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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卿的人生并非从一开始就追随明确的热爱:被改学摄影后,他靠实践发现乐趣,后来又在长期任务中积累了拍摄纪录片的能力。他认为故乡不仅是可以回去的地方,也是回不去的时间;面对纪录片成本和短视频的冲击,他自称“积极的悲观主义者”,仍试着改变方法,保留内容。
- 1故乡也是一段回不去的时间陈晓卿曾拍摄返乡老兵,有人在吃到炒糊勃时落泪。他说人能回到地理上的故乡,却未必能回到记忆里的时间。
- 2他从不喜欢摄影,到在暗房忘记时间摄影是父亲替他答应的改专业。他靠替人拍照学会一技之长,渐渐发现乐趣,曾在暗房洗照片待了两天而不自知。
- 3纪录片的真实来自长期建立信任拍《龙脊》时,团队前后与被摄者相处半年,一个放牛孩子后来进屋时已把摄像机视为空气。
- 4《森林之歌》先做足调研,再控制拍摄时间团队学习把前期、拍摄和后期各安排约三分之一,改变架起机器长期等待、成本难控的习惯。
- 5精良纪录片面临成本与短视频的双重压力陈晓卿担心内容被浓缩成只有高潮的形式,但仍希望找到既适应媒介变化又不丢掉内容的办法。
- 6找餐馆先看当地人点什么他观察店里说当地话的人以及各桌反复点的菜,也说自己靠吃过大量不合口味的店才积累经验。
- 7顺应安排并不意味着什么都不做回顾转专业、文献片和美食纪录片,罗永浩发现陈晓卿常接受安排,却会在过程中认真投入,逐步改变最终方向。
Das Wichtigste
- 不必等到完全热爱才开始:陈晓卿在被安排的摄影专业里,通过动手和赚钱逐渐发现乐趣。
- 拍摄普通人需要建立信任和足够的相处时间,让镜头逐渐成为环境的一部分。
- 精良纪录片先做田野调查与拍摄计划,能减少拍摄时间和失控的成本。
- 口味受到习惯和经历塑造;别人不喜欢一种食物,不等于他们“吃不懂”。
- 寻找餐馆时观察当地食客和各桌重复点的菜,但仍需接受试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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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一次谈话和外面世界的召唤
粮站的工作和大学生带回的见闻,让陈晓卿开始认真读书。教师院子的环境也给了他不同于普通小城的成长经历。
陈晓卿出生在安徽灵璧的教师宿舍,父母都是中学老师。他记得院子中央有口井、周围住着老师,最早的一幅记忆却是大雪天在院里上厕所。
邻居教他认“亳州”的“亳”。家人还说,他小时候能一口气背很多毛主席诗词,常被带去表演;等到初中同学让他再背时,他已经忘了。他意识到,一些童年记忆其实来自别人反复讲述。
家人告诉他,母亲奶水不够,给他买炼乳,他喝后腹泻严重,送去医院;一岁多时,他又因伸手到热锅里找吃的被烫伤,留下疤。他笑说,如果写得文学一点,这似乎预示了他后来和美食的关系。
父母与他在同一所中学,却从没有亲自教过他。父亲一次被请去代课,听说儿子也在班里便推辞,说看到他会笑场。陈晓卿说,自己不像两个妹妹那样安稳,小学三年级开始就贪玩、不爱写作业。
罗永浩认识一些教师子女,常因父母与老师相熟而承受格外的学校压力。陈晓卿说,自己调皮时也会被告家长,但这一点并非教师子女独有。
初三成绩很差时,父亲没有再打骂,而是像对待成年人一样和他谈:如果考不上学,父母或许能在县城给他找一份粮站开票的工作。这次谈话让他感到受尊重,也让他开始认真想自己的未来。
他真的跑去粮站看那份工作。开票的人长期在面粉和米堆里工作,眉毛都沾白了,举止也让少年陈晓卿感到不适。他想,自己必须好好读书;罗永浩笑问,如果当时看到的是个健康开朗的人,他会不会留下。
陈晓卿也承认,这个偶然见到的榜样可能决定了自己的反应:如果粮站工作者过得阳光、自在,少年时的他也许就会向往那种生活。
另一个转折发生在初中毕业的暑假。父母教过的学生从北京、上海和合肥的大学回来,谈起外面的世界;其中有人告诉他台湾还有乌龙茶。听他们说话的样子和见闻,让他对读书和离开小城产生强烈向往。
灵璧虽是小县城,当年却聚集了不少从上海、南京、无锡等地迁来的教师。陈晓卿的英语老师来自上海;他说自己后来所用的英语基础,仍主要来自这位老师。罗永浩也回忆,小时候总喜欢旁听从大城市回来的人聊天。
县里的教师来自不同地方,不少人曾被下迁到乡村,费了很大力气才调进县城中学。恢复高考前后,他们自己也想继续学习,有老师边教学生边考上复旦大学研究生。
从外地回来的年轻人,不只带来知识,也带来对不同生活的想象。陈晓卿记得,有当兵回来的人会唱北京流行的歌;有时电影在大城市放过一两个月,灵璧才看到。
