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脑是社会里最后一个没有被工程化的系统

2021 年 5 月，Lex Fridman 坐在一台运行 Ubuntu 20.04 的电脑旁，一个看起来像自行车头盔的设备戴到了他头上。Kernel 的创始人、此前创办过 Braintree 的 Bryan Johnson 向他讲了计划：先讲几个笑话，而 Fridman 的任务是忍住不笑。“你作为俄罗斯人，应该有点优势，”Johnson 补充道，“为祖国争光。”第一个笑话问的是，土豆的脑子里在想什么。答案是“薯想”。Fridman 大约一秒钟就破功了，笑得仿佛实验已经失败了。

这个头盔叫 Kernel Flow，它靠光谱技术（spectroscopy）做脑部成像。神经元放电既有电的过程，也有化学的过程，局部的血氧含量由此发生变化，Flow 记录的就是这种变化。硬件方面，设备由 52 个模块组成，各自带一个激光器和六个探测器。时间精度大致在百皮秒量级：光进入脑组织后被散射、被吸收，只有寥寥几束会折返出来，图像就是由这些折返的光重新拼出的。Johnson 说，整套系统同时采集皮层活动的通道超过一千条。

Fridman 之前从没做过脑成像。他问这套装置能不能戴得下大脑袋，结果它戴起来出乎意料地舒服。Johnson 说，人们习惯的是在幽闭的管子里忍受 120 分贝噪音的 fMRI，或者黏糊糊的脑电帽，又或是手术。Flow 则设计成可以在播客录音棚、家里或工作时佩戴，身处的环境由佩戴的人自己选择。旁边，Ubuntu 正把这次记录写入硬盘。Fridman 说，这套设置让他觉得自己更重要了，就像一个好朋友认真倾听时的感觉。“我感觉被听见了，”他说，他指的是那台机器，而不是对面的那个人。

Johnson 说，大多数人从小接触的脑机接口都是科幻版本：移动光标、打字、换台、切歌。这种想象的根基在于控制。他认为，更有用的理解是：神经成像是一套测量系统。温度计、计步器和血糖仪，都呈现出同样的规律。一旦某样东西有了数字，就会有无穷无尽的产品和临床路径围绕这些数字生长出来。大脑还没有迎来这一步。

Fridman 是一名机器学习研究者，本来就对把身体和心智变成数据感到兴奋。手腕上的穿戴设备还很粗糙；而来自皮层的干净、高带宽数据流，是另一个量级。他反复提到“被听见”的感受：心境、专注的程度，以及那些语言和肢体语言都无法承载的生活体验。照片冻结的是一个你无法再走回去的瞬间。他希望，大脑记录或许能以更私人的方式保存下那个瞬间，并描绘出随后的轨迹。

他还希望把这些数据用于科学研究，而不只是做一个头骨上的个人 Fitbit。他提到 Andrew Huberman，一位神经科学家，他正和对方合写一篇关于眼动的论文：神经科学家与数据研究者的搭配，目的是严谨地研究人类行为，包括大规模人群的行为。Johnson 更大的论断则埋在这背后。人类已经很擅长量化遥远的恒星、卡路里、步数和基因组。“在已知宇宙中，几乎一切我们都能测量和量化，唯独我们的心智例外。”

他把这一点推到了工程层面。他说，人类的思维，也就是人们与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对话，很可能是任何时刻社会中最大的原始投入材料，而它从未被测量过。买一台家电时，没人会带着卷尺去量门框；制造和建筑行业早已有了共同的标准。认知却至今还没有作为一门正式的工程学科进入这些领域，无法为新闻、人际关系、政治、经济和教育搭起框架。在他看来，Kernel 最重要的贡献，就是让认知走上这条轨道。

Fridman 追问，从脑数据跳到认知，这一步如何跨越。我们对认知是由什么构成的，至今仍大多不了解。Johnson 说，这是 Kernel 最难的问题，也是这家公司几乎不可能按普通创业公司的模式存在的原因。投资人总是问：有没有杀手级应用（killer app）？他明白这套启发式问法：产品解决了没有，有没有客户，他们愿不愿意付费，跟同类相比如何。他创业之初，连怎样造出能成为主流的技术，都没有一条已知的路。

