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eel Mohnot 谈风险基金规模、创始人和金融科技

Sheel Mohnot 回忆，一位投资人将机器人披萨公司 Zume 的视频在 Facebook 上的分享次数作为投资数据。他质疑分享视频是否能证明披萨公司值得投资；他和 Harry Stebbings 以此引出对风险投资过热的讨论。

Mohnot 说，自己从小就想做生意，后来从事咨询，加入一家于 2012 年出售的支付初创公司，又创办了另一家于 2015 年出售的公司。他经历了创始人的融资过程后，转入风险投资。

他给年轻时的自己的建议是：投资或建立公司没有唯一正确的方式。他偏好面对面工作，但不会强制创始人这么做，因为远程公司也可以成功。Stebbings 对“没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提出异议，指出一些投资人持续取得强劲回报；Mohnot 回应说，即使优秀投资人也会对不确定的问题争论，并错过一些投资。

Mohnot 认为风险基金规模应当缩小。在他看来，充裕资本和更大规模的基金推高价格，同时增加整个行业需要返还的金额。一些有限合伙人已减少投资，尽管两人也观察到投资人前往沙特阿拉伯寻求资金；Mohnot 说他的公司没有接受沙特资金，并批评了他认为前后不一致的态度。

他预计一些基金会缩小，因为注重回报的管理人可能认为资本更少反而有利于提高胜算，即使这会减少管理费。他将这种激励与专注于资产规模的管理人区分开来。他不认为本轮周期会有很多基金退还已承诺的资本。

Better Tomorrow Ventures 已募集 1.5 亿美元种子基金和 7,500 万美元机会基金，前一只基金为 7,500 万美元。Mohnot 说，这个决定考虑了希望投资的项目数量、单笔金额和后续投资需求：前一只基金的后续轮次来得很快，导致首笔投资与储备的比例失衡。

Stebbings 问领投人能否只投第一笔。Mohnot 说，一些有前途的公司在能从外部融资之前仍需要更多资金；如果不预留后续投资资金，投资人可能被迫把钱投给困难中的公司，而非最好的机会。他举例说，BTV 追加投资的一家公司后来以 1 亿美元估值完成融资。

Stebbings 怀疑投资人能否足够早地识别赢家，以便决定后续投资。Mohnot 同意赢家可能出人意料，但表示有时能识别不太可能值得追加资金的公司。他提到一项东南亚投资：预期中的金融科技市场并未发展起来，但若公司转向另一类客户，评估可能改变。

Mohnot 说，经济下行期间，新兴市场投资面临困难。低利率时期，投资人进入了自己不熟悉的市场；如今许多人正回到更熟悉的地方。他仍看到机会，但认为某些市场中，过多资金流向了少数优秀公司之外的项目。

Stebbings 质疑，即使公司很优秀，在公开市场退出渠道有限的地方能否实现流动性。Mohnot 说这条路很难，但指出一些新兴市场公司已经进入公开市场，包括拉丁美洲的 Nubank。他认为入场价格必须反映更艰难的退出路径；他说，2021 年一些种子轮估值与发达市场相近。

Mohnot 说，与两年前相比，BTV 更关注美国和其他非新兴市场。它在伦敦投资的公司并不局限于本地客户：一些面向全球或印度市场。他仍看好欧洲创始人，尤其是从一开始就面向全球市场的公司。

Mohnot 说，金融服务的规模和数字化特征吸引他在 2016 年开始投资金融科技。在他看来，2020 至 2021 年出现了过度炒作，但调整之后长期趋势仍在继续。追逐相似公司的资本减少，可能缓解融资和客户争夺；这是专注该领域的投资人的观点。

展望未来，Mohnot 质疑大型基金如何获得强劲回报，因为即便出现 100 亿美元的结果，对大规模基金也可能不够。Stebbings 提出，一些主权投资人可能有不同目标；Mohnot 承认这种可能。这是双方的预测和讨论，并非针对所有有限合伙人的实证结论。

Mohnot 说，BTV 追求回报而不是扩大资产规模。当时管理资产约 3 亿美元，他说公司收取的管理费低于完整的 2%，并将差额返还给 LP。Stebbings 问，在公司上投入更多是否能带来更好结果；Mohnot 说，七人团队已经拥有所需资源。

BTV 聘有专注金融科技的人才招聘专家。Mohnot 说，一笔竞争激烈的交易中，创始人选择该公司的原因包括响应及时和招聘支持。Stebbings 质疑大型风险投资平台能否帮助截然不同的岗位；Mohnot 认为专业化让团队的招聘支持更有用。

