从《哈利·波特》、《蝙蝠侠》系列到迪士尼的那些年，Horn 的职业生涯和他听说过的任何人一样出色。传奇影业最初聚焦两件事：全球性的大片和系列电影，以及引入长期的机构资本。

对于不熟悉这套说法的听众，机构资本指的不是你那些成功的朋友。它是富达、T. Rowe、主权财富基金、大学捐赠基金：规模庞大、组织严密、着眼长远的资金池。隔壁牙医的钱，遇到困难时可以被收回。富达或摩根士丹利则可以说，他们看的是五到十年。耐心资本意味着交易对手更少，单笔投入更大。它也意味着专业人士大多比较理性：你完成了承诺的业绩，他们就满意。电影和电视的特殊之处在于，每个人都有意见。投资一家 AI 公司或一块芯片，大多数机构缺乏技术能力去质疑这项工作；投资一部电影，他们会告诉你选错了演员。Tull 把这种噪音当成这一行的常态，并不抱怨。

无论是 AI 还是电影，什么样的钱才能做出天才之作？首先要足够多，让你不必为各种边边角角担心：如果你只有 100 美元，而一台要 104 美元的永动机，你是造不出来的。其次要足够有耐心，让那些打破常规、最后素材被剪掉的非凡之作有时间成形。还要在理念和机制上，与管理层在文化、目标以及你真正会用的衡量指标上保持一致。接着 Fridman 问了一个更古怪的问题：钱是不是总是越多越好？Tull 的回答是否定的。他喜欢约束。

如果你觉得资源无限，或者可以源源不断地补充，那么这种处境里就没有杠杆可用。失败了，你只要再去找更多的钱。这是一种很难培养出来的韧性，也是一种很难催生新方案的方式。把氧气断掉，让团队为了交房租而做出短视、缺乏战略的决定，就走得太远了。另一个极端是吃不完的现金爆珠糖，那会抹掉他认为真正能产生变革性作品的摩擦点。他把这个观点推广到整个社会：困难时期会迫使你去做自己并不想做的事，那时你很累，但正是这些事，锻炼出在不舒服中仍能保持从容的能力。他认为我们正在失去其中一部分，不过这一点不能一概而论。

Fridman 补充说，难度本身就是一种筛选：大多数人都会在困难的事情上失败，所以难度本身就是一种优势。Tull 喜欢别人告诉他某件事不可能，因为那样会有很多人信以为真，这正是证明它可行的机会：你也许会错，但如果你是对的，你就站在了人群之外。Fridman 请他说说参与过的最昂贵的电影，他不谈具体金额，只提到《侏罗纪世界》和《蝙蝠侠：黑暗骑士崛起》，随后划了一条界线：昂贵和不负责任，不是一回事。有些构想很花钱，但在纸面上，它们值得这笔钱。恐龙并不存在，所以电脑特效会吃掉这类预算的大头，尤其是在边做边摸索的时候。James Cameron 是在飞机飞行的过程中设计飞机。拍《泰坦尼克号》时，他需要的水下摄像机并不存在，于是他自己发明了，并且有足够的工程理解力，带领团队把它造了出来。Tull 参观过《阿凡达》早期的一个仓库，听说他们能捕捉表演，又因为环境是数字的，之后还能回头修改，他当场说这是一次真正的飞跃。在 Nolan、Cameron 或 Guillermo del Toro 手里，特效会增强故事，直到让你身临其境。而用特效去掩盖一个乏味的故事，只会碍事。

Tull 在一个有意思的时间点离开了电影行业。被问到下一部《教父》会在哪里诞生，是电影、电视，还是 TikTok 时，他补充了一个人们常会忽略的类别：真正沉浸式的虚拟现实。等到有足够的算力来支撑它，等它能够社交，等你能选择不同的路径，新的讲故事的人就会出现。其中一种是《头号玩家》那样：你以自己的身份进入一个完全渲染的世界。另一种介于被动观看和可以移动视角之间。第三种把游戏和叙事融为一体：任务、障碍、沉浸感，同时还有故事。他说，在这种环境里知道如何让你产生感受的人，现在还没有出名。