最初的 5300 万美元由他自己出资。为了融第一轮钱，他找了 228 位投资人谈，只有一位说了同意。公司内部把市场推广更多地看作德雷克方程（Drake equation）：天文学家用它来估算可能存在多少文明，是一连串不确定变量的乘积。如果设备在数据质量、成本、易得性和舒适度上达到某个门槛，并且能在真实环境中佩戴，那么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构建一套发现的算法，让别人能找到其中的价值。他们希望像 1990 年代初的互联网那样，培育出一个生态，并把二十年的发现过程压缩到两三年。

当 Kernel 内部的讨论开始去猜测某人对这款应用的直觉时，他们会亮起警报：人类直觉警报，停下来。一位年轻的副教授告诉 Johnson，他并不在乎五条数据流里哪一条重要，他对脑区和功能也没有什么心智理论。他要的只是数据，用来训练自己的机器学习模型。Johnson 的目标，是建成有史以来最有价值的脑数据采集系统，然后再把这些工具用起来，因为“科学不是商业策略”，而大脑也不会配合产品的时间表。

他自己的生活里，最接近的例子是一款手腕穿戴设备，它终于告诉他：临睡前吃东西会毁掉深度睡眠。这一点他自己是内省不出来的。Kernel 做过一项内部研究：Johnson 和 13 名同事在 13 次实验中完成了四项认知任务，观察的指标包括反应时间、冲动控制、短期记忆和静息状态。他的冲动控制随睡眠变化，与他玩游戏玩得好不好无关。Fridman 设想，在办公桌前进行深度工作时戴上 Flow，或者在使用 Sam Harris 的冥想应用时戴上它，让皮层数据与数字生活连接起来。Johnson 期待的是积累更多已知，让下一代产品能围绕它们重新搭建。精准投放广告，不在他的目标之内。

Johnson 的饮食方案，他稍后会详细介绍，已经是这套理念的缩影。他每 90 天追踪 200 多项生物标志物，然后让数据来写购物清单。他把这叫作 Bryan 体内的目标对齐：两百多个“行动者”都有投票权，其中包括一个会在化验结果中“发声”的肝脏。这种局部的做法，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论断。进化设计、制造并分发了智能，直到造出了我们。如今我们也在对自己的系统做同样的事，而在某个时间尺度上，这种设计、制造和分发的成本会趋近于零。

他说，等成本曲线下降以后，生存本身就会变成目标对齐的问题：在身体之内、人与人之间、人与机器人和语音助手之间，甚至最终在数以万亿计的智能体之间，协商智能生命的条件。Fridman 问到了生存的问题：他是否担心，核战争，或者哪怕连 AGI 都算不上的“回形针式”系统，会让整个进程化为乌有？

Johnson 认为，这种恐惧从生物学上看并不意外。一个新事物进入意识，杏仁核把它标记为异类，随之而来的就是忧虑。他说，人们还没有充分权衡的是：这是第一代能够放眼一生、并真正看到自身可能演化成某种新颖到我们连词都没有的意识形式的人。我们无法指着天上那个东西说出它的名字。在他看来，智能生命真正的终极追求，应当是这种可能性，而不仅仅是减轻灭绝的风险。Fridman 把它比作互联网出现之前的那片迷雾：当时没有人能预见，观点会以集体思维的方式开始传播。超级智能、高密度的脑机插件，甚至一种不是《使命召唤》的游戏中的生活，同样笼罩在这片迷雾里：它可能让物种走向终结，也可能是某种自我消亡，但依然是一种有所收获的体验。

Fridman 换了个更小的角度发问：Johnson 会不会因为自己的大脑会终结、那个数据来源会比他期望的早停止而感到难过？Johnson 答道，不同时期，他给出的答案并不相同。十年间他一直受慢性抑郁折磨，急切地想让一切熄灭。更让人难受的是，他生来就被放进一个宗教里，那里是他唯一熟悉的现实，群体的框架又让他对其他现实视而不见，而那里的死后世界也不容许一切真正熄灭。那种绝望的根源，是既不愿存在，又被迫存在。

也有另一些时候，未来看起来像是一种他无法理解的、不断演化的意识体验，他会一下子跳下床，冲去工作。他说，稳定的事实是他脑子里的气候。没有温柔的早安。大脑准备好的是一长串焦虑清单、四百次回放、一卷卷的懊悔。“我大脑里的环境很残酷”，而我们却把这当作做人的常态。他不相信自己对死亡的回答，因为他已经被灌输过好几种并不真实的“现实”：那套宗教式的“游戏”，抑郁带来的绝望，之后又有行为心理学和一长串认知偏差。他的假设是，有意识的心智给出的东西，落地时都是错的。要做的工作，是找出错在哪里，错得有多厉害。

