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英里，是把一生压缩进一天

Lex Fridman 坦白说，跑步对他来说一直很难，也正因为难，他才喜欢。他说，最难的是独自和自己的念头待上一两个小时：有关死亡的阴暗想法，对自身弱点和未实现梦想的自我批评，还有人之常情的孤独。但也有一些时刻，这些都会消散，脑子里没有负面念头，只剩下对这段体验本身的感激。按这种理解，体能只是副产品。真正的功课，是直面自己，然后跑过去。

嘉宾是 Zach Bitter，一位超级马拉松跑者兼教练，保持着多项 100 英里跑的世界纪录。他曾用 11 小时 19 分跑完 100 英里，这种配速，大多数人连这个时长的零头都撑不住。录制这期节目时，他正准备横穿美国跑步。弗里德曼想知道，超长距离跑时，人的脑子会去哪里：是陷进心魔，是被灵感点燃，还是什么都不想。

比特说，100 英里或者任何一场整日赛事，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你会经历完整的情绪和心理过程，正面的、负面的，以及两者之间的一切。坐在一次比赛里，就像过了好几辈子，一段很长的人生被压缩进了一个很短的时间窗口。刚开始，负面念头很好打发：训练做完了，身体还很轻快。跑到后面，疲劳让自我怀疑钻了进来：也许该多跑一次长距离，也许减量期太短。放任不管，这个念头会一路滑向“我为什么在这儿，这太蠢了”，然后退赛，转去报两周后的另一场比赛，同样的场景又会在那里重演。

所以，比特给第一次跑 100 英里的人的建议很直接：不管多慢，都要跑完，哪怕最后一段变成超马圈里说的“死亡行军”。你需要完整的高潮、低谷、起跑、冲线，以及冲线那一刻的情绪释放，这样下一次才有模板可循。弗里德曼又摆出两个极端：David Goggins 把自己的心智一分为二，痛恨那个软弱的自己，冲着它吼；Sam Harris 则是观察这个念头，然后放手，相信这一刻会过去。比特不会替所有人挑出一个赢家。他说，极端的方法适合极端的人，而我们大多数人处在中间，一边需要被踹一脚，一边也需要安静地重新评估。在一场准备了四个月的比赛跑到 40 英里时，更好的回应往往是冷静地盘点：没有真正的理由慢下来；再跑一两英里，然后重新评估。

弗里德曼承认，自己比比特似乎更快走到“这是我做过最蠢的事”那一步。借口随之而来：还有更值得做的事，或者两周后准备得会更充分，那不如重新开始。比特说，放弃的声音还有一个额外的劣势：它很狭隘。它只汇报你此刻的感受，而不是你对整个过程的感受。

2019 年，那是他录制节目之前最好的赛季，他开始更看重大局。比赛通常要提前四到六个月规划。你变强，为比赛当天的具体情况做准备，然后到了比赛那天早上，整件事就显得孤立起来：就是这 12 个小时，或者这 100 英里，仿佛只是一次单独的出行。跑到 100 英里的第 40 英里时，在超马圈子里放弃这次努力，听起来几乎合乎情理。但要说自己放弃的是过去四个月的全部投入，就难得多了。他开始重新定位那个低谷：状态很差，脑子在坏的位置，但前期的工作都已经做完，他离自己在头脑清醒时定下的目标已经走完了 99%。最好准备一份满满的清单，写着“在一百种可能的人生里，为什么还是选这一个”，因为那个质疑的声音迟早会来，早一点、中途或者晚一点。

弗里德曼追问得更紧：一旦决定做一件事，是不是就该永不放弃，哪怕之后放在整个人生的背景里看，它并不是最明智的项目？他放弃过几件事，至今仍然后悔，因为放弃打开了一扇门。这就像肌肉，越练越熟。他的脑子很擅长找出口，所以他尽量不给自己留出口。比特说，超马圈里这种模式很常见。刚入门的人很难被拉下赛道：第一次 50 公里、第一次 50 英里、第一次 100 公里、第一次 100 英里。他们不希望第一次就是失败。之后，别的比赛的吸引力出现，有人退过一次，下一次那个声音就来得更早。

他说，如果你仍然想继续这项运动，就要求自己不要放弃。终有一天，状态上来了，低谷照样会出现，但你能比退赛之后多挺过两三个低谷。那时你回头看，之前的退出在纸面上是失败，也是让你看清真实阈值在哪里的课。不过，他不会把“永不放弃”变成生活每个角落都要遵守的法则。在训练里，有些日子你应该在被迫停下之前稍微停一停，因为刺激成长的压力已经给足，再做只会拉长恢复时间。弗里德曼仍然更偏向另一边。他认为，任何时候，你面临的放弃风险，都比稍微不够优化的风险大。他对那些叫他放松的文化已经厌倦了。他想起摔跤房里的经历：被逼到极限，又不许离开，最后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

