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 3% 的交易会被调查，卖给垄断者最容易招来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

Lina Khan 32 岁出任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时，是该机构历史上担任这一职务最年轻的人，也是美国所有联邦机构中最年轻的领导者之一。主持人 Sarah Guo 和 Elad Gil 介绍她时说，她向英伟达、Meta 和微软发起过挑战，把手伸进了医疗和制药领域，还让硅谷围绕“警长”这个称呼争论不休。Khan 自己的起步则低调得多。她最初是一名商业记者，任务是记录美国市场是如何演变的。

这条线索带她走进航空、图书出版、养鸡和铝业，这些角落里，四十年的并购已经让整个行业集中到少数几家手中。她看到，消费者为了找到最近的医院，要开车远得多；养鸡户只能卖给一家公司；小企业面对的是几家把关者，它们掌控市场准入，能开出更苛刻的条件。这些采访让她确信，市场如何组织，并不是自然界的既定事实。它是一个政策问题：要让每个市场都由垄断统治，还是要更多的竞争。

她说，美国历史上选择的是竞争，她认为，正是这一选择带来了惊人的增长，也孕育了科技行业所推崇的那么多公司。整期节目的主线是：同样的选择，如今摆在了 AI 面前。Guo 和 Gil 想要一张能用的地图：什么样的交易会被调查，创始人该怎么考虑出售，Khan 希望模型层呈现出什么样子。接下来的 25 分钟，她把这张地图讲得比“警长”那个标题更枯燥，也更具体。

在进入耶鲁法学院之前，Khan 大约花了六个月，与通过亚马逊销售的企业交谈，也与那些试图猜测这家公司最终走向的投资人和分析师交谈。当时亚马逊的利润率还比较低。她说，市场里的人已经在承受一种结构性的主导地位，只是它还没有体现为更高的消费价格。这段田野调查，后来变成了她的学生论文《亚马逊的反垄断悖论》。她随即补充了一句提醒：以法学生的身份写作，与担任执法者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这篇论文既讲历史，也讲某一家公司。在她看来，美国反垄断已经从一个宽泛的视角（关注企业行使垄断力量的种种方式），转向了一个狭窄的指标：短期的价格和产量效应。如果消费者当下没有多付钱，挤压对手就不算问题。她想把那副更老的透镜找回来：主导地位可以扼杀潜在的竞争者，锁定渠道，并在没有明显价格飙升的情况下挤压供应商。今天，她依然用这副眼镜去看年轻的数字市场，包括那些还没有可供衡量的价格战的市场。

Gil 追问了一个仍然让创始人感到不安的案例：FTC 挑战了 Meta 对一家只有 30 人、做 VR 健身应用的公司的收购，而那个市场当时几乎还不存在。Khan 的回答从法条说起。国会要求各机构审查并购，并询问它们是否可能实质性地削弱竞争。这种措辞从设计上就让工作带有预测性。执法者必须点明竞争的真实维度：价格、质量或创新，然后追问，这笔交易是否被用来在现有市场或未来市场里扼杀一个竞争对手。

新兴市场是最难的情形。一个品类会在几年内销声匿迹，还是会成为下一个大事，并不容易判断，她也不装作知道。她说，FTC 与美国司法部（DOJ）近几年工作的背景，是之前二十年默认的放任。执法者当时对自己说，数字市场变化太快，创业成本又那么低，车库里的几个人就足以约束任何冒头的垄断。按她的说法，实际发生的是：数字市场会倾斜，最终一家独大。网络效应和自我强化的数据优势，使得一旦某家公司占据主导，其他人就更难打进来。

正因如此，两家机构目前都有待决的案件，指控 Facebook、谷歌等公司过去二十年左右的一些收购，是为了扼杀竞争而设计的。她认为，转折点最为关键，因为范式可能在那里发生转变，而现有企业也最为恐慌。微软对 Netscape 动手，关键在于一款浏览器可能让操作系统失去价值，至于 Netscape 会不会直接取代 Windows，倒在其次。她说，随之而来的执法行动，让谷歌、亚马逊和 Facebook 得以成长，没有被“扼杀在摇篮里”。她的言下之意是，AI 正是新的转折点。

Gil 的第二层担忧，是每个 AI 投资人都会有的：如果执法变得更严，一些并购就做不成了，人才和资本也就无法流入下一波浪潮。Khan 把这个问题拆开来看。人才不需要靠并购才能找到合适的位置。即便目标是通过并购退出，FTC 的职责也只是阻止交易加深垄断的护城河。每年仍有数以千计的并购顺利完成。报告给 FTC 和 DOJ 的交易中，不到 3% 会被调查，被诉至法庭的比例还要更小。

她举的具体例子来自制药领域，并非聊天机器人。Sanofi 在一种治疗庞贝病的药物上是垄断者，这种治疗要求患者每隔几周就接一次静脉输液。Maze 正在研发一种口服替代方案，可能带来很大的改进。FTC 起诉阻止 Sanofi 收购 Maze，理由是垄断者几乎没有动力，去急于把一款会蚕食自身业务的产品推向市场。Sanofi 放弃了这笔交易。随后 Maze 与一家在该市场尚未占据垄断地位的公司合作。FTC 没有提出法律异议。Khan 说，新的合作条款对 Maze 来说至少不差，甚至更好，而这种药也有望更快送到患者手中。