对于那段黑暗的日子，他给的建议很直接。那些状态是生化的，它们不等于你。它们给出的那些建议——生活没有意义，你应该按下弹出键——是一种虚假的现实。他说，他完全明白自杀在理性上的逻辑，这一点他并非没有意识到。关键是要对这些念头说一句：“谢谢你，你不是真的，我知道你不是真的”，并记住神经化学状态是可以改变的。他能想到的抑郁治疗方法，他基本都试过，没有哪一种真正奏效。这正是他希望大脑数据能带来希望的原因。目前的临床替代方案，仍然是一个一到十的评分量表，和一瓶药。

Fridman 则给出了相反的化学反应。他一天里有好几次，看着一个杯子，就会被活着这件事之奇妙所震撼；他把这种感受比作吸了毒，与他那种经常自我批评、常常很晚才睡、几乎自我厌恶的生活分隔开来。他认为，这台快乐的引擎是化学，而抑郁正是它的反面。他说，对于一个情绪低落的人来说，那只杯子就像沙漠里的一口水。两个人随后把这两极又拉回到这一小时的核心论点上：认知是最大的原始投入，却没有被量化，我们没有方向感，而这种扭曲会让其他一切社会问题雪上加霜。人类已经为技术、科学和制度搭起了框架。仍然没有改变的，是我们自己。

Fridman 问，Kernel 式的数据能为迷幻药做些什么，他还提到奥斯汀流传的一则关于 DMT 精灵的传闻。Johnson 没有见过那些精灵，那只是朋友的朋友之间传来传去的“传话游戏”。Fridman 把这些精灵描述成挑剔的朋友，说话像巨魔一样刻薄，但希望你能变得更好。这个玩笑有一个严肃的要点：语言无法描述那种体验。脑数据与语言数据之间的差距，正是在这里。

Johnson 拿心脏来给这段对话设定一个基准。如果我们在乎心脏健康，就不会让 Fridman 闭上眼睛，然后汇报一下“感觉还行”。一位心脏科医生如果跳过心电图、血液检查、斑块和胆固醇，直接递给你一瓶他汀类药物让你自己试试，人们会觉得他疯了。“我们今天对待心理健康的做法，就是这样的。挺荒唐的。”对迷幻药也应该使用同样的方案：先测基线，服用期间测量，服用之后再测，长期跟踪人群，然后再去探究是哪种分子、剂量、频率、环境和饮食。良好的睡眠和心率变异性（HRV）数据，如今已经让人们能够做到这一点。

他认为，这种精细化能改善疗效、安全性和有效性，也会改变我们的谈论方式。今天，凡是关于心智的东西，都被当作一种“疗法类别”来讨论：冥想、迷幻药、某个心理治疗品牌。我们却无法像指胆固醇、动脉斑块或 HRV 那样，指出一个标志物。一旦有了数字，解决方案就能映射到这些数字上，而“疗法类别”也就不再是全部的词汇了。

Johnson 的文章《零阶思维》，试图说明真正原创的想法是如何到来的。在他的划分里，第一性原理（first principles）是对一个系统运行规律的理解，即正在使用的基本构件；而零阶原理，指的是构件本身。Sherlock Holmes 是第一性原理的思考者：一旦排除了不可能的情况，剩下的，无论多么不可思议，就是事实。Douglas Adams 笔下的整体论侦探 Dirk Gently，却不喜欢排除不可能的做法。

做完 Braintree 和 Venmo 之后，Johnson 问自己：什么单一的事情，最能提高人类超出我们想象地繁荣下去的概率？单靠第一性原理的推演，他觉得不够。后来他读了《Zero: A Biography of a Dangerous Idea》，并称之为他最喜欢的一本书。他原先并不知道，零是需要被发现的，也不知道它在通往现代社会的路上，颠覆了哲学和数学。社会花了很长时间才接受它。零阶思想就是这样的分量：它们还没有进入人们共同的意识，而一旦到来，就会重新设定框架。