比特自己的“为什么”也在变化。他找到了自己喜欢的赛事，也就是可以跑的 100 英里比赛，然后想知道，在受控的环境里，自己能把这段距离跑多快：没有天气变化，没有海拔起伏，也不用等后勤团队。这就是为什么他会在 400 米跑道上跑 100 英里。他认为，他本可以每年挑三场平坦的百英里比赛，准备、比赛、恢复，再重复。2019 年还教会他一件事：如果从不离开，追逐那个纪录所需的心理能量会逐渐消失。他大约有半年没参加可以跑出好成绩的比赛，转而瞄准了圣地亚哥 100 英里，那是一场技术性很强的越野赛，爬升多得多，部分路段在太平洋山脊步道上。他以不到 17 小时完赛。在平坦的路面上，他能跑出 11 小时 19 分。光是环境差异，就多出了五个多小时。

那次比赛他大部分时间排在第二，大约跑到 91 或 92 英里时才领先。更深的收获出现在之后。他学会了如何分配一百英里前后两半的配速；恢复过来，再把目光转向平坦的比赛后，那些具体的训练重新变得有趣了。在 400 米跑道上连续两天各跑 30 英里，感觉更像是进步，而不是去年作业的重做。他认为，开枪前几个月的乐趣，是当天防止放弃的最好保护之一。

放大来看，人们往往高估了单纯跑完 100 英里需要什么。马拉松也经历过同样的转变：从一个似乎必须完美训练才能完成的距离，变成了人们花五个小时而不是三个小时就能跑完的事。比特接触过一些几乎是从沙发上直接去跑 100 英里的人。他说，身体如果被逼到必须承受，能扛住的远比它平时经历过的多。但表现是另一回事。那时候每个变量都会摆上台面：补给、补水、配速、补给站的换装、能不能有陪跑、水瓶能在哪里交接。你还是没法把所有变量都算进去。把大的抓好，然后让自己进入一种状态：遇到计划外的问题，就用下一段可持续的配速来回应，而不是陷进十分钟的反复琢磨。以百英里的速度跑步，你有充足的时间去执着于一个失误，但这通常是最不值得的用法。

超马更像一座座散落的孤岛，比起精确的距离，岛与岛之间的差异更重要。比特点出了主导现代版图的三场比赛：西部州 100 英里，美国竞争最激烈的越野百英里，实际长 100.2 英里；勃朗峰超级越野赛（UTMB），可能是全球竞争最激烈的百英里，实际接近 105 英里而不是 100 英里；南非的科马拉德马拉松，公路 56 英里，在他看来仍然是最具竞争性的超马。美国人会抱怨一场“100 英里”赛其实跑了 103 英里。在欧洲，路线往往比数字更重要。比特认为当下最好的男子超马选手是 Jim Walmsley，他是 100 英里以内最全能的选手，但即便是他，在赛道和赛季都变了之后，也会把某些“纪录”看作另一项赛事的纪录。

想在跑道上冲击世界纪录，要盯的是那些听起来很小、实际上很要命的细节。超车要从外道走。如果同一个椭圆形跑道还在举办六日赛，你可能在弯道上跑在第二、第三道，整天都要多跑一些距离。非移动时间必须写进计划里。比特跑出 11 小时 19 分时，一共停了三次，加起来大概三四分钟。他当时要追的纪录是 11 小时 28 分。如果按 11 小时 27 分 30 秒的配速计划，忘掉上厕所，你也可能跑完了写下的每一段分段，却依然差一点。从他决定去追这个成绩，到真正做到，花了将近六年。途中目标也在变：先打破纪录，然后是我到底能跑多快，再到一个人要跑进 11 小时需要什么。他认为这道门槛迟早会来，配速大约是每英里 6 分 35 秒。这个速度快到会痛，但又慢到还能思考。

