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宏俊：把芒格带到中国，也借芒格重启人生

施宏俊回忆，第一次接触《穷查理宝典》时，他甚至不知道查理·芒格是谁。那次出版机会来自作家六六的介绍，也让他第一次注意到这位以投资闻名的美国人。

张小珺介绍施宏俊策划过《达·芬奇密码》《追风筝的人》《大秦帝国》《穷查理宝典》和李录的作品。施宏俊是这些书背后的出版人，也是较早把芒格介绍给中国读者的人。

《穷查理宝典》在中国推出时，认识芒格的人还很少。后来施宏俊又出版李录的书和汇集芒格股东会讲话的《芒格之道》，而芒格的思想也反过来改变了他自己的职业道路。

施宏俊不愿把畅销书的成绩都算在自己名下。他是部分项目的策划人或主持策划者，但出版始终是团队合作，作者、编辑、营销和销售都共同决定一本书能否抵达读者。

施宏俊认为，自己进入出版业很偶然，并非学生时代就立志做出版。他建议新人先实习半年或一年，真正了解行业和团队后，再判断工作是否符合想象。

他在上海人民出版社逐渐熟悉编辑工作，期间也考虑过读经济学博士或出国。他曾用一个假期准备博士考试，也从介绍西方经济学经典的丛书中积累知识。

编辑工作让他有机会接触经济学者和学术作者。樊纲、易纲、张维迎等人当时还没有今天的知名度，却已经是出版社作者；施宏俊认为，这是出版行业让编辑提前接触优秀思想的独特魅力。

在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八年里，他主要做学术编辑，涉及经济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领域。严谨的编辑规范很重要，但更深的影响来自对好作品、高质量创作和不同学科的长期接触。

他最初留在出版社不是为了收入，而是逐渐喜欢上了这个行当。职业发展并非一开始就有完整规划，许多选择是在实际工作中慢慢形成。

世纪出版集团成立后，集团希望在北京建立面向全国的出版机构。施宏俊先负责调研和撰写报告，原本有多位人选，但最终因为其他人不愿离沪，他被安排去北京筹建世纪文景。

这次调动也给了他新的发展空间。上海的出版机构当时市场化程度有限，而北京的新公司必须自己经营、面向全国市场，不能依赖原有体制的资源。

施宏俊到北京时几乎从零开始：招人、组队、建机构，还要从学术图书拓展到更市场化的内容。他认为这像一次内部创业，既要做出版，也要学会经营和管理。

传统编辑往往从作者和文本出发，容易把名家与好书看作工作的全部。施宏俊到了北京后开始用商业机构的视角管理出版社，并认为国有体系给予的试错空间也很关键。

世纪文景最初以社会科学和学术书为主，后来决定尝试小说。2003 年非典期间，团队把学生在网络贴吧连载的《毕业那天我们一起失恋》改编出版，没想到不到一年就卖出约 30 万册。

这本小说讲的是临近毕业的大学生面对分手，读者觉得故事动人，团队也意识到面向大众市场的文学作品可能有机会。对过去主要做学术和经济学书的编辑来说，这是一次意外的转向。

在北京做这类尝试比留在上海更容易，因为新团队有相对大的自主空间。施宏俊把这种环境看作多种可能性：可以快速判断一本书是否值得做，再从市场反馈中学习。

《达·芬奇密码》也是一次尝试。代理方一开始没有找到买家，其他出版社觉得历史悬疑小说太通俗，不符合文学出版的标准；世纪文景则认为故事好看，决定先试一试。

施宏俊说，这并非一套成熟的引进文学规划，而是团队看中作品后做出的偶然选择。版权价格当时也不高，许多成功项目最初都没有清晰的畅销预测。

《追风筝的人》同样没有被代理方准确分类，曾被误以为更像少儿读物。施宏俊和团队读后觉得作品动人，甚至被故事打动落泪，于是很直接地决定出版。

出版《中国江泽民传》则来自另一种机会：作者库恩原是投资人，在中国接触许多变化与人物后，决定写下观察。团队在英文稿尚未完成时就判断值得引进，并推动中英文版同步出版。