2015 年前后，奈飞推出了《纸牌屋》，一次性放出整季，把观看节奏交给观众。Tull 说，如今好莱坞里那些说大家当时都觉得这是个好主意的人，并不诚实。他当时接触的人都说奈飞是一群不懂电影和电视的傻子。他接下来看到的更重要：奈飞意识到，片场周围并没有护城河，它们真的能做出好东西。奈飞开始自制内容，这吸引了亚马逊、通过 YouTube 进场的谷歌、Hulu，然后是 Disney Plus。全球一些资产负债表最雄厚的公司也进入了内容创作。如果你是独立制作人，那就像拿着刀去打枪仗。过去电影是大事发生的地方，电视则是小屏幕。后来《权力的游戏》出现了，视觉和叙事都达到史诗级别，预算也跟得上。创作者不再被限制在两个小时之内；三集或五集的剧集，能做到电影做不到的事。

公司说到底只是信笺抬头，关键还是人。Ted Sarandos 先执掌奈飞的影视业务，后来执掌整个公司，他很早就懂得如何培养动机不总是出于资本逻辑的人才。Tull 不认为影院会被埋葬。黑暗的房间里坐满陌生人，灯光暗下，开始一段旅程：这依然是一种不同的体验。传奇影业的《沙丘》，是他多年喜欢的一本书，它的版权曾让他欣喜万分，他认为这是应该在大银幕上看的电影。他也希望《阿凡达 2》以这种方式上映。不过，并非所有大量涌现的内容都会走这条路。Fridman 在想，电影是否会保持历史地位，比如奥斯卡、De Niro、Scorsese，而即便是史诗级的电视剧，也被遗忘得更快。Tull 并不反驳。他热爱电影，认为好莱坞有某种特别的东西，并预计未来五到十年，多种形式会并存。短视频更难，因为可用来铺垫的时间更少；但如果一段活动影像依然能让你有所感受，并且让你记住，那只是人与摄影机之间的又一次进化。

Tull 的控股公司叫 Tulco，名字谈不上有想象力，因为好名字都被占了。基金有个“年份”（vintage year）的概念：募资、在设定期限内投资、再把钱还回去，这会制造人为的时间压力。控股公司则是更长期的资本。思路是在那些传统上创新不多的领域，买下整家公司或控股权，选择愿意一起走这段路的管理团队，然后派入一个实验室团队，成员包括数据科学家、AI 从业者、工程师和机器学习人才。这种模式投出去的，是资本加上这些公司自己很难招到的人才，而不只是一张支票和几句鼓励。

为什么大型老牌公司不直接转型？原因很普通，有两个。一是人的本性：如果一件事让人不舒服，超出自己的专业，而你又已经觉得自己很成功，就会退缩。二是上市公司每个季度都要被衡量。公司奖励的是经理人达成指标、保持稳定。站出来说，在我们重塑自己的这两年里，别管我们的预期，五到七年后你会发现这是明智的，这并不是当下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年度奖金和与股价挂钩的期权，再加上一句“去把东西打破吧”，这种组合很难做到。调转这么大的船很难，尤其是当技术不在公司的基因里时。他补充说，美国依然在发明创造；MIT 仍然像霍格沃茨；硅谷的能量如今在奥斯汀也形成了生态。那股劲头比资本主义的机制更强大，关键在于实干，说风凉话无济于事。

两个投资案例。FIGS 做医疗行业的工作服，由两位 Tull 称赞的女性创办。早期 Tulco 帮忙搭建平台、招募人才，让公司上下都拥抱技术，而创始人始终对一线的医生和护士，以及产品保持着近乎执着的关注。这两件事碰到一起，就得到了他们今天的结果。Acrisure 是全球最大的保险经纪公司之一，在奥斯汀设有 AI 实验室。创始人兼 CEO Greg Williams 来自密歇根州大急流城，他是少见的、真正懂精算学、预测分析和机器学习的保险高管，并让这些技术运行于业务的每个环节，同时把繁琐的后台工作自动化。他们本来就有数据采集系统和部门，这让转型更容易。做法没有统一模板：有时是把团队嵌进去，有时是帮忙招人，什么管用就做什么。Tull 当然想赚钱。他也会问，你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究竟做了什么。

Tull 热衷于让美国重新造东西，不只是要有世界上最好的设计图纸，还要有真正的工厂。他在 Rebuild 上投入了大量个人资金，团队里有出身 MIT 的人，也包括前亚马逊高管 Jeff Wilke。这项工作涉及资本和培训，目标是可持续的高薪工作，并让在美国本土制造在经济上可行。你不能只对一家按季度考核的公司说，成本是三倍，但还是应该这么做。你得先创新，直到账算得过来为止。