立陶宛的 Aleksandr Sorokin 刚刚以约 11 小时 14 分 56 秒刷新纪录，平均每英里 6 分 45 秒，比特的配速则是每英里 6 分 47.5 秒。Sorokin 还拿过 24 小时世界冠军，也拿过 153 英里的斯巴达松冠军。若假设一场完美的 10 小时 59 分，比特认为分段可以前快后慢，也可以前慢后快，只要幅度轻微；前 50 英里稍快或稍慢，对结果影响都不大。他自己后半程的 50 英里比前半程快了两分钟，最快的几英里反而出现在收尾阶段。那天的椭圆跑道是 400 米再加 38 米的非标准长度，他就按这个长度算圈数。扣掉上厕所的那几圈，分段很紧凑。大多数比赛每四小时换一次方向：跑完手头这一圈，绕过去，再反着跑。

他会不会想成为第一个跑进 11 小时的人？他说，如果回答不想，那是骗人的。不过，他更有动力的是亲眼看到这件事被做成。纪录总会被打破。如果守住一项纪录就是你活着的理由，那你需要审视一下自己的其他部分，因为明天跑出 10 小时 50 分，十年后大概率也不再是世界纪录。每打破一次纪录，都会把这项运动往前推一点。这就是你的贡献。至于你还能不能再贡献一次，反倒是次要的。他真正希望的，是他的表现能吸引新人，让这些人能留下自己的印记，最终让这项运动看清楚，在受控的环境里，100 英里究竟能跑多快。新鞋、新的营养方法、一代拥有老一代没有的优势的新选手：很容易抱怨说，如果当年用上了某款产品，我本可以跑出多快。他不想活在这种循环里。他开玩笑说，原始人也不能说，要是当年有车，他就能统治世界。

被问到跑步最美的地方在哪里，比特给出了三个时间尺度。当下，是那种一切对上的跑步，内啡肽上涌，也就是所谓的跑者高潮。他和他的妻子都是竞技超马选手，他们依然需要休息日，而那些日子会让人觉得，早晨好像根本没有开始。不跑步的人无法理解这一点，对他们而言，跑完一次就是好日子。然后是中期：从现在的体能出发，做这些训练，到第四周，你会看到同样三分钟的间歇跑出更远的距离。这就像小学时拿到的金星。那颗星星本身未必有多大意义，但拿到的时候依然很开心。人就是喜欢看到进步。

锦上添花的是比赛，也就是付出被表达、被检验的那一天。弗里德曼借用了一个他在摔跤中也用的框架：训练是科学，比赛日是艺术。他想要的不只是一个数字，还有一场他可以为之骄傲的完整表现：敢冒大风险，不肯停滞，把心肺和技术推到边缘。下棋的人里有按系统走的棋手，也有允许自己抓住一瞬间灵感、赌一把的棋手，成败另说。在他看来，后者才是艺术。比特喜欢这个框架，即便比赛日出了岔子。对手走出你没有准备的一步，或者你吃了某样东西，结果损失的时间比它带来的还多。那时，享受就变成了一块新的画板。弗里德曼说，错误给了我们意义。如果一天下来你找不到任何一个缺陷，那件事就失去了内容。比特看着自己那次 11 小时 19 分的成绩，仍能找到可以收拾的地方。如果你坐下来说“那次太完美了，照抄一遍”，那你很可能又跑出 11 小时 19 分。

比特的全年理念是，先处理弱项，以及那些与比赛日最不直接相关的素质，等比赛临近再转向最具专项性、最强的部分。耐力，尤其是 100 英里这种耐力，还多一个前提：在你开始玩花样之前，要先有一个非常庞大的有氧基础。对他来说，这往往意味着把有氧阈值配速练到非常扎实，许多跑者称之为最大有氧功能。短间歇、长间歇或节奏跑，以及嵌在长距离跑里的比赛配速训练，都是拼图的小块。大约 80% 的工作量，藏在它们底下，是他称为“微压力”的轻松有氧跑量：贴着阈值，但不越过去。

Phil Maffetone 推广过一条更加直接的规则：把 180 减去年龄，作为有氧心率的上限。弗里德曼把它的简洁比作一条物理公式。比特则认为，这大概是能找到的最好的通用线，它是一条钟形曲线的中段，是不错的起点，但不是实验室里测得的精确数值。到现场去验证。如果呼吸吃力，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下去，你大概率已经超过了真正的有氧阈值；在阈值以下，你应该能连续跑几个小时，同时还能说话。另一个判据是：用鼻子吸气、用嘴呼气。做不到，就说明跑快了。好处是真实的：你可以以较低的受伤风险训练大量跑量，肌肉损伤更少，脂肪代谢更多。Jeff Volek 和 Dominic D'Agostino 等研究者主张，这种方向对恢复更干净。