这本书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施宏俊希望它作为外国作者对中国领导人的第三方叙述被阅读，而不是依赖官方背书。出版机构选择翻译作品的定位，也是在为内容找到适当的公共语境。

施宏俊把当时形容为“嘈杂”的年代：只要愿意尝试，从学术书到畅销书，各个领域都可能打开机会。世纪文景既做大众文学，也做中文、拉丁文和希腊文对照的古典学著作。

古典学对照本需要逐句对应，制作困难、受众有限，但团队每次印三千册也能维持经营。作者更看重学术贡献，稿酬要求相对低，说明出版空间并不只属于大众畅销书。

他们还出版罗念生的古希腊经典译作全集，以及周作人译文全集等项目。有时推荐者和编辑愿意投入大量义务劳动，只希望这些作品能够完整问世。

这段经历让施宏俊相信，冷门学术资源也可能在商业上成立：全集可以拆分成单本，带来后续衍生出版。出版黄金时期的机会，来自市场尚未被一种固定标准完全定义。

他把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看作自己经历中的黄金时代，但也认为“什么都做”并非常态。文学出版、学术出版和大众市场都需要专业能力，行业成熟后必须回到更清晰的分工。

出版项目的商业价值还可能延续很多年。一本书如果十年后仍然在卖，就能持续产生收入；施宏俊认为世纪文景留下的许多作品，至今仍在市场上发挥价值。

施宏俊后来回到上海担任集团副总裁，却逐渐感到体制和市场方向之间存在瓶颈。集团管理十多家出版社，但他认为市场规划和读者导向都不够专业，自己也难以推动更深的改变。

对他来说，书出版并印出来还不够，读者真正买到并读到才有成就感。到 2010 年前后，他觉得行业黄金期开始变化，出版机构需要更垂直、更专业。

约 2015 年，中信出版邀请他担任总经理。他看重的是中信在渠道、营销和市场化运营上的能力，希望在更有效的商业机制中继续做出版。

施宏俊之后在上海创办中信大方，补足中信在文学出版方面的短板。大方从 2016 年开始运作，聚焦文学内容，也延续了他此前内部创业、从零建立团队的经验。

他把出版业谈判能力下降归因于渠道崛起，尤其是电商平台的增长。行业内部争论内容与渠道谁更重要，但施宏俊认为，关键在于产业链里谁掌握定价和谈判权。

京东曾把图书作为吸引用户的低价引流品，甚至可以接受图书部门多年不盈利。对全品类平台来说，图书规模不大，亏损可以当广告费用；对出版业来说，却承受不起长期低价。

当平台以低于进货价的价格售书，出版社难以拒绝，因为很大一部分销量依赖平台。促销的成本最后常由出版社承担，行业也逐渐失去图书的实际定价权。

施宏俊还提到，电子书并非最大的冲击，真正激烈的是对注意力和时间的竞争。人们刷朋友圈、看短视频，阅读需要的一整段安静时间越来越难找到。

他把这种缺失称为“抽象的书房”：不一定要真的有书房，但人需要安静下来、专心读书的空间。手机让阅读变得反人性，碎片化内容则不断打断沉浸状态。

国有出版社也有特殊的制度背景。它们很少因为资不抵债而倒闭，财务之外还承担文化和意识形态职责，教材与主题出版等项目也为许多出版社提供稳定收入。

因此一些出版社不愿承担市场化营销的辛苦工作。施宏俊的团队为一本书联系上百家机构做推广，而有些机构更愿意承接有稳定经费的项目，不必承担销售不确定性。

另一方面，国麦、上海作家榜等出版品牌开始与抖音等内容平台结合。施宏俊认为，图书行业仍在寻找新的传播方式，出版机构需要更直接地面对读者和内容消费习惯。

在他看来，视频和直播不只是卖书广告。董宇辉等人的讲解如果让观众获得知识，本身就是内容传播；作者分享和读书会也能把一本书的传播链延长。

施宏俊把出版社称为边缘行业，但强调边缘并不等于不重要。出版人需要接受并非所有人都读书，也不应把书当成获取信息和知识的唯一渠道。

纸书也许会逐渐成为更高端、更有仪式感的产品，而不是人人必备的媒介。作品可以通过微信读书、社交平台和其他渠道抵达读者，出版功能会分散到不同形式中。

这也是施宏俊离开传统出版社、创办芒格书院的原因之一。他希望围绕芒格和价值投资做读书会、社群与交流，而不是只把注意力放在一本纸书上。

他和芒格、作者之间的关系也不再只是签版权合同和交付稿件。长期交流、共同语言与持续投入，能够让出版超越一次交易；传统出版社每位编辑一年要做很多书，很难为单一项目长期深耕。

施宏俊说，《穷查理宝典》最初是六六介绍给他的。六六当时觉得原出版社销售不理想，又逐渐转向编剧工作，便提起一位投资能力很强的美国人，他的学生想为他出版一本中文版。

施宏俊当时知道巴菲特，却不认识芒格。英文版《穷查理宝典》是一本大开本的“咖啡书”，适合放在茶几上翻阅，并不太像面向大众市场的畅销书。

读完之后，他发现这本书谈的不只是投资，更像在讲人生、成功，以及如何建立一套让自己在世界上站稳脚跟的知识体系。他对好书形式和内容有敏感度，于是愿意尝试出版。

2009 年，施宏俊、六六和李录在香港讨论中文出版与翻译。他选择文学译者李继宏，因为喜欢他的中文表达，但后来发现芒格的投资术语和冷幽默并不容易处理。

初稿完成后，李录、常劲和六六等人在美国反复打磨、重译了不少地方，保证中文读者能够理解原意。施宏俊当时仍把它看作人生哲学，而不是一本纯投资书。

2010 年左右，中文版最先做成大开本。团队很快发现读者更需要便于拿取和阅读的尺寸，于是改成如今常见的小开本；美国版至今仍主要是原来的大开本。

施宏俊说，按他一个月前的统计，《穷查理宝典》各版本累计销量约 115 万册。美国版本又大又贵，在普通书店不一定容易看到，中国读者反而让芒格拥有更广泛的公众知名度。