父亲去宿县阅高考试卷时,陈晓卿住在老师们的大通铺。雨后父亲指着操场的积水说,眼看平坦的地面其实并不平,只有水是平的。多年后他把这句话写进《故乡地理》,父亲却不记得说过;他感慨,孩子有时会从父辈随口的话里读出深意。
罗永浩也爱听大城市回来的人聊天。即使大人并不搭理他,他仍愿意在旁边坐着,听见未曾想过的话题,便对外面的生活产生向往。
罗永浩说自己也向往外面的世界,但学生时代注意力难以集中,成绩严重偏科,没能靠好好读书离开。两人转而聊起家乡食物:罗觉得延吉冷面如今糖醋太重,失去了小时候的味道。
罗永浩自述上学时注意力困难,有的科目当课代表,另一些却只能考个位数。小学初中靠考前突击还能应付,到高中已很难如此。他把自己最终没有考大学也放进这段经历中理解。
故乡的味道为何再也找不回来
陈晓卿区分地理上的故乡和时间里的故乡。餐馆、食物和食客都在变化,记忆里的味道因此难以复原。
陈晓卿认为,餐馆需要吸引越来越多不同地方来的客人,味道容易向更广泛的口味靠拢;他在乐山也感受到糖、味精和辣味变重。几十年不变又能活下来的老味道越来越少,往往不在人流最集中的地方。
陈晓卿说,不同地区的味觉差异很大,餐馆面向游客时容易寻找最大公约数,糖醋味尤其容易让外来者接受。他到乐山重访时觉得不少店的味道变得相似;罗永浩提醒,市场里的商品也并非永远停在过去的水平。
他把故乡分成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人可以回到原来的地方,却回不到原来的时间。他拍过返乡探亲的老兵,在山西吃到炒糊勃时,有人突然大哭,接着另一个人也哭了;那一口食物让他们回到了时间里的故乡。
老兵当年回乡祭拜关公,吃到山西炒饼炒糊勃时,一个人先哭起来,接着更多人落泪。陈晓卿说,久违的食物唤起的不是单一地点,而是他们失去的那段时间。
但陈晓卿提醒,味道变了有时也因为人变了。即便一碗冷面与几十年前完全相同,今天的食客也未必还会喜欢。罗永浩认同这种可能,同时说自己回乡时仍有一些不变的味道,入口就让人想哭。
罗永浩翻看毕业照时,发现记忆里的帅哥美女如今看起来并不像当年想象的那样动人。照片保存了原貌,变化的是自己的眼光。陈晓卿说,人都在不同的时间隧道中穿行,再相遇时,许多东西已经不在了。
陈晓卿至今来往密切的多是初中同学;高中开始认真学习后,他交朋友反而少了。他笑说,最好的朋友中有当年打他打得最多的同学:那时自己个子小、嘴欠,常常招惹别人。初三以后他突然长高,从第三排坐到了最后一排。
教师院子里的饭桌与书架
各地来的邻居带来了不同的食物和藏书。家里虽有大学生父母,却因照顾亲戚而经济紧张。
谈到爱吃的起点,陈晓卿回忆后来搬进灵璧中学教师院子。邻居来自安徽、江苏、北京、湖南等地,孩子们一起长大。他尤其记得北京来的邻居家订有当时不易订到的《参考消息》,还有令他惊奇的尼龙蚊帐。
那个院子里还有江苏、安徽等地的家庭。一位老师的家境较好、订阅了当时有限制的报纸;他的尼龙蚊帐让陈晓卿印象深刻,因为此前他只在一个展览里见过。
院子里有不少优秀的教师和读书人。陈晓卿母亲常自豪地数,七户人家的孩子中出了九个硕士。恢复高考前后,学校从各处调来教师,学生考入许多高校;在这样的环境里,他觉得自己考上广播学院并不算突出。
父母的同事及其子女让他早早看到丰富的求学路径:有人考入中科大少年班,有老师继续升学。在同伴普遍重视教育的环境里,成绩不好也会感到压力。
邻居家也拓宽了他的口味。当地人家常留孩子吃饭,他最喜欢去隔壁;有孩子吃威化巧克力时故意嚼给他听。邻居外婆做的粉红色腌萝卜则会分给他,他经常去泡菜坛旁转一圈。
他说,北京和上海来的邻居相对重视家庭边界,不一定轻易留下孩子吃饭;当地人家则随意得多。不同的邻里相处习惯,后来也成为他理解地方差异的一部分。
陈晓卿说,父母工作忙,做饭不如邻居家讲究。外婆从大别山寄来的咸鸡、腊鸭和咸鹅是好食材,但母亲过日子仔细,只有逢年过节或来客才拿出来。父亲也会做点心、腌菜和西瓜酱,只是别人家更舍得放料。
邻居家的西瓜酱让他明白“舍得放料”能改变味道:自己家可能只放几牙西瓜,老师家则把整只西瓜去皮后拍进酱缸,做出的风味自然浓郁。
他大约六岁时在三里桥看见老人采枸杞叶,学会用开水轻焯,再加盐、醋和一点香油,自己做了一碗吃完。另一次大伯母用葱和酱油炝锅做汤,他觉得格外香;在缺油水的年代,一点油花已经令人难忘。
小时候馋嘴常被长辈笑话,但食物不只是趣闻。大伯母做的炝锅汤只用了葱、酱油和一点油,他却记了几十年;油水不足时,那一点香味已经很珍贵。
那时“馋”不是褒义词,长辈会说这孩子没出息,给点吃的就能骗走。陈晓卿也认为,早年是否接触过丰富食物会影响一个人的见识;罗永浩则说,陈如今既熟悉讲究的食物,也保留了普通人的口味。