弗里德曼状态好的时候，往往连 MAF 的那个数字都达不到。他的心率会比这个数字低 10 到 20 下，他笑着，也很享受那个配速。一旦按公式把心率压到 MAF，跑起来就变成真正的训练，而他撑不了多久。比特说，马弗通对此的回答大概是：要么骨骼肌系统还承受不了这种负荷，要么缺了一些冲刺训练。那就回到每周 20 英里，适应了再一点一点加到 25 英里、30 英里。这套公式隐含的好处是，它把变量收拢起来。你不再把一半对、一半错的间歇和长距离跑混在一起，还不知道是哪一样推动了进步。它的局限出现在比赛远远超出这个区间时。一场 12 分钟左右的比赛，需要练习比赛配速：动作、感觉和判断。一场越野百英里的强度可能远低于 MAF。从 5 公里到 100 英里，目标区间的跨度非常大。

比特坦白说，现成的计划总会牺牲个体情况。想钻研细节的人，他会做一对一的指导。现成版本仍然遵循同样的次序：先有八到十二周的有氧基础，然后再进入专项。他目前提供 5 公里、半马、全马、50 公里、80 到 100 公里，以及 100 英里的计划。同样的训练，会出现在不同的位置。对于 100 英里，30 秒到 4 分钟的短间歇在基础之后出现；目标强度往往来自一次 12 分钟计时赛。以那个强度跑 2 分钟，慢跑或走 2 分钟，重复。如果前两组明显比后两组慢，说明强度没有调准。前后段配速一致，然后在四到六周内逐步提升，才是信号。一级计划每周练四天，二级五天，三级六天加一天休息。他说，如果你每天工作 10 小时，还有孩子，就不要去模仿那些每天醒来都为四年后那场比赛做准备的奥运选手。正是这些限制，让为非职业选手做指导变得有意思。

弗里德曼拿自己当例子。他在奥斯汀经历过一段压力期，于是给自己放了假：吃肉食或生酮，想吃多少吃多少，威士忌也算在内，训练也少了。现在他想在大约三个月后参加格斗比赛，还要和戈金斯一起跑一次，大约是一个马拉松再多一点，多多少还不确定。他的限制很固执。他想继续吃肉，喜欢一天只吃一顿，觉得每天跑、每次跑法一样、不休息，状态最好。比特并不跟他的习惯硬碰。这种组合很适合 MAF，它的特点是你不会把自己练到第二天根本跑不动。关键在于起始剂量。如果你坚持每天跑一小时，但 MAF 强度下身体只能承受 30 分钟，那就把一小时拆开：前 15 分钟低于阈值，中间 30 分钟卡在目标强度，最后 15 分钟回落，如果愿意，结尾加几组冲刺。四周后，当中间那 30 分钟不再把你拖垮，就加到 40 分钟。日程保持不变。

比特说，要早点戴上心率带，把它当翻译用，别当暴君。长时间跑步时，心脏漂移、脱水和高温会让数字变得混乱，所以他比一些教练更愿意在长距离后段摆脱心率的束缚。弗里德曼对主观用力程度的判断力较弱，这正是手表该做的事。先跑，看手表之前先猜一个数字。一两个月后，你可以玩一玩看自己猜得多接近的游戏。自重训练会让局面复杂化。弗里德曼喜欢俯卧撑和引体向上，跑完常常接着做，有时心率比跑步还高。比特的结论是：跑步就保持有氧。格斗和自重训练已经覆盖了高强度的部分，没有必要在跑量里再加倍。

马拉松和 100 英里最大的区别在于强度。MAF 对更长的比赛来说，支持得稍微更干净一些。对弗里德曼来说，他不需要成为最好的马拉松或百英里选手，所以总的双脚活动时间，加上自重训练和格斗，就是他的准备。真正的战斗仍然是身体的崩溃，以及明知道会不舒服却还是去做的那股心理韧性。比特的提醒是，别把跑步本身变成每天的惩罚。如果每次跑步都很痛苦，你就是在训练“跑步等于痛苦”这个联想，到了起跑线上，你只会更痛苦。即便生理要求相同，也要换换口味：这周做一分钟间歇加三分钟间歇，下周换一个组合。周二多做的 10 个俯卧撑，周四加上两组不想做的冲刺。冷水澡和艰难的对话也算。只是别让同一件事长期令人厌恶，以至于你讨厌整个过程。