疫情让这套论证变得具体起来。他认为，在这个时代，你无法做一个孤立主义者，这在他看来说不通。但自力更生和自主决定，他认为是说得通的：一个国家不该因为供应链在其他国家，就连基本的事情都做不了，无论原因是彼此不再是朋友、自然灾害，还是一场病毒。这些都是经营成本，必须算进去。韧性是昂贵的。一旦真把这笔成本记进账里，长期的国内高科技制造就开始显得合理了。

他认为，技术最高效的地方在人机界面。把一切都自动化、让人无事可做，在很长时间里既不可行也不可取。提升工作，让界面变得极具生产力，并配合培训。机器人学是他有所接触的领域，但他没有深入投资。他对它很感兴趣：适合危险的工作，适合重复性很强、未必适合人干三十年的劳动，适合军事和救援，也适合《星球大战》里那种兼具智能与互动的机器人。他说，AI 的发展比大多数人意识到的要慢，因为光是站起来而不摔倒，就已经很难了。不过，私人和国家层面的投资足够多，无论是在软件里还是在物理世界里，它都会到来。

他在纽约州北部长大，家里很穷，母亲一个人打着两三份工。从很小的时候起，他就去铲雪、割草，帮家里维持生计。家族里从来没有人上过大学。他不知道什么是信托基金，也不知道什么是预科寄宿学校。从很早开始，母亲就说他会上大学，这成了一种期待。他的祖母在医院做了五十年的清洁工，也就是保洁阿姨。他记得自己大约十岁，冻得发抖，心里清楚：如果不出去铲六户人家的车道，家里就凑不够付账单的钱。他不是心理学家，不会去诊断这种经历如今在他身上是怎样的。他能说出那块“肌肉”是什么：我不想做，我没心情，但活儿还是得干。他不把自己说成受害者。事情就是这样。

成功很容易让人松懈。他始终保持着对自己的衡量与检视，这也是他喜欢体育的原因之一：体育有记分牌。他相信机会与唯才是举这类理想。他有个小口号：尽量去争取结果，但不要自负地以为自己总能做到，因为宇宙很快就会给你一记教训。他在大学演讲中常提的另一个做法，是智识诚实，他称之为超能力。如果你的决定基于别人的期待，或者任由惯性把你带到你原本从未打算去的地方，那就是大问题。一些顶尖学校的毕业生迫不及待想创业，想要那种拼命的节奏。也有一些同样聪明的人说，他们不想晚上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发愁怎么发工资。你得先和自己想清楚。挑战自己和违背自己的天性，两者是有区别的。

Fridman 进一步展开。智识诚实包括承认，没有人做过你梦想的那件事，这可能意味着你只是个做梦的人；也包括承认，经过十年，或者一家四年都没有爆发的创业公司，你可能需要关门了。另一种诚实则是全力投入，砍掉分心的事情。Tull 把鲁莽和知情区分开来。如果要全力投入，就要量两次、剪一次。有一句话多年来一直留在他心里：绝不要把视线清晰误当成距离近。看清楚，不等于已经靠近了。自我认知很难，心理学家会说，彻底的自我认知其实很罕见。你仍然可以在这方面下功夫，不必因为家族一直这样，就带着痛苦去读医学院。冲动的跳跃，每次的情况都不一样。他没有深厚的生物技术背景，所以把全部资金押在一个生物技术构想上，与一个在自己领域很出色、看到一扇敞开大门的人相比，是不同的赌注。要看的是这件事在疯狂光谱上处于什么位置，你有什么专业能力，失败的下行风险是什么。有年幼的孩子和房贷，是一种处境；刚从斯坦福毕业，又是另一种处境。

Tull 为 Colossal 领投了 5000 万美元的种子轮。Colossal 是一家去灭绝（de-extinction）公司，用基因编辑把猛犸象带回北极苔原和那些已经失去的生态系统。Fridman 注意到，这个名字与《侏罗纪世界》有一种有趣的呼应。大约五六年前，Tull 在哈佛见到了 George Church，觉得他极其聪明、富有想象力；之后又看到他与创业者 Ben Lamm 合作。媒体抓住的是猛犸象。作为投资人，Tull 更关心的是基因、蛋白质和 CRISPR 方面的工作，以及在未来十年这些事情展开时，能与 Church 和他的团队保持近距离。历史上的大事，是人做成的，靠的不是 logo。他们谈过边界在哪里之后，Tull 知道，其他国家的团队未必有同样的制衡，仍会继续推进这项研究。他至少觉得，Church、Lamm 和他们的团队是负责任的。Fridman 说，他想要一个拿了 MIT 博士学位的 Marcus Aurelius。Tull 表示赞同。