父母是大学毕业生,但家里并不宽裕:除了自己的三个孩子,他们还长期照顾从乡下来求学或工作的亲戚,母亲还要给家里寄钱。两人一个月工资合计约一百元,要负担很多人的生活。
两人的父母分别来自安徽不同地方,为了结婚后能在一起,接受组织分配来到灵璧。作为大家庭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们还承担了帮助兄弟姐妹的责任。
姑姑、叔叔、表兄妹和堂兄弟等先后在陈家生活,有些人在那里读书、走上社会。收入看似稳定,真正分摊到每个人身上的钱却有限,母亲必须仔细计算。
母亲如今常丢三落四,却还能清楚记得当年抚养过哪些亲戚、同事分几次还了借款,甚至粮站两种米的价格。陈晓卿觉得,生活中窘迫和压力留下的记忆,往往特别牢固。
老师和邻居的藏书对他影响很大。一个寒假,外地老师回乡,托他看房;他把那户人家当成图书馆,常常读到暖被窝的汤婆子都凉了,还抄歌德、席勒的诗。罗永浩则靠父亲从单位阅览室借书,获得难得的阅读机会。
老师家没有主人在时,他几乎一整个寒假都在读书,有时通宵不睡。罗永浩说,自己的父亲会带他去单位阅览室,让他先记下想看的书名,再替他借回家。
罗永浩认为,小时候爱读书的同龄人很少,既让自己相信阅读能改变一些事,也让他容易盲目自大。陈晓卿身边优秀的读书人很多,因此没有从阅读中形成类似的优越感。
想当作家的少年走进广播学院
陈晓卿喜欢读书写作,但初到北京时感到自卑。他被改到摄影专业,慢慢以一技之长找到自信。
在满是读书人的院子里,陈晓卿从未觉得自己是特别突出的孩子。初二作文《凤凰山游记》入选省里的中学生作文选,学校广播表扬过他,但他依旧不敢主动向媒体投稿。
他少年时想当作家,喜欢故事性强的书,还写过一万多字的小说给同学看,却没得到什么积极反响。想象中的大学生活,是自己带着书和稿纸在校园里走;父亲建议他学当时新兴的广播电视。
父亲曾花钱买少年版《水浒》,陈晓卿却觉得不够过瘾:借给别人,第二天就被还回来了。相比之下,他更喜欢那些有比赛、欲望和冲突的故事。
他想象的作家生活带有浪漫色彩,却一直不敢投稿。那篇获奖作文是学校选送的;自己写过的小说给同学看,也没有得到特别热烈的回应。
家里那时没有电视,大家在学校会议室集体看。有一次电视播没有中文字幕的英国片,一位南京大学英语系出身的老师坐在电视旁,听一句翻一句。陈晓卿说,这样的教师和阅读环境,让他的小城成长经历十分幸运。
上大学前,他去过上海、合肥和南京,因此到北京时并没有毫无准备的震撼。但最初一年多他不适应新环境,周末常去拜访考到北京的老同学,或到父母的学生和同学家吃饭,与新集体有些若即若离。
在广播学院,他发现别人谈论的作品、音乐和生活方式都与自己熟悉的不同。他既羡慕那些在草坪上唱英文歌的同学,又因为害羞不敢上前加入。
陈晓卿说,来自小地方的自卑让他很难融入。北京同学穿耐克、阿迪达斯,草坪上有人弹吉他唱英文歌;他既羡慕又不好意思加入。别人谈卡夫卡和西方艺术理论,他熟悉的却还是契诃夫、托尔斯泰。
一位同学常穿国际运动品牌的衣鞋,陈晓卿听说鞋价一百多元,惊讶地说这么贵的鞋该在床上穿,舍不得穿着走路。物质条件只是差距的一面,更难的是融入陌生的文化圈。
更直接的压力来自专业。他原本想学新闻,面试时却被通知改学摄影;他还没开口,父亲就替他答应了。他此前从未摸过相机,只能赶紧找会摄影的叔叔借来看看。
同班有人在天安门前替游客照相,有人的父亲是新闻摄影师;他们随手一拍都比他熟练。读书可以不追,唱歌可以不唱,摄影却是本专业,不能不学。他用学校和同学的相机慢慢练习。
当时他用的大多是学校提供的相机,直到研究生阶段才真正用自己的钱买相机。学校设备丰富,使家境普通的学生也有机会接触进口器材。
二年级时,他已经会拍照、显影、定影、烘干和上光,便与同学到其他学校给新生拍照,自己洗印后送回去。有一次两人赚了七十元,而他一个月生活费只有十五元。
他跑去别的学校新生报到处,把学生证固定在校牌旁招揽生意,再负责洗印和交付。学校报销的公交月票降低了往返成本,让这门技术真正变成零花钱。
一位学长曾劝他:不管时代怎样变化,学会摄影总有工作,实在不行还能开照相馆。他原先不喜欢摄影,发现这门手艺能挣钱后,开始觉得它也不错。
多年后他在罗马尼亚遇到一位电视台记者。对方单位已经没事可做、也不发工资,平时靠给餐厅拍菜单照片养家。这让他再次想起当年的建议:一技傍身,遇到变化时就有另一条路。
从被动学摄影到热爱纪录片
他在工作中找到摄影的乐趣,也经历设备快速更迭。伊文思和多位老师帮助他突破画面规则、理解纪录片。
陈晓卿说自己不是对抗型的人:别人安排一件事,即使起初不愿意,做久了也会主动寻找乐趣。摄影正是如此。他曾在同学的暗房洗照片,沉浸其中,困了就在里面睡;直到同学打开门,他才发现已经过了两天。