人们总想要一个关于耐力运动员该吃什么的标准答案，比特不会给。耐力运动覆盖了很宽的强度范围，而最常被忽视的变量正是个体。从 3000 米到马拉松，奥运奖牌得主大多吃中等到高碳水，于是这种文化得出结论：凡是想在这些距离上达到潜力的人，都必须这么吃。他指出，Jeff Volek 既研究健康也研究表现，是 Virta Health 的主要人物之一，该机构报告称，用低碳水方案帮助人们逆转 2 型糖尿病的成功率约为 60%。放在大多数饮食方案在人群层面的糟糕效果面前，这个数字非常惊人。比特认为，差别在于有人带：出了错可以去问，不必把整件事全盘推翻。他说，这个道理也应该适用于跑步。

也许奥运的培养体系只是在筛选那些能在高碳训练文化里茁壮成长的人。把这位金牌得主换成低碳饮食，他大概也快不起来，因为你早就把他选出来了。更值得关注的，是同样有天赋的运动员：他们因为规定的饮食和跑量无法持续而被淘汰，或者只能撑过几个好年头，永远成不了那个 38 岁还留在队里的人。比特连续十年采用他所说的低碳水饮食，并按周期调整：赛季的某些阶段摄入一些碳水，休赛期则极低碳或严格生酮。他的饮食在以植物为主的生酮和以动物为主的生酮之间变化，严格程度最高大约到 95%，很少连续两周做到 100% 严格。宏量营养素的比例基本保持稳定。在肉和植物之间，对他来说肉更合适。他吃肉最多的一年是 2019 年，也是他比赛成绩最好的赛季。他不肯把那个赛季的功劳全归于食物。那一年他还积累了二十年的耐力训练，而只盯住一两个变量，就会把其他一切都往最不利的方向看。他认为，饮食的转变确实改善了睡眠和恢复。十年的安慰剂，那也算是一剂很长的安慰剂。

客户会不断检验他的判断。有些人一开始严格生酮，后来增加碳水，反而感觉更好。有些人原本吃中等碳水，改掉之后，把比特原本以为会失手的训练都练得很漂亮。他的直觉总想说，他们本该和他一样有反应。但他们不是他。弗里德曼也有自己的一个特例：他能连续 20 到 24 小时不吃东西，然后完成一场两小时的巴西柔术训练，头脑清醒，身体也没问题。这与他过去相信的那套东西正好相反，过去他相信训练前三小时要加载碳水。自我实验很难做得干净，因为你没法把同一天换个方式再过一遍，而食物又那么好吃，这让科学变得更难。比特的看法是：每件事，我们只有一次机会。至于另一条路是否同样管用，他并不真正在意。

百英里比赛日，圈子里有一点是共识：你要非常擅长燃烧脂肪。强度很低。如果新陈代谢严重偏向碳水，你就得靠大量摄入来保住肌糖原，而要整天这样做，几乎是残酷的。即便是最精瘦的耐力运动员，他们身上储存的脂肪能量也远多于糖原。比特希望起跑时，身体已经以高比例燃烧脂肪。他可能前一晚吃些碳水，然后顺势进入整夜空腹，早餐不吃碳水，改吃一种高能量、体积小的东西，比如以脂肪和蛋白质为主的 SFuels 能量棒。大约跑了 45 分钟，开始少量补充碳水。按他百英里个人最好成绩的配速，大约每小时 9 英里，他每小时要消耗约 1000 大卡。他估计，在这样的心率下，80% 到 90% 的能量来自脂肪，10% 到 20% 来自碳水。他比赛时，每小时补充的碳水从 15 克到 40 克不等。中间的数值可能最合适，40 克他的肠胃能承受。

单日超马的立场文件仍然建议采用中等碳水的饮食，同一批文件也指出，约有 60% 的参赛者在比赛中出现过消化问题。所以问题就成了：你愿不愿意去赌一把。中高碳水的运动员常被建议每小时摄入 50 到 70 克碳水，有时甚至高达 100 克。实验室里一小时能排空的量，和肠胃整天能承受的量，并不是一回事。肠道训练是可以做到的，那些能量消耗达到静息代谢两三倍的职业选手，或许有这样的饮食空间。大多数跑超马的人，每周训练很少超过十个小时。对他们来说，如果还想保持健康，训练中每小时摄入 100 克碳水根本行不通。比特说，这种玩法只属于最顶尖的那 1% 中的极少数人。