施宏俊并不把芒格在中国走红完全归功于出版。他认为，中国读者可能更喜欢芒格的思想；芒格在美国主要是知名投资人，并不像在中国这样逐渐成为大众讨论的人物。

这本书先在投资圈传播，之后被企业家阅读，再扩展到所有愿意学习的人群，读者也越来越年轻。许多人告诉施宏俊，书中的思考曾给他们带来启发。

施宏俊几次见芒格，最深的印象是他极其专注。2009 年在北京酒店第一次见面时，李录介绍来人，芒格却像没看见一样，继续讲自己正在思考的事。

施宏俊说，这种表现不是无礼，而是芒格沉浸在问题中。有时他会把一件事完整讲完，未必及时回应旁人的话；今年到他家时，芒格也从苹果公司的问题谈起。

施宏俊和团队今年与 99 岁的芒格谈了近两个小时。芒格仍精神充沛，能够持续讨论问题。团队为芒格书院会员录制访谈，问他如何过幸福人生、希望留下怎样的精神遗产。

芒格首先谈终身学习。他举李录为例：刚到美国时一贫如洗，也不会英语，但勤奋学习，后来取得成功。对中国人来说，传统文化和勤奋很重要，但还需要认真学习科学与工程。

施宏俊肯定自己在中信学到市场化出版、渠道和营销，也解释了离开的个人原因：多年做管理让他离内容越来越远，阅读时间减少，待读书单却越来越长。

他问自己该不该离开、离开后又能做什么。芒格离开律师行业、逐渐把时间掌握在自己手里的经历给了他启发：不要把时间一直卖给不值得的工作，要评估自己的时间与能力。

芒格当律师时不愿继续为不喜欢的客户打官司，也逐渐开始投资，希望能自己做决定、掌控时间。施宏俊由此思考，能否依靠自己的知识和认知独立生活。

他还把芒格看作中国读书人的一种榜样：凭自己的认知干净地赚钱，讲清每一分钱的来路，不靠家世或灰色手段，并在公开市场上实现财务独立。

财富自由对芒格不是为了积累数字，而是为了独立思考和决策。施宏俊被这种动机触动，也开始考虑怎样把职业做减法，找到既能自立又能对社会有贡献的事。

施宏俊认为只靠不断出书，出版行业的天花板有限；书印出来后，许多人可能读几页就放下，游戏和社交媒体不断争夺注意力。传播内容需要比一本书更多的形式。

于是他把芒格书院聚焦在芒格和价值投资，做读书会、企业参访与研讨会。许多活动不收费，带有公益性质；书籍策划和会员收入用于维持小团队持续运营，而不是追求利润率。

会员费主要补贴运营成本，许多费用又回到会员身上。施宏俊看重的是项目能持续下去，让工作与生活相融合，也让团队可以长期做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情。

张小珺指出，施宏俊早年把芒格的书带到中国，十年后芒格又改变了他的事业。施宏俊也承认，影响自己最大的书和思想正是芒格，但芒格未必知道这段影响。

《文明、现代化、价值投资与中国》与《穷查理宝典》有关。2009 年，施宏俊请李录为中文版写序；在整理口述内容的过程中，李录逐渐觉得自己也有关于中国现代化的思考需要表达。

李录提出，科学技术与市场经济共同推动现代化，两者结合能让社会发展产生乘数效应。市场经济中的贸易，尤其国际贸易，能增加财富；技术和市场共同突破了马尔萨斯式的增长限制。

李录关于现代化的内容早在 2013、2014 年左右已形成初稿，曾以《现代化十五讲》等形式发表和流传。施宏俊后来建议把这部分理论与李录历年的演讲、投资文章合在一本书中。