在暗房的两天里,他饿了就吃朋友买的饼,困了便睡,醒来继续放照片。没有手机,同学周一上班时也忘了他在里面,周二才突然想起去开门。
然而技术更新很快。大学学过的摄像设备很快被替代,胶片剪接、透明胶粘片等老师说可以吃一辈子的手艺也陆续过时。他觉得最难的不是学新操作,而是改变已经养成的习惯;如今剪辑成为专门职业,导演更多是提出哪里该长、哪里该短。
大学里接触的单管摄像设备,很快被更新的技术替代;研究生期间模拟信号又开始转向数字。陈晓卿说,技术本身可以学,真正让人痛苦的是必须一次次放下熟练的工作方式。
真正接触纪录片是在研究生阶段。荷兰纪录片导演伊文思看了他的作业,问为什么有些画面不交代清楚。陈解释自己遵照老师教的镜头长短规则;伊文思不认同这些框框,说最重要的是自己的眼睛看到了什么。
伊文思指出片子里有些画面没有交代清楚。陈晓卿解释,自己已经按课堂规则谨慎使用特写;对方却强调,画面应服务于看到的事实,而不是机械遵循几秒钟切换的规定。
此后他逐渐接触国内外不同风格的纪录片。导师朱羽君研究画面元素;纪录片史则是他工作后到电影学院旁听、自行补课。老师司徒兆敦给他讲真实电影和直接电影,还让他到家中借录像带。
为了补纪录片史,他到电影学院旁听司徒兆敦的课,从真实电影、直接电影等不同传统入手。老师家里堆着录像带,他会坐公交车去归还旧带子,再从床底搬新带子回来。
从洪水现场走进纪录片黄金时代
他从央视编辑岗位争取到外拍机会,创作《远在北京的家》和《龙脊》。国内外交流让他看到纪录片的多种可能。
毕业后陈晓卿在央视做编辑,但特别想出去拍片。1991 年家乡发洪水,主任建议他去拍;他联系淮南电视台,在淮河边一个筑高以避洪的村庄待了二十三天。这部工作后的早期作品后来入围国际电视节。
第一次洪水拍摄并不是一开始就有完整选题。主任提出可以回家乡后,他联系地方电视台合作,在淮河边的庄台生活二十三天,边拍边写;之后还为参加国际交流制作法语版本。
他随后与禹成明合作拍《远在北京的家》,又拍《龙脊》。读研的理由却很朴素:觉得学历高一些,工资就会多一些。他已靠摄影等工作赚生活费,研究生时还买了一台彩色电视机放在宿舍。
陈晓卿读研时接一些摄影活,暑假所得基本够下一学期的生活费。他没有把读研描绘成纯粹的学术追求,而是坦率地说,当时觉得学历高意味着工资会更高。
大学班主任要求全班早起跑步,他还参加过一项长跑健康测试,一周跑五次、每次一万米,作为补充每天能多吃一块巧克力威化。他后来意识到自己的学生生活很有集体主义色彩。
对他影响更深的是朱羽君老师。她温和通达,始终专注业务,没有走行政领导道路。陈晓卿说,自己毕业后几乎每部作品都先拿给她看;《远在北京的家》刚录完,他带着还热的磁带去她家,看到她落泪,便知道片子成了。
九十年代中国纪录片出现许多新探索,国内外作品和奖项让他看到前景。单位业务氛围浓,不同年龄和职务的人可以一起看片、讨论,各抒己见;从法国新浪潮纪录片到美国直接电影,都能给他新的震动。
九十年代做片时,单位里不同资历的人可以一起看片,领导也不自动拥有唯一正确的意见。除了中国作品,他们还看迈克尔·摩尔的《罗杰和我》等国外纪录片。
技术和制作条件也在改变:背包摄像机逐渐换成一体机,拍摄组开始拥有车辆和航拍设备,想去张掖拍摄就可以开车出发。参与中日电视交流时,他又接触日本、韩国、泰国和新加坡同行,看到更大的世界。
大型电视机构提供的不仅是设备,还有与其他国家同行反复交流的机会。陈晓卿见到雅克·贝汉等创作者,也看到各家电视台面对观众变化时作出的不同选择。
他因此曾建议刚入行的年轻人去大机构,先接受系统训练并增长见识。他见过一位英国名校毕业后进入 NHK 的年轻人,虽然以后想去收入更高的民营电视台,仍先选择在 NHK 锻炼专业能力。
随着行业变化,BBC 也开始尝试把知识装进更短、更有戏剧性和视觉冲击的故事。陈晓卿当时已取得高级职称,却担心在机构里待得太久,会看到自己几十年后循规蹈矩的生活,于是越来越想做有个人表达的东西。
待在一个地方太久,陈晓卿开始觉得自己仿佛能预先看见以后的日常:像老编辑一样每天骑车、经过菜市场、买东西回家,几十年如一日。他说这幅图景对自己并不吸引人。
他与罗永浩等朋友相识后,原有的舒适感也受到冲击。他在单位总被夸奖,朋友们却经常挤兑他。与此同时,他开始写美食专栏;最初写这些文章还有一个实际原因:赚稿费补贴家用。
《远在北京的家》关注在京做保姆的安徽年轻人。陈晓卿也是离乡者,对她们身上微妙的归属感很有共鸣:有人回老家后不自觉地使用北京的说法,既是环境改变,也可能带着一点虚荣。
他拍安徽保姆时,注意到年轻人回老家后偶尔会带上北京的用词。两个农村孩子甚至用“三站地”形容两家距离,尽管家乡并没有公交车;这种细节让他看到环境对人的微妙影响。
信任让摄影机变得透明
他认为纪录片需要与被摄者长期相处。自己出镜后,他也体会到面对镜头的不自在。