训练时，他喜欢空腹。最大的训练课通常在早上，是否先吃东西，取决于他是否需要这些热量为明天的训练做准备。如果中午才开始训练，前面一口没吃，而睡前还要吃进 5000 大卡，那第二天就会吃亏。要是过弗里德曼那种生活，他几乎每次跑步都会空腹。判断的办法靠实际经验：如果空腹跑得很糟，吃一点东西后，无论是感觉还是进步都更好，那就吃。如果吃了反而拖累训练，又看不出任何实际好处，那就不吃。在某一项狭窄的运动里追求极致表现，并不是大多数人的目标。2% 的波动会被其他变量淹没。弗里德曼把空腹当成一种划算的交换，即使要付出一点代价，他也愿意，因为穿上鞋就能跑，不用想太多。比特有时也向往那种简单：住在小房子里，只吃几样东西。但他也会想起，别人是喜欢那些东西的，你不该为了吃得简单，把自己从与他们共享的生活里排除出去。

弗里德曼说起自己那种可控的混乱：伏特加和威士忌。喝完第二天，甚至后天，他都觉得不太舒服。对话里的其他内容，几乎都是在做优化。对他来说，酒精象征着不去优化，象征着致敬祖先的传统，也给和朋友出门时那种难以预料的热闹留出空间。用几天的不适，换一段一辈子都记得的时光，或许是公平的交换。比特并不反驳。先享受，后付出，有时候这恰恰就是意义所在。

2020 年 3 月，所有比赛都停了。比特正在为 4 月中下旬一场跑道上的百英里做最后的收尾。他可以把体能留着，指望秋天的巅峰，也可以就此耗掉。跑步机是他训练过的平坦、机械式跑步最接近的替代品。他决定直播跑完 100 英里。这件事后来远比一个人站在家里的跑步机上大得多。无聊是真实的，他至今也说不准，如果有更针对跑步机的专项准备，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与跑道相比，更深的区别在于掌控感。在椭圆形跑道上，环境是统一的，但那些细微的、下意识的配速调整仍然由自己决定。在跑步机上，你只能跟着跑带走。你知道自己在跑那个数字，同时也被告知该怎么跑，这非常让人抓狂。

那天他发现，中途休息的长短几乎无关紧要。上厕所有帮助。一次电力波动也有帮助：屋子一端的用电负荷太大，跑步机屏幕黑了，他只好跳到另一台机器上。离开跑带几秒钟，就足以解除那种被指挥的感觉，然后他就能重新上去。如果以后再做一次，他想弄清楚，自己真正需要的调整时间到底有多短。讽刺的是，他在快速训练、长间歇和节奏跑时反而喜欢跑步机，因为那时他更愿意把保持配速的任务交给大脑。这类训练，在心理疲劳到来之前就结束了。

那次直播的嘉宾之一是喜剧演员 Bert Kreischer。比特几年前认识他，几乎是一时兴起邀请他来的，原本只希望他待上五到十分钟。结果 Kreischer 待了一个多小时，还坐完了下一位嘉宾的时段，一直在聊。弗里德曼把其中的矛盾描绘了一番：一个光着膀子的派对人物，身上有一层相当体面的脂肪，演出后常常喝酒，却突然迷上了跑步机上的里程，那一年还定下了 2000 英里的目标。比特认为，Kreischer 的运动能力比他的体型看起来要好，而真正的比赛成绩会把他从那种让他成为 Bert 的生活方式里拽出很远。比特对这 2000 英里的预测是：一年还剩 36 小时的时候，人们会发现他还差 100 英里，那场面一定很搞笑。弗里德曼又把他和 Eddie Izzard 放在一起比较，后者离开沙发，每天跑一个马拉松。对有些人来说，比赛是训练这块蛋糕上的樱桃。对另一些人来说，比赛本身就是蛋糕，不必纠结那些细节，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人的精神。人会突然转变心态，从“那不可能”变成“我就是要做”。比特猜测，Kreischer 可能连第一个念头都不会停下来想。

横穿美国的长跑，是比特找回初次挑战长距离时那种恐惧感的方式。长期的超马生涯，往往会把这种恐惧换成重复。经典的纪录路线是从旧金山跑到纽约。你住在房车里，白天尽可能多跑，然后睡觉，醒来再跑一遍。最后这句话，就是这项运动的全部。单日超马可以让你把自己榨干，因为明天，或者下周，你还能让身体停下来休息。而这次，如果一切顺利，你得连续六周一次又一次地回来跑。Pete Kostelnick 保持的纪录是平均每天略超 72 英里，用时 42 天 6 小时 30 分钟。Kostelnick 当时天气很好，但也犯过一个大错：起步太猛，不得不整整休息一天，所以他的移动日平均里程更接近每天 75 英里。比特的出发日期定在 9 月 1 日，这是常见的时间窗口：既能赶在大雪之前越过塞拉山口，又能在深冬来临前抵达美国东海岸。