与 Warren Buffett 相处的一个下午，是他会珍藏的回忆。有些取得巨大成功的人，聊上二十分钟，就像只是恰好站在了对的地方。另一些人则明显不同，就算把他们的起点归零，他们依然会走到不错的地方。Buffett 属于后一类：他求知欲强，读得很多，喜欢简单的思维框架，寻找由优秀管理者经营的好生意，而不去试图跑赢市场。他获取信息的方式，给 Tull 留下了深刻印象。谈话中途，Tull 在谈 Tulco，想显得聪明，Buffett 打断了他。他说，Charlie Munger 和我，不会去想什么是聪明的做法，我们想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做的最蠢的事是什么。Tull 笑了。Buffett 说他是认真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做什么事，将来回头看会觉得真的很蠢。这句话在 Tull 脑子里留下了印记，他分析问题时现在还会用到。

Fridman 并不羡慕那些在梦想之城里做投资的人。如果 Tull 有一套判断框架，那就从人开始，因为商业计划一定会变。很少有公司能在一个地方做同一种产品三十年，一成不变。事情发生得很快，今天尤其如此，你必须在不完整的信息下做出艰难的决定。你会用什么方式算出这些答案？你会有多自利？你会用什么伦理标准？短期还是长期？你能给出诚实的评估吗？问题是唯一能确定会出现的东西。你的弹性有多大。你还需要一张大家都认可的前路地图，允许途中有转折，免得有人说：这不是我当初答应的事。

诚实和沟通非常重要。他总是双向地告诉别人：如果出了什么事，就从“Lex，我们有问题。”开始说起。这时他会坐直身体，全神贯注。坏消息应该比好消息传得更快。比起那些受不了失望、一味往后拖的人，他更能接受“我不知道，我得去查清楚”这样的回答。在今天的环境里，这很危险。Fridman 指出，这也能看出一个人能不能在镜子前保持智识上的诚实。Tull 并不在那些后来爆雷的房间里，但如果把许多负面结果拆开来看，大多数人一开始并不是想要坑害股东的恶人。他举了 Theranos 为例，这是大家都盯着看的案例。他自己的经验是渐进式的小动作：我们下周会把这件事做对，但今天要做展示，所以先稍微调整一下。这就是一条滑坡。你需要的是那种可以与之并肩作战的人，出事的时候会告诉你，并且与你一起想办法解决。

就构想本身，他会问，如果公司真的执行到位，这件事是否重要，它能否撬动局面，又是什么让它独一无二。路演中的财务预测总是被标上“保守”的标签。他仍在等有人走进来，说这些预测过于乐观，根本不可能实现。归根结底，这仍是很大的风险。你要做的，是把它降到最低。

Ghost Hounds 在 2019 年随滚石乐队巡演，之后又受邀再次合作。滚石乐队是 Tull 最喜欢的乐队，根本没有悬念，在他看来，他们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摇滚乐队。同台演出，从观众身上汲取能量，然后听到“女士们先生们，滚石乐队”，他说这感觉太不可思议了。明年就是他们的六十周年，他们依然能填满体育场，两小时的演出，每首歌都像一首颂歌。紧张吗？当然，你不想搞砸。大家一起上台时，个人的紧张会消散；如果是一个人拿着原声吉他演出，感觉会完全不同。体育场空间很大。他们用入耳式监听器保护听力，但这会让你与观众稍微隔开一些。观众一旦热起来，那种双向的能量是别的地方都没有的。和 ZZ Top 一起时，他演的是 5000 到 7000 座的场馆，观众就在眼前。和 Bob Seger 一起时，是 20000 到 30000 座的体育馆，声音很大，场子挤满了人。体育场是另一回事。如果一定要选一个最喜欢的规模，他会选体育馆，它最为平衡。他说，他的人生就像一集还没有人冲进来搞恶作剧的《Punk'd》。

Mick Jagger 怎么还能保持这种状态？哪里有卓越，人们就想知道秘诀。Jagger 锻炼得像疯了一样。这就是一万小时定律，哪怕哪天状态不好，他仍然会起床，把日常训练做完。天赋加上一个能把观众握在掌心的表演者的头脑，再加上让他在这个年纪还能在体育场里跑来跑去的功夫。很多人想要魔术般的窍门，想要捷径。大多数时候，答案是没有捷径。你得一路努力，并且要努力保持住。在这个年纪，还要扛住一场为年轻身体设计的两小时演出，他的饮食和身体训练看起来就像职业运动员一样。想做伟大的事，大概就得做艰难的事。