全书因此形成上下篇：上篇系统讨论现代化，下篇收录李录在哥伦比亚大学、北京大学等场合的演讲及书评，更多涉及价值投资。它于 2020 年疫情期间出版。

施宏俊提醒读者，前半部分理论性较强，也可以先读后半部分。出版后，这本书累计销量接近 30 万册，说明专业内容也能找到广泛读者。

《芒格之道》则源于团队发现，《穷查理宝典》只收录了芒格讲话的一小部分，许多在希克金融和每日新闻公司股东会上的讲话仍散落各处。

团队最初搜集材料是为了自己阅读，后来发现这些内容值得整理成书。芒格口语表达比书面文章更难翻译，必须保留讲话的自然感，而不是把它改写得过于正式。

施宏俊在雪球上找到译者冉冉，对方长期翻译巴菲特和芒格的讲话。施宏俊觉得译文读起来像中国人在自然说话；对个别表达，他还会查阅英文原文核实意思。

为完成《芒格之道》，团队支付了出版社标准数倍的翻译费用。施宏俊认为译者投入值得，也反映出传统出版体系定价和稿酬偏低，难以支持高质量、耗时的翻译工作。

施宏俊说，芒格身上有与中国士大夫精神相通的地方。2019 年采访时，芒格曾自称是在美国实践儒家思想；这次谈幸福人生，他首先说要有幸福的家庭。

芒格的儿子、孙子和儿媳在身边陪伴，其中儿子是物理学家、孙子学计算机。他们的生活状态让施宏俊觉得亲切，也让许多中国读者羡慕。

芒格生活节俭，过去常坐经济舱，因为他认为这样能融入日常生活、接触普通人。他在飞机上观察邻座中国女孩做微积分作业，也会从生活细节里理解世界。

他早早把部分财富交给子女，让他们更自由地选择人生。施宏俊认为，这种家庭观念与他对财富自由的理解一致：钱是为了让自己和下一代有更多选择，而非炫耀。

施宏俊观察，芒格的秘诀在于让认知水平跟得上财富。许多人突然变富后很快失去财富，而芒格持续学习，不断了解新事物、检验判断，直到 99 岁仍保持好奇。

他认为芒格没有神秘诀窍，关键是每天比前一天进步一点，长期积累知识与判断力。芒格年轻时也以自学为主，始终关心什么方法真正有效、什么不能解决问题。

施宏俊不把多元思维模型理解为背熟一百个概念。双轨分析只是其中一种工具，芒格把多种思考方法内化成日常判断的步骤，而非每次都刻意套用术语。

他举例说，思考时要先找最大、最关键的问题，不要一开始陷入细枝末节；数学和数字意识也很重要，尤其判断公司时不能只凭抽象印象。

逆向思考和检查清单同样被芒格内化：先问什么会导致失败，再像外科医生核对手术步骤一样避免遗漏。不同人可以因知识背景不同而侧重心理学、物理学或生物学模型。

施宏俊认为，模型的用处是帮助解决具体问题。先明确问题，再选择合适的知识和思考步骤，才可能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判断框架。

芒格对施宏俊的重要影响之一，是提醒他不要情绪化。芒格专注时看似不理人，不一定是态度恶劣；同样，人们也常被第一印象左右，过早判断一个人或一家公司。

施宏俊说，保持理性很难，需要在看人、看事和看公司时反复训练。意识到自己会受情绪影响，只是改变的开始，不能因为一个动作或一句话就武断地下结论。