罗永浩追问纪录片如何在摄影机面前保持真实。陈晓卿说,关键是建立信任,让对方知道摄制组不是来伤害他。镜头刚架起来的半小时可能不自然,但相处足够久,普通人会逐渐把机器当成环境的一部分。
拍保姆时,他们跟了一年半;拍《龙脊》前后待了半年。一次他们抢先跑进一个放牛孩子的家,等孩子开门进来,孩子却像没看到摄制组一样先放草、再去牵牛。陈晓卿反而认为,长期习惯镜头的人可能更容易表演。
摄制组第二次进山时把照片送给村民。村民很喜欢彩照,后来甚至会互相提醒:摄影机不像拍照那样能给照片,不必理会它。建立关系和长期陪伴使拍摄逐渐自然。
他自己出镜时却更难忽略摄影机:他太熟悉拍摄,连镜头变焦、角度是否更好都看得见,难免分心。罗永浩也说,自己被跟拍创业纪录片时,经过几天才勉强适应,想到镜头仍会别扭。
《森林之歌》改变拍摄流程
前期调查、明确脚本和控制拍摄周期,让大型自然纪录片的成本更可控。同行的经验也改变了他的制作方法。
拍完早期个人色彩较强的片子,他做了多年文献类节目,同时参与《森林之歌》。后者是国家林业局与央视合作的自然纪录片,团队请新西兰自然历史公司的顾问培训,学习了一套与原来很不一样的生产方法。
过去拍动物可能先支起机器等半年,剪不出来再继续拍,时间和成本很难控制。顾问要求先扎实调研、写好拍摄方案,真正拍摄一次通常七到十天,最长十五天;前期、拍摄和后期各占大约三分之一。
这意味着第一年可能都在调研,没有成片。有导演受训后不适应,觉得不开机就不像在工作。团队还要向熟悉动物习性的当地人请教。陈晓卿认为,采用这套流程并非保证拍得最好,却能控制预算,让项目完成。
自然片调研也需要找到真正了解现场的人。当地农民或长期观察动物的人,可能比现成资料更熟悉动物习性;导演必须先弄清楚要拍什么,而不是依赖无限期等待。
罗永浩替他惋惜:早期作品获奖后,若继续拍个人纪录片,也许能留下更多作品。陈晓卿并不认同这个假设;独立导演可以做出优秀作品,却往往必须长期忍受预算低和收入不稳定。
短视频时代,纪录片如何继续
精良纪录片的商业回收越来越难。陈晓卿希望改变表达方式,同时保住知识和内容。
BBC 制片人迈克尔·冈顿曾向他解释知识纪录片的变化:过去把知识直接端给观众,后来需要加上曲折故事、视觉奇观和新技术,才更容易吸引观众。陈晓卿的团队此后也沿着类似方向工作。
疫情后,精良纪录片的成本回收变得更困难。陈晓卿感到,短视频和短剧常常把戏剧性浓缩到只剩高潮,知识可能被挤掉;他把这称为“买椟还珠”的难题,也问自己是否要为了适应市场削足适履。
陈晓卿担心观众如今只要浓缩的故事、奇观和技术,把知识本身留在外面。团队如何既不拒绝新形式,也不让内容在包装中消失,是他仍在面对的问题。
他自称“积极的悲观主义者”:承认处境艰难,但仍要想办法改变,避免只是向庸俗妥协。虽然已经到了退休年龄,工作室还有团队需要带领,他不能只考虑自己一年工作几个月、其余时间旅行。
罗永浩也在制作 AI 视频课程,既为学习新技术感到兴奋,也担心市场需要的是低成本、快速产出的短视频,而不是电影级画面。他说,两人都曾因短视频算法太吸引人而卸载应用;他仍期待这种新形式将来产生更好的作品。
罗永浩谈到短视频和短剧的吸引力:他曾一口气看了很长时间,明知故事简单仍停不下来,最后选择卸载。他认为悬念并非新手法,传统评书也会留下钩子,关键是能否同时做出有价值的内容。
两人感叹,过去被视为职业美德的精益求精,如今面对“做得太精良反而没人看”的意见受到挑战。陈晓卿做文献片时仍有收获:在大量历史影像中,他学到以长时段看待变化,而不是只盯着短期的剧烈起伏。
陈晓卿说,做历史文献片时最喜欢沉浸在影像材料中。阅读布罗代尔和年鉴学派后,他学着把剧烈的短期事件放进更长的时间里看:换一个尺度,很多看似突然的变化会显出延续性。
美食给纪录片扩大了受众。他原本希望像拍《人类星球》一样,从全人类角度拍食物;《谷物星球》原计划与 BBC 联合摄制,后因疫情由团队独立完成。如今成本和市场环境变化,团队也尝试更轻松的《我的美食向导》。
从美食专栏到《舌尖上的中国》
他早年报过美食选题,却等多年才得到预算。食物最终成为连接文化、历史和个人经历的入口。
陈晓卿早在 2002 年就报过美食纪录片选题,却始终没有预算;后来纪录频道成立,需要新题材,项目才获得机会。《舌尖上的中国》播出后的轰动,连团队自己事先也没有想到。
1987 年,陈晓卿随师兄拍第一届中国美食节,因工作得以尝到潮菜、粤菜、淮扬菜和西餐。那时说一个人“好吃”“馋”,往往是带有羞辱意味的批评;后来人们把“吃货”用作自嘲,含义才逐渐改变。
蔡澜曾对文章中频繁出现“吃货”一词感到反感。两人解释,他们成长的环境里,“馋”原本是贬义,后来自己先拿它自嘲,这个词才逐渐被更多人接受;不同经历会改变一个人听见词语时的感受。