开始之前，最难的工作是后勤团队：房车、补给点，以及能抽出这么多时间的人。他跑这段路的主要目的，是为 Justin Wren 创办的慈善组织 Fight for the Forgotten 提高关注度。如果体验不错，他会给挑战纪录留一扇门，但他不希望在横穿到三分之二的时候，腿断了，捐款页面也关了，纪录反而成了他硬撑下去的理由。他对一大群人跟在后面跑的场面并不太担心，不会有人像《阿甘正传》里那样一路跟着。途中会有荒凉的路段，也会有一些同行的人，但不会一直有 40 个人，除非，弗里德曼打趣说，Joe Rogan 知道了这件事。

他并不打算把这次训练当作传统意义上的竞技巅峰。他想做到不受伤。如果每英里平均 9 分钟，跑 12 个小时就是 80 英里，而他的移动时间至少也要这么长，还要加上步行休息和停留。营养是另一个大难题：每天 10000 到 15000 大卡，这个总量他一生中只达到过寥寥几次，现在要连续六周多，还不能把肠胃搞坏。从第一步到最后一步，可能要 13 到 14 个小时，然后休息，同时还要在无数次落脚中避免在不平的路面上扭伤脚踝。下肢多几磅肌肉，在每英里 6 分 48 秒的配速下是劣势，但当你根本用不着那个配速时，它反而会成为优势。训练也变得更加两极化。他在做两天、三天的模拟，接近真实比赛日的状态。最近有一周，纸面上看起来不太对：将近 150 英里，只休息了两天。他先跑了两次 20 多英里，中间隔了几个小时，还有一段三英里的步行，然后在凤凰城约 38 摄氏度的高温下又起来跑了 36 英里多。先受苦，休息，再受苦。

老前辈告诉他，最初几天状态会下滑，跌到谷底，然后才慢慢好转。他希望通过模拟训练，在出发前消化掉一部分这种状态，又不必在行程里多添一周的痛苦。计划是 8 月初连续三天，每天跑 70 到 80 英里，然后用大约三周让身体上的损伤沉淀下来，同时保留适应性。他在跑步机上学到，直播也是一种督促。Courtney Dauwalter 也在大约 30 位提前留出时间出镜的人当中。中途放弃，就得给那些慷慨相助的人发邮件解释。他会把最好的、最糟的和中间的状态都展示出来。更深层的动力来自慈善。Justin Wren 为一个俾格米人部落打井，而当地政府长期以来甚至不把他们当作人来统计。那里的女性常常要花整整一天走路去取水，社区里也从来没有多余的时间去耕种或盖房子。当比特跑到第 12 个小时，问自己是不是真的还要再出去跑时，他希望想起这样一个念头：如果那些女性中有一位醒来后问自己是不是真的需要去打水，答案必然是需要。他并非非做不可，她们却非做不可。这就是他愿意身处其中的那种“永不放弃”，因为这件事比他本人更大。

被问到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耐力运动员，比特给出了两个答案。Haile Gebrselassie 拿过 27 项世界纪录，从 800 米到马拉松，他一次次打破又刷新纪录，其中包括在碳板跑鞋时代之前跑出的 2 小时 3 分 59 秒。后来有研究认为，碳板跑鞋时代的优势在 2% 到 8% 之间。Steve Prefontaine 则是另一极，与其说是因为成绩，不如说是因为他的故事至今仍在激励美国的男子跑者。他进不了校队橄榄球队，爱上了一英里跑，大学教练却告诉他更适合跑 5000 米，后来他就在美国把这个距离推广开了。他比赛全靠拼劲，有句名言大意是：想打败他，就得付出血的代价。锦标赛的中长距离比赛，选手常常先藏在后面，最后再冲刺，而 Prefontaine 却早早提速。对于想跑出个人最好成绩的人来说，一直领跑通常不是好办法。比特指出，比赛往往是为了赢，而 Prefontaine 认为领跑能给他最大的机会。他还生活在业余体育的年代，靠食品券过活，住在拖车里，宁愿拒绝金钱，也要保住参加奥运会的资格。他推动这项运动走向一个新世界：签了合同，仍然可以去参加奥运会。他在一场车祸中去世，此前他在奥运会 5000 米中排第四，与奖牌失之交臂。弗里德曼说，悲剧正是让胜利显得特别的原因。一路阳光和彩虹，电影都会拍得更差。