张小珺提到大脑会用快速的潜意识判断节省能量。施宏俊用系统一解释这种机制：它效率高，却会犯错，因此重要决定仍需停下来检视自动反应。

他把芒格和曾国藩称为普通人难以企及的“天花板”，不是因为他们说的道理多么复杂，而是那些看似简单的正确做法真正实践起来很难。

施宏俊不认为自己已经是芒格思想的优秀实践者。每次重读都有新收获，理解会随阅读积累和人生状态变化；处于职业或生活转折点时，同一句话可能突然变得格外有力量。

他也发现，芒格的思想更容易在转折时期改变一个人。学生、工作十年的人和正在重新选择职业的人，读同一本书时会看到不同重点。

对施宏俊触动最大的是李录为《穷查理宝典》写的序：读书人即使不依附于单位，也可以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凭自己的知识做好事情。这让他意识到，个人不必总觉得无助。

李录的文字还让他重新计算时间价值：把年薪换算成每小时收入，问自己投入的时间是否值得。时间是最宝贵的资产，职业选择也应考虑自己的时间由谁支配。

施宏俊也重新思考朋友的意义。朋友不必越多越好，维持关系需要时间与精力；更重要的是能否建立长久的信任，像芒格和巴菲特那样不靠合同、而靠彼此可靠合作。

芒格和巴菲特从相识到成为长期伙伴，合作多年仍能互相信任。施宏俊认为，人生中真正持久的朋友会在关键时刻提供支持，也可能一起开展有意义的事业。

他提到芒格不擅长主动募资，却有许多旧客户和朋友愿意成为投资人。深厚关系并非只为功利，而是长期信任降低了合作成本，让双方更愿意共同承担风险。

张小珺说，听完施宏俊讲述后，她终于理解他为何离开中信、创办芒格书院。施宏俊也解释，自己与芒格并非私人朋友，但通过李录等人的长期信任，逐渐建立起合作关系。

施宏俊提醒，背叛值得珍惜的朋友可能只源于一件小事，却会造成严重后果。相较于庞大的社交网络，少数可信赖的关系更能让人安心合作。

他把这个关系放到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市场经济中理解：家庭与熟人之间较容易形成稳定信任，但陌生人之间的信任，是现代社会仍需解决的问题。

他认为朋友之间不必不断进行社交表演；信任建立后，可以直接一起做事，减少确认和维护关系的成本。好的朋友圈以真实可靠为基础，而非交换利益。

施宏俊认为，陌生人如何从初次接触走向合作，可以用博弈和合作进化来解释。最糟的是双方都背叛、陷入囚徒困境；更好的方式是重复合作，不断建立互信。

市场经济的作用之一，是让合作的人不断得到回报，使合作比背叛更有利。建立可信赖的机制不只依赖个人道德，也需要制度设计让守信行为获得长期收益。

节目最后，张小珺宣布听众福利，并邀请大家继续交流芒格相关话题。她感谢施宏俊，提醒听众订阅节目后相约下期；这场从出版史谈到个人选择的对话就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