Mohnot 说，创立风险投资公司可能带来财务困难：新管理人可能长期没有薪水，同时还要向基金出资。Stebbings 同意，能够不领薪水生活是一种特权，普通合伙人的出资承诺也会造成压力。

BTV 更早的零号基金规模为 1,500 万美元。Mohnot 说，规模 7,500 万美元的第一只基金没有基石投资人：首次关闭达到 1,800 万美元，资金主要来自金融科技圈认识合伙人的人士，另有一家机构投资人。拥有机构支持、完成首次关闭并开始投资，有助于建立可信度。

基金之所以早期关闭，是因为公司在基金成立之前就承诺领投银行即服务公司 Unit 的种子轮。Mohnot 回顾时认为这个决定很有价值。首次资本调用约为 10%，公司之后获得了信贷额度。

2020 年 3 月，两位合伙人前往美国东海岸募资，COVID 打乱了会面。Mohnot 说，在不确定性中，一些已经签署的承诺也落空了。他们把 6,000 万美元的目标降至 3,000 万至 4,000 万美元，并预期估值会下降；他说后来证明这一假设是错的。

随着环境变化，投资人重新回来，包括一些此前拒绝的人。基金最终达到 7,500 万美元，机构投资人占比也提高。Mohnot 说，超过目标的一半并获得知名机构支持后，募资更容易，但建立关系本身也需要时间。

第二只基金于 2021 年 12 月在约一个月内完成募集，当时许多 LP 已经了解合伙人和投资组合。有些人通过创始人、其他基金管理人和自身网络提前完成尽调，因此在短暂会面后就能承诺大额投资。

第一只基金募资时，截止日期难以真正制造紧迫感：投资人知道日期可能改变。第二只基金的需求确实超过额度，现有 LP 很快作出承诺。这也导致一个错误：一些潜在大学捐赠基金曾被告知可以等到 3 月，但基金在 12 月关闭，他们来不及完成内部流程。

BTV 将每个 LP 的份额限制在基金的 10% 或以下，以便即使某个投资人不再出资也能保持韧性。Mohnot 说，第一只基金缺钱时，如果有人愿意认购 40%，他可能会接受；第二只基金则可以压低过大的承诺。公司的五人 LP 咨询委员会处理利益冲突和加速器审批等事项。

Stebbings 质疑在众多项目竞争时推出加速器的决定。Mohnot 说，他在 2016 至 2018 年运营加速器时支持过的创始人，希望有类似的线下、深度支持，一些金融科技公司也需要专业帮助。他将其与规模更大的通用项目作比较；这同时也是对 BTV 自家项目 The Mint 的推介。

计划中的每期项目有六至十家公司，每家获得 50 万美元投资，项目从基金中划分出来，放入独立载体。导师和场地费用由管理费支付。Mohnot 说，合伙人会投入大量时间处理运营、寻找导师并支持创始人；投资条款为 50 万美元换取 10% 股权。

Mohnot 说，早期加速器共举办五期，每期六至十家公司，其中五笔投资的回报超过 70 倍，而基金已返还全部本金。他将基金的现金分配与所提及的单笔投资倍数分开表述，并未说明每笔倍数是否都已兑现。

他同意投资人本应在市场强劲时分配更多现金。BTV 在一些情况下出售了持仓，但他希望当时卖得更多。若能返还整只基金的本金，同时保留他仍看好公司的上行空间，他认为这很理想；该公司很少出售全部持仓。

他说，最大的投资错误是没有获得足够的流动性。一家公司原本可以返还基金本金的数倍，但漫长出售过程中，创始人建议等待可能翻倍的估值。随着 2022 年初市场下跌，预期的下一轮融资未能完成。

Mohnot 说，在后期投资者需求强劲时，讨论减少长期持仓并不特别困难。他还警告，不应仅因为无法投资某领域的领先公司，就转而投资第二或第三选择；他以围绕 BTV 投资组合公司 Unit 的银行即服务投资为例。

对于天使前和种子轮投资，Mohnot 更看重创始人，因为原先想法失败时他们可以转型。Stebbings 认为时机和市场同样重要，而转型需要足够的资金跑道。两人同意，进入后期后，市场规模和产品市场契合的证据会更加重要。