沈昌文曾对他说,属于人的本能的事不应感到羞耻。对于接受艰苦奋斗教育长大、曾为贪吃感到不好意思的陈晓卿,这句话很有冲击力。
即使开始拍《舌尖上的中国》,他也认为自己还不是系统研究食物的人。烹饪原理、食品科学、饮食文化、食材历史和文学各有知识体系;继续追问,还会进入社会学、医学与商品贸易。食物是一种几乎研究不完的入口。
美食不仅是味道,也涉及食材如何流通、文化如何传播,以及人们怎样描述自己的生活。陈晓卿说,食物与社会、医学和贸易相连,因此越往下研究,问题越复杂。
两人谈起南北饮食差异。陈晓卿从人口迁徙、文化积累、政治中心和商业交往提出自己的解释;他觉得,服务于稀缺和权力关系的某些官府菜,未必能像面向大众的餐饮一样获得广泛认可。
讨论南北菜时,陈晓卿也谈到自己的电视节目经验:如果比赛中北方厨师很早被淘汰,北方观众可能觉得节目离自己太远。他希望叙事能照顾不同地区观众的感受。
陈晓卿承认自己并不是好厨师,虽然爱给同事做饭。他说理解烹饪原理不等于掌握手艺:做好一道菜需要动手、经验和反复练习,而专业厨师愿意为此投入时间。
他每周仍为同事做饭,但坦率承认朋友对自己的厨艺评价一般。他还常收到各地寄来的新鲜食材;一些东西只要材料足够好,并不需要复杂技法。
他在大学时已与同学去北京餐馆吃饭,一顿饭包括往返和啤酒,每人约两元;但他承认,更贵的全聚德仍吃不起。也是在那个时期,他养成了对一家冷面的偏爱。
那时普通学生并非都负担得起经常下馆子。陈晓卿能去,部分原因是摄影勤工俭学挣了钱,也有家境更好的同学愿意张罗;两人与其说在比较谁更穷,不如说是在回忆各自消费的边界。
人的口味如何被驯化
一碗冷面和不同口味的月饼,引出两人对食物偏好、成长经验和地域差异的讨论。陈晓卿反对把个人口味当作唯一标准。
罗永浩作为延吉人,完全不能接受陈晓卿爱的那家冷面。陈却说这是食物与人的相互驯化:最初是因为吃得起,后来成了让他最舒服的味道,甚至吃过韩国和别处的冷面也改变不了。
陈晓卿举另一个例子:一位朋友的母亲从新疆搬到长沙后,住了半年又想回新疆,理由之一是吃不到习惯的羊肉。长期生活所形成的口味,并不容易因搬家而改变。
罗永浩觉得甜月饼似乎普遍不讨喜,陈晓卿不同意。他认为,从物资不足的年代到今天,不同口味的月饼都找到过自己的食客;他本人喜欢莲蓉、豆沙和改良过的五仁,也提醒罗不要把身边人的意见当成全国统计。
罗永浩认为身边不少人都不爱吃甜月饼;陈晓卿说这只是有限样本。他自己会在熬夜时掰一小块豆沙月饼吃,也喜欢用鲜核桃和瓜子仁做的五仁月饼。
靠试错找到餐馆,靠尊重理解食客
他曾记录数千家餐馆,也靠观察当地客人和菜品重复率筛选。推荐美食不保证所有人都会喜欢。
陈晓卿过去把约五千家餐馆的信息存在手机备忘录,后来手机掉进黄河,很多记录随之丢失。问他没有社交网络时怎样找好吃的,他说主要靠交流和大量试错:吃五家,只有一家特别好是常见情况。
旧手机落水后,朋友使用过的一部淘汰手机里还留着两千多条记录,但许多餐馆早已消失。推荐名单从来不是永久有效的地图,需要不断重新验证。
选平民餐馆时,他看店里说当地话的人多不多,再看各桌点的菜是否重复。多桌都点的菜,往往是店里的强项;他通常先走两三家观察,再决定去哪里吃,但也照样可能选错。
他不愿因为别人不喜欢某种食物就说对方“吃不懂”。罗永浩举例,自己直播卖黑巧克力时,有从没吃过的人因苦味觉得上当;知道双方经验不同之后,居高临下地责备对方并没有意义。
罗永浩小时候只吃过家乡东北菜,曾和朋友一致认为别处的饭都难吃。离乡多年后,他忽然发现各地都有好吃的食物。陈晓卿也说,自己当年不习惯邻居家的上海甜味菜,如今连北京豆汁都能接受。
两人承认,过去都曾把家乡的味道看成判断其他地方菜肴的中心。陈晓卿后来渐渐能接受曾经不习惯的北京菜;罗永浩也经历了从只认东北菜到发现各地都有好吃食物的变化。
陈晓卿说,目前还没遇到有人吃而自己完全吃不了的食材,但依然有偏爱与不偏爱。他组织饭局时也会留意客人的口味;如果朋友不吃辣,觉得湘菜不好吃,他能理解。
乐于牵线的人也会被社交耗尽
陈晓卿解释自己喜欢帮助朋友,却并不热衷广交朋友。他为熟人张罗饭局和指导年轻人时获得快乐。
罗永浩一直以为陈是热衷社交的“交际花”,因为他认识很多人、乐于帮朋友牵线。陈解释,帮助别人不等于喜欢广交朋友:社交对他很消耗,自己去精酿酒吧常常独坐一角,喝一杯就回家。
他虽然常被视为善于交际的人,平时却更喜欢和熟悉的朋友相聚。长期朋友间可以互相开玩笑,偶尔又带来新朋友、新话题,这种聚会反而能让他恢复精力。
他的脸盲也增加了工作负担。早年做编辑时,经常需要接待全国各地电视台的人,遇到热情拥抱自己的熟人,却想不起对方是谁,只能听对方和别人聊天时透露的信息。长期如此,他决定调离那份工作。