照这种说法，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属于零阶：在牛顿之上，时空本身可以弯曲。AlphaGo 的落子，在人类棋手看来就像是在与另一个维度的外星人对弈；那些棋招本来就存在，只是还没有进入人们的意识。Johnson 认为，计算智能有一种习惯，会带来类似零的洞见，因此随着智能成本下降，未来会更快地产生更多这样的洞见。第一性原理思维无法预测这一点。Fridman 补充说，社会把“不可能”的圈子画得太大了。真正不可能的事情其实很少。Joe Rogan 那句“完全有可能”，正是一种纪律：把那个圈子缩小。

Fridman 一直在思考意识的工程化，他不把它当作哲学家眼中的难题，而是当作一个可以动手去搭建的东西。他对人们多么轻易地把事物拟人化感到着迷，并怀疑我们彼此之间早已这样做了：意识是在社会互动中产生的，就像情绪是在交流中产生的，语言是在使用中形成的。哲学家们想象的，是一个戴着名牌的精灵，把主观体验喂给我们。他的猜测是，意识是我们为了让社会生活运转而构建的一种幻觉；而在软件里工程化地制造这种幻觉，仍然可能带来相当令人满足的体验。

Johnson 同意这一点，并把当前的一个失败颠倒过来看。文字和表情符号压缩了人与人互动的带宽；社交线索少了，误解的空间就大了，两个人之间的意识体验也随之改变。加上成熟的脑机接口之后，维度则朝相反的方向走。Fridman 可以说自己看着一个杯子很开心；Johnson 则可以运用心智理论去猜测。如果接口能交出一个五十维的向量，记录这份“开心”，共情也许真的能触及一个事实：两个人感受快乐的方式并不相同。接着，他又把对象对调。给 GPT-3 一个针对人类大脑的闭环，再教它礼貌。Fridman 则想要一个德州版本，读过建国文件，并学会说“不”。Johnson 的收尾是几种“口味”：免费版、守规矩版、能见家长版、拉斯维加斯版，然后是目标对齐，好让它们不去相互操纵。

脑数据是最私人的数据，所以 Fridman 问起了隐私。Johnson 对互联网的评价很平淡：它从一开始就走错了地方。对公司来说，游戏规则是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拿走信息，诱导人们给出更多，省去解释，再在后台把数据变现。“那是一个糟糕的起点。”纠正的办法是：个人始终掌控自己的数据。它不能变成一场“饥饿的河马”式的抢夺。那天 Fridman 的大脑被记录时，Kernel 应用的第一步就是同意与控制，然后才是在清晰的规则之上搭建：收集什么，怎样使用，谁能看到，依什么条件。删除必须是真的删除。知道分享名单，也同样重要。

目前的产品还没有那么精细。Johnson 描绘了一种未来的授权方式：Spotify 只能在这一时段内使用这个向量空间模型，之后必须删除。这种结构几乎还不存在，需要好好讨论。他还提出了一个反向的设想。大型科技公司是靠对人的建模建立起业务的。并非不可想象，Kernel 用户会比这些公司更能预测自己，而这些公司反过来要求获取脑数据，来完善它们的模型。那时候，由本人来定条件。

Fridman 提到了马斯克和 Neuralink，那是侵入式的另一极：手术、植入体、直接连接神经元。Johnson 说，两人在早期谈过很多。他当时刚创办 Kernel，马斯克对脑机接口也有兴趣，两人探讨过合作，其中包括马斯克加入 Kernel 的可能，但那步棋走不通。之后马斯克创办了 Neuralink，Johnson 则继续做自己的事。两人最初走的都是侵入式路线。当时 Johnson 自己做的也是侵入式技术。

转折来自一位神经外科医生。他做了三十年手术，在美国备受尊敬，被请来讲解这个行业。三个小时的谈话结束时，他说，大约每隔十五年，就会出现一项改变一切的新技术。“它可能已经在这里了，只是你还看不见。”Johnson 惊呆了。他和 Bob Greenberg 聊过，后者先是在视神经上、后来又在皮层阵列上开发了 Second Sight；他也和 NeuroPace 的人聊过，那家公司植入设备用于癫痫的检测和干预。他亲眼看到，一种可植入设备的真实成本是什么样的：七年变成十五年，一亿美元变成三亿到四亿美元。他原本就不想走侵入式路线，那只是看起来唯一可行的路。