他最喜欢的滚石歌曲有：《魔鬼同情》（Sympathy for the Devil），带着浮士德式的意味，节奏像伏都教的鼓点一样层层推进，歌词在麻烦中调情，俏皮、黑暗、危险，只有他们能做到这种程度。《Gimme Shelter》，还有 Merry Clayton 在录音棚里的人声。大约晚上十点，他们在洛杉矶把她从床上叫起来，她回了一句“什么？”，然后唱得很棒；一部讲述和声歌手的纪录片记录了那个晚上。《Paint It Black》，一首层层推进的歌，他说它定义了一个时代。

他是个早熟的孩子，年纪很小就在听 Muddy Waters、Robert Johnson、Lightnin' Hopkins 和 B.B. King。B.B. 只要弹出五个音，就能把人打倒。他从没上过正式的课程。别人拿起乐器就能照着唱片弹，那从来不是他。技巧和耳朵都是靠苦练磨出来的。节奏感，也就是右手，是他最像样的长处。乐队的名字来历是这样：Robert Johnson 的传说里有十字路口，还有追着他的地狱猎犬，那就叫 ghost hounds 怎么样？他觉得这个来历本可以编得更巧妙一点。他自己写音乐和歌词，必须了解歌里的人物，不能只是把押韵凑到调子上。三四分钟里，你得精简使用语言，并且知道自己要搭到哪里去。《Good Old Days》是新专辑里很受观众喜爱的一首歌，它源于新冠疫情、源于被隔绝的状态，也源于他注意到，怀念的往往不是什么大事。那可能只是某个夏天去湖边，跟谁一起，一个平淡的日子，后来因为身边的人和那段人生而闪闪发光。我们此刻过的，正是将来会怀念的东西。这就是美好的旧时光。

“史上最伟大的吉他手”是个荒唐的问题，但他愿意陪着聊一聊。Hendrix 融合了布鲁斯与摇滚，大多数吉他手都会提他的名字；Tull 是 Hendrix 的铁杆粉丝，Hendrix 与乐器融为一体的方式，连各种效果器都还没能解释清楚。身在奥斯汀，他必须提到 Stevie Ray Vaughan。接着是 B.B. King、Hubert Sumlin、最后一次巡演里依然令人难以置信的 Clapton、John Fogerty、读过那本书之后的 Springsteen、死死踩住第一拍的 John Lee Hooker 和 Muddy Waters，还有 Chuck Berry。多年前，他与 Jimmy Page、The Edge 和 Jack White 一起拍了纪录片《It Might Get Loud》。他下楼时看到一份《Rolling Stone》杂志评选的五十大吉他手榜单，还有一份财务报告，显示《吉他英雄》（Guitar Hero）是最畅销的电子游戏。于是他问，是什么让吉他在摇滚乐里如此核心。他想问 Jimmy Page，他当初为什么拿起吉他。他打电话给 Davis Guggenheim，后者执导过《难以忽视的真相》，当时是有史以来最卖座的纪录片。他只是想求点建议，因为他自己从没拍过纪录片。Guggenheim 说，这个想法在他脑子里挥之不去，他要亲自执导。他们写下三个名字，分别对应三个时代和风格，结果全部猜中。

和 Page 坐在一起，感觉就像和甘道夫在一起。Page 打开一个琴箱，拿出《Stairway to Heaven》里用过的双颈吉他递给他，那感觉就像被递上了 Excalibur。The Edge 是他遇到过的最善良的人之一。Jack White 身上有一股停不下来、不断逼自己向前的劲头。他们在华纳兄弟的一个摄影棚拍了三天，大家管那里叫“Summit”。有两件事他不会忘记：Page 弹出《Whole Lotta Love》的那段 riff；还有 The Edge 和 Jack White 不再是摇滚神明，脸上露出的是十五岁少年的神情，这和 Tull 当时的感觉一样。另外，到了最后，他们都不想回家，要求来一段原声，打印出歌词，坐在沙发上，弹了 The Band 的《The Weight》。他自己的主力吉他是一把 1959 年的 Les Paul，名叫 Hazel。那一年份的琴就像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一样神奇。不过如果非要选一个琴型，他会选 Strat，那种像 Hendrix 一样的吸引力。音箱在家里用 1959 年的 Fender Twin 或 1965 年的 Marshall；巡演时用 Two-Rock，因为老电子管太脆弱。还有一台老的 Klon 破音踏板，直接接进音箱。他不喝酒。没有酒，他本来就能把事情搞砸得够多了。写歌时，有时从一段 riff 开始，有时从一个标题开始，标题会告诉他这首歌想待在哪里；然后他再决定，演唱者是角色还是叙述者，快乐还是悲伤，人生处于哪个阶段。