但为熟朋友张罗餐馆和饭局,他是享受的;为同事做饭、看年轻导演的片子并帮助修改,也让他在操劳中获得意义。他不期待每次推荐都得到一致称赞,因为食物的争议无法消除。
如果到上海或杭州,有更熟悉当地餐馆的朋友负责点菜,他很乐意放手。只有别人需要时他才主动张罗;不由自己安排,并不意味着受到冒犯。
团队如何制作和选择美食纪录片
美食相对容易获得商业支持,但大型纪录片仍要组织多位导演。陈晓卿把总导演比作教练,用规划和讨论保证一致性。
离开电视台建立工作室时,团队并不只想做美食,还设想过社会、科技、自然和历史题材。历史片需要演出、成本高,自然类往往更贵;在商业平台,美食相对容易立项、回收成本,也有稳定观众。
团队曾尝试推进啤酒题材,还专程联系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研究发酵的专家做顾问,但项目一直未能完成。相比之下,美食纪录片更容易获得支持,也更容易接触大众观众。
爆红后他最初不能接受批评,连网络戏仿都会生气。如今他学会少看评论;偶尔回复,但也承认如果真的去看,仍然会生气。知名作品积累的专业口碑,还让团队接到一些品牌定制项目。
作为总导演,他把自己的工作比作俱乐部教练:了解每个导演,尽量安排适合的题材,定好时间节点,并要求拍摄前提交方案。他会取消没有意义的拍摄,也会对故事性和人物提出修改意见。
总导演并非把每个地方都亲自拍一遍。他要求导演在开机前交代拍什么、为什么拍,再根据人物和故事提出建议;熟练的团队成员如今也能自行提出后续选题。
随着团队成熟,选题可以由导演自己提出、共同讨论;《风味人间》后几季也不再由他一人担任总导演。事先规划和标准化流程,让多个导演在世界各地同时拍摄时,仍能交出风格一致的内容。
疫情严重时,熟悉的 BBC 同行在苏格兰拍,北美的同行在墨西哥拍。陈晓卿说,只要故事和脚本清楚,专业团队就能远程协作。《森林之歌》让他系统学习这套方法,《舌尖上的中国》制作时也请 BBC 调研员培训。
选择食物故事时,他看重陌生感、叙事反差和未被讲过的内容:大家熟悉的食物,要找到新的一面;陌生食物天然容易引发好奇,但刺激性的画面不宜占据全部篇幅。
陌生食物、导演出镜和餐馆出品
他的团队拍摄不同饮食习惯,也为出镜的《我的美食向导》寻找新形式。推荐一家店时,还要考虑出品是否稳定。
团队拍草果种植者时,记录过在山上生活一周的夫妇用竹虫、腊肉和草果做饭;也拍过基诺族人吃蚂蚁和蚂蚁卵。后者拍摄花费十几万元,但播出前黄猄蚁进入新的保护动物名录,团队最终删去了这段故事。
拍摄吃虫子的场景时,团队不会让它占据整集,而是放进食物和生活的具体故事里。例如采草果的夫妇一周才能下山,山里取得的竹虫就成为补充蛋白质的食材。
他说自己可以接受气味强烈的发酵食物,曾尝过发酵野猪肚,闻起来臭,汤却极鲜。罗永浩则对一些臭味食物难以下口。陈晓卿并不认同故意不把肥肠洗干净才有味道的说法,认为洗净后照样可以做得好吃。
陈晓卿喜欢把经过处理的肥肠做得味道浓一点;他强调,吃得惯某种气味与认同某种处理方法是两回事。罗永浩则坦率承认,自己连一些家乡人喜欢的发酵酱也不敢吃。
工作室成立后,他已把事务性管理交给合伙人;自己主要负责创作,有权提出引进导演等建议。商业平台除了收视和点击,也会考虑社会影响和奖项,但他很少亲自去领奖。
《我的美食向导》需要他自己出镜,是制片人提出的方案。团队处于瓶颈,需要变化,他认为如果自己不愿带头尝试,也难要求别人改变。节目最初想利用各地美食向导的知识,后来决定展示寻找和体验美食的过程。
出镜的提议最初让他为难。他说,一方面希望节目出现新鲜变化,另一方面又需要自己站到镜头前,做过去习惯指挥别人做的事情。
调研时,他跟一位厨师从株洲到衡东买菜。厨师对食材要求极高,买到更好的肉,甚至把先前买的送人;之后借来山顶林场的灶台做饭。陈晓卿累得在藤椅上睡了一觉,醒来饭菜已摆好,江水和山风就在眼前。他觉得那是自己吃过最奢侈的一餐。
出镜至今仍让他紧张:习惯坐在监视器前指挥的导演,会不由自主地去想机位和镜头。第二季增加了一些单机拍摄,减少他面对三台摄像机的压力;与熟悉的罗永浩一起拍摄,他也更放松。
坐在镜头前,他常下意识观察摄影机位置,甚至想指挥机位;知道合作伙伴足够可靠,也很难完全停止这种职业习惯。
陌生向导见他时也紧张,担心接不住他的话;陈晓卿本人则担心接不住对方的天津式聊天。后来双方看成片觉得自然,才知道紧张原来是双向的。
第一季剪辑时,他会删掉自己大口吞咽、打哈欠或塞牙等不够体面的镜头。拍久后,他慢慢脱敏,能接受更多真实的样子;罗永浩认为,观众或许恰恰喜欢看他被美食吸引的神情。
团队寻找推荐对象时,会筛选熟悉当地饮食的人。推荐被否决,通常因为食物过于平淡或存在不必要的争议。为避免店家认出陈晓卿后特别招待,节目也会先派不具名的工作人员去吃,了解平时的水准。