他组建了一个内部团队，专门研究非侵入式方案，并用四项标准来检验：高质量的数据、低成本、易于获得，以及有机会进入主流市场。之后，他做了一个押上整个公司的决定，转向了非侵入式路线。Kernel 的两项技术如今都已存在；Fridman 戴过其中一种。Johnson 说，现在就宣布谁是赢家还为时过早，而时间尺度很重要。十年或十五年后，可能会出现侵入程度更低、能够探测神经元放电的方法；也可能 Neuralink 恰好选对了路；也可能 Kernel 的路线也不够用。他对当下的比喻是：Kernel Flow 像是看一部满屏的电影，但画面模糊、声音沉闷。Kernel Flux 是他们的 MEG（脑磁图）系统，相当于 1080p 的整部电影。Neuralink 则像是屏幕上 4K 画质的一个圆圈。

他赌的是，未来七年，Flow 和 Flux 就是答案，而且它们会催生一个价值超过硬件本身的生态。现成的脑机接口在黑客社区里已经存在了几十年，却没有成为主流；房间大小的机器则走着自己的路。Kernel 的员工不到一百人，其中大约有 36 到 37 位博士，专业方向只有地球上少数人掌握，从光子到机器学习模型，整条技术链条都自己做。他说，他们和 Neuralink 都已经投入了超过 1 亿美元，这是认真尝试的代价。他不把马斯克看作竞争对手。在互联网的早期，有多少公司被邀请进来？数也数不清。谷歌以 25 亿美元收购的 Fitbit，上面几乎没有附加什么东西，也没有额外的数据流。苹果卖的是设备，也是生态。如果整条技术栈的价值是 100，Kernel 的硬件或许只占 5 到 10。硬件是那扇门。

Johnson 于 2007 年创办了 Braintree，2012 年收购了 Venmo，并在同一年把它们卖给了 PayPal。创业的起点并不是某个支付理论。他 21 岁时，从厄瓜多尔生活了两年回来，那两年他身处极端贫困之中，又对美国的奢华感到震惊，于是决定用一生去帮助别人。计划是：30 岁前赚够钱，从此不必再工作，然后去做那些或许能帮助别人、又不必作为一家独立公司来经营的事。经历了失败，又欠下一大笔债务之后，他需要一份兼职。他给犹他州最富有的五十个人的助理发了邮件，没有人回复。几十次面试都无果。他在 Monster 招聘网站上找到一份信用卡销售的工作：挨家挨户上门，纯佣金。只要能让镜子起雾，就能开始干了。

店主们一见到他就讨厌他，等他一提到信用卡收单，就更讨厌了，因为这个行业一直在坑他们。他的话术像是一张一百美元的钞票：只要你花三分钟，如果你不答应，这一百美元就归你。之后，他翻开一本书，讲解这个行业、里面的各路玩家和其中的欺骗，并说明他自己和别人没什么不同，只是他的说明很清楚，电话那头还有一个真人。人们开始答应了。他顺口提到，隔壁的乔和苏西也答应了。社会认同接下来就起了作用。他兼职做这份工作，同时还在经营另一家创业公司，最后成了全国 400 名销售人员中的第一名。九个月后，他拉来的商户每个月能产生 62504 美元的收入。他注意到，如果这是他自己的公司，这个数字就会变成被动收入。于是他创办了 Braintree。

PayPal 在 2000 年前后被 eBay 收购，之后有大约七年时间几乎原地不动，而软件领域却在飞速变化。工程师想用现代化的工具，却没有。Braintree 的切入方式是：先做软件工程师会喜欢的产品，然后再做客户服务。真正的目标是 PayPal 的模式。早期的 eBay 用户通过储蓄账户为 PayPal 充值，因此 PayPal 向商户收款的成本几乎为零，利润率约为 3%，而普通支付处理商的收费只是几分钱。双边市场很难同时建立，其他人都失败过。Johnson 的计划，他此前已在芝加哥大学讲过，是先赢得最好的商户，然后在第五年收购一家面向消费者的支付公司，把两端连接起来。事情果然按计划发生了。四年之后，客户名单里有 Uber、Airbnb、GitHub 和 37signals。Venmo 做了一件反直觉的事：把私人的钱变成公开的。用户可以从储蓄账户充值、持有余额，然后付款。PayPal 一边看中了最好的商户，另一边看中了有影响力的千禧一代，于是开出了一个数字。Johnson 从来不想要最大的支付公司，也不想上《福布斯》榜单。他想要的是一笔足够的钱，让他能去做一件到 2050 年、2100 年甚至 2500 年仍然显得有价值的事，而不用事事请示别人。这笔钱够了。之后，他把整个世界梳理了一遍，寻找那件只有他能做、价值又最高的事，最终落到了脑机接口上。