他从小就为钢人队的黑金配色热血沸腾。他看的第一场橄榄球比赛，是在纽约州北部，只有三个频道的电视上播出的超级碗，钢人队就在其中：Jack Lambert、Joe Greene、Franco Harris，像从奥林匹斯山上走下来一样，他们组成了“钢铁防线”（Steel Curtain）。他认识了 Dan Rooney，Rooney 家族在 1933 年创办了这支球队。2007 年底，他受邀加入了股东团。2008 年，球队赢得超级碗，简直不真实。Rooney 家族在体育界备受尊敬，不只是因为赢球。Rooney 先生参与建设了联盟，更重要的是，他是民权事业的倡导者，创立了如今被称为 Rooney Rule 的制度，让少数族裔教练获得公平的聘用机会。Tull 说，这门生意最难的，并不在战术手册上。难的是，一名球员已经完成了球队要求的一切，却要在他职业生涯末期，或者球队需要换方向时，把他交易或放走。你得退后一步，保持几分冷静，不能做个球迷。同为棒球名人堂董事的 Jerry Reinsdorf 也有一句话：一旦把自己当成球迷，就只能和球迷坐在同一边。Tull 随即划清了界限。球队属于这座城市和球迷，老板只是托管人。新冠疫情期间，工作机会流失，前景不明，他看到了体育如何再次把人们聚拢起来。小时候家里什么都没有，他一遍遍地读比赛数据，对洋基队和钢人队有一种拥有感。这是一种责任，不只是钱的问题。

给一个想过上自己能骄傲的人生的高中生或大学生的建议，并不从改变世界说起。先是智识诚实：我是谁，什么重要，我想完成什么。然后是类似规则体系的东西：这是我会做的，这是我不会做的。这样，你需要灵活的时候能灵活，同时还有一个罗盘。绝对的标准能让很多决定很快变得清晰，比如：这不适合我；或者：为了这件事，我愿意付出一切。在那些大道理之前，还应该有一份更朴素的清单。你是不是个好朋友？别人能不能指望你？你说的话算不算数？你是否为自己负责，又是否要求别人负责？在一个为分散你注意力而设计的世界里，尽量保持智识上的好奇心，多读书。静下来想一想。不要因为两条短信，就给世界的走向下结论。他听过有人把韧性和毅力说成略有不同，他也同意这种区分。人生难免悲剧，也难免不公，这就是这个世界。他尽量不陷入受害者心态。我们应该向往一个公正的世界，但他还没有见过那样的世界。可你仍然得在这个世界里过日子。如果你总是战战兢兢、怕失败，那你走不远。

他在蒙大拿和爱达荷广阔的天空下，夜里仰望星空，几乎没有光污染。那些令人望而生畏的问题也就缩小了。那些星星已经在那里十亿年了，而他终有一天会不在。两百年前世界上最有名的人，如今也已经不在了。人生短暂，所以要好好走完这一程。走出疫情之后，要告诉你在乎的人你在乎他们，别让友谊变得纯粹是交易，这样将来某一天躺下时，你才能说自己是一个好家人、好朋友，是一个可以被依靠的人。他读了很多斯多葛主义的书，认为 Ryan Holiday 把它重新带回了大众视野。记住终有一死（memento mori）：生命是有终点的，所以要时常想一想。不必每天为此焦虑，也别放任到以为自己会永远活下去。这种中间的态度会改变决定，也会改变你处理事情的方式。他不会说自己痴迷于此，也不会说它无处不在。因为读了这些书，他觉得应该停下来问一问：终点是会到来的，如果明天就是终点，我做过想做的事吗？我是不是我想成为的那种人？要一路检查，而不是只在最后检查一次。Fridman 开玩笑说，就算和 Tull 的这次对话是他生命里的最后一件事，他也会觉得可以接受。这一集的结尾落在 Jagger 那首歌的意思上：愿望未必每次都能实现，但去争取，往往能换来真正需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