罗永浩担心知名人物被餐馆认出后得到额外照顾,节目推荐未必反映普通客人的体验。陈晓卿说,先遣工作人员会匿名试吃;即使如此,出品当天是否稳定仍无法完全保证。
罗永浩说,陈带他吃过的饭馆,有些在自己带朋友再去时表现失常。陈承认有些菜是为老板的朋友准备的“板朋菜”,也有厨师更换或出品不稳定等因素;热情推荐的人因此可能比客人更失落。
遇到朋友推荐却做得不好的餐馆,陈晓卿说自己不总讲场面话:如果对方认真求教,他会具体指出问题;如果对方过于自信,他也可能直接说还没入门。他认为,餐饮亏损的人很多,诚实提醒也是一种帮助。
书籍推荐则让两人都有负担。陈晓卿说,自己读完并真正喜欢的书,会主动手写推荐语或写序,以区别于那些难以逐一阅读的联名推荐。罗永浩也承认,忙碌时很难把收到的书都看完。
《我的美食向导》一季拍六个城市、十二集,选城市时会尽量分散地域,而不是只集中在某一片美食丰富的地区。团队认为第二季口碑更好,但在整体市场收缩时,数据持平已经算不错。
选城市时,团队希望地理分布尽量分散,避免连续集中在同一地区。天津的几家餐馆经过反复检验,陈晓卿认为出品相对稳定;罗永浩也说,其中有店值得专程再去。
在市场变化中调整美食向导
第二季减少脱离食物的长篇历史讲述,观众反馈有所改善。他仍担心行业收缩,也不确定未来如何适应短视频。
他也不确定节目是否还有下一季。短视频平台曾找过他,但他不熟悉那套方法,不确信自己能吸引短视频观众;团队仍在寻找既适应环境又保持内容质量的方式。
第二季有意减少脱离食物的大段历史讲述。陈晓卿反省,第一季希望与普通吃喝视频有所区别,却有时讲得太多:本来只需解释某段历史如何影响饮食,结果延伸成一整座城市的历史。
他举长沙为例:如果只想说明太平天国与饮食的关系,原本可以简短解释;第一季却一直讲到民国,偏离了观众眼前正在期待的食物。第二季有意收紧了这些部分。
他见过许多喜欢的老店关门或味道改变。成都有一家店的师傅只在周三做干烧鱼,两口锅分别炸鱼和炒料,鱼皮酥脆、肉嫩,吸引当地食客专程前来。朋友却提醒他,这样占用两个灶、耗费大量时间,很难靠普通草鱼的价格维持。
后来那家店所在的地方改造,陈晓卿没有再追去确认味道。对他来说,找吃的本来就会经历失望与新的惊喜;喜爱的餐馆消失会令人难过,却也是生活变化的一部分。
两人也谈到网络上“最怕倒闭的店”等流行标题。它们能引起共鸣,是因为人确实害怕失去喜欢的地方;当这种真实感被反复用于商业推广,也可能逐渐变成套路。
退休、故乡地理与那些没有浪费的时间
陈晓卿谈退休焦虑、长期未完成的故乡书稿和家族记忆。回望人生,他不愿假设重来,而相信不同阶段都有积累。
年纪渐长,他吃得比以前少了许多,通常一天只吃中午一顿;过去忙着寻找食物时,一天吃八顿也有过。工作室还在制作其他题材,包括《寻色中国》第二季。
办理退休手续时,他曾突然什么都不想做,也为未来感到慌张:自己习惯在时间的洪流里顺水而行,如果突然上岸,不知道多年练出来的手艺还能用在哪里。他想到许多纪录片同行晚年仍在工作,因此也不急着完全停下来。
有位 BBC 同行曾在年轻时听大卫·爱登堡说自己即将退休;多年后,这位同行自己已经退休,爱登堡仍在工作。陈晓卿用这个故事说明,喜欢创作的人未必会在法定年龄后立刻停下。
写了二十年仍未完成的《故乡地理》,是他觉得需要继续做的一件事。他每次重看旧稿都想修改:如今扫墓时看见亲人毫不掩饰地向逝者诉说心事,更能体会亲情的力量。
他每年清明去爷爷墓前,看到姑姑和堂兄等人自然地讲述身体疼痛、孩子工作等担忧,希望逝者保佑。这样的场景让他重新理解家族叙事,不再只想用年轻时的玩笑或尖锐方式写亲人。
他希望将来的书既接近真实又温暖。年轻时写到家族争执,可能为了痛快或制造效果说得太重;亲人看见后问他为什么要写。他觉得,如果当年仓促出版,今天可能会为伤害别人而后悔。罗永浩笑说,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拖稿理由。
被问到如果重来是否仍愿意做十四年美食纪录片,陈晓卿拒绝假设。他说自己 2002 年就开始积累相关经验,许多看似绕路的日子并未浪费;将来仍可能借美食讲更多不同的故事。
他回想考学失意、初到大学格格不入的低谷,认为这些经历也积攒了继续往前的力量。罗永浩由此重新理解这位老朋友:陈晓卿接受许多外部安排,但每次都认真把眼前的事做好,也在过程中逐渐改变了自己的方向。
节目的最后,陈晓卿推荐纪录片导演陆庆屹和历史学者罗新作为潜在嘉宾。两位相识多年的朋友说,平时聚餐有许多人一起聊天,已经很久没有这样连续几个小时谈彼此的成长和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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