Fridman 请他不要轻视支付，尤其是作为一种政治技术的加密货币。Johnson 说，他并不是想贬低它。2013 年，Braintree 很早就接入了 Coinbase。他喜欢加密货币背后的原理，认为这些原理同样适用于大脑、大脑与世界相接的方式，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目标对齐。钱是一层支撑性的结构，并非独立的本质。他之所以看好加密货币，是因为 Kernel 也需要类似的技术栈。有人问，加密货币是否也和他的饮食一样，是对有意识心智的一种降格，让有意识的心智退居次要位置。他说，这个说法是准确的：它是一个自主的价值交换系统，也是他正在努力构建的那种自主自我的一个版本；而对照的，是仍然靠一时饥饿、烦躁和政治运转的法币体系。

Johnson 目前的饮食，是数千次实验留下的结果，每 90 天重置一次，期间持续测量。他想让胆固醇、血糖、DNA 甲基化和睡眠都达到完美。在之前的两周里，他睡眠时的静息心率一直是 42，HRV 在那段时间达到峰值，早晨的感觉也最好。他在锻炼之后、空腹的状态下于上午 8:30 左右进餐，这样离睡前有足够的间隔，消化几乎结束，心率随之下降，睡眠质量提高，第二天晚上的意志力也跟着好起来。这一餐是纯素的：一份“超级蔬菜”布丁，包含 250 克西兰花、150 克花椰菜和其他蔬菜；一份坚果布丁；还有一道轮换的第三道菜，那天是羽衣甘蓝、菠菜和红薯；另外还要吃大约二十种补充剂。Fridman 问，味道好不好。Johnson 说，他很喜欢，甚至会梦到它。

Alfred North Whitehead 的一句话，正好是这套方案的注脚：文明的进步，靠的是增加我们无需思考就能完成的重要操作数量。Johnson 想要一套完美健康的算法，让他从此不必再去想，然后再把它扩展到每一个人。在他看来，在超市货架前挑来挑去、在一堆饮食书籍里翻找答案，都不是人类的未来。闭环设备应当去评估某个特定身体的需要。他已经不再在麦片盒子前面去感受自己的情绪。在一周、一个月、一个季度的时间尺度上做采样，可以把波动抹平，这样一个状态不好的日子，就不会决定整张购物清单。Fridman 的做法要粗糙得多，他经常一天只吃一顿，尤其是在旅途中，晚上的控制力也更差。他说，吃肉让他感觉更好，碳水吃多了则让他感觉更差，他不会借助营养科学来下这个结论；这个领域的混杂因素太多，所以诚实的单位是 n=1。

Johnson 认为，睡眠是现存最强有力的健康干预手段之一。前一晚的深度睡眠，能预测“调皮的 Bryan”会不会暴饮暴食。社会上仍然在讲创始人的故事：三天泡在办公室里，在桌子底下打个盹，好像那就是伟大。他认为，下一代的神话会把这叫作原始。Fridman 认真地提出了异议。他自己也很多次在桌子底下睡过。他相信混乱，相信为了一段热情的时期把计划全抛开，是你已经全情投入的信号。他担心过度优化，担心程序员的头脑变得过于谨慎，以至于活得不痛快。他宁愿在战场上死去，也不愿在家里安稳地待着，每次听到电影《Braveheart》里 William Wallace 的演说，他都会热血沸腾。

Johnson 没有否认这种感受，他把它翻译成了另一种说法。这些话会触发一种神经递质状态，而一个意识工程师应当能够拥有这种状态，又不必牺牲长期健康。这种取舍并非必须。他又补充了一个生物学上的限制：如今生物学看起来已经能够替换器官，包括通过异种移植，唯独大脑例外。你可以失去一只手，也可以带着人工心脏生活。但没有大脑就无法运作，而我们并不知道，现代的压力、睡眠和饮食正在对它造成什么影响。Fridman 仍然想给“不那么在乎”留一条缝，因为一旦他打破了那种严格，压力反而会增大；他在洛杉矶吃了一晚上的烤牛胸肉、喝了太多无糖汽水，结果上厕所折腾得睡不好，第二天一团糟。他给深度工作选的词是“敏感度”：困难的思考就像一台需要精确对准的望远镜，一个不经意的动作，那一瞬间的洞见就会消失。手机、社交媒体、十五件待办事项，再加上糟糕的一夜，就会把这种敏感度降到零。你仍然能正常运转，但做不出什么出彩的事。Johnson 说，“敏感度”这个词用得对。睡眠滋养意志力，意志力滋养夜晚，夜晚又滋养第二天的敏感度。