跑鞋技术在超马中的影响要小一些，因为超马仍以技术性越野为主，但在公路、跑道和可以跑的碎石路上影响很大。耐克的研发人员找到了一种泡沫，能比过去竞速平底鞋的理论假设回弹更多能量。在测力跑步机上，根据跑步姿态不同，能量回报的提升在 2% 到 8% 之间。从 5 公里到马拉松，纪录接连被打破。女子马拉松的纪录从原本看似遥不可及的 2 小时 16 分，逐渐接近 2 小时 14 分，而在此之前，2 小时 18 分已经是世界级水平。泡沫里嵌着碳板。比特认为，Eliud Kipchoge 那双冲击两小时的项目用鞋，在规则出台后就再也没有上市；鞋底很厚，可能有三块碳板。原型鞋从研发到上架大约要 18 个月，所以耐克的运动员率先用上了，而其他品牌的选手，即使鞋款上市了，也不能穿竞争对手的鞋比赛。Kara Goucher 当时已不再与耐克合作，新鞋出现时，她在奥运选拔赛马拉松中排第四，是第一个没能拿到名额的人。三个拿到名额的选手中，有两人穿着新款跑鞋，她与前三的差距，落在那个性能优势的区间之内。比特说，可以说她是现代跑步史上第一位因为技术劣势而失去奥运名额的人。这种鞋大约 250 美元。在比赛往往只差不到 1% 就分出胜负的情况下，2% 到 8% 的差距就是巨大的。这些问题在跑鞋层面还可以讨论。基因改造就难多了。弗里德曼想知道，我们是不是快到了这样一个节点：未经改造的人类表现，不再是人们愿意观看的巅峰。

Kipchoge 的 1 小时 59 分 40 秒，因为有领跑员和原型鞋，并不能算作官方认证的两小时纪录。比特毫不怀疑 Kipchoge 是世界级选手，或许是有史以来最好的马拉松选手。他认为，在当前的跑鞋技术下，如果赛道非常快、弯道很少，他或与他实力相当的人能够跑进两小时。他指出，弯道大约会让距离增加 1%，也就是马拉松多出约四分之一英里，在接近 2 小时 1 分的认证成绩上，这是决定性的差距。现在的规则限制公路跑鞋的鞋底厚度不超过 40 毫米，并且只能有一块碳板。Phil Maffetone 曾估计，人类的极限在 1 小时 42 分钟左右。比特认为，随着人才池扩大，超马纪录还会不断被打破；如果最好的耐力运动员在超马中挣的钱比在马拉松中还多，纪录可能两年内就会被刷新。马拉松的天花板则更难看清。当前马拉松世界纪录的配速略快于每英里 4 分 40 秒，相当于每 400 米约 70 秒，还要坚持跑完 26.2 英里。去跑道上，尽全力跑一圈，然后好好体会一下。Kipchoge 到最后仍然笑着。体操运动员看起来也很轻松。可这种轻松的背后，是几万甚至几十万小时的训练。在体操里，一次失误就能让四年的努力付诸东流，甚至毁掉一生，而且常常发生在青少年身上。

比特最自豪的，是他走过的这条路。高中时，他的水平足以进入州级比赛；后来在一所小型 Division III 大学里，他只是个中等水平的选手，从没想过跑步能成为一份职业。他学的是教育专业，在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郊一所项目制学校教了大约五年，而且非常喜欢那份工作。为了追跑步而离开讲台，是他人生中最艰难的决定。每天早上，一位同事都会取笑他：你怎么还在这儿？在那个阶段，失败是更可预见的结果，这反而是一件好事。那些被认定为下一个 NBA 巨星的孩子，要承受一条很高的标准：如果十年后他们不能成为全球最顶尖的人，就会被当作失败者。比特本可以悄悄失败，然后回到教室，正因为没人期待他会成功，他反而有更大的自由去变得出色。他给年轻人的建议是，留意那些即便不能赚钱也愿意用空闲时间去做的事，因为那可能正是让你起床的理由。互联网能把一个小镇里的两三个同好，变成成千上万的人。看看你擅长什么、什么能点燃你，然后去做，即使它不走寻常路。在特殊教育里，他见过一些很有天赋的学生，标准路径对他们完全不适用；也见过一些阅读速度不快的学生，换一种方式后反而很出色。对未来的路径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弗里德曼开玩笑说，这条路最后可能让你吃上肉食饮食，横穿美国跑步，成为比特这样令人难以置信的疯子。弗里德曼会从 9 月 1 日起关注进展。他猜，Joe Rogan 也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