Mohnot 讲述了 Nebraska Furniture Mart 创始人 Rose Blumkin，也就是 Mrs. B 的故事：在家庭争执后，她又创办了一家竞争商店，后来同样卖给 Warren Buffett。他用 Buffett 对她的赞赏，说明卓越的创业能力可以跨越不同业务。

优秀创始人仍可能找不到产品市场契合，或过久执着于原来的想法。Mohnot 介绍，他正与一家被投公司制定短期测试和可能的转型计划；尽管公司还有数年资金跑道，现有产品仍可能无法成长为大型业务。

Stebbings 担心规模过大的种子轮会降低紧迫感并提高薪酬预期。Mohnot 同意，即使创始人打算像融资较少时一样谨慎支出，募集远超所需的资金仍可能改变初创公司的文化。

Mohnot 批评多阶段基金的“学习型小额投资”策略：早期投给较弱的竞争对手，可能让基金失去投资未来行业赢家的大额融资机会。他认为一些个人擅长种子投资，但对不加区分地广撒小额支票持怀疑态度。

BTV 希望继续专注早期投资，而不是进入 A 轮；加速器则使其更早接触公司。Mohnot 说，公司从 1,500 万美元、7,500 万美元，增长到最新种子和机会基金合计 2.25 亿美元，但他不想再扩大规模；他的目标是更好的回报，这需要耐心。

当风险投资人对创始人发号施令，而不是提供建议时，双方可能产生紧张。Mohnot 尝试支持创始人而不替他们决定。他认为董事会有助于治理和定期反思，但实际的创始人支持多发生在董事会会议之外。

他看重经验丰富、发言不多但判断有价值的董事会成员，举例包括 Jeff Horing 和 Google 前营销高管 David Lawee。他说经验很重要，因为许多商业问题会反复出现。

在 LP 与 GP 的关系中，Mohnot 认为管理人应履行承诺。两人讨论了快速部署资本和反复募资可能在回报尚未明确时就增加费用和资产规模，从而使管理人与 LP 的利益产生偏差。

Stebbings 认为过高的 GP 出资承诺会阻碍新兴管理人。Mohnot 补充说，财务压力过大的管理人可能为了收回个人资金而过早出售投资。他认为适度出资是合理的，但预计许多规模很小的新管理人将难以募集后续基金。

Mohnot 质疑创始人一边运营公司，一边管理外部基金并领投交易。帮助投资组合公司应对危机需要大量时间，这可能占用原本用于自己公司的精力。他将这种情况与偶尔进行天使投资或战略投资区分开来；Stebbings 补充说，接受外部基金资本也意味着对 LP 承担另一份责任。

Mohnot 回忆，他和妻子 Amrita 参加 Taco Bell 的比赛，赢得一场在 Decentraland 举办的婚礼。两人起初持怀疑态度，但公司提出可以按印度婚礼定制后，他们接受了。朋友现场参加，亲属以虚拟形象加入；他说仪式具有法律效力，也很感人。

他说，Taco Bell 还提供了抵用额度，并为蜜月支付了 2.5 万美元。这对夫妇还计划在印度、Cleveland、Pittsburgh 和 Mexico City 举办其他庆祝活动。这一安排也是理解他热情评价该品牌的背景。

在快问快答中，Mohnot 提到欣赏的种子基金 Homebrew 和 IA、A 轮投资人 Accel 和 Benchmark，以及多阶段基金 Founders Fund，并指出后者缩小了基金规模。他说自己现在更愿意提前通过二级交易出售部分股权。

对于创始人，Mohnot 提出个人经验规则：从 B 轮起，二级出售金额达到公司 ARR 的水平可以是合理的。他不责怪创始人获得流动性，有时他们还受到投资人推动；但他推测，相对于收入出售过多股份的创始人可能与基金回报不佳相关，并未提供研究支持。

Stebbings 认为，一些多阶段基金管理人可能因个人出资承诺和其他义务过重而不愿调用资本。Mohnot 同意这种情况存在，并预测估值会进一步下降、结构化融资会增多。这些是他们的观察和预测，而非经过验证的市场统计。

Mohnot 说，Tiger 最近领投了一家被投公司的 A 轮，进行了大量尽调并提供有用支持，不同于他所描述的 2021 年较快的投资节奏。他预计 Tiger 的基金规模会缩小。他对 SoftBank 过去的决策更加批评，认为后者向尚未准备好的公司投入了过大的资金。

回到 Zume 的轶事，他质疑把视频分享次数当成投资信号。五年后，他希望 BTV 成为全球金融科技创始人的首选。他的观点受到公司早期金融科技策略及投资组合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