这次攀登正好处在 Johnson 人生最黑暗的时刻。那时他正在结束一段持续十三年的婚姻，离开了自己出生时所在的宗教，刚卖掉 Braintree 不久，抑郁让他濒临崩溃。他受邀去坦桑尼亚，参加一个为清洁饮水井筹款的团体。他捐了 25000 美元，这是他除了十一奉献之外第一次捐出的钱，而且他发现，那些水井和当地人让他充满能量。然后他们开始攀登。第三天，他在高原反应之外又得了肠胃炎。到了第五天，走进海拔 15000 英尺的营地时，他已经崩溃，状态糟糕透了，满脑子想的都是三个年幼的孩子。他能否活下来，已经不再只是他自己的决定。他感觉自己像被捆进了束缚衣里。

午夜时，向导问他感觉怎么样。Johnson 说，他觉得自己可以试一试。他们在午夜出发，早上 5 点他登顶了。这座山本身成了问题，每一次挣扎都被放进了坡度之中。疼痛变得剧烈；他戴上了 Eminem 的耳机，那是唯一能触动他灵魂的声音，愤怒与活力足以让他多吸到一点空气。距离山顶大约 90 米的时候，他头晕起来，以为自己会向后摔下悬崖。向导 Ike 说，他知道 Johnson 在哪里，也知道他身上有这股力量：抬起头，迈一步，呼吸一口。Johnson 照做了，他坚持到了，坐了下来，哭得像个婴儿。然后脉搏血氧仪显示的数值在 50 多，已经进入危险区间。没有直升机，也没有撤离。他只能回到 15000 英尺处，然后坐上一副金属单轮担架，由六个人把他抬下山，担架的金属部分每隔几秒就撞一下他的头，持续了好几个小时。他把这称为一道分界线。他要重建的是 Bryan：他对现实的看法，他的存在性设定，以及他要去追求的东西。那感觉就像是他与现实的一场生死对决。登顶意味着他会赢；放弃则意味着他结束了。这并不是他刻意设计的。他说，对他来说，山是神奇的。

当被问到给年轻人的建议时，他给的是一种方法，而不是一套现成的剧本。听建议时，要把它看作给建议的那个人的一面镜子，并记住你的未来就置身于零阶原理的领域之中。你今天听到的，可能是过去行得通、但正在迅速贬值的原则。他大力主张去征求建议，但不要照单全收。价值不在于去做那件事本身，而在于审视背后那套假设和知识的堆叠。建议只是冰山一角；取决于它背后的那套堆叠，它可能完全正确，也可能完全错误。Fridman 补充了另一面：给建议的人需要共情，尤其是面对十八岁的年轻人时，以及作为父母时，不要扮演那种看不见别人大脑不同的权威。Johnson 最重要的记忆，是像 Ike 那样一对一的时刻：Ike 是坦桑尼亚的一个陌生人，他似乎在那场生死对决中看见了 Johnson 的灵魂，并给了他三个词的指示。比起做一个兜售人生技巧的零售广告人，他宁愿去成为别人的那个人。

关于生命的意义，他首先把这个问题看作提问者所处的技术与政治时刻的一面镜子：一百年前，答案会完全不同，而要跳出当下的语境，本来就很难。在这个时刻之内，他给出了三个层次。进化搭起了智能的框架，直到造出了我们；现在我们为更高维的系统搭框架，而这种成本正在趋近于零。成本降到零的时候，意义就变成了目标对齐，是意识与无意识存在之间的一场协商。如果我们把自己看作探索者，那么技术正在走到一个地步：至少我们可以立志去弄清真正发生的事情，哪怕要花上一百年、五百年，或一千年才能摸索出来。他还引用了 James Carse 的《有限与无限的游戏》：唯一值得玩下去的游戏，就是一直玩下去。拿无糖汽水和烤牛胸肉来对照，这句话还挺实用。可能性的变化，快过了旧有的风险算法。宁可犯些错、留在牌桌上，才是理性的做法。Fridman 最后引用了 Diane Ackerman 的话：我们的大脑是一个拥挤的化学实验室，神经元之间的对话从不停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