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colai Tangen：长期投资与领导挪威主权基金

Nicolai Tangen 办公室里有一个倒计时钟，显示他五年任期剩下的天数。他说，这并不是因为他不喜欢工作，而是提醒同事尽快行动，不要推迟决策。

Tangen 形容自己在挪威南部度过了安静的童年，喜欢书籍和学校，朋友相对较少。年轻时他尝试过各种小办法赚钱，包括退空瓶和卖花。

在金融行业赚到钱后，他暂时离开工作去学习艺术史。他说，金钱给了他这样做的自由，但钱本身不会创造幸福。他提醒人们不要把幸福无限期推迟到未来某个里程碑之后。

在 Wharton 学习让他接触到比挪威更公开表达雄心的美国文化。他不认为所有人都必须读 MBA，但认为它可能有助于希望转换职业方向的人。

管理对冲基金约 15 年后，Tangen 原本计划离开并再次学习。领导挪威主权财富基金吸引他，因为这份工作结合了资产管理、组织发展和为国家服务。

他说，基金规模大得几乎难以形成具体感受。加入之前，他曾质疑网站上实时显示基金价值是否有益，但后来认识到这个数字和基金透明度对挪威人的重要性。

访谈时，Tangen 预计未来几年投资回报将更难获得。他提到工资、气候影响、地缘政治紧张和成本更高的本地生产可能导致通胀持续。这是一项预测，并非已经实现的回报。

他的应对方式是长期思考，寻找能够复利增长或扩大市场份额的优质公司，并利用波动寻找逆向机会。他以化妆品和电梯作为自己预计需求会持续的例子；Stebbings 质疑技术是否仍可能改变由谁获得市场份额。

Tangen 希望人们不要把小问题变大，同时忽略真正的大问题。他把气候列为重大议题，并认为人们应该更有意识地把时间花在重要事情上。

他觉得一个矛盾很有意思：年轻人未来的时间更多，却常常更加急躁。他会建议年轻时的自己进行更长期的思考。他区分了长期投资视野与缓慢执行：组织可以迅速决策，同时追求长期目标。

任期倒计时让他在有限时间内保持紧迫感。他说，五年任期并有机会再次申请的安排既有好处也有缺点。这些细节描述的是访谈时讨论的制度。

Tangen 欣赏加拿大基金和新加坡 GIC 等具有长期视野的强大机构。他强调透明度能够建立信任；Stebbings 质疑是否所有人都需要完整信息，而 Tangen 认为共享事实有助于大家基于共同理解开展工作。

被问到经济健康指标时，他会观察恐惧和贪婪。波动率及负面新闻可以提供恐惧的线索；贪婪更难量化，但当赚钱看起来过于容易、人们因没有赶上别人的回报而感到愚蠢时，他会更加谨慎。

他把不健康的投机与雄心和创造欲望区分开来。他说，访谈时基金的授权不允许投资私募股权，并介绍了由财政部门和中央银行提供建议、再由政策制定者决定的政治过程。

Tangen 说，一些中央银行此前加息过慢，他想知道更多替代信息，包括与公司领导人交谈，是否能改善决策。他特别说明，在这段讨论中自己并不是在评论挪威中央银行。

好奇心和接触不同的人是他学习的核心。他阅读报纸、收听播客，并在分析师帮助下为自己主持的商业领袖访谈做准备。每次准备都迫使他了解一个不同行业。

两人讨论美国科技行业的集中度。Tangen 观察到，平台经济可能强化规模优势，开发先进 AI 模型的成本也可能有利于大公司。他并不声称知道这种集中是否会持续。

他说，基金的投资接近指数，访谈时在 Microsoft、Nvidia、AMD 和 Alphabet 等公司拥有大型持仓。按照他描述的当时授权，基金一般投资上市公司，因此直接参与一个拟议的私人 AI 基础设施项目并不容易。

采访 Sam Altman 后，Tangen 对 AI 的潜力感到兴奋。他回忆 Altman 建议基金将生产率提升目标设为 20%；Tangen 把它当作改进分析、公司沟通和投票工作的挑战，而不是已经取得的结果。

他预计商业激励和价格会促使市场应对芯片短缺，同时承认市场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他对未来供应的预期是一项判断，并非保证。

Tangen 说，优秀投资人既需要坚持，也要在事实变化时愿意改变想法。逆向持仓可能令人不安；他认为这种不适有时有价值，同时承认大型公共基金在偏离共识方面受到限制。

他指出，监管有其存在的理由，例如防止滥用和金融危机，即使某些规则可能过多。他对比美国和欧洲对速度、风险与失败的态度，并认为文化差异影响增长；这是他的解释。

被问到比特币时，Tangen 说它不在基金当时的授权范围内，而他也不完全理解其所有影响。他说基金确实投资中国公司，同时承认市场情绪低迷，以及未来走向的不确定性。

投资心理需要信心和自我质疑并存。Tangen 说，他会不断重新审视通胀、估值、创新、地缘政治和选举等假设，而不是把有信心的观点当成确定事实。

他认为，拥有广泛多元化资产的投资人不能仅靠卖出一家污染企业就回避气候风险：影响可能出现在组合的其他部分。他介绍基金通过对话、股东投票和与公司沟通来应对气候议题。

Tangen 认为组织文化不错，但在速度、责任感和参与度方面仍可改善。他看重员工为挪威人民工作而感到自豪，并认为文化需要持续关注。

基金的目的是为后代保障资源，同时支持国家。Tangen 说，当时政府每年可以使用基金的 3%，基金为国家预算提供约 20% 的资金。这些是他对当时财政安排和规模的描述。

Tangen 说自己努力工作，因为热爱工作，同时也为家庭留出时间。孩子已经成年，他感谢妻子在抚养过程中作出的重大贡献。对他来说，好的父亲包括无条件的爱、陪伴和倾听。

为了让同事或孩子敢于表达不同意见，他建议先承认自己的错误。在他的经验中，一位有能力的领导者承认错误可能增加而非削弱信任。

他回忆，刚担任基金负责人时，瑞士董事长 Albert Baehny 给他的建议是：与不同层级的人交谈、了解组织如何运作、选择少数优先事项，并让领导团队一起参与。Tangen 说，自己起初有些变革推进得太快，感到了组织阻力。

他的优先事项是业绩、培养和关心员工，以及加强内外部沟通。他希望变革有实际意义，同时避免一次推进太多变化而引发组织本能的排斥。

基金播客源于一个透明度理念：让挪威人听到他们通过基金共同持有的公司的领导人发言。Tangen 说，播客也有益于学生和招聘，并促使他做准备、学习新知识。

他每天的安排因会议、旅行和访谈而不同。他早起阅读、去健身房锻炼，冬天滑雪。被问到受人喜欢是否重要时，他说自己不希望被人讨厌，但也不能期待每个决定都获得所有人认可。

他的投资建议是长期思考并保持逆向判断，同时认识到正确与与众不同同样重要。他回忆自己在上一家公司时，曾在金融危机期间因一家次级贷款公司亏损，并说这段经历强化了他对商业伦理的重视。

危机期间，他努力拉远视角，记住眼前时刻并不代表整个未来。他建议年轻人独立、长期地思考；Stebbings 补充说，充分准备和额外努力能帮助人脱颖而出。

Tangen 对 AI 时代同理心、鼓励和信任的潜力感到乐观。他相信给予人们责任可以释放意想不到的能力。Stebbings 感谢他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