Guo 的追问落在可预测性上：创业者究竟该怎么知道？Khan 给的第一条规则说得很直接：卖给一家在该市场已经是垄断者的公司，比卖给一家在那里毫无布局的公司，更容易引发问题。第二条是功课。去年年底，各机构发布了新的并购指南，列出了它们使用的主要框架。她建议，想少受些意外的创始人，应该去读这份文件，别只盯着新闻标题。

接着，她请大家把时间尺度拉长来看。今天只有五家主要玩家的市场，部分原因就是这些公司当年被允许收购刚起步的竞争者。如果买家只有一两个，创业公司在议价能力、估值和条件上都会比买家有八、九个甚至十个时更糟。严格执法在短期内可能会让一些退出路径消失；但从长期看，正是它让买家名单保持足够长。用一句话概括，反垄断关乎的是：确保最好的想法有机会胜出，让创始人能够拿到资金、站稳脚跟，而不会因为一个受威胁的巨头利用另一条业务线切断它的生存空间。在她看来，这些正是商业的命脉。

Guo 抛出了一个笼罩在基础模型头上的尴尬问题：如果反垄断是为了让好主意胜出，那么面对 GPU 数据中心的成本，想法和研究还有多大分量？Khan 没有直接回答算力与创意之间的账该怎么算。她给出的，是她此前公开表明过的一种产业倾向：支持开放权重模型。技术栈的各个层级，都可能让企业拿不到关键投入。她说，开放权重让更多人可以自己动手，而不必人人都承担高昂的创业成本；历史表明，开放是这类创新的重要推动力。

她还在听取另一类人的声音，这些人并不是模型开发者。录制前几个月，FTC 与作家、平面设计师，甚至时尚模特坐下来交流。他们讲的是同一件事：醒来发现自己一生的作品，未经询问、未付分文就被吸收了，然后眼看着模型吐出带有他们风格、有时甚至与他们竞争的内容。他们很快澄清，自己并不反对 AI，也看得到它对创作者和公众的好处。Khan 转述的长远担忧是：如果这种挪用被允许，投资于信息和有活力的新闻业的动力就会崩塌。她说，把这一点处理好，很重要。

对于那些要求参数超过某个门槛的模型必须登记备案的提议，她不愿替国会起草法案。她是执法者，并非自由职业的立法者。她愿意说的是：规则之间并不一样。有创始人告诉她，他们担心某些监管实际上是为大公司保驾护航，规则复杂到你得请上百个律师，才能弄清自己是否违规。她说，FTC 自己的规则制定则力求站在另一边：清晰、简单、容易遵循，无需动用一支律师或游说团队。

她举的例子，是委员会在这次访谈前几个月定稿的竞业限制禁令，它覆盖了绝大多数雇佣合同。她提到，加州几个世纪以来都把竞业限制视为不可执行，并有研究把这一点与硅谷思想的自然扩散联系起来。这项联邦规则易于遵循，也不给大型雇主任何特权。Guo 称它是“创业者的猫薄荷”。Khan 还希望整个程序公开透明：委员会定期召开的会议，任何人都可以参加；她本人也会去硅谷走访，因为待在华盛顿，会过度倾听现有企业的声音，而对创始人的声音听得不够。

Gil 提到，建国一代大多二三十岁，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第一任负责人只有 26 岁，约翰·F·肯尼迪 29 岁就进入了众议院。为什么现在政府里的年轻人这么少？Khan 把原因归到大衰退（Great Recession）上。在那场衰退中毕业的千禧一代，遇到的工作机会稀缺，失去的基础始终没能完全补回，至今仍觉得买房遥不可及，仿佛有人把梯子抽走了。她说，这一代人切身体会到：政府做了什么、没做什么，都会改变一个人的人生。在她的类比里，想要为千禧一代创造机会的法律，和不希望市场里的现有企业把其他人挡在门外，是同一种本能。

主持这个机构带来的，是另一种冲击。以往的工作里，她可以把一两件事钻得极深，觉得自己掌握了每一个细节。主席的工作则要求广度优先于深度，并且要频繁、突然地切换语境：该立哪一宗调查，该纳入哪一种理论，预算怎么分配，工作安排的灵活度该是什么样子。她的管理原则是：明确自己的比较优势，把时间保护在上面，再组建一支团队去覆盖其余部分。把合适的人放到位需要时间。她说，人员到位之后，机构就能全速运转了。

公众应该怎样衡量 FTC 这样的机构？活跃度和威慑作用都是真实存在的，也有好几个人提到，这个委员会历史上一直相当活跃。Khan 自己的标准则更窄：这个机构是否在处理其职权范围内、人们真正面临的重大问题。这也是医疗一直是优先事项的原因：医院整合、制药手段，任何推高药价、以致患者不得不少看病、减少用药剂量、病情加重甚至死亡的做法。另一个标准是，市场是否保持足够开放，让百花齐放，让下一波创始人不被现有企业挡在门外。这句话，她从跑养鸡场的时候起就一直在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